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王东京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上的讲演
[i] 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用个时髦词语，是精髓。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怎样？——王东京 [/i]
近些年我在各地调研，时常听到人们发议论：某某领导懂经济，某某领导不懂经济。那么怎样才算懂经济呢？老百姓看的当然是实惠，如果我们的领导同志，你为官一任，却不能造福一方，大家肯定认为你不懂经济。但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懂不懂经济，就是要看你是否了解基本的经济理论，能不能运用这些理论驾驭经济工作，按经济规律办事。
驾驭经济要懂理论
阿基米德曾经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转动地球。如果我们把经济活动比作地球，经济政策比作杠杆，那么经济理论就是那个撬动“地球”的支点。对于我们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来讲，天天与政策打交道，或是制定政策，或是执行政策，但如果没有掌握必要经济理论，难免会打乱仗，事倍功半不说，很多时候还会弄巧成拙。
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同志都知道，经济学中有一个资本收益递减规律。其实，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它的效应也是递减的。经济生活不像物理实验，它的变数太多，几乎无法控制。1998年以前，治理通胀是主要任务。谁料想我们这边“着陆”未稳，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接着是一场大洪水。原来的经济过热，一下子变成了需求不足。问题变了，政策当然得跟着掉头；否则，无异于南辕北辙。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它的生命周期。比如股市，政府放出一条利好的消息；当时也许会立竿见影，大盘猛涨，可待以时日，便又会风平浪静，说不定还会止涨反跌。政策还是原来的政策，可这一前一后，效果却截然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联产承包”刚出台，一时间，可谓是呼风唤雨，威力无穷。只要上缴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这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所以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连上台阶。可到了1984年，这项政策就走到了它的拐点。现如今，我们要搞规模经营，如果不配上“土地流转”政策，原来的家庭承包，反而就成了负面因素。国家制定政策，算的都是大账，考虑的是整体利益。但政策到了基层，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本小账。两笔账能算到一起固然很好，但很多时候，根本就算不拢，这就难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济学上管这叫博弈，说白了就是下棋。面对这种情况，国家要想实现自己的意图，就得出新招、出奇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能让对手摸到路数。像程咬金那样老是那三板斧，来回使，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如何让经济政策随机应变，趋利除弊，扬长避短，学习一些必要的经济理论，肯定能助你一臂之力。
经济政策既然要适时调整，常变常新。那么，我们怎么评价政策？从根本上说，还得靠实践。一项政策好不好，有没有效，必须让实践说话。但单纯由实践来判断，难免会成“马后炮”。好比一个人置身在沙漠中，沿哪个方向可以找到绿洲，哪个方向是死路一条，他必须事先就做出定夺。绝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走下去，走对了是万幸；可一旦搞错了，等到将死的那一刻，实践出了结果，而他自己，也要埋尸黄沙了。果真如此，岂不是代价太大了吗？评价政策也是这样，如果一项政策刚刚出台，效果还没出来，或者在不同的决策之间，需要我们做出选择，怎样才能多一点理性，少一些盲目呢？这就需要经济理论、经济分析。
经济工作需要理论指导，可是有人会说，经济学如此复杂，各种学派多如牛毛，对同一个问题，三个经济学家，可能拿出四种答案，你让我听谁的？的确，今天的经济学，千头万绪，着实令人生畏。一不小心，你就可能迷失在这片丛林里，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别说用它来分析问题，就是弄清原委，都可能茫然失措，大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感觉。但这绝不是说，经济学是屠龙术，如果我们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它最本原的东西梳理出来，你就会发现，基本的、管用的理论其实并不多。我这里讲的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则：1、道理简单，容易理解和掌握；2、经得住实践验证，能得到普遍的接受。现在的经济学教课书，越编越厚，经济理论，也似乎变得越来越深奥。但依我看，不论经济学多么庞大，假如用以上两个原则去过滤一番，能剩下的东西，充其量不过一掌之数。不信你可以随意打开一本西方权威的教科书，其中很多理论，不仅不能用实证的办法检验，而且理论与理论之间也相互矛盾。就连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也承认，“经济学的某些重要命题，还不能用事实证实。”而1995年卢卡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诺奖主席魏林又说：“卢卡斯已经使得直到70年代为止所发表的大部分经济理论站不住脚。”既是如此，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当然不能说它一定正确，站不住脚的理论，更不能说它管用。
基本理论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
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用个时髦词语，是精髓。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怎样？经济生活千变万化，而经济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把握了它，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就都具有了看家的本领。
为什么说这“三个假定、三个原理”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呢？因为二百多年来，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比如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即是如此。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举个例子，前几年我们银行接连降息，目的是为了减少居民存款，扩大内需，但如果老百姓不自私，任你银行利率如何降，人们都无动于衷；国债利率如何高，大家也不稀罕，那么政府刺激消费与投资，不就落空了吗？事实上，我们这几年降息对扩大内需，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正好说明，人是理性利己的。再说，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无私奉献？因为人们客观上都是自私的，能做到无私不容易，所以对能做到无私的先进人物，理所当然要予以鼓励。但鼓励是一回事，客观存在又是另一回事，假如我们把要鼓励的东西，当作已经存在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最典型的就是把政府官员都当作无私奉献的圣人，所以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结果如何呢？一是政府效率低，二是腐败屡禁不止。各国经验表明，高薪未必一定养廉，但低薪肯定导致腐败。
关于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我想争议不大。市场经济所以强调要合理配置资源，就是因为资源稀缺，资源如若不稀缺，能敞开供应，需要多少有多少，那么还要我们研究资源配置做什么？现在有一种观点，说随着科技进步，资源将不再稀缺。比如煤烧完了可以烧油，油烧完了，还会有新的能源出现。而我要问的是，既然有煤烧，当初何必去勘探石油，现在有了石油，人们还何苦劳神费力地去开发新能源呢？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每一种资源都是有限的。科技再发达，恐怕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至少资源无限的说法，至今尚未得到实践的检验与支持。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主要是基于效率的原因。假如我所有的财产得不到法律保护，你可以随便拿，那我也不是傻瓜，也不会努力工作，更不会积累财富，需要时到别人家里去拿好了。可是大家都这么想，谁会积攒财富呢？若如此，社会怎么进步？经济怎么发展？所以保护个人产权，实在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
有了上面的三个假定，再作进一步的推理，就有了三个原理：第一个原理，利益最大化原理。既然人是自私的，必然就会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只是一句俗语，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资本主义生产为什么会过剩？马克思的解释是，资本家有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倾向，故而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益缩小，所以产品就会卖不出去。我们现在为什么也出现了生产过剩？因为市场经济下我们的企业也是经济人，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规模也要不断扩大，人们的收入跟不上这种增长，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买方市场。第二个原理即供求原理，这是由经济人假定和资源稀缺假定导出的，既然资源有限，人们又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就出现了供求问题。当某种资源一定时，需求越大，价格就越高，反之，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下降。经济学中的需求曲线，自左上方沿右下方倾斜，就是这个道理。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价值规律。第三个原理，等价交换原理。自从产生了社会分工，人们就难以自给自足了。我生产粮食，你生产布匹。可我需要穿衣服，你也需要吃粮食。粮食和布匹的产权又是受法律保护的，就是说，我不能去你们家随便拿布匹，你也不能上我们家随便取粮食，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交换。并且这种交换还必须等价，交换双方都要感到合算。否则，倘若有一方觉得吃亏，交易都会达不成。所以，是社会分工与个人产权的保护，导致了等价交换。
运用上述假定和原理分析经济问题，还需要三个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静态与动态）、均衡分析法（静态与动态）以及帕累托标准。前两个方法，大家都很熟悉，而帕累托标准，需要略作解释。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在研究资源配置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人们简称为帕累托标准。意思是说：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否则，就是帕累托改进，而不是帕累托标准。举个例子，现在有20人要过河，但一只小船只能载19人，假如我们已经让19人上了船，船已满载，此时，我们就称之为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因为如果再多让一人上船，就会因超载而给另外19人带来危险，损害别人的福利。反之，如果本可以载19人的船，我们只让上18人，也不符合帕累托标准，因为此时还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福利，而不会损害到他人。
上面这三个方法，是作经济分析最常规的方法。现代经济学的体系，其实就是根据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构造起来的。比如，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根据利益最大化原理，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形成了厂商（生产规模）理论；从资源有限的假定出发，根据供求原理，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就形成了市场价格理论；从保护个人产权出发，根据等价交换原理，运用帕累托标准，就形成了按要素分配理论。这些假定、原理、方法，不仅适应微观经济分析，而且适应宏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不过是微观经济的放大，它也得服从基本的经济规律。现在经济学界，尽管流派纷呈，学说五花八门，其实只是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些假定、原理、方法时，加进了一些新的约束条件，或者是作逻辑推理时，各人的功力不一样，而基本的理论，却万变不离其宗。萨伊提出“萨伊定律”，是因为他认为货币只起交换媒介的作用，所以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凯恩斯推翻萨伊定律，是因为他发现货币还会被人们储藏起来，导致供求失衡、生产过剩，所以他提出国家应干预经济；弗里德曼又革了凯恩斯的“命”，是因为他发现了人们的消费，不仅仅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而更主要是由持久收入决定的，所以他认为从长期看，市场能够只求平衡，无需政府干预。这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虽然不同，但运用的基本理论，却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立论的条件与背景。
如何用理论驾驭经济工作
学习经济理论，就是为了驾驭经济工作。那么如何运用理论指导实际经济工作呢？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难一下子说清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虽然只有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但它就像中国的八卦，一旦把他们组合起来，却博大精深、变化无穷。孙子兵法，说起来只有三十六计，但要运用得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兵家审时度势、用计准确，方可得胜。作经济分析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先弄清经济问题产生的背景与条件，选择恰当的理论与方法，做出合乎逻辑的推理与判断，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让我们先来看看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改革？因为国有企业效益不好。国有企业效益为什么不好？因为它只追求产值最大化，不讲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为什么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企业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经营者是国家干部，企业盈利要全额上缴，而产值可以出政绩、政绩出干部。所以国企改革最根本的问题，是要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经济人）地位，承认经营者和员工是经济人。承包制也好，股份制也罢，其实都是为了把企业变成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实体，迫使它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央提出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的也在于此。可是现在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改造成股份制了，为什么效益还不见明显好转？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还没有明显提高？因为经营者还是国家干部，职工还是国家职工，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人”。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就得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取消经营者的干部身份，取消职工的国家身份。经营者和职工一旦成为经济人，必然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怎样把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转变为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力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这恐怕是我们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基本路子，对不对，还需要实践检验，但理论分析，就是如此。
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价格机制问题。过去我们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实行的又是计划经济，不太重视供求原理，价格不反映供求关系。所以尽管经济短缺，可价格由政府确定，以不变应万变，结果市场信号失真，资源配置效率自然很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人多地少，如果不珍惜土地资源，迟早有饿肚子的一天，人们有了切肤之感，于是开始重视供求原理，提高土地使用价格。由此及彼，商品市场的价格也逐渐放开，让价格来引导资源的配置。可是价格引导资源配置，要求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所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开放生产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完善市场体系。记得当时人们对开放劳动力市场颇有疑虑，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主人，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交换。尽管很多人感情上接受不了，可经济规律如此，我们只能去慢慢适应它。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现在，10年过去了，人们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用工制度的双向选择，早已司空见惯。可是至今大家对“利率”放开问题，还多有争议。其实，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它也要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资金供不应求，利率上升，供过于求，利率下降，这样，才能有效地配置资金。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个资源的配置效率，不然商品市场的价格放开了，资金市场的价格不放开，就好比骑自行车，前闸松开了，后闸还捏着，能跑得快吗？所以放开利率，是大势所趋，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除非我们不搞市场经济。
最近几年，收入分配问题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时，我们实行的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因为那时候公有制一统天下，个人不拥有生产资料，也没有资本、人力资本这些概念，所以个人收入只能按劳分配。公有制下实行按劳分配，这是合乎逻辑的，马克思当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按劳分配原则，正是基于未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消灭了私有制这样一个前提。可是，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如果我们承认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那么就得保护土地、技术、管理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个人产权，对这些生产要素的使用，不能搞无偿调拨，而要实行等价交换，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下，既然生产要素与劳动一起创造了社会财富，那么，在分配收入时，就要体现生产要素的贡献。否则，如果我们只承认按劳分配，不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这样虽然是增加了劳动者的福利，但却损害了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福利，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而且也不符合帕累托标准。所以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原则。”
以上我们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的企业、价格、分配等体制性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同样用这些理论原理，来指导制定或评价经济政策。比如以前几年“粮改”为例，国家为什么要出台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原因是中国的粮食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没有保护价，粮价走低，农民就会减收。可是从国家的角度看，按保护价收进来的粮食，如果不能以高于收购价的价格卖出去，财政就会不堪重负，所以国务院提出要“顺价销售”。如何才能顺价销售呢？按照供求原理，要让粮价上升，必须由政府营造一种粮食“供不应求”的小气候，否则，粮食就无法顺出去。而要营造“供不应求”的小气候，国家就得控制粮源。不然，让私人粮贩插手收购，然后千家万户一起卖粮食，供不应求的小气候无论如何形不成，所以政府要严令禁止私人粮商进入收购市场。可见，粮改的思路，从经济学的方面看，是对的，现实的难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控制粮源。粮源控制得住，肯定是一项好政策；控制不住，就会事与愿违了。关于重复建设问题，中央近些年是三令五申，可为什么地方政府还是对重复建设乐此不疲？原因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人，要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事情明摆着，上项目对地方有好处，比如增值税作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至少有25％留给了地方。所以赚钱的项目，大家是一哄而起。如果我们把利益机制变一变，把从生产地征收增值税，改为从消费地征收消费税，然后将消费税由中央与地方分成，地方肯定就没有搞重复建设的积极性了。相反，原来封锁市场的土围子也会自动拆除。所以解决重复建设问题，关键不是要反对地方利益与地方保护主义，而是要运用经济规律，摆平地方利益。如果地方政府都不追求地方利益、保护地方利益？全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哪里来？这样的地方政府，老百姓会拥护吗？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经济学家的共同智慧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的共同智慧，是人类社会有用的文明成果。我们强调要掌握这些基本的理论原理，并不是说人们无需学习高深的经济理论。在我看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领导干部来说，要更简捷、更实用一些。不过我们在应用这些原理时，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这一点尤为重要，务必提请大家注意。
经济生活复杂纷繁，千变万化，我在这里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活动时，限于时间，只是在体制与政策层面作了一些案例分析。其实，这些基本的理论原理，可有沿用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将基本的理论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基本的经济理论毕竟还是理论，如何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实际的了解与把握，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我们的理论思维与逻辑推断能力。因此，领导干部要驾驭经济工作，不仅要学习理论，还要重视调查研究。只有对实际情况有了准确的了解，理论才能发挥作用，否则，理论学得再好，也于事无补。 [b]用什么经济理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吴敬琏、王东京教授商榷[/b]
程恩富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这就是说，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和经济理论，是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广义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目前，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基本理论和方向性问题上，经济学界存在重大分歧。吴敬琏研究员说：“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按传统的某种理论指引来进行，它的建立和建设是不可能的，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学的深切把握，没有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又说：“一些经济学家冲破‘左’的束缚，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王东京教授在《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王东京教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上的讲演》一文说：“学习经济理论，就是为了驾驭经济工作。那么如何运用理论指导实际经济工作呢？”他在文中写道：“经济工作需要理论指导，可是有人会说，经济学如此复杂，各种学派多如牛毛，对同一个问题，三个经济学家，可能拿出四种答案，你让我听谁的？……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用个时髦词语，是精髓。……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的共同智慧，是人类社会有用的文明成果。我们强调要掌握这些基本的理论原理，并不是说人们无须学习高深的经济理论。在我看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领导干部来说，要更简捷、更实用一些。”
笔者不赞成上述观点，现提出商榷意见。
一、用什么理论驾驭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
当前，中外学界和政界有日渐增多的人，把以往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弊端主要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和公有产权制度，而把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业绩主要归功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私有产权制度，并以此来预言或引领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是有悖于事实和十分危险的思想倾向。即使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的队伍中，有些同志也可能觉得对此难以反驳，认识模糊，于是，就会产生一些分歧。
（一）分歧之一。我认为，驾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工作，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而他们认为要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应当讨论和厘清这样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等于现代经济学吗？不少论著把现代西方经济学说成是现代经济学，把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成是传统经济学，不承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甚至不承认是一种学术。在一本获国家图书奖的流行读本《经济学是什么》中，在许多取名为《现代经济学》实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材中，均属此类状况。这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蜕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很正常，而普遍存在于共产党还在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正常情况吗？即使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左翼经济学家也不认可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现代经济学，而认为现代经济学包括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激进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等，抨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反映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意识形态和经济学体系。倘若我们抱着“被殖民心态”和“盲目接轨心态”，稀里糊涂地接受和宣传西方经济学家的这类观点，就必然加重学术信仰危机，并导致政治信仰危机。现代经济学主要分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两大学派，尽管其中都有阐述生产一般和市场经济一般的非阶级利益的内容，其中都有互相沟通和互相吸收的内容。当我们不再经常使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而简称“西方经济学”时，别忘了其含有的资产阶级客观属性和理论特征。这是中外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
第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真的很实用并管用吗？它的实用和管用具有双重性，既有不断调整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缓和资本主义内外经济矛盾，促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和经济总体向前发展双重性；又有维护和延续全球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经济剥削，控制别国经济和掠夺世界财富，直至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和“广场协议”等，来搞乱崇拜其学说及其政策的一大批国家的国民经济双重性。自然，其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一般理论、一般政策以及一般研究方法，如王东京教授列举的利益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等价交换原理（含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等），从字面和最一般意义上说确实是有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或多或少、甚至重点阐明过吗？马克思对此的分析难道比同时代和之前的英国的亚当·斯密和父子穆勒、法国的魁奈和萨伊、德国的李斯特和罗雪尔等少吗？
它不实用和不管用的一面有两个主要表现，一是过分依赖多变的或远离现实的假设进行抽象的模型分析和数理推导，大大减弱了理论经济学理应赋有的现实性，就连凯恩斯、列昂节夫、加尔布雷思、缪尔达尔、科斯等某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大师也确认它是“黑板经济学”、“把读者引导到脱离现实的道路上”等；二是甭说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了，就是对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也难以说根本上管用，否则，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便不会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了，蜕变为资本主义的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经济也不会一律衰退了，国情相似的资本主义印度也不会在20世纪后半叶始终被社会主义中国抛在后面了，英国在20世纪整整100年的平均GDP增长速度也不会只有约2％了，美国靠经济霸权和高利军火等暴富更不会出现周期性经济衰退和停滞了，精通美欧现代经济学各流派理论和政策的日本又怎么会十年经济都启动不起来？只要放眼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管不住由垄断、私有制和贫穷等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大小规模战争，管不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70年代的严重滞胀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的出现，管不住当今经济全球化中“新帝国主义”与由此加剧的恐怖主义并存的局面。直面这一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怎么会认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二百多年来，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又怎么能轻易地认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真正管用”的科学体系呢？显然，西方经济学没有充分地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二）分歧之二。我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定和理论是错误的，而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如王东京教授写道：“因为二百多年来，它（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比如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即是如此。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既然人是自私的，必然就会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只是一句俗语，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的确迷惑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它的内涵和错误是什么呢？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利益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
具体说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贯宣传的自私“经济人”理念是一种陈旧的理论，它存在下列误点：
其一，理念源于功利主义。19世纪，边沁将大小私有者在经济活动中自发产生的功利标准泛推到伦理领域，把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私精神说成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途径。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及其后继者的主要哲学方法。其实，休谟早先就批判过类似的观念，写道：“自私这个性质被渲染得太过火了，而且有些哲学家们所乐于尽情描写的人类的自私，就像我们在童话和小说中所遇到的任何有关妖怪的记载一样荒诞不经，与自然离得太远了。”
其二，理念充斥历史唯心论的精神。“旧经济人”理念视利己为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分历史时点地把“自私人”抽象化、永恒化和绝对化，无视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心理的作用，这就有意或无意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连杜威也不赞同，他说：“事实上，经济制度与关系乃是人性中最易改变的表现方式。历史便是其变化幅度的活生生的证据。……如果人性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就不存在教育这类事情，我们从事教育的全部努力就注定会失败。”
与上述有关，王东京教授还强调过：“所以，是社会分工与个人产权的保护，导致了等价交换。”这也是不全面和完整的等价交换理论。个人产权或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交易）究竟是何种关系？假如资产私有制或私有权是市场交易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先决条件，这属于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中国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已超越了此种“西教条”。假如撇开资产终极所有权，由资产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和自由转让权组成的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和市场经济存在的先决条件，这显得不够全面。原因在于，由资产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和自由转让权耦合的产权，不一定只可采取“私人或私营机构”的“私有产权”的形式。它也可采取合作组织、集体组织或国有民营组织的“共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形式，甚至可采取“国有产权”的形式，自然还可采取多种“混合产权”的形式。
换句话讲，产权的类型会呈现多样化，决非“私有产权”一种。从数百年市场经济的变迁史来看，各种产权形式在不同层次上均能同社会生产力和市场制度互相依存、互相适应，那种主张只有个人的产权或私有产权才是等价交换和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这一论点，显然难以成立。
（三）分歧之三。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是包括消灭私有制及其剥削的，而他们是否定的。吴敬琏研究员在其论著中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应该说，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而其最根本的则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然而在吴敬琏先生的社会主义公式里却恰恰相反，根本否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
那么，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回答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特征时，已明确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列宁在说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时，主要提了两条，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中也强调要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如果在社会主义及其根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上失误，那么，股份制、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都会出问题。所以，要真正提高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政能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搞清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二、用什么理论教育干部尤其是省部级干部
王东京教授在肯定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是“二百多年来，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真理的基础上，强调用这一经济学体系的基本理论来教育干部，尤其是“省部级干部”、“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和“政策制定者”。他写道：“在我看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领导干部来说，要更简捷、更实用一些。”“对于我们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来讲，天天与政策打交道，或是制定政策，或是执行政策，但如果没有掌握必要经济理论，难免会乱打仗，事倍功半不说，很多时候还会弄巧成拙。”“经济生活千变万化，而经济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把握了它，就都有了看家的本领。”王所说的“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必要经济理论”和“经济理论”，均特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没有断章取义，曲解作者的本意。
诚然，我们在文章的最后也读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的共同智慧，是人类社会有用的文明成果。我们强调要掌握这些基本的理论原理，并不是说人们无须学习高深的经济理论。在我看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领导干部来说，要更简捷、更实用一些。不过我们在应用这些原理时，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这一点尤为重要，务必提醒大家注意。”王东京教授所说的“驾驭”就是“指导”，因为从其下面的文语清晰可见，他说：“经济工作需要理论指导，可是有人会说，经济学如此复杂，各种学派多如牛毛，对同一个问题，三个经济学家，可能拿出四种答案，你让我听谁的？……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以上我们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的企业、价格、分配等体制性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同样用这些理论原理，来指导制定或评价经济政策。”“学习经济理论，就是为了驾驭经济工作。那么如何运用理论指导实际经济工作呢”？对此，我们仍然作最好的理解，即作者丝毫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其本意是为了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把它放在崇高的政治或学术地位，也就是主张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直接指导我国的实际经济工作，而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更高一层，是指导现代西方经济学的。
但是，这样一来，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理论能不能指导经济工作呢？如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不能驾驭和指导包括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内的经济工作，而只能指导现代西方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即使不被否定和抛弃，也容易被束之高阁或架空，成为无用的“指导”即纯粹的政治口号和标签。况且，在整个长篇文章中，尽管我们力图寻找作者是想用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来指导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的，可是十分遗憾，从头到尾始终没有找到类似的含义和词句。但愿作者心里是这么认知的。
我们再作另外一种理解，即作者主张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都是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指导性和驾驭性理论。不过，这就会陷入指导理论或思想的“二元论”或“多元化”。必须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不是世界主流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
在现阶段，我们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扬弃和超越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来驾驭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并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程恩富的这个全是口号。
不论给谁这么大的权力谁都有办法的。不就是权力作祟嘛。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