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殊途终同归——胡适与陈独秀
[b][color=#000066]作者: 班布尔汗[/color][/b][b][color=#000066][/color][/b]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是安徽老乡，一个在怀宁，一个在绩溪，一个生于1879年，一个生于1891年，相差12岁。但却在同一个时代一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一同在北大、在《新青年》大声疾呼“文学革命”，号召大家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拯救积弱不堪的中国。一个性如烈火，猛打猛冲，一个谦逊温和，循序渐进；一个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一个尊崇自由主义，主张渐进改良；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按说，他们应该水火难容，但两人私交深厚，堪称挚友，虽然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友谊却并未缩减半分，甚至在永诀之前，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为他们一生的友谊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陈独秀与胡适，两个无论信仰、性格都完全相反的同乡，为了共同的文化目标在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为了共同的救国目标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为战，而又都难以抗拒的钻进了被他们所批判过的“国学”当中，各自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他们合作的时间很短（不超过两年），而针锋相对的日子却几乎囊括了他们相交的所有时光，陈独秀为始终不能拉胡适进入共产党而惋惜，胡适为陈独秀最终回归自由主义而欣慰，提到陈独秀的时候不能不提胡适，而提到胡适的时候，也不能不提陈独秀。
他们的相交，始于《新青年》。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便委托好友汪孟邹向胡适约稿，汪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道：“陈兄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便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拔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至祈至祷！否则陈兄见面必问，弟将穷于应付也。”可见陈独秀对于胡适的看重。1916年开始，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陈独秀有文必发，且经常与胡适通信讨论，到胡适发表《至独秀信论“八事”》时，两个人已经成为莫逆笔友了。
1917年1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五号上。陈独秀大加推崇，亲自撰文《文学革命论》为之帮腔，从而掀起了“文学革命”的浪潮。这篇文章是胡适在陈独秀的催促下从远隔三万里之外的美国寄来的，这标志着二人从朋友成为了同志，要一起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鼓与呼了。然而，在这样蜜月期的合作中，两人的分歧也已经分外刺眼。胡适在《文学改良诌议》发表后3个月的4月9日给陈独秀的信中，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谦恭和谨慎说道：“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即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虽然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也不排斥别人的反对，认为“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陈独秀回信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故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位曾经在1903年的东京剪掉大清国管理湖北留日学生学监的发辫，而后又参加暗杀团，进行排满革命的职业革命家看着这位小老弟的“迂腐”之言必定会感到好笑：革命就是掌握真理的我们来实施的雷霆手段，我们的“天经地义”就必须为大众所接受，别人的“天经地义”则必须扫除，又不是做学问，怎么能商量着来呢？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坚定的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了，身在海外的胡适已经按奈不住要亲身投入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了，虽然他的博士论文刚刚通过答辩，学位证书尚未发到手中，但已经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回过了。这时，他收到了陈独秀的一封长信，这位从未见面的老朋友此时已经受蔡元培先生之邀成为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在信中诚恳说道：“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谏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出所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既然早已经“神交颇契”，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胡适当即答应了。于是，1917年9月10日，回国二个月的胡适正式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时，他还不到26岁，真是少年得志，而陈独秀也在壮年（38岁），两人意气风发，要在谈笑间，将旧文化的“樯橹”扫荡的“灰飞烟灭”了。
无论是当局的不满、打击，还是黄侃这样的国学大师的嘲弄，或者是林琴南写作小说威胁，都已经阻挡不了新文化的潮流了。陈独秀和胡适在欢喜胜利的同时都已经看到，新文化的启蒙要想进行下去光是文化层面的革命是不够的，没有政治的改革，就会雷声大雨点小的夭折掉。胡适在然早就对中国的出路有了自己的想法——以渐进的改良手段建设欧美式的宪政民主政治。而陈独秀却已经从“法兰西精神”“美利坚文明”脱胎出来，接受了“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他要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共产党，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激发了胡适的与陈独秀的分歧。无论是“根本解决”、“点滴改革”还是俄国的革命之路等等问题二人都无法理解对方。1919年3月26日因为私德受到攻击，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胡适对陈独秀的离开北大痛惜不已，在1935年还与友人的信中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中国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也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就更左倾了。”
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个多月之后，“五四”运动爆发，正在上海迎接老师杜威和拜会孙中山的胡适，也参加了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于在北京的陈独秀通信，了解情况，两个人都在为自己所引导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的到来而激动。但在同时，他们也已感到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曾经水乳交融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默契。分手已经不可避免。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在胡适等众多朋友的营救下，三个月后获释，但再不能呆在北京，于是化妆南下到了上海，与最初的共产主义者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交上了朋友。从此，《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开始，在陈独秀编辑下，各种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量出现。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认为《新青年》不宜搞得政治色彩太浓，陈独秀回信赞同，说“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于是胡适提出将《新青年》移回北京来办，陈独秀没有同意。到1921年《新青年》又移到广州后，陈独秀写信给包括胡适在内的北京同人宣布《新青年》与他们断交，让他们自己另办一份杂志，并说明自己是不会为他们所办的新杂志写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彻底的割断了与旧日自由主义朋友们的思想联系，自走自路了。
也许是为一起奋斗的两年时光作个总结，两个人不约而同得拿起了笔，陈独秀写了《新青年宣言》，胡适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起刊发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
《新青年宣言》的信条是：“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的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她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所有问题的宗旨都趋向一个最终的目标：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社会，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化均满足全体人的需求。而胡适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总结，似乎更贴近思想解放文化更新的目标，含有更强烈的创造新文明的主观意图和具体可行的方案设计。《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四条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具体实施的方案则是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整合和改造中国旧文明，使之融合进20世纪现代世界新文明的主潮中去。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陈独秀成为了总书记。胡适无奈的看着老友彻底的“左转”，而他自己也终于要“下海”谈政治了，原先看到中国思想界落后、出版界孤陋、教育界沉寂而“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的戒条也被自己打破了，他不无愤激地说道：“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主义——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科的附张来做挡箭牌、障眼法！”“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腐败政治逼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
1922年5月7日，胡适主办了《努力》周刊，在创刊献辞的《努力歌》中，胡适说道：“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人— 也都说‘不可为’，那才是真的不可为了。”他的努力就从办报开始，他明确的表示自己办的报纸要“不但应该有主张，还应该有学理与见解作主张的根据。根据正确的观察，参用相当的学理，加上公开的态度，法未公开的主张，那才是‘禁得起一驳’的主张。”他和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等16名知名学者联名发出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刊在《努力》第二号上，提出以“好政府”为政治改革的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他大声疾呼：“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中国所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拢着手，坏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更明白一些便是“工具政府主义”，据他的解释，首先，政府是社会用来谋求大多数人最大福利的工具，能做到的是好政府，不能做到的是坏政府，而如果不这么做的便是“鸟政府”；其次，政府既然是工具，那就和工具一样要时时修理，人都有揽权的天性，由人组成的政府必须要随时监督修理；还有，就是工具有修不好的时候，政府也是一样，党政府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就必须如已经彻底坏掉的工具一样抛弃掉，重新改造一个。胡适大力主张人民对于政府的监督修正，提出废止复选制采用直选制、制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人数等主张来促进人民的参政可能，面对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所提出的：国家已经千疮百孔，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不彻底的和平改良已经山穷水尽，应该发动全国人民的革命，彻底解决问题的立场。胡适回应道：“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业决不能实现。”“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他并不反对革命，但对于“革命”这个当时很时髦的词汇总是有相当的警惕，他语重心长的劝诫人们：“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是逃不开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致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的估量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
陈独秀现在的地位与立场，自然是听不进去胡适的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的论调的。他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否定现代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基本架构的前提下，号召人们来彻底摧毁“旧制度”建立“人间天堂”的。他的观点是： “甚么民主政治，甚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 “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 他们要的是讲社会变为“一张白纸”然后来“做最美丽的图画”。胡适虽然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但与共产党人的争论根本不可能以他的意志而避免，“联省自治”、义和团、蔡元培辞职风波等问题上，共产党人对于胡适的攻击可谓不遗余力，胡适也尽力的作着回应与反击。到1925年，以北京抗议段祺瑞政府的民众放火烧掉了为段政府说话的《晨报》为由头，胡适直接与这位老战友最后摊牌了。陈独秀认为《晨报》为反动政府说话，是“该烧”，并问胡适：“你认为不该烧吗？”胡适考虑了很久，给陈写了封长信，郑重的说：“《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为非，而同乎我者未必既是……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经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统又一个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会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恐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陈独秀没有回信，这个曾经大力呼唤民主、自由的时代先锋已经率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并从反对加入国民党到同意马林主张的“一切归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与国民党合作开始了北伐。在党内已经完全是一幅“封建大家长”的面孔了，一些早期的朋友如李达等都受不了他的独断专行而脱党，他似乎真的如胡适所说没有了“容忍异己的态度”，他真地做到了“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但是，毕竟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中国分部，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要看苏联斯大林大叔的脸色的，陈独秀逐渐感受到了自由被剥夺的痛苦，他曾试图摆脱苏联的控制，提出“中国的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可是成堆的现实问题，如经费等都逼着他不得不一次次的放弃自己的主张。终于，在苏联顾问控制下的中国共产党在“四.一二”中被自己昔日的战友杀的血流成河，陈独秀作为坚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共总书记，不得不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的黑锅，黯然被自己建立的党解除了领导职务。之后，他又成为了中国“托派”总书记，但很快他就明白的发表文章说：“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决绝的脱离了托派。
面对曾经奉若神明，而在接触中完全露出狰狞面孔的社会主义苏联。他不得不对于自己半生所坚持的理想有了反思，终于说出了“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这样充满自由气息的话了。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七七事变”之后被提前释放后，又被延安的中共政权诬蔑为“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说他每月接受日本给的300元津贴。当时一个报纸的漫画画了他被国民党一拳打伤了，又被共产党一脚踢倒了，真所谓众叛亲离，腹背受敌。而曾经说过会与他“几乎成为仇敌”的胡适，却仍然与他保持着友谊，在他被捕之时，到处为他活动，聘请律师。而在他身陷囹圄时，又多次经他的要求送各种书籍进监狱，帮助他的狱中研究。只是可惜，两个争论不断的老朋友却再没有机会促膝长谈，连探讨问题的长信也不曾再有。到1937年陈独秀被释放时，胡适正在全力的鼓吹抗战，1938年更是接受政府委托，任驻美大使赴美争取美国援华，到1942年8月5日方才卸任，而这时，陈独秀已经去世三个月，两个老朋友直到永绝没有再见面。
此后的胡适继续着做学问和搞政论的生活中，陈独秀的名字在他的生活中似乎已经淡出了。但到了1949年，国共内战的结果出了分晓，胡适所担心的“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恐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的处境终于降临了。他没有如众多自由主义者那样对新到来的政权抱有幻想，而毅然的离开了大陆，在去往美国“克里夫兰总统号”上，胡适认真的将陈独秀晚年所写的诸多文章看了一遍，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这位老战友在20年前与自己分道扬镳，几经波折、打击、失败，最终还是回到了他们在“五四”时共同提出的民主、科学的道路上，彻底的和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告别，重新回到了自由主义的阵营中。
无论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说老实话》、《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的根本意见》还是《给托洛斯基的信》等6封信和4篇文章中，陈独秀都掷地有声的说出了对于他奋斗半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考：
“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上大众的民主。”
“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民主’这一空洞抽象的名词作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至有今天斯大林统治的苏联。”
“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
“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发达。试问斯大林一切的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秘密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
“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还是一个‘专制魔王’。”
“民主政治，除了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外，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胡适看到这些文章，感慨万千而又欣慰之至。陈独秀在离开这个世界之时，终于从“简直要做仇敌”而从新成为自己不仅是私交上更是思想上的莫逆好友。只是斯人已逝，而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政党正运用军事手段把整个中国推入苏联道路上去，无论是死去的陈独秀，还是活着的胡适，对这一切洞悉的清清楚楚，却又无能为力。只能一个在冰冷的坟墓中，一个在去国的渡轮上，于冥冥之中，互递一个苦涩的微笑了。
一对安徽老乡，两个思想先锋，用二十年时间演绎了挚友殊途终同归的悲喜剧。而如今，后人们仍然在殊途还是同归的问题上继续耗费着自己的光阴。
2003-7-26 若说独秀同志晚年思想中有自由主义的因子，俺相信；说皈依了自由主义，和胡适到同样的程度，打死俺也不信，俺唏嘘的是他晚年的贫病与颠沛，一代风云人物，竟是偶识的一个不识字的青年女工服侍送终，真觉人生无常。曾经想逆长江而上到江津住几日，看看能否寻着他老旧迹，能够遇到他老的游魂更妙了。
此种文风，不为党报写人物通讯浪费了，写这样的文章，情盛理匮，学术功力和确实度皆存疑。 若说独秀同志晚年思想中有自由主义的因子，俺相信；说皈依了自由主义，和胡适到同样的程度，打死俺也不信，俺唏嘘的是他晚年的贫病与颠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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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
不过,"此种文风，不为党报写人物通讯浪费了"有商榷. 处此浮藻拜金之世,能静下心来读书,写文章,追思前贤,已经殊为不易. 即使文章本身有相当的硬伤,只要有一点可取,也不乏参考价值,不宜提高到"文风""党报"的高度. [i=s] 本帖最后由 远眺云海 于 2010-10-23 11:06 编辑 [/i]
[b][url=http://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59691&ptid=101003]2#[/url] [i]雨冷香魂吊书客[/i] [/b]
对于您说的：写这样的文章，情盛理匮，学术功力和确实度皆存疑。我确实有反对。我个人认为此文立论详识，证据确凿。学术功力实数上层，可信度90%以上。
hh
不过是结论有些主观主义而已。
陈独秀属于武夫，张飞似文人。hh
他能和小姨子私奔足可见其个性一斑。上大街上撒传单还被逮住，也可见其嫉恶如仇之势下莽撞之举。他的个性是不稳定的，生活的窘况更容易促其走激进、功利道路。
而胡适，为人之道，试问诺大中国文化界，能有几人可以与之匹敌？为学之道，也实数凤毛麟角。
三兔党中的这么两个大兔子，之所以可以有深厚的友谊，其实原因很多，而不仅仅来自学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独秀遇到了胡适之。
我就一直想，如果严复没有创造“适者生存”的话，胡适该怎么改自己的名字呢？？hhh 越来越喜欢胡适了。。。酷酷的绅士。实数罕见！
还有一点我需要补充，
胡适其实很贬低五四运动的，他高扬的是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而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quote]若说独秀同志晚年思想中有自由主义的因子，俺相信；说皈依了自由主义，和胡适到同样的程度，打死俺也不信，俺唏嘘的是他晚年的贫病与颠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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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
不过,"此种文风 ...
[size=2][color=#999999]闲云 发表于 2010-10-23 00:11[/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59858&ptid=101003][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哈哈，前世的江南采莲女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俺准备关门养老之人，胡言乱语可以。they，不行，they以及燕谈的衮衮诸公，怀重要使命而来，要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要经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要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so，不能降低标准滴。 [quote]2# 雨冷香魂吊书客
对于您说的：写这样的文章，情盛理匮，学术功力和确实度皆存疑。我确实有反对。我个人认为此文立论详识，证据确凿。学术功力实数上层，可信度90%以上。
hh
不过是结论有些主观主义而已 ...
[size=2][color=#999999]远眺云海 发表于 2010-10-23 11:05[/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59914&ptid=101003][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兄台啊，既然“立论详识，证据确凿”，那咋还“结论有些主观主义”，不大懂了。其实，我觉得，历史舞台虽大，但在上面长袖善舞的就那么一帮子人，数的过来的。同一个时代，又都是风云人物，又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交往，惺惺相惜，彼此唱和一下，关注一下，帮帮忙，情理之中的事情，咋就什么挚友啊伟大友谊啊，吹嘘个啥。就像俺身边的同学啊同事啊，什么的，平时在一块吹吹牛，打打牌，喝喝酒，我有事了，他们不支持一下啊？
就胡适和陈独秀的个性，我看，龃龉之处肯定不少，和谐不到哪里去。
以下的倒是同意，独秀的个性使他注定是悲剧英雄，胡适做的事，毛泽东做的事，他都做不来。不过这样人有他的魅力，至少对于我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前几年到安庆，顶着烈日到郊外他老的墓前转悠了好几圈。 [b] [url=http://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60316&ptid=101003]6#[/url] [i]雨冷香魂吊书客[/i] [/b]
关键是胡适对谁都挺好.不单单是独秀.这份好,是朋友意义上的.不是普通同事关系.
你的同事好像对你不如胡适对朋友. [b]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60505&ptid=101003]7#[/url] [i]远眺云海[/i] [/b]
不说啦，嘻嘻，劲道不足滴说、 我觉得，历史舞台虽大，但在上面长袖善舞的就那么一帮子人，数的过来的。同一个时代，又都是风云人物，又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交往，惺惺相惜，彼此唱和一下，关注一下，帮帮忙，情理之中的事情，咋就什么挚友啊伟大友谊啊，吹嘘个啥。就像俺身边的同学啊同事啊，什么的，平时在一块吹吹牛，打打牌，喝喝酒，我有事了，他们不支持一下啊？
就胡适和陈独秀的个性，我看，龃龉之处肯定不少，和谐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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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冷兄这个看法失之主观了. 胡适和陈独秀的友情,可不只是同事情谊.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里有过明确的回忆. 这两篇文章中介绍的史料也可作为参考.
[url]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10/03-26/2192910.shtml[/url]
[ur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915/14/66222_53836174.shtml[/url] 既然自称喜欢胡适，那就还是多多地“小心求证”的好。说“他的个性是不稳定的，生活的窘况……”云云，不知可信度几何，因为可见的史料都说明建党初期的大部分经费都由陈个人出资维持，怎么就“生活的窘况”了呢？ [b]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60559&ptid=101003]9#[/url] [i]闲云[/i] [/b]
好，谢谢采莲女，改天学习一下。你那里艳阳高照，俺这夜深人静，困意袭来啦~~~ [b]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60569&ptid=101003]11#[/url] [i]雨冷香魂吊书客[/i] [/b]
雨冷兄还是直呼"闲云"吧. "采莲女",听着怪怪的. 不要被我那篇<<梦回江南>>误导了,只是少时的文学梦罢了,总体而言属于干练强势型: ) 胡陈二公，私交甚笃，是有史料依据的。至于“殊途同归”，则未免夸张了些。 [quote]既然自称喜欢胡适，那就还是多多地“小心求证”的好。说“他的个性是不稳定的，生活的窘况……”云云，不知可信度几何，因为可见的史料都说明建党初期的大部分经费都由陈个人出资维持，怎么就“生活的窘况”了呢？
[size=2][color=#999999]童志刚 发表于 2010-10-25 23:45[/color] [url=http://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60562&ptid=101003][img]http://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陈独秀当时为何办新青年?不就是因为生活困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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