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斗室中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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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px]作者：刘子超,吴鸣,资中筠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来源日期：2010-10-23
从体制内的干部到体制内的研究者，再到视独立为生命的学者，耄耋之年的资中筠诠释了自由思想和启蒙的价值
[img]http://www.chinaelections.org/uploadfile/201010/20101023205118735.jpg[/img]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通英、法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原《美国研究》主编。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已出版的随笔集有《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著)、《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陈乐民先生走后，资中筠一直很忙。有不少杂志报纸约她写些纪念文章，可她写不出来，也不愿去想。她有意忙着开会、讲学，虽然没有有求必应，但比平时接受邀请积极得多。她说，这是为了避免闲坐独思，用许多事塞满时间，塞满脑子，忘记那变故，忘记自己余生将独处的前景。
她坐在客厅里。旁边是每天弹奏的钢琴。墙上挂着陈乐民先生的书法，气韵雅致。曾经，两人早饭之后各自工作，下午写文章或看书。四点钟喝红茶，吃点心。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令人敬仰。即使已至暮年，他们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启蒙和知识分子的担当。
资中筠成长在天津，父亲资耀华是著名银行家。资中筠曾考入燕京大学，但上了一年却选择退学，报考更加心仪的清华大学。她对那个备考的暑假记忆犹新。她住在北平的亲戚家，每天泡在文津街的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中午买一个烧饼，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之类的闲书。后来，她考入清华大学，当时的文学院名师荟萃，院长是冯友兰，钱钟书、雷海宗、温德(美国)、杨绛等都曾是她的授业老师。
毕业后，资中筠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53年，她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后派驻维也纳。当时维也纳被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中国的书记处在苏占区，实际上是配合苏联外交宣传的机构，成员除了资中筠、陈乐民，只有书记李一氓夫妇和一个四川厨师。因为地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纪律，出门必须两人同行。在这种纪律下，资中筠经常和陈乐民共同出入，因而熟悉起来。
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李一氓回国，经决定不再调回。整个维也纳的中国办事处只剩下资中筠、陈乐民和一名厨师。那时候没有大使馆，与国内通讯不便，而随着奥地利的统一，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遭到查封。资中筠和陈乐民因为共患难而相爱了。1957年7月，他们回国休假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有同事们凑钱送来一个暖壶、一个脸盆。这之后，他们相伴了51年。
1959年，陈乐民和资中筠受命从维也纳回国。陈乐民曾说，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亲眼见证了中苏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完全破裂的过程。“文革”爆发后，资中筠和陈乐民作为“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被下放河南干校。两年后，中美关系破冰，为了适应新的外交需要，资中筠和陈乐民被调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外事接待工作。
陈乐民曾回忆说，当时中国很穷，接待却不惜血本，请来的人吃住都是中国出钱，而且大多是左派，只会说好话，不会说坏话。正是在这样的接待工作中，资中筠和陈乐民逐渐感到，作为知识分子，独立和自由的思考是何等重要。
改革开放以后，资中筠和陈乐民分别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欧洲研究所。他们多次到海外讲学访问，在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上堪称一代大家。为了能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畅所欲言，1991年，资中筠辞去了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心著述。
有感于半生的阅历，资中筠和陈乐民始终念念不忘的是知识分子应该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直至暮年病重，陈乐民仍然孜孜不倦地写作《启蒙札记》，希望年轻人能通过他的笔触了解西方的文明是怎么样从古到今——因为“了解欧洲文明，是为了把它当作参照，更好地了解自己”。
资中筠同样强调启蒙的重要性。她说：“‘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
如今，这位80岁的老者仍然忙于著述和演讲。“我想有一个讲台总是好的，”她说，“总会有一些人听得进去吧。”
启蒙就是回归常识
——对话资中筠
人物周刊：您最初是如何开始研究工作的？
资中筠：我第一站研究工作是在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不久。我原来在对外友协工作，也是外交部下属机构。我主动要求调到研究机构，但当时又不让脱离外交部系统，所以先到那个研究所。那时在外交系统从“一线”到研究所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贬黜”，我是第一个主动要求去的。
我事先了解到那个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研究的资料收集最全，管理最好。可以看到美国国务院历年解密外交档案和美国国会辩论的记录。这都是非常宝贵的材料。但因为研究所只研究当前的问题，很少有人去看几十年前的档案。我去了之后感觉如鱼得水，天天在那儿看档案。当时，只有两个地方有特权引进这种档案，一个是外交部，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因为复旦大学在文革时被定为培养工人大使的地方。
人物周刊：后来您怎么去的美国研究室？
资中筠：有一次出国，我在飞机场碰到了李慎之。这是我第一次碰见他，当时也并不太知道他。他好像听说过我。因为我在研究所时，根据所看的档案，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文章，说明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发表时碰巧中美正在进行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谈判，引起了非常大的注意，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我们就在飞机上谈了一通，谈得很投机，都对当时我国对外面事物的闭塞和外交的僵化有许多意见。我当时觉得很吃惊，职位这样高的老干部，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竟然那么开放。那时他刚筹建美国研究所，他就说你上我这儿来吧。不久，我俩合写了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章，在美国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通过很多争取和努力，就去到了美国所。
人物周刊：您在美国所的感觉如何？
资中筠：我受过很严格的外事工作训练，特别守纪律，写东西的时候比较小心。所里老跟我说，你用不着这么小心，要宽松一点。领导比我还宽松，我当然就舒服了。我记得李慎之跟我说过一句话，你不要怕人家说你不爱国，你绝对是爱国的，你写什么都是爱国的，所以用不着老在那儿想着“站稳立场”。他把我这个束缚打掉了，使我去掉八股气，回归自然的文风。我觉得在无形之中自己的思想解放得益于他。我在领导美国研究所时很强调用对待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研究美国，而不仅是对待一个超级大国。这虽然不是他的意见，但也是我到了美国所以后视角改变的结果。
人物周刊：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管做哪方面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特别关怀现实。
资中筠：可以说百年来每当出现新的变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一种希望和理想。从辛亥革命到北伐，到抗日战争胜利，然后到1949年，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觉得自己的命运跟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时代的开始，大家都升起一种希望，觉得国家又有希望了，大家又要做一番事业了，然后在现实面前又失望。不管他的主张是什么，人们都在想到底国家应该怎么走？那时候大家都心气儿特别高，这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情。
人物周刊：李泽厚评论90年代时，说90年代是一个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年代。
资中筠：我觉得90年代的学术非常浮躁，学问家并没有凸显。如果是指的类似乾嘉时期因避文字狱而埋头训诂那种学风，并没有出现。当然，以中国之大，这些年人文社科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思想上有新的深度或创见。真正有深度的学术很难与思想分开。也不能说思想家淡出，因为后来还是出现了一些到现在为止思想还相当活跃的人。当然不一定成其为“家”。
我觉得是思想分化了。有一些人功成名就，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越来越透彻。分化的主客观因素都有。我经常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那么现在我觉得，功成名就的人是淫于富贵，生活比较艰苦的人是移于贫贱，放弃了理想的追求。另外也还有一种无奈，觉得那个势力非常强大，没有什么用处，做一些事情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屈于威武。
还有一个原因，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大大提高了。80年代的社科院是以穷著称的。当时有很多笑话，说你沿着建国门的大街从东往西走，走到你看见里面出来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地方就知道那是社科院了。有好多讽刺的话形容那里头的人学问最大待遇最差，而的确当时的社科院在思想上是走在前沿的。当时我觉得挺光荣的，后来就不一样了。
现在，大学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有两套房子了。你如果再要想抗争，马上就失去好多你现在拥有的东西。说工人阶级失去的是锁链，而现在知识分子失去的又是财富又是地位。有些人很在乎，哪怕实际东西并不失去，有几次高级座谈会不邀请他就很不舒服了。我问过某人，他明明不同意某些意见，但是他在会上不说。我说你要在会上说了会怎么样？他说下次人家就不请我了。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变得非常软弱，连这点虚荣都不愿失去。
中国经济增长代价太大
人物周刊：现在有一个词叫做“中国模式”，您怎么看待？
资中筠：首先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摸到现在正好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变成了这种情况。所谓“中国模式”就是GDP增长比较快，实际上就这一件事情，是中国引以为自豪的，而造成这个增长的代价太大，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很多学者也都指出过这点，其中包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等。这不是一般破坏和浪费，而是竭泽而渔。中国的GDP 中占很大比例的是房地产经济，不是高科技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这样健康的经济发展。房地产倒来倒去地产权都在政府手里，而土地是有限的，它不是一个无限的资源。
人物周刊：似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赞赏“中国模式”？
资中筠：其实西方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的确，现在西方的执政者喜欢强调中国强的方面。就像父母对孩子，有一种父母是溺爱孩子，老是说我们的孩子多好，看见人家孩子强的时候就会说其实他还有什么什么毛病；还有一种父母就老是跟自己的孩子说你快努力吧，你看别人又比你强了。中国人习惯于第一种，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美国人、日本人，是第二种，他们危机感特别重。譬如过去美国跟苏联竞争的时候，他们整天说苏联如何强。苏联卫星比他们先上天了，他们简直如丧考妣，大讲美国“差距”。现在中国正在上升，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对他们即使不叫威胁至少是挑战。这样的论调对我们的国民会起很大的误导。他们说“中国模式”好，他们倒实行看看！
另外，他们的工人是一点也不羡慕中国的，他们是资本家羡慕中国。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会后，我就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受不了，而那时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阶级最恨中国。原来人家一罢工，资本家受威胁就得让步，现在资本家就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竞争力”能持续吗？[/size]
[/size][/font][/color] 陈乐民，资中筠
秦晖，金雁
还有哪些学术界伉俪？ 金观涛、刘青峰
陈平原, 夏晓虹 她说：“‘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
老太太风采依然！真让人高兴！
前几年陪她游过一次崂山，虽76岁高龄，仍眉清目秀，唇红齿白，思维清晰，逻辑严密^^^让人叹服。
当时我俩共坐一个缆车，我有点恐高症，虽然脚下大好河山，心里却犹如鼓槌，而老太太谈笑自若，给我说些学界事情。只是下山时，由于太高兴，她不慎摔倒了，膝盖出血。负责陪伴保护的我一时非常羞愧，今日想来，仍很内疚。但愿老人家晚年健康快乐，写出更多好作品。 老太太讲得灰常好！ 另外，他们的工人是一点也不羡慕中国的，他们是资本家羡慕中国。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会后，我就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受不了，而那时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阶级最恨中国。原来人家一罢工，资本家受威胁就得让步，现在资本家就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竞争力”能持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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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系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
向资先生致敬. [b] [url=http://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60443&ptid=101075]6#[/url] [i]tian295[/i] [/b]劳动力优势，怕是要竞争不过印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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