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起：西方经济学向何处去
一、西方经济学的三次危机西方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相继爆发了三次大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也随之陷入了三次大的理论危机。对西方经济学的三次危机，克鲁格曼作了如下的解读。
在大萧条之前，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人们应该对市场体系充满信心，因此“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迷信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完美或接近完美的体系这一幻象”。然而，“这种信心被大萧条粉碎了”，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危机。危机迫使大多数经济学家转向了凯恩斯经济学，以寻求对已经发生的一切做出解释并就未来的萧条给出解决方案。凯恩斯“挑战了自由市场经济不需要看守者就可以运作良好的理念，并对金融市场表现出了特有的蔑视，认为它为不重视基本法则的短期投机所主宰。为此，凯恩斯呼吁积极的政府干预以对抗萧条期的失业。”由于西方国家推行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避免了“‘大萧条’几乎使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玉石俱焚”的局面。因此，西方人士普遍认为凯恩斯挽救了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救星”。
20世纪70年代成为“滞涨”的10年，经济低迷不振，通货膨胀飞涨。在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能源危机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发生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滞涨问题导致西方经济学陷入了第二次理论危机，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危机。弗里德曼关于过度的扩张性政策将导致通胀和高失业的结合这一预测被滞胀所证实，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反凯恩斯主义运动的可信性。最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随着对大萧条记忆的消逝，经济学家们便又重返到对那个古老的、理想化的经济幻象的迷恋之中。”“可以确定，理想化的市场之所以重新获得青睐，部分是出于对政治风向变动的应对，部分则是对于财政刺激方案的反应。”虽然少数经济学家挑战了理性行为的假设，质疑了金融市场可信的观念，但在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对抗中，难以撼动其主流地位。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过去半个世纪的历程，在相当程度上是一段从凯恩斯主义撤退而向新古典主义复归的历史”，从而宏观经济学分成了两大派系：“或多或少以凯恩斯视角看待衰退的‘咸水’经济学家(主要在美国海岸的那些大学)和视凯恩斯经济学为胡言乱语的‘淡水’经济学家(主要在美国内陆的那些大学)”。“淡水派”的经济学家“本质上是新古典主义的纯粹派。他们相信所有有价值的经济分析都始于人们是理性的和市场发挥作用这一假设。”在他们看来，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能的，因为价格的调整会使供求达到平衡，因此，即使出现衰退，也不是源自普遍的需求不足。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领导淡水派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争辩道，衰退是由暂时的混淆引起的：工人和企业很难将由通胀或通缩导致的整体价格水平变化与由各企业自身具体的商业环境变化区分开来。而且，卢卡斯警告：任何试图与商业周期作斗争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到了20世纪80年代，淡水派的新领导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认为，实际上价格波动和需求变化与商业周期毫无关系。后者反映了技术进步所引起的波动，而这一波动又被工人的理性反应放大了：当环境有利时，他们愿多工作，而当环境不利时，他们就会少工作或不工作。失业就是工人们出于想削减工作时间而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对此，克鲁格曼说，“这理论显得太愚蠢了——大萧条真的成了大休假？老实说，我认为这一说法确实愚蠢。但是，普雷斯科特‘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假设嵌入在精心构造的数学模型之中，并应用复杂的统计技术将其映射到现实数据上，以致这一理论在许多大学的经济学系里主导着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鉴于这一理论的影响力，普雷斯科特与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芬恩·基德兰德分享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鲁格曼说，也许人们会认为淡水派经济学家和成水派经济学家的不同世界观会促使他们为经济政策而争吵不休。但令人吃惊的是，在1985到2007年间二者之间的争论主要是基于理论而非政策方面。“在我看来，其原因是，与原初的凯恩斯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不认为财政政策——政府支出或税收的变动——应对衰退是需要的。相反，他们相信，由美联储的技术官僚们所执行的货币政策，足以提供任何经济所需要的补救措施”。而只要宏观经济政策掌控在新自由主义大师格林斯潘手中，淡水派经济学家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他们相信货币政策既没什么好处，但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只有一场危机才能揭示，这两派之间的共同之处是如何之少”。克鲁格曼强调，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导致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黑暗年代”，“其中许多来之不易的知识都被彻底遗忘了。”
在美国经济学会2003年度会长致辞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现在“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因此，这个学科已经走到了告别过去、另辟天地的时刻，即是时候把关注重点转向诸如长期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了。为此，卢卡斯等人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由微观层面扩展到宏观层面，用个量分析取代总量分析，从而创立了反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但是，“短短的几年后，一场惨烈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便笼罩了世界大片地区，令人恍若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面对比1929～1933年大萧条更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完全失败了”，因为，当涉及到衰退和萧条这类问题时，“需要放弃基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和市场运作是完美的这一假设之上的简洁却错误的解决方案”。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其基础进行反思的景象似乎还远未出现”。克鲁格曼认为，“淡水经济学家们会不可避免地发现他们陷入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你从人们是完全理性的和市场是完全有效的假设出发，你就不得不得出结论：失业是自愿的而衰退是合意的”。但是，当美国家庭眼见13万亿美元的财富被蒸发，超过六百万个工作岗位已经失去，而目前失业率也已经攀升至19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的时候，还能说“失业是自愿的而衰退是合意的”吗？在目前这种窘境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能给人们提供怎样的指导呢？而人们能够相信它吗？显然，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使淡水派经济学家陷入了荒谬的境地，西方主流经济学也随之出现了第三次理论危机。面对这次危机，克鲁格曼自问自答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科到底怎么了？它从此又会走向何方？”
二、“重新拥抱凯恩斯”
克鲁格曼认为，在1985到2007年间，一种虚幻的安宁笼罩着宏观经济学领域。咸水学派和淡水学派之间没有出现任何真实的观点趋同，但这是一个大平和的年代——通胀受到控制而衰退相对和缓的漫长时期。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终结了这种虚假的平静。突然之间两派都曾接受的美联储的政策不再有效，而对于一种更广泛的政策反应的需要将两派的旧冲突又公开化了，这一次比以往更加激烈。
具体来说，在一个正常的衰退期，美联储通常采用低利率政策促使经济发生反弹。如美联储曾使短期利率从9％跌至3％来应对始于1990年的衰退；通过使短期利率从6.5％跌至1％来应对始于2001年的衰退，他还试图通过将利率从5.25％下调到零以应对目前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但结果证明，零利率却不足以结束这次危机。而由于在接近零的利率水平上投资者宁愿简单地窖藏现金而不是将其出借，因而美联储又不能将利率调到零以下。结果，在2008年末，当利率已经掉落到宏观经济学家所说的“零下限”而危机仍在继续恶化时，传统的货币政策就彻底失效了。这是美国第二次面临“零下限”，前一次是在大萧条时期。正是对于利率存在“零下限”的观察，促使凯恩斯倡导更高的政府开支：当货币政策失效而私人部门无法被说服增加支出时，公共部门就要代替私人部门去支撑经济。财政刺激便是凯恩斯面对诸如目前这般萧条式经济境况所给出的答案。正是这种凯恩斯式的思考方式构成了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础。那些痛骂刺激方案的淡水派经济学家(如卢卡斯认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次品经济学”，而他的芝加哥同事约翰·科赫然则认为该计划是基于某些不可信的“童话”的产物)，实际上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无所知，并且正在复兴1930年以前的谬误而坚信他们的说教是新鲜和深刻的。然而，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或淡水派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误将优美——套上外表华丽的数学外衣——当作了真理”，结果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本应为如何处理危机提供明确指导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自身却处于混乱状态之中。淡水派的“整个智力大厦”完全崩塌了。
总之，在克鲁格曼看来，当今之所以能够避免全球性的大萧条，正是得益于全球性的、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这充分表明“凯恩斯经济学仍然是我们理解衰退和萧条的最好框架”。值得指出的是，克鲁格曼早在20世纪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说，在1997年的夏天之前，克鲁格曼还只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预期消退的年代”，那么，到了1999年，面对如此众多的经济体陷入危机，他则认为世界处于“大衰退”之中，即处在一个受到需求不足持续威胁的世界里。克鲁格曼说，两代人以来，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从而使世界经济处在比我们的想象危险得多的地步。现在的事件未必是30年代事件的重演，但它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30年代一样，处在一个接一个的经济体崩溃后，只是不停地重复坚持自由市场政策。殊不知，在一个没有足够需求的世界里，自由市场主义是行不通的。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有问题都一针见血地涉及到需求不足。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当今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实际上，那些过时的需求管理型宏观经济学，对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早有论述。因此，“尽管萧条没有来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这意味着解释和解决当今所面临的问题，不能靠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只能靠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克鲁格曼于1999年出版了他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指出，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经济分析都不是一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而应该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可以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的工具。用旧的思想方法来玩新的游戏，正是经济分析发挥作用的关键”。因此，在凯恩斯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更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而如果我们不清醒地分析当前的问题，不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我们就无法达致我们需要的理解和把握。”他强调“通向世界繁荣的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因此，现在应该重新认识自由市场主义，特别是全球化的兴起对人类的作用。自由市场的推崇者对凯恩斯主义政策都一概否定，他们认为政府通过干预刺激需求的做法是自由市场的敌人。其实，“资本主义制度能存活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凯恩斯开出的药方”。因为，能够恢复人们对自由市场信心的，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即在衰退时降低利率或增加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自由市场经济在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下实现经济的稳定。克鲁格曼将政府的这种干预称之为“凯恩斯契约”。并认为在二战后不时出现的经济衰退中，这条契约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有效的。
三、思考与分析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回顾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一、二次理论危机的历史过程，有利于我们观察当前陷入理论危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发展趋势。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一次理论危机中，1929～1933年的大萧条导致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学陷入了理论危机，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由放任经济的政策转向高强度干预经济的政策，导致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二次理论危机中，1973～1975年的严重滞涨问题，导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理论危机，而英国和美国的政府由干预经济的政策转向高强度的推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足以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曾发生的两次理论危机都是由重大的经济与政治事件引发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国家政府在处理重大经济事件中，经济政策的反向调整，往往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易位的直接原因。基于这点则不难看到，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理论危机，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主要国家由放任经济的政策转向高强度的干预经济的政策，必将导致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回归凯恩斯论”(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将从经济分析的边缘走向中心)，表明克鲁格曼清晰地看到了陷入理论危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即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必将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无论瑞典皇家科学院主观意愿如何，将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当今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都将在客观上预示着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易位，即国家干预理论将取代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A·阿克洛夫的《宏观经济学中缺失的动机》(2007)一文，系统地反击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而有可能颠覆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霸主地位，并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笔者认为，西方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易位，取决于重大的经济与政治事件，而绝不取决于某人提出了新的理论。正如当年凯恩斯提出的萧条经济学并不比卡莱茨基早，更晚于维克塞尔，但历史却将凯恩斯理论推向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拐点”一样，当前百年一遇的金融大海啸和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的逆向调整，已将克鲁格曼理论，而不是阿克洛夫理论推向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拐点”。更何况克鲁格曼的“回归凯恩斯论”早于阿克洛夫的理论10年以上。
在分析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时，克鲁格曼仍然片面地强调当今的政治经济情况与20世纪30年代的“更相似之处”。在2009年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中，克鲁格曼认为该书的初版，即1999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写的。对整个世界而言，那场危机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先兆，它警告我们，萧条经济学的种种问题在现代世界里依然存在。他说，“不幸的是，我当年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这次新版付印时，世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美国，正在一场金融与经济危机中拼命挣扎。而且，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困境，当前的危机与‘大萧条’更为相似”。“现在看来，那场危机是目前正在上演的全球危机的某种预演。”我们认为，即使承认需求不足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与30年代的大萧条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应该看到由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不同，前者中的需求不足与后者中的需求不足存在不同的内涵。要弄清这点，必须引入虚拟性金融交易与实体性金融交易的概念。
从概念的界定来说，商品交易领域一般是指商品劳务的交换。实体经济中的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的交换，都属于商品交易领域。金融交易领域主要是指金融产品的交换。存贷、债券、股票、外汇、以及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包括石油、大宗农矿产品、黄金等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都属于金融交易领域。在金融交易领域中，有些金融交易直接或间接与实体经济相关，有些金融交易则完全与实体经济脱钩。前一类金融交易无论所交易的对象为何物，它们都可以划入实体经济的范围，即可称为实体性金融交易。实际上，金融交易源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正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资金融通的需要，特别是商品流通中的商品信用和货币信用的形成和发展，使货币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而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即各种有价证券交易的金融交易领域。当金融交易与实体经济完全脱钩时，则无论所交易的对象为何物，它们都可以划入虚拟经济的范围，即可称为虚拟性金融交易。
历史地看，虚拟经济是由实体经济衍生而来，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实体经济活动中的货币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虚拟资本；而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变为“实体资本”。因此，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实体性金融交易与虚拟性金融交易的划分，完全是静态分析，而非动态分析的产物。这是就一国内部而言。在静态分析的视角下，如果就国家之间而言，一国货币资本一旦脱离本国的实体经济而流向它国，则不论它是进入它国的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对本国来说都是一种虚拟性的金融交易。
基于上述实体性金融交易与虚拟性金融交易之间的区别，则不难看到，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体经济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主体地位，虚拟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从而未出现过全球性金融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GDP的绝大部分源自实体性产品的增加值。由此，决定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和企业的利润主要源自实体性交易。家庭收入也基本来自薪酬。可以把这些收入称为实体性收入，以别于源自虚拟性交易的虚拟性收入。20世纪60年代末，冷战导致美国政府巨额的军费开支，使得社会总支出远远超过其实体性收入，由此所导致的财政赤字只能靠美元的超经济发行来加以弥补。这些虚拟性收入凭借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获得全球资源，从而，从美国的角度看，虚拟性收入或美元超经济发行就转变为实体性收入或美元发行与经济同步。但是，由此却使除美国外的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储备，远远超过美国日趋减少的黄金储备。结果在双重压力下，即黄金的市场价格急剧上升的压力和各国中央银行按黄金官价向美国挤兑黄金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随之崩溃，美国进入了霸权衰落期。从此，美元虽不再是唯一的视同黄金，甚至比黄金还要好的国际储备货币，却是不受黄金约束的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发行美元，即使就美国国内而言，美元的发行是超经济的，但只要能通过经常项目赤字吸收全球资源，美元的超经济发行仍然可以满足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是商品奴仆”的铁律。当然，就全球而言，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导致大量流入各国的美元，不能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渠道回流美国，美元就会像当年的英镑一样丧失霸权地位。因为世界各国基于其自身的利益，绝对不会长期容忍美元的掠夺。但是，美国凭借其独大的军事实力，并辅之以美国国债渠道回流各国政府持有的美元，成功地使美元的超经济发行具有了可控性和可持续性(而美元超经济发行的可持续性，又是保持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的充要条件)。另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真正的世界货币缺位，而任何一国的货币又难以取代美元，因此，各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还不得不以美元为主要的纽带。这样，世界各国接受美元一武力本位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实属无奈。20世纪6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无奈地持有大量难以兑换黄金的美元储备；70年代以来一些石油输出国无奈地持有巨额的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的美元储备；在新的世纪，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无奈地持有巨额的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的美元储备。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宣称美元这个皇帝没有穿衣服”的确切原因，即克鲁格曼所要寻找的答案所在。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剥夺者必然被剥夺。这对于世界霸主国来说也不例外。美国在获得用美元掠夺全球资源的霸权的同时，美国的实体经济也就被剥夺了。具体来说，在利润的驱使下，美元的泛滥加速了资本脱离美国的实体经济而进入虚拟经济。人们通常所说的美国去工业化而泛金融化的现象，实际上是去实体经济而泛虚拟经济。在美元泛滥和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宏观背景下，微观领域的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从原本作为避险的工具，蜕变为“泡沫加速器”。任何东西只要投进这个“泡沫加速器”，都会被泡沫化而丧失掉原有的属性。且不说各种有价证券在“泡沫加速器”中可以转变为无实际证券交割的虚拟性交易，黄金、石油和大宗农矿产品等一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在“泡沫加速器”中都可以变为无实物交割的虚拟性交易。总之，各种债权债务都无不能在“泡沫加速器”中生成五光十色的巨大资产泡沫。劫贫济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方面使“泡沫加速器”成为了美国极少数富人的聚宝盆，他们通过这个聚宝盆发财的速度之快，敛财的规模之大，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从1929年以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快速致富似乎那么唾手可得。”另一方面使“泡沫加速器”成为了美国中下阶层的“贫困加速器”，从而他们负债规模之巨，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泡沫加速器”将整个美国经济泡沫化了。美国的股市泡沫、债市泡沫、高科技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相对于美国庞大的泡沫经济来说，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实体经济的规模远远大于其虚拟经济。如果可以用金字塔的塔尖来比喻这一时期的虚拟经济的规模，那么整个金字塔的塔身就可以比喻为这一时期的实体经济的规模。到20世纪80年代初，两者的规模相当。但80年代以来，两者的规模呈倒金字塔状，即实体经济的规模只相当于塔尖，而虚拟经济的规模相当于整个塔身。这意味着虚拟经济在当今的美国经济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尽管相比之下其实体经济的规模并未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GDP的绝大部分不再源自实体性产品的增加值，而是源自虚拟性产品的增加值。随之而来的变化是政府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虚拟性交易。“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政府税收伴随股市开始上升，庞大的预算赤字第一次收缩了，继而变成了创纪录的盈余。”而企业界的总利润主要来自虚拟性交易，而不是实体性交易。家庭的收入也主要来自虚拟性交易(资产性收入和消费信贷等)，而非薪酬。基于这样的收入结构，由政府和家庭的支出所形成的总需求，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即虚拟性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例，远大于实体性需求。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需求不足与“需求过剩”(家庭的过度消费和政府的过度开支)并存于美国社会。确切地说，基于实体性收入的实体性需求不足，与基于虚拟性收入(家庭的资产性收入和消费信贷，政府的国债收入和虚拟性交易的税收)的虚拟性需求过剩并存。前者小于国内供给，所形成的需求缺口需要消费信贷和国外市场来加以弥补；后者大于国内供给，所形成的供给缺口需要国外供给来加以弥补。这是当今的美国社会与凯恩斯所处时代的最大不同之处。
因此，克鲁格曼将20世纪3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凯恩斯需求不足理论，直接用来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的历史环境中的衰退或大衰退问题，显然缺乏唯物史观，从而仅仅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衰退或大衰退与30年代大萧条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却看不到两者因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存在的惊人的不同之处。这样，被P·A·萨缪尔森誉为“一颗世纪之交正在升起的新星”的克鲁格曼，也难以对美国实体性需求不足与虚拟性需求过剩并存的现实给予科学的解释。不仅如此，由于不加限制地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视了政治最终决定于经济(特别是阶级间的经济关系)，他虽然对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却难以将其与需求不足联系起来，进而分析需求不足的原因。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理论危机。西方经济学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虽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难有定论，但西方国家的政府早已做出了选择：即使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产物的小布什政府，也自2007年下半年由自由放任政策转向国家干预政策；奥巴马自2009年1月执政以来，就一直高强度的推行国家干预政策。而正是选择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美国才得以避免了一次类似30年代的大萧条。这表明克鲁格曼多年提出的“回归凯恩斯论”在事实上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采纳。也就是说，从政策层面来看，美国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回归到凯恩斯经济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可以肯定地说，由国家干预理论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对西方经济学界来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西方的学术自由往往在政府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因为西方经济学家的“产品”的最大买家是政府，从而是由买方市场(即政府)，而不是由学术自由来决定经济学的主流和非主流地位。只要通晓这点市场原理，人们便不难破解“西方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回归凯恩斯”的中长期效应能如其短期效应那样好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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