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昏篇
[i=s] 本帖最后由 碰壁斋主 于 2010-11-1 23:13 编辑 [/i][font=宋体]碰壁按：这是多年前的一个跟贴。针对的是诗词协会那套说辞，跟网上诸伙计，干涉倒不大的。后来我把帖子略作补苴，但似乎没有在网上贴过。今天翻到旧物，补了个跋尾，趁兴发上网来。主要是这东西很好玩儿，我自乐之余，也给伙计们乐一乐罢。 [/font][font=宋体]碰壁斋 [/font][font=Cambria]2010/11/1[/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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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Cambria]先来个梗概：[/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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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三昏篇：谐评十七、十八届诗词研讨会[/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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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5]起头：[/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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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12pt]诗词研讨会一年一度。第十七届、十八届诸高论出，下里巴人受而读之，为之谣曰：“昏话年年有，今年昏得多”。洪湖赤卫队受而读之，为之歌曰：“诗人的高论，一年更比一年昏，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杜少陵受而读之，为之诗曰：“语不昏人死不休”。碰壁斋受而读之，果为昏死。既救而醒，乃喟然叹曰：“群众、先烈、古贤，诚不予欺哉。”于是记其所历，成三昏之篇焉。[/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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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5]一昏篇：第十七届研讨会谐评［文略］[/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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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font=宋体][size=5]又昏篇：第十八届研讨会谐评［文略］[/size][/font][/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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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size=5]三昏篇：闭幕式[/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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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12pt]主席出席研讨会的闭幕式，作了最后发言。[/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主席说：一个人讲一句昏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讲昏话，不讲明白话；世界上出个把昏人并不难，难的是人人昏、个个昏。现在看来，昏势一片大好，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好，而且越来越好。[/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针对这个昏势，主席指示说：昏话要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明年我们还要开昏会，讲昏话，而且要保证比今年讲得更昏。时代是发展的嘛，事物是前进的嘛。[/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有些同志担心，最终还是有些落后分子不肯昏，偏要老老实实写自己的感受。针对这种情况，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嘛，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嘛。只要咱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无产阶级昏话大革命进行到底，有什么目的达不到呢。人民群众不是说过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昏人。我不是也写过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发昏。[/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十五分钟后，掌声戛然而止，会场寂如死水。会议工作人员忙来看究竟，只见所有会员包括主席，全体昏倒在地，原来他们开始给主席的话听得半昏，后来经掌声一震，不免全昏了。有个工作人员没见识的，还不大肯信，跑去摇他们脑袋。同伴问道：“真昏假昏？”他连连点头，佩服道：“真昏！真昏！”接着自己连同伴，也给满室昏气薰得昏倒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于是，会议在一片真昏中，胜利闭幕。[/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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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5]跋尾：[/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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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12pt]碰壁斋既成三昏之篇，感举会昏势之盛，遂亦旧昏复发。终日昏昏闷闷，虽茶虽酒，莫奈之何。案头适有西游一卷，随揽以遮眼焉。论者或谓其读书解闷，不知欲解者实非闷也，乃其昏也。见书中语曰：[/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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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楷体][size=12pt]樵子道：“和尚不要调嘴。那妖怪随身有五件宝贝，神通极大极广。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若保得唐朝和尚去，也须要发发昏是。”行者道：“发几个昏么？”樵子道：“要发三四个昏是。”行者道：“不打紧，不打紧。我们一年，常发七八百个昏儿，这三四个昏儿易得发，发发儿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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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12pt]碰壁斋诵至此，恍有所悟，口语心曰：“那泼猴齐天的本事，一年还少不得发七八百个昏儿。况我辈凡胎肉眼，不大发其昏，才没个道理。况他又说，这昏儿易得发，发发儿就过去了。我且操甚淡心，着甚干忙？终究是要过去的。如今的计较，大伙儿一齐发将起来，方是正道。这也便算得明心见性，去正果不远了。”于是抛书闭眼，一时三魂渺渺，七魄茫茫，蒙天盖地的兜底儿昏了去。不提。[/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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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碰壁按：这是多年前的一个跟贴。针对的是诗词协会那套说辞，跟网上诸伙计，干涉倒不大的。后来我把帖子略作补苴，但似乎没有在网上贴过。今天翻到旧物，补了个跋尾，趁兴发上网来。主要是这东西很好玩儿，我自乐之余，也给伙计们乐一乐罢。
碰壁斋 2010/11/1
三昏篇：谐评十七、十八届诗词研讨会
起头：
诗词研讨会一年一度。第十七届、十八届诸高论出，下里巴人受而读之，为之谣曰：“昏话年年有，今年昏得多”。洪湖赤卫队受而读之，为之歌曰：“诗人的高论，一年更比一年昏，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杜少陵受而读之，为之诗曰：“语不昏人死不休”。碰壁斋受而读之，果为昏死。既救而醒，乃喟然叹曰：“群众、先烈、古贤，诚不予欺哉。”于是记其所历，成三昏之篇焉。
一昏篇：第十七届研讨会谐评
言论节录：
代表们普遍认为，当代诗词应富有人民性和时代精神。
中华诗词自古具有为人民歌唱的传统，我们要更好地运用中华诗词这一民族艺术形式，抒发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为人民鼓与呼。
评曰：
你是拿诗来写自己的感受呢，还是替人民写讲稿呢？如果是后者，诗人不做也罢，直接去替领导当秘书得了。
时代精神在哪里？在谁口袋里藏着？什么时候制订的？请他拿出来念念，咱们好执行－－实际我不知如何在诗里执行时代精神，想得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抄它一遍，当诗交卷。
言论节录：
关于如何适应时代，主要应在“新”字上下功夫，即拓新题材，炼新语言，抒新感情，出新意境。教授指出：题材新并不等于诗词作品就“新”。因此，在开拓新的创作题材的同时，必须使作品具有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语言、新的风格等，才能真正突出新的时代特点。”
评曰：
你是写诗呢，还是写新呢？写诗就老老实实写诗，把自己对世界、人心的感受传达出来。写新倒不如去裁缝店混，那里出来的全是新的。
诗人写出自己的感受便了，管它新旧干什么？如果你的感受真是全新的，你就不是人，因为，众所周知，古人今人，只要是人，感受就会有相通之处－－便连畜生，因为与人同为动物，感受也有相通之处的。你要跟古人别扭干什么？
当然你也不必定要跟古人一致。向古人求同与求异，都无非给古人把持了，也无非跟自己闹不和。忘掉与古人的同异，只专注于感受自身，才可以自由、真切地传达自己的生存体验。这个体验如果是新的，就让它新去，如果是旧的，也无妨让它旧着。这比方穿衣，该以适合气候、保护身体为准，而不能以新旧为断。一个爱新者到了冬天，如果不肯穿旧棉袄，非得穿新单衣，他会冻死；相对地，一个爱旧者到了夏天，如果甩掉新单衣，非得裹着旧棉袄，他会热死。有基本生存经验的人，会赞同邓小平从犹太人那里抄来的治国之策：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黑白与新旧，不是目的。
言论节录：
事实证明，凡是那些紧扣时代脉搏、有血有肉、能震撼人心、感染人意的作品总是千古流传，经久不衰，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喜爱。相反，那些远离时代，脱离生活的伪劣产品，即便能风靡一时，最终还是一批批地灰飞烟灭！
评曰：
呵呵，这是个大医家，时代的“脉搏”都给他号到了，主要还搞外科，“血肉”都给他割出来了。据一般人所知，千古之后我们还认为一个东西好，是因为我们读它时还受触动；如果我们读时直打瞌睡，我们肯定不会说它好――至少不说它是好诗，而说它是好药、好的催眠药――也就是说，我们觉得一首诗好，是因为它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贴近。照大医家的逻辑，得说：恰恰是那些不扣当时时代脉搏的东西，才会千古流传，因为它扣到了我们时代的脉搏。
我以为没有人知道“时代”是什么相貌体形，接着也就没有人知道“时代”的手长在哪里，当然更不会有人扣得到它的脉搏。这样虚玄的大事业，顶好还是让给牛皮家去干。诗人呢，他该知道自己的手长在哪里，扣扣自己的脉搏，也就对得起自己与读者了。如果他连自己手的位置都不知道，那么，他该做的是，想办法把手找到，以便于给自己号脉，搞清楚自己究竟害的什么病。诗人该是试图治疗自己的病人，而不是只管治疗别人的医生。
言论节录：
中国诗歌必须寻求传统诗词向现代创造性的转换的途径，而雅俗共赏的散曲就是促使旧体诗和新诗相互交融契合的最佳体式，能很好地体现时代精神。”
评曰：
这像是猎手来了。一石二鸟，左右开弓，把新诗旧诗都消灭。你爱散曲，自己写散曲便了，何苦因此就要别人活不成。
言论节录：
何谓之雅，何谓之俗？诗是雅好，还是俗好？
雅俗的界定是必须弄清楚的。其实现代的语言只要用得适当、通理、大方、幽默、风趣，就是雅的。不能以熟为俗，以今为俗。今之视古，犹如后之视今。
诗无论雅俗，只要写得好，都是在诗史上有其价值和地位的。雅俗共赏的作品，其中或偏于雅或偏于俗，能够兼顾两者当然是很理想的。
评曰：
诗何来雅俗之分，只分好坏。杜慎卿先生闻之，抚髯笑曰：“雅的这样俗”。
言论节录：
诗词改革必须突破文言硬壳，从文言式的躯体中彻底解放出来。有人以为用文言写诗才有诗味，用白话写诗就没有诗味，其实这是观念上的误区。请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很多这类的口语诗，情同说话，怎能说是没有诗味呢？
评曰：
这位像没学过数学。他算不清楚，这样清浅的诗，在古代共有几首。其次像也没学过语文，他看不出这是道地的文言。前一首的情况，那种语法，文言白话都相通。下一首呢，拿白话得这样讲：“春天睡得太熟了，天亮了还没醒，亏得满处的鸟啼把我吵起来。想起昨夜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不知外边的花儿吹落了几成。”看看这段话跟原作区别有多大。我真同情李白同志，诗人们一谈到语言，毫无例外，个个要揪他出来站台。知情者知道是他作了诗，不知情者不知他作了什么孽。
旧诗一直有相当清浅的，但是，一般的情况，并不清浅到这个地步。只允许这样清浅的东西，写作将无以应付繁杂多变的心灵与世界，你想想，幼儿园的小孩子讲话，能谈得多深多广。长此以往，旧诗的空间将缩小得只好放到显微镜底下。文言的硬壳倒是突破了，奈何一头钻进牛角尖里－－与其钻进牛角尖，我倒以为还是呆在硬壳里安全，不会憋死。
想把一种文体完全剥离它赖以产生的语言以及整个文化传统，恐怕是不可能的；文体的嬗变，顶多从传统发生些偏移罢了。真要把它完全剥离，那等于说，咱们要爱因斯坦的智慧，可是只砍下他的头来。强盗斩人首时，知道他会死掉，诗人斩人首时，竟以为他还能活。要做旧诗，就非得应付最基本的文言，好比要捉鱼，就非得下塘；因为旧诗长养在文言、旧文化传统那个池子里。你不下水，根本不可能对旧诗有所了解，而无所了解竟能创作，那等于说孕都没怀，孩子已经出世了，直是天方夜谭。
言论节录：
古代诗人的名言佳句是从人民大众中采风、加工出来的，所以鲜活生动。每种诗歌形式的僵化，都是因为民歌的加入后，起死回生。今天的诗词也应该无愧于现代语言。”
评曰：
高论高论。据说屈原没流放、渊明没种地、李白没游山，天天跟着当代诗人下乡入厂采风。据说他们全是文抄公，把人民群众的创作窃为己有。据说《离骚》鲜活生动得像人民群众的山歌，更不论李杜了。据说诗体的演变，不是格律越来越苛刻，离民歌愈远，而是相反，一个诗体僵化了，便由民歌来救死扶伤。当然了，更不是诗人自民间拿来诗体，然后文人化，才使那个体裁出现众多杰作――诗人不时受民间的影响，这是事实，但是整个看来，旧诗的个性主要是文人的、书面的。它基本上穿着长衫，踱着方步。别因为它有时好奇，也穿一下短褂玩玩，就定指它天天下田种地，还逼它来为自己那三分薄地卖力。
诗的哪一个体裁，曾经僵化得不堪看了，由民歌做了人工呼吸？五古、七古、五律、七律？这样的活雷锋，讲出来嘛，要表扬嘛，干嘛藏藏掖掖？
诗词要无愧于现代语言？这像是《山海经》里反舌国的使节来了，话全都倒着讲的。应该是现代的语言要无愧于拥有诗词的文化传统啊。我们的白话至今还是缺乏文化素养的粗鄙、浅薄之物啊同志，我们应该感到羞耻才对，应该帮帮它，逼着它长点文化才对啊，不然，中华文化要断根啊同志。
言论节录：
诗词的创新，主要是语言的创新，立意古今同，而语言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要得到人民群众的亲近、拥护和支持，就必须说人民群众想说的话，说人民群众能说的话，说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
评曰：
立意古今同，只换语言。这我就放心了，写诗也省心了，把李杜的集子拿来，翻译成白话，就万事大吉。又是一个反舌国的使节到了。他不愿写出新的意思，而要写出新的语言。虽说跟复古一样，创新是不必提倡的，但是我们生活在当代，确有跟古代不同的事物，也确可能有跟古人不同的生存感受，人们自然地会想传达它们。而拿旧诗传达，难度不小。一般人没办法之时，勉强地拿旧瓶装新酒，这位使节呢，他要拿新瓶装旧酒。他不想用新的立意来回应新的感受，而要搞出新的语言来包装旧的感受。酒既是旧的，旧瓶又装得好好的，何苦要取出来倒进新瓶子？看来他不愿拿语言写诗，而要拿诗来写语言。
此外，只有政客天天要人民群众的亲近、拥护、支持，自诩说人民群众想说的话；也只有政客的话才非要人民群众听得懂，不然人民群众不买他的账。而诗人呢，他该说自己想说的话，自己能说的话。当然，说的话至少自己该懂，不然，他就在蒙事儿了。
言论节录：
大多数人主张格律应适当放宽。”
评曰：
宽到什么程度？不要格律？你去写新诗便了，别打旧体诗这块招牌。不这样宽？宽到古体诗那个程度？你去写古体诗便了，把格律诗的招牌收掉。没有能力写格律诗，偏要自诩能写，偏要自诩能写，又偏不许格律来碍手脚，可谓进退失据，自打耳光。没能力走路，这路不走也罢，老老实实地爬，也没谁说你坏话；像小孩子爬，咱们看着顶高兴。偏要把“爬”定义为“走”，然后得意洋洋地“走”路，不嫌累得慌么？陶渊明时代，格律诗没有出现，他全部作品都是在古体里爬出来的，可是，咱们感觉他的爬相可爱得紧。
到底想宽到什么程度？据我推想，宽到他老人家恰好守得住的那个程度最好。这方案天衣无缝，功夫比他好的没把柄指责他，而功夫比他差的呢，他又可加藐视了。这样既掩饰了三脚猫的功夫，又大长自己的虚荣心，可说万全。我申明，我本人写格律诗时就常出律，可是我觉得这个伤疤不必化妆起来充好肉，伤疤就是伤疤。脸上的粉刺，即使命名为“美丽青春疙瘩豆”，它照样还只是粉刺。
古代一直就容忍为了佳意偶尔出律，连林妹妹都没意见。但是，从来没有人从原则上要求放宽格律，以掩饰自己的无能。相反，越到后世，格律愈讲究得病态。一个诗体有一个诗体的特性，使它区别于其它诗体，这种特性由一系列或明或暗的限制性规范造成，格律便是规范的重要甚至主要部分。那些规范会带来长处，不然诗体立足不住，早给抛弃了；同时也免不了会有短处，这只能容忍。格律的短处在于，初学很麻烦。如果为避此短而放松格律，那就将溃散那个诗体，因为造成诗体特性的规范不存在了。结果为避其短，先丧其长，你再也享受不到它的长处对艺术效果的强大帮助。比方律诗的对仗，确很烦人，但是一旦对得好，它的效果就特别跳出。古语说已享其利，必受其害，西人说没有免费午餐；要用其长，是不能不忍其短的。而且，没有长处的诗体，最终会消失。所以为佳意而出律，可以视之为破例来宽容；原则上则不可放手，否则缺口一开，大堤即溃，谁都挡不住。
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就是难度，在越困难的地方，你做得越自如，效果就越突出。一个人走钢丝绳时咱们鼓掌尖叫，如果他走在平地上，谁也不会理他。就写诗来说，格律是最基本的入门功夫，还远非走钢丝的高难动作。如果格律都搞不定，那表明作者完全缺乏语言把握能力，是不可能写出什么诗来的－－无论糟的还是好的。
当代人的旧文化素养奇缺，这种情形下，不但不能放松格律以俯就我们的无能，相反，应该形成愈加重视格律的气氛，因为格律正是训练语言能力的最好途径，它可以极快地提高作者的语言感受、把握能力。在古代呢，平仄格律，是一个读书人不言而喻的基本修养，他拿起笔写诗时，这个问题不会成为绊脚石，照直往前走便了。咱们的起点比古人低得多，好比说，咱们呆在地下室里，得费老鼻子力气才爬得到古人的平地，像他们一样开始走路。当然，你可以争辩说，咱就爱地下室那情调――如果这样，那当然是你的自由，你就在那里做穴居奇人，秉爝火以当日月，审容膝之易安罢。
回过头来讲，如果一个作者具备了应付格律的能力，那么，再写诗时，有些细处不太讲究，那倒不是特别大的毛病－－有能力守而不病态地守，这跟无能力守就消灭格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好比一个门槛，能走路的无妨把它跨过，只会爬的呢，就想拆掉它，否则他进不了门。
当然，经这样东拆西拆，门倒是进了，房子也倒了，只等于先前的露宿。诗体都溃散了，你还写什么？
言论节录：
当代诗歌不仅应以其全新的意境而自立，还应以其格律既不过散、又不过拘，既讲内涵、又讲音律，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能歌之于口，又能书面欣赏而通行。亦即对旧诗放宽尺度，对新诗加强约束，使两相走近。新旧诗人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面向时代，面向群众，走诗歌一体化、诗歌民族化的道路。新诗人尤应继承我国诗歌传统，向民歌汲取乳汁，补足民族底气，取得立命之本。”
评曰：
又来一位政治家。为什么不能容许新诗、旧诗各表一枝，多元共存？非得在这里搞一统天下？据王小波转述，罗素以为参差多态是幸福之源。参差多态是不是能叫人幸福，我不知道，但是，参差多态确是文艺之本。政治家谈文艺时，还知道要百花齐放，文艺家一沾政治气，就只准一枝独秀了。
言论节录：
不少人主张探索创造新体诗词。
评曰：
七古杂言几乎可以容纳任何一种可能的格律方式。当然，写它一来太落伍了，二来不能自做宗师，三来呢，它也要些特别的笔力，才够把事情写清楚，这可是哭鼻子都哭不来的。所以，还是创造新体的划算。
我并不反对新体。六朝开始、唐代成熟的格律诗，在那时就是新鲜货；而且唐人老实地承认这点，称它为“今体诗、近体诗”；同时丝毫不厌恶它，相反，写得最来劲，简直有赤膊上阵、汗流浃背的派头。如果大家都抗拒新体，那就只好死守诗经的四言，诗体也就没有嬗变的可能性了。我反对的是，刻意地、主动地、不自然地去创造新体。
诗体绝不是谁能一手创造出来的。诗歌不是建筑，设计个图纸，就可如式建得起来。历史的经验表明，诗体是长久演化的后果，像水蚀溶洞那样缓慢自然地形成的，而不是有意创制的。某个人一梦醒来的异想天开，不可能建立一个诗体的规范，许多代人相继的、近乎无意识的实践，最后才形成规范清晰的诗体；像无量数的流沙随风移动，最终才成为沙丘。
刻意地提倡创造新体，会造成什么后果？第一，它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如愿地扶植起一个新诗体。一个诗体能够成立，得有众多作者去使用它，因而出现佳作；因佳作而显示它的长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去亲近它，以此加强它的基本规范。这样，一个诗体才立得起来，否则它只能像植物人一样趴着，由医生灌药打针来维持它奄奄一息的呼吸――老实说，这样的病号，倒不如把他安乐死。刻意培养的新体，不能由作者喜欢、作品繁多、佳作林立、最终确立规范这个路径，来形成自己的权威，创造自己的生命。这是个自然的演化过程，人力的干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人人都忙着去造新体，谁还会齐心协力，向一个非自创的体裁使劲？这不是吃自己的饭干别人的活么？所以提倡创造新体，实际的效果会摧毁一切可能的体裁，无论新的旧的。第二，刻意提倡创造新体，会带来心理上的坏作用。大家的注意和能量都给引去造作新体裁，就不再费心设法，想写出真感受了。它会激得大家只想标新立异，搞出五花八门，同时也乌七八糟的东西。它对诗歌的破坏，不但是具体的诗体上的，更严重的是，它把诗心引向歧途。
言论节录：
诗律改革应在保持原有格律特征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不能成其为格律诗了。如比XX先生写的民歌体：“郎在山前把路修，车如流水过桥头。姐贩土产真方便，卖了杨桃卖石榴。莲蓬鲜藕一齐收。”此诗冲破了七绝四句的格式，保留着平仄用律的特征，读起来很流畅、新颖、活泼，故应成为当代格律诗之一体。其实，按照民歌的形式还可以创作出很多格律体。如果把这些格式变为带有平仄的格律体，相信大众是欢迎的。
评曰：
看来是非得创造新体不可，因为便连诗评家都实在不知格律为何物，不借创新体之名，把格律诗灭掉，日子是不好混。姐贩一句，平仄就有毛病。而且在古风里，你把句子格律化一些，你多加一句，从来就是常情。这不是旧体诗，而是顺口溜、莲花落。不是为旧体诗创造出新的格律，而是拿旧体诗的一点儿小玩意――平仄――去把顺口溜打扮了一下。好比丫环偷搽了小姐的口红，她并不因此就成了小姐的妹妹、成了小小姐。偶尔写点顺口溜似的东西，没有问题，但是若把它竖为旧诗的风格标准、创作楷模，开口闭口只有这类东西，那就危险了，旧诗会全军覆灭。好比说，偶尔吃点野菜，既新奇又有味；如果拿它当饭吃，你拖不了几天便要呜呼。
又昏篇：第十八届研讨会谐评
言论节录：
须大力提倡有个性化、有时代性之诗词作品。
评曰：
是呀，要提倡个性化。这样一来，人人都只想跟古人、别人不同，憋着劲跟旁人叫板，搞出五花八门的花哨东西来。人人如此，个性乎？共性耳。
个性是不能提倡的，一提倡就适得其反。只有什么也不提倡，任各人自然自在地生长，他们才会长出各自的个性。提倡与压制，相同地都是外来的干扰，把众多人导向或者挤向一个模式。压制比方拿模子压豆腐，出来个个如一，老子儿子分不开；提倡比方拿火药炸石头，看来是满天乱飞，没一个同方向，实际等它落地细瞧，照样没个性没长相的乱石子而已。老实地写自己的所想所见，这就行了，你自然的个性已在其中；因为个性不同，所想所见将各有其异。同时，没有个性的人会出没有个性的东西，有个性的人自然出有个性的东西。叫没有个性的人写有个性的东西，与叫有个性的人写没有个性的东西，其失也等，无非叫他不写自己的所想所见，而按一个标准制造工业品。
本着自然的性情写作，作品因而出现自己的面貌，别人从中读到你的个性，这是一回事。为了显得有个性，因而拼命把东西写得与别人不同，以证明自己确有个性，这又是一回事。这两回事貌似相同，实际恰好相反，前者像正常的拿脚走路，后者呢，等于倒立着拿手走。提倡个性一得落实，那图景就妙不可言了，你出门时，但见满天竖着的大脚丫子。
可想而知，“时代性”就在这位先生口袋里兜着，可他就是不肯拿出来给咱们瞧瞧是个啥样。急得人死。
言论节录：
唯精品是务。
评曰：
祝贺祝贺，诗词已经进入商业化时代了，果然与时俱进。为精品而写作，绝不要为自己所感所见而写作。
言论节录：
诗词乃文艺载体之一，必须与时俱进，与时更新。更新之道，须靠实践，靠生活，靠人民大众。既非原地踏步，亦非一蹴可就。自《诗经》、《楚辞》而汉魏乐府，自汉魏乐府而至律绝，又自律绝而至于词曲。丕变之迹，昭然可寻。故今应创能容纳新事物，新词汇之新体，乃势之所趋，才人志士，均宜努力。
评曰：
多好的人民大众啊，就像诗人的小妾似的，诗人在外边吃瘪，搞得灰头土脸了，回家就可舒舒服服往她身上“靠”。众所周知，人民大众是老爷，旧诗才是被他抛弃的小怨妇。可是弃妇总免不掉要向老爷讨好，以求重获恩宠－－所以，“为人民大众写作”就成口号。只可惜口号喊得再响，人民大众躲得远远的，听不见。
旧诗目前就是一小部分人的读物，是这个时代的遗老，这点得老实认账。自作多情没有意思，掩耳盗铃也没有作用。为了赚得看官，就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地瞎折腾，则不但无用，甚且有害。
即使古代，旧诗也不是人民大众的读物，而基本上属于读书人。古代的书面语与口头语之间，存有很深的沟鸿，偏激者甚至要认它们为两个小系统；苟非如此，五四之时也不会拼命要把文言掀翻，抬出白话来了－－它的理由就是，文言太难，离口语太远，人民大众里不易普及。在古代，人民大众百分之九十不识字，不能阅读，这决定他们基本上跟旧诗无缘。可能像一部分竹枝词、一部分特别清浅的诗作，他们听得懂。可是这样的诗在古代比例绝小，旧诗的平均难度比它们大得多。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般程度的旧诗，他们是没法懂的，因为即使当时的文人，也不可能靠听来懂得它们。我举个例子，当代研究诗词的教授们，就听不懂别人念的一般旧诗，常要别人告诉他字是哪个字。写过诗的人都知道，诗用字有多简省，而且有时简直不守语法；用过全拼输入法的人都知道，一个音会对应多少汉字；想听懂大半的旧诗，完全没有可能。专研旧诗的教授，理解诗的能力不会比古代一般文人差，我们可以推断，古人同样也得看诗，不然照样是个张耳聋。当然，他们也无妨拿着调子来吟诵一番，把声音这个特征容纳进来，更烘托一下意境。古代百姓因不识字而不能读诗，当代百姓因不识文言，也不可能读懂多少诗。旧诗主要是阅读的，而不是听的，是应付眼睛而非耳朵的文艺样式。旧诗从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人民大众的东西。
词一向认为来自民间。这个民间也绝不会指那百分之九十的不识字者。词是勾栏乐伎们唱着行乐佐欢的，我想没有人会弱智到相信，那些底层百姓天天去逛窑子。所谓民间，也只限于识字的、基本能阅读的、甚至稍稍有钱的那部分人；名以民间，相对于朝廷官府罢了。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但不是饮井水者皆听了柳词。文人插手创作，词跟人民大众更疏远了，作者的文人特性流露得愈充分，行乐佐欢的功用愈退缩，跟一般社会的有钱识字集团偏离了不少。
人民大众自有其文艺，比如赛社娱神时的舞剧，比如随地而唱的山歌，又比如口头流传的顺口溜。当代借人民大众为名写出来的东西，十之八九就是顺口溜而已。可惜写得太糟了，只是些口号与套话，干瘪干硬，等于燻过头的腊肉皮，或者狗啃过的剩骨头，人民大众对它没有胃口。顺口溜本身并不低等，而且可以非常好。社会上流行得不少，比如：“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肝肠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纪委会，纪委书记说，该喝的不喝也不对。”这类东西我想诗人们听了也会大笑或者苦笑，欣赏它的诙谐与入木三分。写顺口溜也并不可耻，要写就理直气壮地写，躲到旧诗的招牌底下干什么？旧诗本来不是民间的、大众的，将来也不必是民间的。当它真到民间之时，肯定已经成为顺口溜。顺口溜本来就在，完全可以写，为何一定要把旧诗实际消灭，把顺口溜来顶这个空名？
动不动讲人民大众的人，应该老实地问问自己：他们在哪里？古代在哪里，现代又在哪里？他们可有任何苗头，表明想读旧诗？他们在听流行曲，在看肥皂剧，在看武打片，看好莱坞电影。时代提供了他们愿意接近的一切东西，传媒等等也塑造了他们的口味、主宰着他们的文化导向。旧诗便花钱请他，他也不肯屈尊的。我并无轻视人民大众之意，相反，在社会问题上，我站在他们一边；我自己就是最底层的群众之一，而且还丢了工作。但是，诗是诗，他们不读诗也是事实。诗人喊这些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的口号，可说是两眼抹黑的一厢情愿。人民大众满街都是，可是，诗人所谓的“人民大众，”只在他自己发昏的脑子里。这只是诗人出于自欺而产生的幻觉，如果不是出于骗人而故意撒谎的话。把这个真象揭穿，也许对诗人太不够同情了。
在研讨会上，几乎大半的发言都提到“人民群众”，并且无例外地视它为对象或者靠山，尤其是，没有任何一个声音来质疑它。看来这个幻觉功能强大之极，几乎所有脑袋都给它迷漫了。这不由叫人好奇，想知道这股烟幕是从哪里飘来的，是什么东西烧出来的。咱们从中国一向的文艺观演化过程，可以摸到些蛛丝马迹。
古代文艺有教化的传统，性子是政治的，作用在于配合统治者治理天下、维系社会。这个东西经过变形加工与变本加厉，保存在建国后的文艺论中。比如“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的口号，把文艺的角色更强化为思想灌输、政策宣传的工具。古代同时有采风一个传说，不管它是否实际存在过，大家总之颇为相信。它把民间的信息向主上传达，以利于人主了解民情、善解民意、善治民生。它也是政治性的，但是，实际上提供了一条小偏道，来关注百姓的苦痛，进而为百姓赚得政治、经济的好处。这个传统建国后也保存下来了。虽说当局不爱别人讲当代的阴暗面，但是原则上，它提倡写百姓的苦难，为百姓张本，尤其所写为旧社会时。它要求文艺的内容以及实效，有益于百姓的实际生活。但是，原则上，它不必涉及文艺的受众；就是说，它不必是针对民众这个读者写的，不必非要他们看得懂。这两个传统，构成了共和国文艺论的一个方面，无妨称为政治的方面。
共和国文艺论的另一方面，始自五四，大成于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从五四起，政治的眼光与重心，渐渐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来，这跟古代是个极大的不同。政治开始启蒙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视为最有力量的团体，并且因此，群众的力量就真的释放出来，在上层引导之下，左右起历史进程。而古代呢，只有闹得民不聊生之时，民众才跳出来造反，进而为野心家凭借，重立王朝；主动而且系统地启蒙、教育、组织群众，作为参与、经营政治的常轨，这个现象古代如果不是全无，至少罕见。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正是这样搞的，而且取得非常的成功；底层百姓在政治、经济上，地位也全面提升。这个过程，要求文艺也注意群众，把它们当为自己的受众，文艺势必趋于通俗。一来，不如此政治无法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二来，共产党自称是代表底层百姓的，它非得关心群众的精神生活；三来，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群众，也要求有针对自己的文艺品，进而要求文艺的通俗性质。这么一来，文艺不仅是助群众获益的工具，同时也是以群众为读者的体裁。不但它的内容、实效要帮护群众那一方，它的形式、技术也得适合群众的口味。概言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既是帮他们忙的，也是给他们看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既然要驯化他们，当然得要他们看得懂。
到这里，文艺思想的框架就基本定型。研讨会上有关“人民群众”的议论，正是它的嫡传，既含有为群众争益的一面，也含有求群众欣赏的一面；前者便是写“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为人民群众鼓与呼”；后者就是写顺口溜，以便让人民群众懂得。借助这两点，诗人相信自己能重新登上舞台、俘虏观众。顺便提到，教化、为政治服务一个侧面，在当今“时代精神”的腔调上也留下了影子，它们总之要把作品附向外在的、涵盖一切的某种观念，而不是向内，返回到个人的生存体验。在研讨会里，也少有发言不提时代精神的。
旧诗人心目中的“人民群众”，由共和国的文艺论定义出来。建国以后，文艺史观当然也免不掉强调人民性，以它为尺度来审判旧时代的文艺品，来追溯、追述诗歌史。与人民相关的作品升值，不合当代人民观的掉价。讲得来好像整个诗史是以人民性为中心、脉络，围着人民打转似的。这会引发不自觉的旁泛联想，下意识地以为从前的作品，也以当今那类“人民群众”为受众。在这点上，我没有看到哪个论家强调过古今有别；如果这是有意识的，那表明论家在故意误导群众观念；如果是无意识的，那表明论家自己就被误导；无论有意无意，都表明共和国文艺观的压力与渗透力。这么一来，一个事实便给掩盖了：旧时代的文艺受众，至少在旧诗这方面，并非共和国所讲的那样广泛、底层的百姓；它所谓民间，也主要是读书识字者，范围比今天要狭窄得多；旧诗肯定也有它的“群众基础”，但并非今天的“基层群众”。今天绝大部分底层百姓当然都识字了，可是他们所读并非与旧诗相关的那类书，识字带来的文化，也大异于旧诗所依赖的文化；这些识字者不再可能为旧诗所倚靠。诗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人民群众”一个观念，这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旧诗从前是拥有“人民群众”的，它所以成功，正因为跟“人民群众”密合；现在所以不见待，是因为自己脱离了“人民群众”；将来呢，可以借讨好、服务于他们，重新吸引他们，旧诗也就随之得势。在这种观念背景下，他们自然以为，顺口溜化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相信它是行之有效的。只要明白讲出，“人民群众”这个观念是新时代的产物，并非古代旧诗所面向的“群众基础”，那么，所有关于“人民群众”的幻想与议论、对“人民群众”的信任与依赖，都将破产。
事实上已经破产了。二十多年来，诗人们照着上边的思路，写下无数的顺口溜，多得垃圾车都不够拖；而普通百姓并未被感召过来，他们照样不肯读，连收破烂的在翻垃圾堆时，也不顺带一眼。这是第一家的破产，诗人的破产。毛泽东打天下也不过二十多年，如果向一个人丢了二十多年的媚眼，还没把他勾引到手，这淑女还有脸说自己的魅力没破产么？由于文化传统几乎中断，当代诗人的旧学素养极其贫乏，他们如果懂道理，本当竭力补上这课。道理其实很简单：从古代到当代，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教育体系，都大为变更，古人在一切方面所受的教育与影响，都跟当代很不相同。当他们成为一般读书人时，身上大致就有了旧诗所需的知识贮备、文化素养；而当代人即使读到博士，他连最基本的平仄也未必了解，更遑论旧诗所依赖的贮备与素养。但是诗人们不肯懂这个道理，便懂了也装不懂。由“人民群众”这面大旗引领，他们干的勾当相反，不是补课，而是旷课，根本不理睬旧学。甚至胡闹地罢课：凡属与旧学相关的，都给他们斥为腐败的、要不得的；比如用了一个典，就是一条罪。你看这像不像从前红卫小将罢课斗老师？如此折腾下来，诗人们心理上只肯写顺口溜，能力上也只够写顺口溜了。可是不要紧，“人民群众”虽是面大旗，终是块布，也可扯下来当窗帘用，掩饰自己的无能。它甚至当得遮羞布，因为从未听说过哪个诗人为自己缺乏旧文化素养而害羞；对旧诗而言，这本是个很大的羞处，而竟完全没表露出来，可见是给遮得密不透风了。结果，古代那样可惊可愕的诗词，演变成今天的顺口溜，当然，使观者愈觉惊愕。这是第二家的破产，诗词的破产。第三家破产的，是旧诗的声誉。这声誉本来很好，可是假如读了今天的顺口溜，还承认它有声誉，那论者的声誉也就可危了。
回过头来。从上边对“人民群众”的追查里，我们也看得到，旧诗人的诗歌观念，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翻版，它们秉有相同的“假大空”个性，是毫不奇怪的。这类观念在其它的文艺领域全线溃灭，只在旧诗界存亡继绝。它最基本的特征，讲出来会吓得诗人脸白，也叫别人替他们脸红，因为就是他们的新思想拼命批判的东西：“应制”。不是向一个皇帝的应制，而是向一个政党、一个时代、一群不知在哪里的“人民群众”的应制；不是古代小范围的应制，而是更大面积的应制；不是当面时被迫的应制，而是在背后还主动的、更为深入骨髓的应制。据说从前废除跪拜礼时，忧心忡忡、怒气冲冲的卫道士说：“那天生的膝盖还有何用？”与此类似，即使跪拜的对象――那个主子――不在了，跪惯了的人也还是不肯爬起来，活动活动筋骨，自己走路的。
旧诗到底能依靠哪些人？前边已经讲明，这些人是不可能靠“人民群众、非人民群众”这类框架区别出来的，因为这个框架本出于想象，自新时代的政治话语移植、硬栽过来。旧诗的传统读者，跟人民群众关系不大。而传统所谓“读书人、非读书人”一类框架呢，因为时代与教育的差异，到今天也难于照搬。今天旧诗如果还有指望，只能指望这些人：懂点儿旧诗、旧文学、以至旧文化的人，至少是对这些旧东西感觉兴趣、愿意学习的那类人。不管他们的政治身份归于人民群众，还是官僚政客，也不管他们的行当是为学为工、从军从商。鼓着嗓子，举着拳头，把从不理睬旧诗的“人民群众”当口号来喊，试图拿政治正确来威胁、逼迫作者，这不单无知得可畏，而且无聊得可笑。真正的人民群众，倒是宽容和善的，他们除掉不读旧诗，从不跳起来管诗人的闲事、逼诗人去讨好。而且，老实说，这些口号家、嘴巴家当然全是谎言家，因为他们完全不能代表人民群众。两者的区别瞎子也看得见：人民群众老实地对旧诗毫无兴趣，口号家倒是兴趣浓得很——虽说要死觅话，就是不肯屈尊学习一下它。
言论节录：
要使旧体诗词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最主要的是体现时代精神，突出时代特色，把握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要“挺立潮头”。千百年来，凡是传诵百世的古诗词，大多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最本质特征的诗词反映。这是一个旧体诗词作者创造时必须时时提醒自己的。……“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的大诗人臧克家，百岁在病中仍然用颤抖的手画着不成形的圆圈，其家人问其画什么，他语气坚定地说：“写‘时代精神’！”
评曰：
原来时代精神就是要“挺立潮头”，承教承教。我还以为“挺立潮头”是冲浪运动的要求呢。
臧克家不愧是大诗人，他的举止明白地讲出了实际：时代精神实际就是那个不成形的圆圈：其间空无一物，其状还不成看相。
如果谁口袋里果然藏着“时代精神”，那就请拿出来，让咱们照着写。当然，这就不是写诗了，而是抄文件。不是写自己的感受，而是喊别人的口号。拿出这样的东西要别人照着写，那当然也不是指导写作，而是搞专制，不准别人自由地写作。如果口袋里没有“时代精神”，那就别造谣。
这是个两难状态，如果你真有时代精神，你就不是在叫诗人写诗，而是逼诗人不写真诗，转去抄写一个观念；如果你没有时代精神，你拿什么叫诗人写？倡言时代精神，无非自己给自己挖下一个陷阱。以后再喊此类口号时，拜托先从陷阱里爬起来再说、把它先填平了再说－－可是逻辑上，这口井是填不平的。
拙作旧文《当代旧诗的理论与创作》，对“时代精神”做过梳理，有兴趣者不妨翻一下。
言论节录：
第一，要以现实主义为核心拓展题材，反映历史前进的脚步。
评曰：
胡屠夫快来，小本生意别做了，咱搞个大活计。斫斫猪脚有何出息，赚得几钱银子？咱们今后斫历史的“脚”，还专斫它的前脚――“前进”的那只，后退的那只不好卖，咱们不理。赚头可不得了，说不得说不得，赶明儿您就是大诗人了，还怕什么鸟进士？范进要不老实，照样老大耳刮子抽他丫挺的。
你写自己的诗，把自己的生存感受记录下来，就完成了你的本份，管到历史去干什么？你是历史中的人，你自己的感受受历史的影响，同时这感受也参与、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与面貌－－正是无数个人对事物的感受、由这感受而来的互动，推转了历史之轮－－你写清自己的感受，同时也就触及了你可能触及的那微渺的一小部分历史。你诗里的感受，也可以成为后世史家判断我们时代的一个小资料、小证据。这是你死后别人的事，你去抢活儿干什么？好像死人还拼命要负责把自己烧埋似的。
只有高高在上的上帝，因为超然于历史之外，才看得清历史的脚步；我们这些被历史覆盖、为历史推迫、在历史中行走的小人物，能看得清自己的脚步，就相当不错了――如果还能把脚印画得下来，那更是额外的幸运。若干年后，如果蒙史家瞧得起，他自会把咱们的涂鸦收集起来，开始胡猜乱想地画历史那只大脚丫子。那时候，我们早在土里，由蛆虫收拾完了。西方有个国王讲：“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大家骂他荒淫无道。可是另一面看来，他的确讲出来了真象，身后之事，便想管也管不到。滔天洪水如果死后才来，便只能听它，即便大禹，也得活着才能治水。死之前呢，管管自己的小脚丫子，就够咱们忙乎的了。
明眼人看得见，我这些话对“时代精神”同样适用，大半地方，“历史”一词都可用“时代”来替换。因为这几乎是一个问题。
言论节录：
第二，要以人民大众的需要为尺度发掘素材，体察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反映人民大众的脉搏和呼声。
评曰：
蛔虫蛔虫，快来快来，今儿捞着一笔好买卖，咱不敢一人独吞，让哥儿们也沾沾油水。咱哥儿俩什么关系？你大傻，我二傻！别人比得么？得了吧大爷。唠叨了半天，差点把正事忘了。是这样的。前儿来了个大腕儿，贼有钱。听说他有些什么“需要”，咱们只要给它满足喽，银子花不完。他吃得满肚子的肥油，皮带比轮胎圈儿还大。咱们只消钻进他肚子里，把他吃下的东西都接过手来，别让他长膘，这就成了。这活儿中不中？就是专门替他吃，大鱼大肉！你家翠花那碗酸菜，切，吃了一天又一天，吃得你，瞧你那样儿，都成茶叶卷儿了。咱既得了人家的好处，也得替人家操操心，他的什么“喜怒哀乐”呀，咱全替他包了，省着老人家的力气。他太胖了，又害高血压、又爱打鼾，毛病多着呢。我瞧咱们也天天替他量量“脉搏”，随时报告。晚上呢，打鼾的“呼声”，咱也替了他。反正咱们吃得膘肥，自己也要打鼾的。
宁做别人肚里的蛔虫，偏不肯做自己。自己满肚皮的喜怒哀乐不理，专管闲事去帮别人喜怒哀乐，这不但在文学上是奇闻，在生理上还是奇迹－－凡长了脑袋的人都知道，人的喜怒哀乐是不可共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挨了打，我硬是不痛，你气炸了肚皮，我的肚皮照样挺得像贪官。
这真是老婆生孩子，老公偏来坐月子，别人害病，你来喊痛吃药，别人内急，你替他出恭。
你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写出来，别人有相似病症的，会领会到你的哀乐，如此而已。
人民的苦难并非不可写，如果他触动了你，你还当大写特写。但是，诗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需要，而是传达作者生存的体验。人民及其喜怒，当然完全可以参与、影响你的生存体验，从而进入你的诗歌－－你自己不就是人民之一么－－但是，诗歌自身，不是向一个整体的“人民大众”讨好或者服务的工具。
此外，“为人民群众”这类议论，基本上不是文艺腔，而是官腔。它貌似最贴近人民群众，内在的品性恰相反。它在心理上隐隐然把自己摆在人民群众的头顶上，然后屈尊勾腰，向下来“体察”一下人民的需要、哀乐、呼声。骨子里它是一个大老爷，下临着一大群子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本来就是人民中的一员，你哪来的角度去“体察”一大群人？你并非父母官，要“体察”这一大群干什么？你“体察”自己的生存体验不就成了？你的哀乐、呼声，不就是人民的哀乐与呼声的一小部分么？各人都如此体验，加起来不就是全体么？一个渺小的个人，所能做的不也仅此而已么？试问除掉一个个具体的人，如何去“体察”那个空洞的“人民”的感受？一个抽象的“人民”，它又如何来感受？它有同一个感受系统么？并且“人民”从来就不是均质的，个人构成人民，性质并不像单根烟凑成一盒烟。“人民”分为各种小集合，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分类。我只打一个比方：听说某厂大发奖金，这厂里的一个工人，与旁边那个濒临破产的农民，他们的感受会相同么？像一切官腔一样，那些议论也是空话，完全不能实指的。
我说它们是官腔，并非夸张，我把上边所摘那段话抄来，删掉一两个文艺专用语，大家再看，就明白了：“我们的工作，要以人民大众的需要为尺度，体察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反映人民大众的呼声。”瞧瞧这段录音，像不像领导在大会上作报告？简直活灵活现。写到这里，我差点儿推开键盘，热烈鼓掌。
言论节录：
近二十年来，特别是《21世纪中华诗词发展纲要》贯彻实施以来，诗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潮，作者之多，作品之丰，已非任何历史时期可比。
评曰：
我倒，还真订有发展纲要。政治口号曰：“一年小治！三年大治！”政治计划曰：“第一个五年计划！第十个五年计划！”。工厂计划曰：“三年扭亏为赢！”。诗人计划曰：“二十一世纪！”
我瞧诗人还是改行从政、办厂的好，不至埋没了他的大才具。
言论节录：
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
评曰：
昔有驴，慕马之足健。复有马，慕驴之耳长。两相缱绻，终焉成其好事。逾年产子，其名为骡。骡之为物，无所用其阴阳，于是驴、马、骡三族，悉皆不血食。
言论节录：
最关键的是迅速建立和实施中华诗词的机制化方略。它包括人才库存机制、民间评价机制、专家认定机制、市场运作机制、官方认可机制等五个方面。……总而言之，人才库存机制是专业内涵，民间评价机制是社会基础，专家认定机制是技术保障，市场运作机制是绩效核心，官方认可机制是政治保障，五个环节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评曰：
呜呼，过不几天，咱们在菜市场就可买到包装精致的、明码标价的、切成方块的、没有注水的、号称绿色的等等等等的－－诗词作品了。拿回来直接下锅，群众都反应说：如今的政府真正为民着想，我们完全满意。
去年还只在诗词之内昏，今年昏到商界、政界去了。看来明年连军界都保不住，不按方针办的要军法从事。
言论节录：
十七、十八届研讨会发言全部。
评曰：
二十多年来，咱们一直在系统地糟蹋旧诗、毁灭旧诗。现在看来，目的基本达到，咱们已经有足够的资格，在死后挨祖宗打屁股、挨祖宗骂不孝子孙了。咱们可以收手了。
如果咱们的初衷并非糟蹋、毁灭旧诗，那就更该收手了，因为旧诗已经奄奄一息，经不起鼓捣了。
这样敲锣打鼓、左吆右喝地瞎折腾，一气折腾了二十多年，咱们也该累了，该喘口气、歇会儿肩了。让大伙儿清静一下，写点儿自己想写、自己能写的东西罢。写得不好，祖宗不怪；写不好因而不写，让旧诗寿终正寝，祖宗想也不怪。要写而偏不好好写，偏要做着怪脸、翻着筋斗来胡闹，把旧诗的声誉败尽――这等于把它掘墓鞭尸，那祖宗便不怪，后世也要怪的。
三昏篇：闭幕式
主席出席研讨会的闭幕式，作了最后发言。
主席说：一个人讲一句昏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讲昏话，不讲明白话；世界上出个把昏人并不难，难的是人人昏、个个昏。现在看来，昏势一片大好，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好，而且越来越好。
针对这个昏势，主席指示说：昏话要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明年我们还要开昏会，讲昏话，而且要保证比今年讲得更昏。时代是发展的嘛，事物是前进的嘛。
有些同志担心，最终还是有些落后分子不肯昏，偏要老老实实写自己的感受。针对这种情况，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嘛，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嘛。只要咱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无产阶级昏话大革命进行到底，有什么目的达不到呢。人民群众不是说过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昏人。我不是也写过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发昏。
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十五分钟后，掌声戛然而止，会场寂如死水。会议工作人员忙来看究竟，只见所有会员包括主席，全体昏倒在地，原来他们开始给主席的话听得半昏，后来经掌声一震，不免全昏了。有个工作人员没见识的，还不大肯信，跑去摇他们脑袋。同伴问道：“真昏假昏？”他连连点头，佩服道：“真昏！真昏！”接着自己连同伴，也给满室昏气薰得昏倒了。
于是，会议在一片真昏中，胜利闭幕。
跋尾：
碰壁斋既成三昏之篇，感举会昏势之盛，遂亦旧昏复发。终日昏昏闷闷，虽茶虽酒，莫奈之何。案头适有西游一卷，随揽以遮眼焉。论者或谓其读书解闷，不知欲解者实非闷也，乃其昏也。见书中语曰：
樵子道：“和尚不要调嘴。那妖怪随身有五件宝贝，神通极大极广。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若保得唐朝和尚去，也须要发发昏是。”行者道：“发几个昏么？”樵子道：“要发三四个昏是。”行者道：“不打紧，不打紧。我们一年，常发七八百个昏儿，这三四个昏儿易得发，发发儿就过去了。”
碰壁斋诵至此，恍有所悟，口语心曰：“那泼猴齐天的本事，一年还少不得发七八百个昏儿。况我辈凡胎肉眼，不大发其昏，才没个道理。况他又说，这昏儿易得发，发发儿就过去了。我且操甚淡心，着甚干忙？终究是要过去的。如今的计较，大伙儿一齐发将起来，方是正道。这也便算得明心见性，去正果不远了。”于是抛书闭眼，一时三魂渺渺，七魄茫茫，蒙天盖地的兜底儿昏了去。不提。 评曰好玩，像黄酒，喝着喝着上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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