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中国发展的新动力何在？
两个重要的转折不久前，我在东京参加了亚洲开发银行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经济危机带来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但实际上争论的焦点关系到两个转折，因为这两个转折都是表面看起来很好，实际上我认为是不好的。这两个转折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在城乡发展的问题上，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差不多了，进城务工人员的增长将放缓。其中主要的依据就是前几年民工工资的上涨；其次，现在农村想流动的都已经流动了，假如你现在问没有流动的人他们想不想流动，他们都说不想了。
还有一个转折是，你看从2003年和2004年以后，开始出现一些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的增长率，特别是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包括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你看沿海地区，上海的增长率是最低的之一，上海上半年GDP增长5.6％，全国GDP增长水平是7.1％ ——尽管随着政府刺激经济、大量信贷、拉动内需的政策效应出台，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开始强劲复苏，但是，跟其他地区相比，沿海在金融危机下的发展速度还是变慢了。这是否意味着过去让人烦恼的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逆转和得到纠正了呢（就是西部中部经济发展势头都变好，没有“冷热经济并存”），所以有人认为区域经济走向平衡的时代到了。
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你看到的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拐点，和区域经济发展平衡的拐点是在经济发展规律之下逐渐实现的吗？因为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讲这两个拐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实现的，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提高，这两个拐点是会到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拐点是由政策人为导致的。也有一些其他学者和我的看法一致——转折主要是人为政策带来的。而这个政策带来的拐点即使真的到来了，也伴随着严重的思想上和政策上的误区。
两个最重要的政策
我在这里提到最重要的两个政策。第一个就是劳动力流动政策。劳动力的流动受到户籍政策或者跟户籍相关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住房等各个方面的政策限制，实际上是阻碍了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我们最近做过研究，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经济规模差距在拉大，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活动在集聚，但是，如果看城市之间的人口规模差距，则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经济的集聚和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是矛盾的。最近大家在热议的上海居住证转户籍的政策，据统计，目前符合居住证转户籍政策的人口数量是3000人。媒体宣称上海的户籍政策放松了，放松的结果是总计有3000人有资格转上海户口。所以说，制度到底是松了还是更加的严了，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还有人说，上海这个制度主要是为了缓解上海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社保压力，政府就出来辟谣说不是这样考虑的。大家继续争论吧，我希望户籍制度能够真的向更松的方向转变。
还有一个是土地政策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层次就是产权仍然不清，土地的交易受到很大限制。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给定目前土地产权的状态，仍然有两件事情是需要仔细考虑的。第一件事情是18亿亩耕地不能动，这件事情的科学依据在哪里？当然我们尊重政府为18亿亩耕地设定红线，毕竟保护粮食安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据我所知，中国没有一个严谨的科学报告，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耕地的极限是18亿。我们尊重政府的“设线”，但我们依然对18亿亩而为何不是17亿亩感到迷惑。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尊重18亿亩耕地的红线是不能动的，那这18亿亩耕地是在上海保持，还是在黑龙江，抑或是在四川保持，这件事情也需要好好研究。现在中央的土地政策就是将18亿亩指标分解，分解到各个省，然后各个省再分解到各个市，各个市再到各个县，层层来保护耕地。保护到什么程度呢？保护到现在沿海地区如果要有新的项目要落地，没地了，实际上是没有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了。没地的结果就是导致地价上涨，地价上涨的结果导致房价上涨，再加上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产业发生转移了，但这个产业转移的结果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而不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经济集聚不会导致不平衡
为什么产业一定要转移呢？我们在怕什么？我们老觉得东部发展以后就带来地区不平衡，我们就怕这个。但是，不管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国际经验来讲，经济的集聚不一定会导致不平衡。在过去30年，经济的集聚发展导致区域间不平衡在扩大，是因为政策的限制。我曾经问一些来自美国的学生，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扩大，如果全世界是一个国家，你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你想要区域间平衡，最好的政策是什么？答案是把美国的国界放开。美国的国界如果放开了让大家自由移民，你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别还会大吗？不会的。国家和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能够比较方便地流动到发达国家，而低技能者却不能。现在我们国家为什么会在集聚过程中出现地区间差别扩大的现象？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政策限制对高技能者无所谓的，但对于低技能者限制就很大。干活干到三十多岁结婚了，面临小孩上学、要买房子等问题，假如身边没有相应的政策和公共服务，就得回去。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好象三十多个小经济体，经济上的分割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区域间的差距和国际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距的形成机制是一样的。所以是政策出了问题，而不是集聚出了问题。
另外一个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如果非农业用地指标更多地配置给沿海地区，会给沿海带来更快的增长，区域间在经济规模上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但请大家注意，总量的增长差距扩大，并不一定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增长的差距也会扩大。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沿海地区总量在增长更快的情况下，也吸引劳动力过来了，尤其是低收入阶层也过来了，人均的差距反而可能是缩小的。那么，什么阻碍了这个过程呢？第一是官员考核体制。中国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是基于GDP总量的增长，如果内地省份人都走了，土地也走了，那么经济增长总量势必会减缓，内地的地方官员肯定是不干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的地方官员是有级别的，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级别是不一样的，其实这是没什么道理的。第三，中国的政府控制经济资源太多。地方政府要控制资源，当然最好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都留在本地，特别是建设用地的指标，这也是不对的。
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经济危机之下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6％，第二季度为7.9％，上半年的GDP增长为7.1％，在投资拉动下中国GDP回升非常迅速，全年达到8％的目标应当不成问题。
但是这种GDP回升是长期持续的，接下来经济恢复就没有问题了，还是短暂的呢？仔细想想，哪有这么简单啊。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绝对不是个短期问题，而是个中长期问题，是长期地靠投资推动，增加产能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内需相对不足的结果。中国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而我们今天的经济刺激计划，4万亿财政刺激配合上半年将近7.3万亿的信贷投放，仍旧是在搞基建和扩大产能。投资在短期里是需求，而在中长期是供给。长期看，供给是需要长期需求来匹配的，但是长期需求在哪里呢？
这次东京开会，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共识，我们都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又好又快地发展，但是前提是需要结构性的改革。如果没有结构性和制度上的改革，中国经济恢复得太快反而令人感到有点不安，因为我们错失了结构调整的良机，就把问题完全掩盖住了。我们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看看中国现在土地的利用效率就知道了，我的研究发现，从天津、上海或者香港往内地走500公里，土地利用效率就下降50％，这50％的上升空间就是未来增长的动力，是通过经济进一步集聚带来更快增长的希望所在。在城市化进程当中，是大家一起城市化，还是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相对快一些？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把边际上增加的一亩建设用地从内地拿到沿海来用，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来了。
接下来问题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想要地，不想要人（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沿海地区想要地（建设用地指标），但人最好不要来，内地的想法是要地不行，但是要人可以的，这就出问题了。而且这个想法非常典型。我给浙江的政府官员上课，私下讨论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吃亏了，他们给中国创造那么多就业、那么多GDP，要个用地指标都不给。我们到重庆去调研，政府让当地的学者研究重庆农民工在沿海地区就业创造了多少GDP，但他们却被“剥削”了。大家都在说自己吃亏了。所以目前我们比较担心的，第一是官员的级别问题，不能经济规模和级别挂钩，不能对官员的考核按GDP总量的增长来算。其次，人和地要一起走。沿海要地（建设用地指标）可以，但你要把人一起带走，要让在沿海就业的农民工能够住下来，给他户籍，给他廉租房，给他社会保障，给他就业机会，给他公平的公共服务。我认为中国接下来30年应该朝这条路走。这条路走出来中国经济才能真正成为伟大的经济体，如果这条路走不出来，我觉得我们经济增长率的长远景象有点令人稍微担心。所以，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GDP强劲回升的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努力，解决那些长期经济发展的瓶颈，寻找到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从而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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