金庸，一捆矛盾
[size=3]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size][size=3] ——狄德罗 [/size][size=3]上乘的艺术家，内心总是寂寞的，个性总是复杂的，感情总是内蕴的。……金庸和查先生是矛盾的杰出人物。[/size]
[size=3] ——董桥《为天龙八部所见》[/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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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 每次从电视或图片中看到似乎总在微笑、“满面佛光”的查良镛先生，我总是困惑：这位查先生，当真快乐吗？
揆情度理，似乎再没有比查良镛先生更不具备不快乐资格的人了。
金庸的大半生功成名就、花团锦簇，近乎传奇。他名满天下，闻达于诸侯乃至海峡两岸最高当局；富甲文苑，其财富较诸李嘉诚、郭炳湘等工商巨头或不足道，而在一干“爬格子”的文人中却是自古及今，一人而已。比之欧、美、日畅销书作家的收入亦未遑多让。
金庸，于著述治学与经商办报两途均有绝大的成就。在香江一隅之地固然是大人物，却也是全球华人圈中的大人物。似乎真的象令狐冲之吹捧盈盈：得尽了天下好处。
“九七”之前，有人猜度金庸颇有意于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职位，金庸起而辟谣：“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金庸的名与利相信都不会差过港督。今日全世界知道金庸的，会多过知道不论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之后，恐怕相差更远吧？”话说得很大，却非骄狂。
尤属难能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日益得到文苑推重，自林野而臻庙堂，金庸的文学成就亦渐为学界所公认。
当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分别完成他们最伟大的作品时，小说与戏剧完全不具备今日的正统地位，他们生前名气或许很大，但在当时的文坛及整个社会上不被看重，被认为只是一些些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同样从事于被其时代认为“未入流”的文学品类的创作，而能及身见到自己的作品的经典化，金庸几乎是中外古今第一人。
法兰西的金庸要等到逝后一百三十年才获得入祀巴黎先贤祠的荣誉，中国的大仲马则身名俱泰，入牛津、剑桥为院士，入北大为名誉教授，入浙大为文学院院长，而且他得到了杨联陞、许倬云、余英时、王浩、柳存仁、牟宗三、陈世骧、夏济安、张五常、何清涟、章培恒、冯其庸、宗璞、严家炎、钱理群、刘再复、陈省身、莫言、贾平凹、杨振宁等中华文化圈最高层级学人的几乎一致的推许，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更称道“金庸小说已经是百节疏通，万窍玲珑”。[/size]
[size=3] 虽间有鄢烈山、王朔等人起而鼓噪，却正如蚍蜉撼树，无如金庸的“大师”地位事实上早经确定，难以撼移。[/size]
[size=3] 金庸无疑是极其幸运的一个人。
但每次从电视或图片中看到似乎总在微笑、“满面佛光”的金庸，我总是想问一声：查先生，你真的快乐吗？[/size]
[size=3] 这个问题势必牵涉到后期金庸皈依佛法之事。
当代文人中最擅长四面树敌、不给人留一点面子的是李敖。金庸表白：“自从儿子去世后，自己精研佛学，已成为虔诚的佛教徒”，李敖的反应是：“佛经里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财产在身边，又说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巨额家产呢？”金庸无言以答。
李敖的解释是：“金庸的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
除去“伪善”的讥评外，我非常赞同李敖的观点：金庸不是也难能成为一个虔诚纯正的佛教徒。
论及传统文化对金庸的影响，人们往往过分重视他前期的‘崇儒’和后来的‘入佛’倾向。我倒分明感觉：与金庸天性最接近的反而是三教中最不被重视的道家思想。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曾同时谈及儒、释、道三家：，他认为“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十分伟大，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也崇高之至”。可惜“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是做不到的”，然后金庸就大谈“中国传统的处世之道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出发点可以说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是十分高明的自私自利。一个人能克制欲望，能够知足，能够适可而止，做事不太过分，就不会受到羞辱，不会垮台，倒也合乎自私自利的原则，终究对己对人都大有好处。”（见于《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66页）——金庸对儒家与佛家思想都不乏敬意，但却自知‘做不到’，能做到的是道家、老子的训诫。
林语堂说的就不仅是哪一个人了，他认为“中国人民出于天性的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土吾民》）
假设不曾自幼接受时代书香的儒学熏陶，假设金庸一生未读佛经，那么“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夫子老二”和释迦文佛的学说与金庸不会有任何干系。但我敢断言：就算生于火星，就算金庸如令狐冲几乎从来不读书，就算他与老庄思想从未有过接触，金庸仍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金庸老友董千里先生谓：“我在金庸的作品中和谈话中体会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道家思想的“同路人”。
“天生的隐士”一词是金庸对笔下人物令狐冲的考语，我们正可请君入瓮，将它套用到金庸本人头上。
此一臆测应从以下事实得以证明：少年金庸两次因放言无忌而遭学校开除的经历；他对于“放下无求自在”的一贯追求；他“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的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探求一个灿烂世纪》）的自我认知；他对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种“高明的自私自利”的推崇；《明报》事业在他手中三十年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立场……
金庸自称“我的权力欲很淡泊,我觉得‘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他又在为吴霭仪《金庸小说中的男子》所作序言中大书直抒：“‘且自逍遥没人管’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
金庸至为崇仰的历史人物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的范蠡与张良，金庸的毅然退出《明报》也与范、张的行事风格相近，体现了道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人生理想。
金庸笔下最有光彩的人物，除个别例外，多染有浓重的道家色彩，如令狐冲、黄药师、郭襄、风清扬、杨过、张三丰、周伯通、任盈盈、何足道、韦小宝、石破天、张无忌诸人莫不如此。金庸对这些人的共同概括为“大吵大闹一通后飘然而去”。
《金庸作品集》中所杜撰的种种神奇武功，从陈家洛的参悟“庖丁解牛”到后来的“空明拳”、“九阴真经”、“黯然销魂掌”、“乾坤大挪移”、“北冥神功”、“吸星大法”、“孤独九剑”甚至“葵花宝典”，其灵感也无不源于道家典籍。
金庸难能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他是“杂家”，其思想与性情的底色则为道家，前期浸淫于儒学久，后期沉潜于佛学深，如斯而已。
金庸身上的道家特质出于天性，而非后天被动的接受、信从。我相信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主要得自先天生成，而非后天的环境影响。这一点在中国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及西方的“星座”、“血型”等“迷信思想”中均有所体现。近来更有“基因破译”的科学理论以为验证。（附记：金庸一直因‘吝啬’为人所讥，而2007年以色列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吝啬与否，是某种基因决定的。）在《韦小宝这小家伙》文中，金庸谈到：“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秉受同样遗传，在同样的环境中成长，即使在幼小之时，性格已有极大分别。”
金庸将令狐冲称为“隐士”，并且称为“天生的隐士”（《笑傲江湖·后记》）
《世说新语》记王衍品藻山涛：“此人初不肯以（清）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似乎也在以‘佛教徒’自居。然而世人眼中的东坡总是与释家远，而与道家近；与佛陀疏，而与老庄亲。他自陈初读《庄子》的感受：“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刘熙载更认定苏轼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艺概·诗概》）
山涛与苏轼都不是被动地接受庄子学说，而是与庄周的精神契合，是睽隔千载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苏轼与金庸后天都受有相当程度的儒学与佛学影响，但他们“自由人”的本性无从更改，其主流与底色仍为道家。
他们是道家思想的“同路人”而非“追随者”。
苏轼更亲近庄子而金庸更接近老子。
古人云：“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既将金庸定位为“天生的隐士”，那么他算哪一种呢？都有些仿佛，又都不是。其实金庸是隐于佛，刻薄点说，就像鸵鸟之埋首沙丘，金庸是将破碎甚至绝望的灵魂栖隐于释迦的寂灭之说，寻求逃避与解脱。
欧阳修在《释秘演诗集序》中说：“曼卿隐于酒，而秘演隐于浮屠”，栖息于佛学的隐士，古已有之。
概括言之，金庸既是功名之士，兼具隐逸之心；既入世，又出世；其行为入世，而精神出世。如朱光潜先生所言：以出世精神来做入世事业。
金庸“皈依佛法”之后，并不曾减少更没有放弃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干预。相反地，介入层面更广而干预程度转深。从他的立身处事上也看不出太多“四大皆空”的觉悟，而分明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态度。
倡言放弃一切作为的是庄子，老子则否。对《道德经》中“无为而无不为”一语历来有不同解读，我的理解是：之所以“无为”正是为了“无不为”，这种解释至少用在金庸身上未见失当。林语堂对《老子的智慧》径以‘老猾’评之，对金庸一生尤其是后半生的作为，除‘老猾’二字外，我找不到更好的概括。
金庸在为《吴清源传》所作序言中，提到几个自己崇仰的人物：“以大智大慧而论，我最敬仰的自然是释迦牟尼；以人情通达而论，则最佩服老子……”，林语堂言老子‘老猾’，金庸看老子“人情通达”，这两个词汇的意涵，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金庸先提到佛陀，而后才论到老子。似乎前者对他更重要。但，‘大智大慧’对金庸的影响，体现在纯粹精神层面的哲理思索上。而‘人情通达’，则落实到了金庸的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的各方面。哪一个更紧要，识者宜可深长思之。
与其说金庸近于佛，勿宁说更近于道；与其说金庸近于庄，勿宁说更近于老。
鲁迅知堂兄弟皆认为国人思想的根柢乃是道教（家），而金庸身上具有中国文人的典型性格。他的一切优点与缺点几乎都是‘完全中国’的。梁羽生乃以‘洋才子’目之，尤属皮相之见。
金庸的本性是自由主义者，是隐士，无奈当今之世久无桃源南山可供归隐。今日此地要获自由，则鱼与熊掌必须兼得，金钱与书籍不可或缺。财产、地位可使金庸获得行动上的自由，“且自逍遥没人管”的自由；而佛经及其他典籍则可使金庸获得心灵上的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的金庸，一方面精研佛学，另一方面却又坐拥数十亿家产，出现于各种场合，参加各种活动，发表各种见解，乐此不疲……
金庸的“隐于浮屠”，无从证实其“虔诚佛教徒”的自我认知。入佛仅是一种手段与凭籍，仍无损于金庸的“隐士”本色，同时也就难逃李敖的“伪善”之讥了。
问题是：别人也倒罢了，金庸有什么资格不快乐以至于要从佛学中寻求逃避解脱？
吾人尝试论之：
第一，金庸有着极为深彻的人伦隐痛。
“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是在抗日时被日本人间接害死的”（见金庸与池田《对谈录》）。其母因“战时缺乏医药照料而死”。《书剑》中陈家洛吊祭之母一节，情意真切，应有作者本人的情感投注。其弟死因金庸不曾细说，十几岁的少年遽而夭亡，诚堪痛惜。
1950年查枢卿先生被国家政权以“反动地主”的罪名枪决，后虽予以平反并致歉于金庸，无补于人子的惨痛。“倚天”中的张三丰临摹《丧乱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罹荼毒追惟酷甚”时书空咄咄，忽忽如狂。王羲之、张三丰那“字作丧乱意彷徨”的心境，金庸也曾身历。
1976年，金庸长子查传侠以十九岁的英年自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庸“伤心得几乎自己也跟着自杀。”四个月后金庸为《倚天》写出《后记》；“……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
金庸于丧父、丧子之时都曾痛哭几日几夜。他曾多次表示对处决老父的那个政权并无恨意。我相信金庸于此并无诳语。然而有没有恨意是一回事，有没有痛苦则是别一回事——有时仇恨且有助于消解痛苦。
金庸极重亲情，却接连遭逢丧母、丧弟、丧父、丧子且均非自然死亡的惨祸，心中凄苦莫可言喻，中心藏之，又何日忘之！
第二，金庸内心的痛苦有来自地域文化的影响。
在提及近世海宁乡贤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时，金庸写道：“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书剑·后记》）
这分明是金庸的夫子自道。能如此深入地体认海宁人物的共同禀性是因为金庸“心有戚戚”而致同病相怜。
金庸与王、蒋、徐诸先生不同程度地拥有源自海宁潮的天性与禀赋。他与蒋百里、徐志摩且有相当深的血脉关联。金庸称蒋百里的女公子蒋英为表姐，而志摩之姑正是金庸之母。
尤其可注意的是：三（四？）个人身上都有某种厌世轻生的倾向。蒋百里于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内开枪自杀获救；王静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自沉于昆明湖；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但此前情绪极其消沉，多次发出类似“这魂魄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的哀鸣。我也曾于《连城诀》读到一个对人性绝望到近乎崩溃的灵魂。金庸并坦承查传侠自杀后自己曾有过从亡儿于地下的心念。
沈西城谈到：“一个作家做到金庸的地步，可谓苦乐兼尝。他一方面享受成功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又受着精神压力煎熬的苦处，正是茫茫然不知所措。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便是受尽这种心情的煎熬而踏上自毁之路的。金庸比川端康成聪明得多，在事业上，他有《明报》，让他享受成功的果实，在精神上，他籍自潜修佛经和围棋来得到解决，所以他能超脱，不会有任何困扰。”
‘不会有任何困扰’？不见得罢！不过金庸确实从佛学中获得了心理平衡与精神寄托：“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探寻一个灿烂世纪》）
第三，金庸有非常惨淡的家国情怀。
百年前的倭仁，徐桐犹能自慰：虽不及欧美富庶雄强，要论道德文章，中国终是天下第一。这种论调到了王国维、陈寅恪一辈就已经很难自欺了。再到金庸、高阳一代，答案久已彰明昭著地摆在那里：国势不强，这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甚或被认为毫无价值。
高阳生平至感遗憾的是：没有学好英文，不能将己作亲手移译而使欧美人士亦得见识高阳小说写得如何之好。
金庸、高阳的文学成就未必逊色于欧美名家，而文人著述总切望得到更大范围、更多人的欣赏，这都事属寻常。
不寻常的是：当北海太守孔融被困于黄巾贼迫不得已向刘备求援时，至感荣宠的反而是被求助的一方：“孔北海亦知世间有刘备耶？”（《后汉书》），至于吾家玄德公久闻海内大名士孔融其人，则属题中应有之义，毫不稀奇。
盖孔融，刘备二人在当时的位望、势力相差悬殊，远不相侔也。
没有一个欧美作家抱憾因不曾掌握中文而失去十三亿可能的读者。以欧美之雄强，其文苑艺界诸名家亦必为举世所瞩目。其作品自有各东方民族最优秀的学人译者争相绍介。
高阳此念、此语，充分表露了处身于一个世界二、三流强国（陈寅恪所称‘非驴非马之国’），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化人的尴尬与窘困。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其缘由人言言殊，众说纷纭。陈寅恪则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王国维无力承受这种痛苦，终致率尔自戕。
金庸像他的海宁前辈王国维一样，身罹此痛。相较于此一痛苦，其他各种苦难颇减份量，如此消除此一痛苦，一切牺牲在所不计，在所不惜。
只要金庸能使自己相信造成父亲死亡的那一势力同时有助于中国的复兴和传统文化的重光，他是能够相对平和地承受、处理此事的。因此在其父遇害后金庸“很悲伤，但没有怀恨在心”。为了及身见到民族的复兴、文化的重光，金庸当然不会亲手把老父送上祭坛，但事情已经发生了，金庸诱使自己相信：这是民族复兴路上必需付出的代价之一。至于他近来所发“新闻记者应向军队学习”的惊人之论就不难理解了，只要能促成国家强大，牺牲一些些新闻自由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记者学军”于国家有何裨益正可商榷，金庸那份对神州故国及传统文化的强烈归属感和炽热恋情委实可敬可悯。
金庸晚年言行可议处正多，但如傅国涌那样，将金庸的做法完全解释作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精确算计，未免有失公允。虽不能排除讨好当权者的用心，金庸所言所行多是受心中民族情绪控制，甚至有几分身不由己。
只是金庸对国家强大的热望近于偏执，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近乎狂热，从佛教的本初教义而言，总是“有所执”罢？
下面我尝试推想金庸这份家国情怀之来影去踪：金庸生于1924年，其时蒋的北伐军已如箭在弦，不数年便削平群雄，中国复归一统。1928-1937年，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中国发展速度应属难得。无奈倭贼不欲坐见华胄的壮盛，悍然西侵，八年苦战，与美国协同作战，虽取得了百年来国际战争的第一次胜利，赤县神州却已是“残山剩水无态度”，国穷民困，“惨胜”而已。加以国民政府措置失宜，贪腐横行，民不聊生。少年查良镛面对国事蜩螗，国运不张，且身经丧乱，满目兴亡，谅必忧心如捣，有何快乐可言？
其后国共内战，中共开国，一时确有除旧布新，发愤为雄的气象。金庸感叹：“我国自唐汉以来，直到今日才有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其时心中正有无穷热望，并曾北上入京试图以自己的国际法知识为新朝效力，虽铩羽而归，亦无怨悔。无奈其后种种倒行逆施纷至，金庸除了创办《明报月刊》，在“破四旧”的喧哗与骚动中“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之外，虽心忧故国，却完全无能为力。
皈依佛法，此正其时。
第四，金庸身上有太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调和，心中太多无力解决的冲突仍待解决。
古来文人就没有不矛盾的，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如此繁杂而剧烈的矛盾冲突如金庸者，仍属罕见，一旦从金庸身上发现某一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我们立刻可以找到与此正相反的性格、思想也正存在于此人身上，且难分轩轾。
金庸其人既有恢廓大度的一面，又有睚眦必报的一面；既有向崇高人格理想的践履，又不乏庸人气息；既是“世故老人”，却又童心未泯；既乐天知命，又悲观厌世；既尊尚文化，又政治本位；既矫矫不群昂首天外，又不免对大政客的英雄崇拜；既崇尚自我，又强调群体；既道学气十足，又时而放浪形骸；对名利既趋之若鹜，又似避之唯恐不及；既是功名之士，又具隐逸之心……
金庸内心满是困扰：儒、释、道三家的莫衷一是；从商、论政、治学、述侠的轻重权衡；希望与绝望的瞬息更变；色与空的迷茫莫辨；“可爱”与“可信”间的依违不决；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忠与孝的两难；神与魔的对垒；天人交战……，一时间金庸分明已达到接近鲁迅的思想高度，随即又退回到离辜鸿铭老先生不到五十米的地步。
金庸如身中“玄冥神掌”的张无忌，一阴一阳，一冰一炭集于查氏一身，当此境遇，欲求心魂的自在无碍，戛戛乎其难哉！ [/size]
[size=3] 王国维自沉之后，吴宓深有枨触，在与陈寅恪的谈话中，提出了“二马之喻”：两条处世之道，或积极入世谋求功利，或怀抱理想恬然退隐。如果硬要二者兼得，就如同二马并驰，两只脚分别踏在它们背上，勉强要求它们并驰一途。然如果控制不当，则二马分途而奔，自身必将受车裂之刑矣。[/size]
[size=3] 既‘入世’，又‘出世’，金庸亦然。金庸如何控驭‘出世’与‘入世’两匹烈马？我想，他倚靠的就是佛学。
金庸的小说，不是金庸的自传；郭靖、令狐冲、杨过、段誉、陈家洛等人，当然也不等于金庸本人，但这几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金庸性格、个性中某一方面的特点。金庸的复杂、矛盾成就了他笔下人物的奇情壮彩，作品的瑰丽变幻而不可测，同时却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大苦恼。 [/size]
[size=3] 佛陀于是入于金庸之心。
金庸于是入佛。 [/size]
[size=3] 金庸在十数年间写出了十五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江山》到《鹿鼎记》，完成一个轮回：[/size]
[size=3] 始于书剑飘零、指点江山；终于逐鹿问鼎、一争天下。 [/size]
[size=3] 始于乾隆的少不更事，终于康熙的老谋深算；[/size]
[size=3] 始于红花会，终于天地会；[/size]
[size=3] 始于满汉之争，终于满汉全席；[/size]
[size=3] 始于（手法百变之）“百花错拳”，终于（足蹑百花之）‘神行百变’；[/size]
[size=3] 始于天山，终于鹿鼎山；[/size]
[size=3] 始于残缺的英雄，终于完美的流氓；[/size]
[size=3] 始于查良镛自撰联语为回目，返祖为取查慎行的诗联为回目；[/size]
[size=3] 始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忧郁，终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强自宽解；[/size]
[size=3] 始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终于唐伯虎坐拥七美的坦然；[/size]
[size=3] 始于万隆会议开幕的序曲，终于“文化大革命”的尾声；[/size]
[size=3] 始于书、剑，终于鹿、鼎；[/size]
[size=3] 始以江山，终以天下；[/size]
[size=3] …… …… ……
此中因缘，殊不可解。
2006年8月， 改定旧稿[/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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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补记：[/size]
[size=3] 近读杨兴安《金庸小说十谈》，其第二‘谈’，题为《莫大先生伤心潇洒——谈高人抑郁》。杨先生说：“我爱《谈高人抑郁》，因有金庸影子，感其人亦有抑郁也。” [/size]
[size=3] 我向来感觉金庸不是表面看去那样开心快乐，其人有相当悲观的一面。这种感觉，是我从他的文字中读到的。[/size]
[size=3] 杨兴安先生曾给金庸当过三年秘书。‘（金庸）其人亦有抑郁’，杨先生对金庸的此一认识，就不仅如我是从作品中读出，并且得力于对金庸的近距离观察。因此，似更具说服力。[/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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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 2009、5、9
[/size] 童心未泯查良镛，奇境漫游侠客行
（石破天）又向东行。他无牵无挂，任意漫游……
——《侠客行·第十二回·两块铜牌》
一
“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者，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缺陷”，是艾未未给自己预定的墓志铭。不特艾氏，多数艺术家、文学家，多少都有点‘人格分裂’。
歌德说：“我的胸中居住着两个灵魂，他们总想要彼此分离。”
有人指出英国思想家霭里斯“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话被周作人多次引用，周作人本人则认为自己的行为思想多由身上的‘绅士鬼’与‘流氓鬼’操纵。
弗洛伊德认为：“托斯陀耶夫斯基丰富的人格也许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神经症患者、道德家和罪人。”
金庸这个人，典型地、经典地具有‘性格多重性’。
极复杂，又极其矛盾的一个人。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其性格，是太冒险的事。每个跟‘性格’有关的词汇，用到金庸身上，鲜有不合适的，并且把这一词汇的反义词再‘还施彼身’，同样甚至更加合适。
林语堂《八十自述》自称“我是一捆矛盾”。我最早看这本书时，就非常喜欢这话，后来读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90年写的《中国人的特质》一书，才知道这话的原创权不属语堂先生，而是明恩普，明恩普说的也不是哪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指向全体，“中国人，是一捆矛盾。”
金庸是典型的中国人，金庸是“一捆矛盾”。并且金庸的这捆，比语堂先生的那捆，只怕更为粗宽长大。
金庸髫龄即洞悉其父做生意的不精明，十五岁编写出版《献给初中投考者》，行销数省，因之我说“幼年的金庸宛似‘天山童姥’：童稚的躯体包藏一颗世故沧桑的心。”，实则，金庸身上还有‘天真、顽童’的一面，到老，也没改变。因为金庸商业上的成功，人们往往注目于他的精明世故，而忽视其天真、朴拙。一个通身精明世故的人，不会费尽心机去刻画石破天、虚竹、狄云、周伯通、李文秀这类毫无心机之人的。
并不是每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都会考虑到写一本书指导小学生如何考入初中自己从中赚取钞票，也不是每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都会因为对学校训育主任的奴化教育不满而在壁报上撰文把主任比喻成‘眼睛蛇’的。第一件事金庸是1939年做成的，第二件事则是他1940年的丑恶历史。第一年，他是世故老人，第二年，又成了黄口小儿。好玩吧？
这张自发的大字报，最能表现少年金庸的勇气与狂气，更多是‘傻气’。金庸晚年追忆此事，没有把自己拔高成‘素质教育’的先行者，而是坦言“只是少年人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
太幼稚，太不成熟!说话办事不计后果，小孩子才优为之。1985年，龙应台眼中的台湾大学生是这样的：“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至于大陆学生，他方面素质是否优于台湾学生，我不深知，但在‘懂事、老实、听话’方面绝对比台湾学生优胜，称得起是少年老成。
金庸这篇大字报，题目叫做《阿丽丝漫游记》，明显是模仿了英国作家卡洛尔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金庸所读《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按时间推测多半是赵元任先生的译本，扉页上赵先生录有《孟子》名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晚年金庸，世故滑头得很，但在某些方面，却也‘不失其赤子之心’。
对于央视版《笑傲江湖》和评点本《金庸作品集》，金庸开初都是赞赏备至，过了不几日，又贬到一无是处，整件事金庸接近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实在大失风度，更谈不到精明。我们可以将此事解释为金庸利令智昏（傅国涌就是这样看的），不过我总感觉：说话不负责任，几分钟之前说的话，过一会儿就不记得了并且认定别人会像他一样不记得，这，是儿童的特权与特长。
记得傅国涌《金庸传》甫出，金庸老大不高兴，声言：如再写小说，傅国涌必被写成反派坏蛋脚色（大意），我当时看了这则报道，直笑。
当年魏收奉旨著作史书，掌握了对时人及其父祖辈臧否论断的话语霸权，不免气焰高张：“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这倒与金庸的说法有三分相似，不过魏收的话，说给他人听，意在威胁恫吓，金庸此言，更多说给自己听，聊以自我安慰。少有魏收那种嚣张、恶毒，更多的是自欺和无奈。“《鹿鼎记》是我最后一部小说”，这话，有人是不信的，难道金庸本人，也不相信？
记得我们小时候受人欺负报复无门时才会设想：在墙上写‘张小强是王八蛋大坏蛋’（即聂绀弩诗“儿童涂壁书王八”意也），或者在梦里想法子干掉他……
“我在浙江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人家说我学问不好，不够做院长。别人指责我，我不能反驳，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自己的学问。我向浙大请了假，来这里读书。”，这分明是赌气，在愤怒之外，听口气，看（访谈时）神态，有些个童趣盎然。
金庸在他的后期小说中，已经分明注意到了人性的极端复杂，书中人物，已非忠奸分明、好坏判然。但一直到晚年，提到现实中某位令他不爽的人物，“他是一个坏人”这样的话仍是常常脱口而出，心态与口吻，都很童稚化。
二
1992年，法兰西政府为金庸颁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法国驻香港总领事在赞词中称誉金庸为‘中国的大仲马'。金庸为此“感到十分欣喜”：“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以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
大仲马声称：“历史是什么？就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这一态度，事实上为金庸所继承。“《三剑客》教了我怎样活用历史故事”，金庸与大仲马的故事总是与历史参合一处，他们所虚构的人物又和历史人物沆瀣一气，共同促成历史的巨大变故，可谓“贪天之功”，流风所及，虚构与历史也就混淆莫辨了。亦舒《胭脂》中的小女生陶陶对母亲讲说圆明三园的来历“玄烨——这便是康熙，鹿鼎记中小桂子的好友小玄子…”，小丫头对康熙大帝如此熟稔亲切，在在皆拜金庸之赐也。
从第一部作品《书剑》始，金庸几乎所有作品都有明确的时代印记。唯二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与《侠客行》。让金庸克制自己的‘历史癖’，抛开历史背景来建构自己的武侠故事，想来是一件蛮痛苦的事。而《笑》《侠》二书居然没有历史年代，总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在。
那是因为：《笑傲江湖》是寓言。而《侠客行》，是童话。
《笑傲江湖》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中国自古“真理自上而下”，不管用过何种卑鄙龌龊手段，一个人只要掌握了权力，也就掌握了真理，同时成为了道德的化身，可以对贱民进行教化训育。《笑傲》则把这种政治、政客的真实嘴脸刻画入微，在读者面前呈现。令人警醒“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 。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笑傲。后记〉），小说描写的时间跨度当然不会“上下三千年”，而是采解剖麻雀方式，从历史政治取一横断面来加以剖析、刻画，金庸自称：“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童话故事多数发生在一个模糊的“很久很久以前”，如果坐实小红帽出生于 1621年7月23日而美人鱼进化为人发生在公元前250年，这，毕竟是可笑的。
“阿绣嘻嘻一笑，说道：‘金乌派，嘿，金乌派！奶奶倒像是小孩儿一般。’”（三联版288页），‘年高德劭’的史小翠固然孩子气十足，说这话的阿绣本身就是一个16岁的孩子，其他人物，石中玉狡童，石破天懵懂，张三李四盲动，‘不三’‘不四’胡弄，‘丁丁当当’？名字就很卡通，连书中的两位宗师级人物白自在、谢烟客，也尽显摇曳多姿，天真烂漫……
金庸每部小说都安排有福斯塔夫类型人物插科打诨，用以调节气氛，但对这么多大小孩子进行如此大规模总动员的，金庸出品，唯《侠客行》。
《侠客行》人物的平均智商比金庸其他小说人物，低出13点要多。书中最工心计的贝海石其拿手之作也无非让石中玉充任帮主等着到侠客岛送死，这点伎俩拿到任我行、岳不群、戚长发等人面前，真正小儿科，不值一笑。
‘摩天居士’谢烟客，其绝技为‘弹指神通’，这一形象，与‘东邪’黄药师应当稍有精神血脉关联。黄、谢立身都在正邪之间，都视道德规范如无物，都孤傲绝人，都受过爱徒的欺诓……谢的‘弹指神通’比黄的‘弹指神通’，功力相差无几，但黄老邪在诗词歌赋、诸子百家、医卜星象、音乐厨艺……方面的造诣，谢居士完全不具备。
难道说谢烟客是童话版、卡通化的黄药师？
白自在、任我行、丁春秋、洪安通这几个角色在现实中的原型，差不多。都体现了一种‘致命的自负’，面对属下的崇拜歌颂都有一种‘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宽广胸怀，但，威德先生比余子更可爱，在于他没有政治野心征服欲望，白自在更像是一个渴望被表扬被认可，得不到就乱发脾气、破坏性极强的坏小孩。
白自在毕竟也曾杀戮无辜，可他当时脑子有病！按照文明社会的通则，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不负刑事责任，只要能让陪审团相信罪犯脑子有病，枪击美国总统（里根），不也照样被无罪释放？
《侠客行》中多有杀戮之事，但我感觉不出浓重的血腥气。《侠客行》比金庸其他作品更明显是作者讲述的一个好玩故事，不是真的。小红帽和外婆给大灰狼吃掉也无妨，剪开狼腹，祖孙二人毫发无损。我读《侠客行》跟读这个童话的体验，不差许多。
写作《侠客行》的金庸，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更纯净，更朴拙，以童心观照世界。
“此时日光尚未照到，林中弥漫着一片薄雾，瞧出来朦朦胧胧地，树上、草上、阿绣身上、脸上，似乎都蒙着一层轻纱”（三联版281页）这段话最堪概括全书氛围。
1998年，在科罗拉多大学主办的金庸作品研讨会上，金庸即席发言：“在希腊悲剧中，表演者常带面具，与中国京剧的脸谱差不多，脸上的表情看不清了，而幕后或舞台旁又有大合唱，唱的时候台上的对话暂时停止了，这就使观众和表演者拉开了距离。这一距离令观众意识到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故事，它与现实并不相等。”金庸认为武侠小说也有这一特点：“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与面具、大合唱的审美作用相似，它使读者意识到书中展开的是一个故事，与现实生活不同。”
所有武侠作品皆具此一特点，而《侠客行》，至为明显。
石破天这一人物，其天真处甚至令人追忆整个人类的童年时代。《庄子·应帝王》：“倏与忽（二人）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或许：石破天就是那天真未凿时的“混沌”？
最后，只有这个混小子破解了〈侠客行〉密码，得通大道，金庸在〈后记〉中以佛学解释：“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都极力破斥烦琐的名相戏论，认为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其实用道家思想也解释得通：“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小孩子，最柔弱，所以最有力；最缺少知识，因此智慧具足。
一个完全不通世务的文盲居然破解了《侠客行》猜想，满腹经纶的大师们皓首穷经却茫无所得，老子的解释是：“少则得，多则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三
《大英百科全书》看《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把‘荒唐文学’提到了最高水平”，而武侠小说的罪状之一就是‘荒唐’。〈侠客行〉则“更向荒唐演大荒”，使武侠与童话沆瀣一气，绝对是武侠小说中的异类，以前没有，以后？永不再有。
赵元任先生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序言中指出：“这是一部纯艺术的妙在‘不通’的‘笑话书’，是一部“哲学的和论理学的参考书”。
《侠客行》情节安排上的漏洞奇多，不通不通，然而你要把它当童话书看，不通也通。
《侠》书亦不乏哲思：“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
《侠客行》尤其是一本妙在‘不通’的‘笑话书’。金庸极具幽默感，每部书都有好玩好笑情节，不过也有为搞笑而搞笑的问题在，未免流于油滑。《侠客行》的幽默好玩则是神完气足，且贯串全书。
爱丽丝的两次‘奇遇’，第一次从‘掉进兔子洞’展开，第二次‘奇遇’的开篇则是爱丽丝遁入镜子，进到了‘镜子里面的房子’；《侠客行》主人公也曾遭逢两次奇遇，第一次‘狗杂种’与养母、黄狗失散，来在了软红十丈里，始与人间世接头，变成了‘小乞丐’。第二次奇遇，‘小乞丐’在谢烟客的祝福下，像神棍洪秀全一样，长时期发高烧，退烧之后，洪秀全摇身一变，成了主耶稣的二弟；而‘小乞丐’，脱胎换骨，成了‘长乐帮’帮主‘石破天’。
小说全部情节，皆由这两次‘奇遇’（或称‘错位’）肇始，着力描写主人公初入红尘‘与世界接轨’的种种不适应、‘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凿枘难合、‘童心’与‘机心’的龃龉倒错……石破天临渊履薄、战战兢兢，每句话每件事都说得做得严肃认真无比，而达到的效果，则是错乱梯突滑稽无比。
金庸写武侠，目的在于‘自娱娱人’，归结到《侠客行》，‘自娱’成分想必更多些，遥想金庸65年，蘸得笔酣墨饱，写来酣畅淋漓，不亦乐乎？不亦快哉！
作为‘武侠小说’，《侠客行》不是最佳，不够铁马金戈、惊险刺激；把《侠客行》当小说读，它绝对是第一流，别开生面，妙趣天成。其价值，至今未获应有的重视。
四
《爱丽丝游记》的写作风格，是金庸喜欢的路数，此书又是金庸童年所读，记忆深刻，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总有影响。
不过，我前面把《侠》《爱》放到一起评说，绝对不是要证明‘金庸写《侠客行》时曾不断地翻读《爱丽丝》，照猫画虎而成’，无非以《爱丽丝》为参照物，试图阐明《侠客行》带有明显的儿童文学特质。
不过，我总怀疑现存《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并非全本，有一个章节佚失了，幸好书中一首诗透露出些微消息，助我追觅到蛛丝马迹：
“本来都是梦里游，
梦里开心梦里愁，
梦里岁月梦里流。
顺着流水跟着过——
恋着斜阳看着落——
人生如梦真不错。”（赵元任译）
诗中梦里，爱丽丝到过一个地方，有流水、有斜阳，而我们分明记得‘桃花岛’上，潮水怒生，日影昏黄，有诗（联）为证：“桃花影里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
据此，我推断《爱丽丝》的一个章节佚失了：小顽童爱丽丝曾经‘梦游’至南宋年间的桃花岛，邂逅老顽童周伯通，意气相投，向他传授了伟大的武学原理‘双手互搏’！
谓予不信？试将二人的传记《漫游奇境记》《射雕英雄传》对照一下，就清楚了：
“有时候，她（爱丽丝）严厉责骂自己，把自己都骂哭了。有一次，她一个人代表两方打一局槌球，因为自己捣鬼，她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这个奇怪的小孩，特别喜欢装成两个人”。
“周伯通道：‘我在桃花岛上耗了一十五年……苦在没人拆招，只好左手和右手打架。’郭靖奇道：‘左手怎能和右手打架？’周伯通道：‘我假装右手是黄老邪，左手是老顽童。右手一掌打过去，左手拆开之后还了一拳，就这样打了起来。’”
金庸要塑造一个‘老顽童’形象，首先要揣摩、把握儿童心理，自己童年的阅读体验立马鲜活起来……
周伯通‘双手互搏’，必有‘爱丽丝漫游’的身影在。
儿童有儿童的寂寞孤独，罗大佑歌中的‘童年’：“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爱丽丝、周伯通则把自己幻化成两个人，自问自答、共同嬉戏、相互取暖。
五
表面看，〈侠客行〉与〈连城诀〉风格相近，而其精神内核截然相反。〈侠客行〉以童心观照世界，温馨童趣，〈连城诀〉却像发自一个阅尽世态对人性彻底绝望的老人的哀鸣。
“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侠客行·后记〉），莎剧中‘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题材’的，好像是〈第十二夜〉和〈错误的喜剧〉，轻倩松快，风格与〈侠客行〉接近。〈连城诀〉则像〈雅典的泰门〉，恨世、荒凉、绝望。当时金庸心境如此恶劣，与刚过去的那场中国亘古未有的大饥荒，不能无关。
〈连城诀〉作于1963年，比〈侠客行〉早两年。两年间先后写出如此不同的两部作品，这个人，太复杂，太矛盾。
六
金庸有两部小说留有不确定的结局。《雪山飞狐》那一刀要不要砍下去确实难以决断，至于《侠客行》“石破天自是更加一片迷茫：‘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梅芳姑既然自尽，这许许多多疑问，那是谁也无法回答了”的结尾，就难免故弄玄虚之嫌了。二人相貌相似到父母都分不出来，已经巧合到极点，再加上其他各种偶然因素全汇集到二人身上，还要怀疑二人是否兄弟，这也太具有严格的学术精神了。
“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把这种感情写得真切感人，作者先要有真切的感受。金庸1965年创作此书，当时长子查传侠8岁，次子查传倜3岁，性格均未定型，不过“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以金庸之明敏，对二子的天性以及各自未来的发展，应该心中有数。
查传侠不是石中玉，查传倜更不是石破天，略微有些相似而已。查传侠很‘另类’，长到十一二岁，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大苦，了无意味，金庸称许长子‘深刻早慧’。查传倜倒有几分痴气，说自己从小善忘，经常丢失手机，提款忘记取钱，跟石破天略微有些相似。
金庸把自己对二子寄寓的父爱，必然投射到石清身上。“他回头向石破天瞧了一眼，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要，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这恐怕也是普天下身为人父者的共同心曲。金庸在《侠客行。后记》中写道：“一九七五年冬天……我曾引过石清在庙中向佛像祷祝的一段话。此番重校旧稿，眼泪又滴湿了这段文字”，为何伤感至此？此节文字写于1977年，前一年，金庸长子查传侠自杀……
当然，金庸也会念及自身的父母当年对自己的娇宠。母亲他从来没有忘却无时不放在心里。对父亲，一则人子对‘父爱’本来就不及对‘母爱’感受深刻，金庸情况又比较特殊，他不是不想念父亲，是不敢想，怕敢去撕裂心灵旧日的创口。1951年，金庸的父亲被枪杀。查枢卿是海宁乡绅，心地纯厚，对人客气而随意，在金庸看来，“他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这就是金庸认为父亲做生意不精明的缘由，换个角度看，查老先生比金庸侠气更重，更‘四海’，更爱朋友，更乐于助人，然而……
14年过去，痛定思痛，也许金庸的心境稍许平静了。他就会想到父亲怕他成日在家读书有碍健康拉着他出外放风筝，自己八岁那年父亲每天把报纸上连载的《荒江女侠》裁减、粘贴给自己看，想到父亲对自己的许诺‘你表哥徐志摩在剑桥留学，长大后你也到剑桥’，更多地想到“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我一本狄更斯的《圣诞述异》……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狄更斯写作《圣诞颂歌》，对自己的一项要求就是“情节简单明了，能让孩子读懂”，此书也不妨当儿童文学作品看。
《侠客行》谈不到‘伟大’，仍不失为一个温暖宽厚的心灵所写的一卷温馨蕴藉的书册。
2007、7、8 内容还没细看，但满眼的单引号和双引号混用实在让我看得头晕。 [b]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56427&ptid=100753]3#[/url] [i]童志刚[/i] [/b]
得配一副好眼镜。。 以前在别的论坛读到过楼主评论金庸的文章，楼主对金庸研究的很深入，欢迎欢迎！ 多谢绿兄捧场。
本非文人，对金庸小说一直很感兴趣，这几年就写了几篇。
之前，从没写过东西。
不仅引号，许多的标点符号用的都有问题。
压根我就不会用这玩儿。
惭愧！ 好文章. 楼主对金庸分析很到位. 通过这《一捆矛盾》刘兄对金庸又有了新的认识，相对批判李敖那篇文章，显得有点意气用事了，人老了都一样，李敖也不排除在外。武侠小说，到底还是类型小说，什么样故事都可以用武侠的形式来呈现，这样彻底的变成的一种写作技巧。读者不求甚解，娱乐把玩，也大有买株还珠的心思。作者苦心炮制的人文茶水没有人多少爱喝，那表现花团锦簇的帅哥美女影响反而颇大。 国重兄对金庸真是了如指掌。在燕谈，如此级别的网友还有多位，俺是只有围观的份。
通常，作家的伟大性，与他的矛盾性成正比。不能让人总结出一捆矛盾来的作家，总是不太得劲。
揭示出对方的矛盾，对别人总是一种批评，但对作家和大艺术家例外。 闲、周二兄过誉，惭愧。多数大作家和大艺术家，应该列入‘非正常人类’的。呵呵。
宇航兄：关于李敖，可能近期再写一篇，届时再请指教。 闲云显然是mm啊，呵呵。
至于李敖，我也是从早年的崇仰到大陆演讲那会的失望再到现在的鄙夷，哎。
期待批判李敖的大作。 闲云显然是mm啊，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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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确实是疏忽了，惭愧。
也可以强辩的：
称呼德劭之mm为‘先生’，也不算全错。宋庆龄就被呼为‘宋先生’的。
闲云mm的品格，比她强。
我对宋家二小姐很反感的。 对宋家二小姐，刘先生也无妨从“一捆矛盾”的角度来看的。 我对刘兄的建议，与其花大力气剖析金庸，何不自己来原创一些武侠作品呢？你应该有这个实力，呵呵。 [quote]闲云显然是mm啊，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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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确实是疏忽了，惭愧。
也可以强辩的：
称呼德劭之mm为‘先生’，也不算全错。宋庆龄就被呼为‘宋先生’的。
闲云mm的品格，比她强。
我对宋家二小姐很反 ...
[size=2][color=#999999]刘国重 发表于 2010-10-9 19:34[/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56887&ptid=100753][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刘兄客气. 直呼"闲云"即可.
赞同童兄所言,宋其实也是'一捆矛盾". 观宋一生,本质上是个勇敢激进的理想主义者. 早年对孙的崇拜,敬爱,孙去世后对蒋汪均失望,去苏联,支持中共,给红军送药品,枪支(路易艾黎的回忆,"她穿着貂皮大衣,坐在汽车里,大衣下藏着枪支药品,她无所畏惧"),都可以看出来. 当然晚年肯定知道gcd是怎末回事了. 要求葬在上海父母身边,而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八宝山,已经透出一些玄机.
宋其实是个悲剧人物. 出于理想主义的激进,走上了一条和她本人的背景,性格,教育其实格格不入的道路,和周有异曲同工之感,令人惋惜. 和陈友仁也有一段故事吧，呵呵。周更复杂，也更可悲。 陈友仁,邓演达,乃至晚年的秘书,都有传说. 可以理解的.
宋确实是个悲剧人物,晚年过得很痛苦,很迷茫,曾给毛写信表示对反右和文革的不理解. 毛曾想让她去海外或香港算了,宋自己要留在国内. 宋青春寡居，有些什么什么，很可以理解的。
至于因此而为罗刹国操纵，则是另一回事了。
百年以来蠢女人，宋与林豆豆，可以并列第一。
她们后半生的不开心，罪有应得。
她们自己选的，自己承担，奈天下苍生何？老百姓招谁惹谁了？ 刘兄"因此而为罗刹国操纵"的说法有些严重了. 传闻毕竟不能完全作实.
无论如何,宋是怀着捍卫先夫道路的想法去苏联的,这份理想主义的坚持还是可贵的. 罗刹国的狡诈,邪恶,连孙中山,李大钊等人都没看清,又何必苛求一个弱女子. [quote]百年以来蠢女人，宋与林豆豆，可以并列第一。
她们后半生的不开心，罪有应得。
她们自己选的，自己承担，奈天下苍生何？老百姓招谁惹谁了？
[size=2][color=#999999]刘国重 发表于 2010-10-10 10:37[/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57025&ptid=100753][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如此评价这两位女性，似乎很不厚道。且以21世纪后来者的智慧给她们指条出路，她们聪明而且可行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呢？ [i=s]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0-10-13 12:43 编辑 [/i]
事后诸葛的指责，我承认。
其他，都不能同意两位的意见。
宋可以什么都不做，也可以做社会福利，永远有功德。
孙文说“政治乃众人之事”，某些时候，不作为比胡作为更可取，尤其是想要彻底改变时，更需慎重。
因为，你的作为，改变的不是个人的命运，其实是拿国族命运做赌注。一旦你的选择、你的理想错了，多少人要跟着倒霉啊。
卖国贼误国，爱国贼更误国，勾结外敌而偏偏自诩‘爱国’的爱国贼最误国。
宋二被罗刹操纵，不是厚诬。可能组织上没被（完全）操纵，而在心智上被操纵，后者更可哀。
女人最好不要搞政治，做了，就不可以再以‘弱女子’的身份为之开脱，改变了众人的命运，与男政客无异啊。
对李，林语堂那句（原版的）“动物世界找不出这么弱智的动物”是的评。
对孙，章太炎先生挽的好，“碧云应继魏忠贤”“无关何故入盟秦”。
问好。 这么说当然也不是不行，因为任何人的不开心都是“罪有应得”的，能怨谁呢？比如说，当暴政来了，一个人可以轰轰烈烈地反抗并开心而死，你也可以不反抗逆来顺受因而郁郁而终，那就叫“罪有应得”了。“宋可以什么都不做，”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的条件来看，有此可能吗？ 人都可能对事物做出错误的判断，由于有此错误即评为“最蠢女人”或最蠢男人，如果可以，我想这世界上任何人都难辞“最蠢”之定性。 轰轰烈烈地反抗并开心而死——不是罪。
不反抗逆来顺受因而郁郁而终——也不是罪。
他们的苦难，不是‘罪有应得’，是祸从天降。降自一帮胡作为的政客。
为暴政的建立立下大小功劳的人，都是有罪的，而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况且，动机如何，根本莫可究诘。
对他们的不开心，加以同情，恕我直言，那是滥情。
同情得了那么多吗？ [i=s]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0-10-13 19:58 编辑 [/i]
轰轰烈烈地反抗并开心而死——不是罪。
不反抗逆来顺受因而郁郁而终——也不是罪。
他们的苦难，不是‘罪有应得’，是祸从天降。降自一帮胡作为的政客。
为暴政的建立立下大小功劳的人，都是有罪的，而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况且，动机如何，根本莫可究诘。
对他们的不开心，加以同情，恕我直言，那是滥情。
同情得了那么多吗？
或者，这时可以用到被误列到林语堂名下那句话了，“……具有统治阶层意识”什么的。 [i=s]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0-10-13 21:16 编辑 [/i]
人都可能对事物做出错误的判断 这世界上任何人都难辞“最蠢”之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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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程度区别的。
蠢的程度，看祸害的人数。 呵呵,刘兄有些偏激了. 宋造成的"祸害",绝对没有您说的那末大. 除了运送一些情报物资,基本上就是以孙夫人的身份站错了队而已. 毛在50年代后就对她比较轻视,想让她去海外定居,足以说明问题.
您说,"为暴政的建立立下大小功劳的人，都是有罪的，而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也有点偏激了. 不说别的,那末多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参加一二九运动,参加地下党,奔赴解放区的青年学生,难道都是"有罪"的? 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的每一个纳粹，都有罪。
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的每一个意大利‘黑衫’，都有罪。
这么说，偏激吗？
对于切身的东西，理智往往被情感所淆乱。 我也想问一声：李先生，你真的快乐吗？ 作家如果浸淫写作，就无所谓快乐与不快乐。因为只会快乐的人也许只能写点小的幽默段子，如林语堂，却永远做不了鲁迅。
伟大的作家总是要有伟大的人生经历来铺垫的。否则，他没那么多经历，未必能写出好文。
金庸算是个畅销书作家，未必能算的上伟大的作家。我认为他作品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很严重，一个帅果果总要有那么多妹妹，这是很成问题的。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一果快乐众妹愁（参见郭靖，杨过，令狐冲，张无忌等）。
好在《连城诀》里面的师兄弟相残，《鹿鼎记》里面的文字狱，《射雕》《神雕侠侣》里面的坐井观天式的小华山论剑，无一不是针砭时弊的好作品。如果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应该能分析出更多的时代意义。 [i=s] 本帖最后由 闲云 于 2010-10-14 22:49 编辑 [/i]
[b][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57959&ptid=100753]28#[/url] [i]刘国重[/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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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呵呵[/size][/font][font=SimSun][size=11pt],您是不是看了我转的那个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的贴子? 其实没什末切身的东西的. 也就是一位堂舅参加过一二九而已,40年代初就因病去世了,还来不及"有罪". 其实,[/size][/font][font=SimSun][size=11pt]有罪的[/size][/font][font=SimSun][size=11pt],[/size][/font][font=SimSun][size=11pt]不是那些天真的青年学生[/size][/font][font=SimSun][size=11pt],[/size][/font][font=SimSun][size=11pt]而是那些利用了他们的爱国热情的人[/size][/font][font=SimSun][size=11pt]. [color=black]年轻人的热情热血[/color][color=black],永远是可贵可敬的,不过也最容易被利用来当炮灰. 当年如是,后来也如是. 窃以为,可以说他们"有错",但不能说"有罪". 当初谁知道,他们所向往的,所追求的,所付出的,是成全了一个轮回的专制王朝呢？[/color][/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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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作家如果浸淫写作，就无所谓快乐与不快乐。因为只会快乐的人也许只能写点小的幽默段子，如林语堂，却永远做不了鲁迅。
伟大的作家总是要有伟大的人生经历来铺垫的。否则，他没那么多经历，未必能写出好文。”
——狼张兄这话，直白地说，就叫“不知所云”。
有位俄罗斯作家（忘了是契诃夫还是果戈理）说过：“大作家的生活总是单调的，小作家才丰富多彩。”
狼张兄貌似在说，司马迁若不挨上一刀，他就会缺乏写《史记》的冲动。那是把作家假设成找抽的了。 周兄，不是我强词夺理，我写的是“未必”。不是肯定。我认为，《古拉格群岛》之类的作品能写出来，应该跟作者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作家不一定是找抽的，不过豢养一个作家一定能让他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来。
我上面的回帖主要从快乐不快乐这点来谈的。作家写作，要有激情，需要人生感悟，还要有生活经验（即使这些是来自书里）。从这个道理上来说，作家快乐不快乐不重要，不愤世嫉俗，鲁迅何以写出那个锋利的杂文？如果仅仅提倡快乐写作，或者因写作而快乐，那么，大家不如天天编写笑话算了。
大作家的生活单调不见得就是他的思想活动单调，他的感情单调。托尔斯泰还有一个悍妇的老婆呢。。。 “大作家的生活单调不见得就是他的思想活动单调，他的感情单调。托尔斯泰还有一个悍妇的老婆呢。。。 ”
——狼张兄前一句说的正点。衡量大作家的标准，是他的大脑，包括情感和思想，也包括天生的创造才情。
狼张兄后一句话说的歪缠。如果举个案，即使以和老婆的关系为例，我们也能从大作家里找出形形色色的情况，这恰好说明，那毫无规律可言。
作家的思想、情感和才情，不依赖于生活的丰富、见识的广博，有观察力的人，仅仅道听途说也能写出伟大的作品，缺乏观察力呢，哪怕遍尝人间苦难，也不过感叹一声：“活着，真苦啊！”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有些作家生活经历丰富，有些作家反之，但他们同样都是伟大的作家。这至少说明，拿所谓“伟大的人生”来衡量，注定具有缺陷。林语堂即使做不了鲁迅，也不是因为缺乏“伟大的人生”。 周兄说得有理。Wolf Cheung弟不得不服。不禁大呼：
活着，真苦阿。。:huffy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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