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廿年大学之殇——中国大学的困境与出路
当今中国大学种种质量下滑、学术溃烂等惨不忍睹的怪现状，其源头，其实始于20年前。令人吊诡的是，20年前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作为学界中坚的大学中人，恰恰开始了走入专业，走进学术的历程。而这个历程走到今天，人们看到的居然是学风的浮躁，学术规范的崩解和学术的大面积失范和腐败。当然，导致今天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非大学教师，而是政府管理者，但大学教师也是当之无愧的帮凶。
人所周知，31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恢复文革前17年的旧观开始的，而教育领域则最先开始的这种恢复。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恢复高考。不言而喻，文革十年，正如当时流行的说法所说，教育是重灾区，而大学则是重灾中的重灾。*河蟹*由于出身的缘故，对于教育有着特别的偏好，同时，由于他和他的同志，多半是五四青年，有思想文化决定论的积习，这种偏好和积习，使得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遭致了当局的特别关照，也招致了革命的特别关照。教育跟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发生了最密切的关联。其关联密切程度，超过了前苏联。大学实行党委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重点开展区域。文革，只是其中一个走到极致的运动。当然，这种极致的政治运动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困惑，是维持的危机——如此革命下去，国家的基本运作无法维持。这种维持危机，在大学教育表现得特别明显，不仅难以向国家输送维持生存的人才，连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大学的率先恢复，在当时而言，有着存亡续绝的功用。
从锁国走向开放的中国，此番的开放，首先是对着西方世界的。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如何与世界接轨。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苏式大学模式，在开放的压力下，需要改变。所以，大学的改革，至少在部分的环节，体现在由苏式专才模式向美式通才模式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在当时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被遮蔽在通才或者素质教育的名义下，但其中向美国学习的迹象，回想起来，还是相当清晰的。
然而，正如统治集团部分人所担忧的那样，大学改革不可能不跟“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有所关联。他们担心改革会摧毁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阵地的特质，而事实上，这个阵地，的确在动摇。鉴于八九事件，大学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中心，即使1992年国家改革再度启动，大学的改革，却停了下来。随着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起飞，当局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大学改革的新路，这就是所谓的211和985工程。一是投钱——集中财力，投向少数尖子大学。二是强化大学的行政控制，所投的钱，由行政系统控制分发。三是实行产业化。通过引入企业管理因素，实行量化管理，改善大学教师的待遇。启动大学产业化，大幅度增加学生收费，实行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不再包分配。这三方面的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党和行政的强化。伴随着这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大学翻了十倍的收费，国家开始把大学招生视为拉动内需的一个手段，于是全中国的大学开始了疯狂的扩招，在短短9年之内，大学年度招生数就由1999年的92·7万，膨胀到2008年的599万。教育行政当局的目标，说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普通教育。也的确变成了普通教育，2008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23%。[①]研究生的扩招幅度，也在大幅度增加。由1999年的8·505万，增加到2008年的44·9万。[②]在大幅度扩招的同时，各个大学大幅度贷款，大兴土木，校园和学校建设有很大的改观。很多城市都在大建大学城，大学的产业化跟疯狂的房地产开放，实现了奇妙的联接。
这样的大跃进，结果是形成了行政主导的大学垄断公司。大学成了产业，最糟的那种产业——行政垄断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兼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弊而无其利。一方面，这种大学的确有产业化的特征，高收费而且唯利是从，各校都在大办跟市场有关的专业，基础学科极度萎缩。另一方面，这种产业又是官办的垄断事业，由于基本不存在竞争，因此学校的行政机关，衙门气、官僚气十足。整个系统，跟行政体系一样，都在追求数字——课题数，发表量等等。学校和教师，也就通过造假，钻空子，制度性规定强迫学生发表论文，来完成数字。客观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依然在学美国，不仅在大力引进海归，主要是美国回来的海归，某些学科，甚至直接用美国教材，采用双语授课。研究生教育，也跟美国一样，分成研究型硕士和专业硕士。甚至连美国的常青藤联盟，也要学，若干重点大学公开组织中国的常青藤大学联盟。可是这样学的结果，唯一的好处是使得学生的外语水平有所提高。但严格地说，只能说这种“唯美”是从的学习倾向，促进了学生的外语学习。真正让学生外语水平提高起来的，第一位的功臣，还不是大学，而是外语培训的新东方学校。学美国，只学了皮毛，足以增加大学时髦好看外观的皮毛。在八九之后，主动走向学术，走向专业的大学学者们，虽然说，在高校大跃进之前的几年之内，专业和学术水平的确有所提高。至少在我有所了解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所斩获，涌现了一些有质量的成果。但是，一旦大跃进发动，在量化管理和待遇提高强化管理面前，在几十万甚至上千万不等的课题经费投入的诱惑下。著名教授不仅有经费和待遇的好处，而且还有官职的赏赐和各种“江”学者称呼的授予，每个称号背后，都有大笔的好处费和课题费。大学教授很快缴械投降，主动或者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投入到大跃进中，迅速成名成家。结果是研究成果质量大幅度下滑，如今在学术期刊和各类出版物中，已经垃圾成堆了。
在成亿的资金砸下去之后，大学的科研成果的确有突飞猛进的飞跃。SCI论文和CSSCI论文发表量，的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单论发表量，国内国外加在一起，就像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和博士数量一样，均可以在世界排在首位。但是，此阶段中国科研的原创性却并不见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不仅国内所谓的核心学术期刊越来越不学术，被高校大跃进中论文跃进刺激得大收版面费，变成要钱期刊。就是所谓国际上的SCI论文，也不断被曝出论文造假，以及大量投机低门槛的数据库，赚取发表量的丑闻。就目前而言，学界官大学问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止人文社科，连自然科学也开始唯官是从，院士的评选，如果没有官衔，当选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此时的大学教育，不仅没有实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丧失了苏式专才模式的优点，属于典型的邯郸学步。苏式教育虽然目的不是培养人，而是造就工具，因此知识面比较窄，适应性也小。但至少在应用学科方面，技术性好，动手能力强，学成之后，放到工厂，就可以用。但是，现在的工科教育，不仅教学和试验环节马虎，即使重点大学，也出现了“非工程化倾向”，少安排甚至不安排实习。到了实习环节就让学生自己去找地方，结果只能放羊。学生既没有理论素质，也没有动手能力。最糟的是，当下大学学风之坏，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有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形同具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更没有责任心。社会上对近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一些私企的老板甚至宣称，宁可用中学生也不用现在的大学生。
不加偏见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已经坠落到了历史最低点。除了个别的学院、个别系和教研室由于特殊原因还能保持元气，个别的教授和教师还能保持学术良心之外，大学整体上一直在滑坡，而且滑坡滑的非常之快，像是高空坠物。现在的大学教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学教育，扩张迅速，但严重名不副实。对于相当多地方性院校的学生来说，大学教育仅仅是在他们身上挂了一个大学生的牌子，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大学，现在已经不能称其为大学。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迅速下滑的过程中，学界虽说一直有零星的异议，但作为整体，却采取了迎合的态度。其中有些人虽然可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指望在高校数量增长之后，可以换来质量的提高。但毕竟有相当多的人实际很享受大跃进带来的好处，高额的补贴，大笔的课题费和演讲费。学界走向学术，最终走到学术的崩解，学界中人其实难辞其咎。本土学者不声不响，在官本位和金钱的诱惑面前，即使是在西方学成归国的海归，也很难无动于衷。现在的大学，只有衙门气，铜臭气，就是没有学术气息。大多数教师都因循度日，唯钱是。平时聚会，谈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再不就是女人，如果真的谈及学术了，也是在讲怎样骗到课题。
在行政强化到如此地步的大学，内中的教师充满了低俗和因循气息的大学。即使当局有心要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更何况，眼下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垄断产业。民营的学校，只被限制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大学教育，国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学生不接受，就只出国，而现在能支付得起出国教育成本的家庭，毕竟是少数，所以，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垄断产业，就是利益集团的产业。教育界庞大的利益集团，绝无改革的动力，因为只有这样的状况，才最方便获利。事实上，在最高当局看来，大学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作为意识形态阵地，却保住了。从前思想活跃的校园，现在变得庸俗不堪，从学生到老师，都“低俗化”了，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大学似乎不再可能成为中心。现在当局的困惑在于，虽然大学安静了，但却没用了。如果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动力，那么这个政权的维持，还是会出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最高当局对于大学的态度，处于进退维谷之境，不改不行，改，似乎也不行。
如果要改的话，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另起炉灶。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由体制内地方力量出面兴办，只要遵循大学的通则——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加上充足的资金来源，理应能闯出一条路来。这当然是一种解套的思路，但真的想解决问题，还是得开放，进一步开放。就像中国的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戏一样，大学的改革，前提也是开放。民国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学的繁荣。事实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立。对现在中国而言，大学理论上已经对民营资本开放了。但是，由于办学的限制较多，而且被严格限制在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面，更由于缺乏外来的刺激和激励，民营学校，还陷在谋利的泥淖里难以自拔，不仅没有创出自己的品牌，而且生源困难，名声不佳，基本上被高度边缘化了。外资和港资的学校，现在也有了一点，多为中外合办，控制权基本在中方手里。比如中欧商学院，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汕头大学的李嘉诚学院等等。至少从目前看，声誉还不错。可惜规模过小，而且专业受限，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局，还构不成影响。而且据这些学校内部的人讲，学校也存在逐渐内地化的倾向，教育部评价体系的干预和影响，越来越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改革，最佳的途径是引入教会的因素。熟悉中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现代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实际上是教会开的头。中国最早的大学，是由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 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不过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③]五四运动以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变成了世俗学校，既不要求学生入教，教学中也没有多少神学内容。事实上，民国大学教育的三足鼎立，教会这一足举足轻重。因为，只有教会学校的存在，才可以用其公益特质，有效地抵御来自资本和官方的谋利趋向。对于教育和医疗这样的事业，即使全盘市场化，也必须有一定的公益性，否则就难以健康发展。
当然，就目前而言，这种引进教会学校的设想，还只能是一种奢望。对现政权，外来宗教，一直是一种需要特别警惕的异己力量，开放这种力量进入教育领域，是一种可怕的梦魇。眼下能指望的，似乎只有体制内别种力量的介入，以及民营和外资的投入。这两股力量，即使教育领域全面对他们开放，造成体制的松动倒是有可能，但能否改善大学的状况，还很难说。显然，这些力量一般兴趣都在某些速效而且商业气息较重的学科上，因为他们要挣钱。更难以改变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功利化的趋向，就业状况差难以有眼前效应的基础学科，不大能引起这些投资者的兴致。这样因素的大量引进，是否会在陡然增加的市场因素中，导致大学教育的另一种形式的倾斜，还未可知。因此，大学教育的整体改观还难以指望。
总的来说，自文革之后，大学教育的维持危机，再一次到来。这种维持危机，跟整个国家政权的维持危机，密切相关。不仅导致国家人才缺乏，科技竞争乏力，而且跟住房和医疗困境一样，会逐步成为制造群体性事件的源头，影响乃至撼动现政权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现政权如果还想维持，势必要再次启动大学的改革。虽然说，现有结构不动，内部完善是他们最乐意选择的改革方式，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前阶段关于教育改革纲要的制定和相关讨论，虽然不尽人意，也涉及了当前中国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去行政化。可是，等到这个纲要最后出台，人们发现，最关键的去行政化的提法，居然不见了。显然，在目前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的情况下，期待教育体系的自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由教育部领衔的教改，大抵所能做的，也就是在技术上动点小手术。
因此，还是那句话，中国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是有可能的，关键取决于中央政府跟教育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以及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其他势力的压力，如果博弈有成果，就可以能进一步开放。但是，如果开放不能开放到教会头上，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当下，中国的教会，正在以非常的速度扩张，有人甚至预计，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变成一个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这种扩张，其实对于现政权来说，是更不乐见的局面。遍地开花的教会，显然比教会办的世俗大学更加让当局难堪。既然无法遏制教会信徒的增加，眼看着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开放教会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开这样口子，对中国当局来说，还是很难。但是，留给中国当局的时间，不会很多了，大学的问题，很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震荡。
[①] 2009年9月17日，《中国经济导报》。
[②] 1999年和2008年的教育部研究生招生计划通知。
[③] 张鸣：《医改和教改，应该对教会开门》，2009年6月29日，《凤凰周刊》
□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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