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廖晓义说乡村要拒绝大公司
[size=4]廖晓义，何许人也？她是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创办人，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的人，四川“乐和家园”的建立者。通过试点建设推动了中国绿色社区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这样一个人，最近针对世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提出了“乡村使生活更真实”的观点。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所谓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资本化争相将大公司引进乡村的背景下，响亮提出“不要让大公司统治世界”。她说，“我们想闯一条村民在完全保留土地和宅基地的前提下，与外来社会企业或公益组织共生共赢的新城乡发展之路”。[/size][size=4]廖晓义关于乡村建设的主张，当然不只局限于拒绝大公司，但她所有主张的前提，都基于“完全保留土地和宅基地”。乍一看，这个前提纯属多余。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和宅基地，原本就不是农民。但认真审视一下最近不少地方为了土地指标“增减挂钩”强行夺去农民宅基地的事件，就会发现廖晓义的主张非常切中肯綮。那些被夺走宅基地的农民，实际上已被行政力量赶出家园。无论是身份还是精神，他们都已经从土地上流离失所。[/size]
[size=4]实话说，尽管近些年城乡统筹的步伐不可谓不快，但农民的国民待遇总体上仍然不如市民。从这个意义上说，逐渐把农民转化为市民，应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城市化应该有客观规律可循，以大跃进的态势推动城市化，对乡村社会的杀伤力不言而喻。现在的情形是，很多地方政府都在进行城镇化的锦标赛，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工地，关于强行征用农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背景就在于，中国的人地矛盾已经异常尖锐，中央对18亿耕地的红线三令五申，地方政府不敢触碰土地政策的高压线，于是只好打乡村的主意。乡村，已经成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争夺的一块肥肉。[/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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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话题回到大公司上。和政府搞土地指标“增减挂钩”一样，大公司进入农村，也是看中农村的土地。只不过前者看中的是宅基地，后者看中的是耕地。因为大量集中农民的土地，可以很顺利地实现规模化，不仅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解放”农民。很多大公司以很低廉的价格大规模租得农民的耕地，然后把老弱农民变成土地上的工人，让青壮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这种格局看似多赢，其实暗藏隐忧。在赢者通吃的利益分配格局中，规模化经营的得利者永远是大资本。放弃土地的农民如果没有与城市生存相适应的本领，最终将成为乡村和城市的双重失业者。[/size]
[size=4]最为关键的是，当农民纷纷向政府或者大公司交出手中的土地，农村社区生活的和谐和特有的乡村文明很快将溃不成军。时下，乡村社会已基本空壳。当地方政府为城市化指标的节节攀升志得意满时，却没有注意到乡村社会正在悄无声息地土崩瓦解。这正如廖晓义所说，“我们剥夺了他们的身体，因为我们拿走了他们的土地，我们也就拿走了他们的灵魂”。[/size]
[size=4](本文来源：[/size][url=http://media.163.com/special/007625CB/zgqnb.html][size=4][color=#1e50a2]中国青年报[/color][/size][/url][size=4] ) [/size][url=http://news.163.com/][size=4][img=12,11]http://img1.cache.netease.com/cnews/img07/end_i.gif[/img][/size][/url] 北京地球村廖晓义：不要让大公司统治世界
年初热播的大片“阿凡达”，大概已经被许多人遗忘了，而我对于该片一直不能忘怀，因为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话题。在那场被公司利益主宰的战争中，科学家和士兵一样“在这里只是个佣兵，公司花钱叫他们工作”。这让我想起一条同样不能忘怀的横幅，那是在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绿色和平”打出的醒目的标语：“不要让大公司统治世界”。阿凡达不过是将这条标语的警示化成了一个惨烈的故事：一个统治了地球的大公司通过其操纵的科技、军队乃至政府，向另外一个星球“开发”的故事。
从事现代性研究的人们都知道，从西方世界开始的现代性计划包括三个内容：第一，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其结果是全球的生态危机；第二，从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其结果是普遍生命意义的丧失；第三，从君王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其结果是大公司的统治。许多我们以为是“自由”“平等”的国家，其实是大公司控制着竞选，控制着就业，控制着市场，控制着能源，控制着矿山和森林，通过转基因的推行控制着粮食。“蓝金”一书告诉我们，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被称为“水阀”的大公司甚至垄断了饮用水，普通人不得不化四分之一的生活费向这些水阀买水喝。
尽管经济危机从本质上说本身就是某些大公司的杰作，天真的人们还是相信，把身家性命交给大公司会有更高的效率。我们也许并不知道，为了这种效率所牺牲的，可能是安全，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以利润最大化为信仰的资本人格，一旦控制了公共服务领域、吞并了土地和核心资源的命脉，其风险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资本拿走的是利益，留下的是责任，连华尔街的危机不是也要政府和纳税人买单吗？
那么，除了国企和私企，现代企业有没有另外一种模式，一种企业化但不是商业化的模式？一种既有效率又有安全的模式？一种既不是国家主义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模式，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模式？这就是世界上正在兴起的“社会企业”的模式。一方面，社企不是国企，它并不隶属于政府，而是独立的经营实体，社企生产利润，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是社会利益为目的；另一方面，社企也不是私企，它的经营情况与私企相同，但在收回成本的前提下不分红，将红利用来再生产，或者建立基金会。社会企业家从中失去的只是过度的欲望和烦恼，得到的是根据经营情况相应的也许不菲的薪水和福利、消费者更多的信任和市场、商业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这样的社会企业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案例，在中国也有一些有志之士开始了尝试，地球村在彭州通济大坪村红十字乐和家园的试点，只是社会企业参与乡村建设的一个小小的实验。
这场实验并不是事先策划的，而是经过了反复的斟酌和与村民的商议才下的决心。因为我们不忍心看到项目完成并撤走以后的“前功尽弃”；因为我们无法拒绝村民们的挽留；因为我们想闯一条村民在完全保留土地和宅基地的前提下与外来社会企业或公益组织共生共赢的新城乡发展之路；还因为，我们愿意用我们亲历的经验和教训，来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益事业哪怕小小的一步改革。于是，我们在保留一部分“老牌NGO”项目的同时，开始了从NGO转为社会企业的转型。
幸运的是，这样一场转型实验得到了红十字基金会、友成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这样探索公益创新之路的基金会支持，也得到华昱公司这样愿意进行“经营慈善”的大企业的认同，主动拿出一部分善款给地球村在广西的长寿之乡巴马进行尝试。这种社会企业参与乡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也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认可，我被四川省市长协会和发改委邀请给市长们讲演，分享彭州市政府支持的红十字乐和家园的经验；在北京密云县，我们正在北庄镇政府公共服务资金支持下承担环境“六护”的任务；而在我的老家重庆的巫溪县，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也开始了社会服务公司参与乡村公共服务、共建乐和家园的综合实验。
作为城乡统筹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任务之一，政府正在加强对于乡村公共服务的提供和村级活动站等硬件设施的投入，问题在于，在广袤的和几乎“空巢”的乡村，谁来实施这种公共服务？政府的执行人员显然是有限的；而那些以攫取乡村资源为本性的资本企业是不愿做这种赔本买卖的；民间组织的微小以及在经济的经营管理能力的先天缺陷，也很难担起这份重担。要承担这样以乡村生计为基础的综合公共服务，就要有一种既有现代企业的经营能力又有着社会理想的组织，这就是社会企业，或者说公益企业，这样的社会企业也被称为社会服务公司。
我们把这种乡村社会服务公司的特点概括为“三三二二”：这就是三不（不乱来、不分红、不拿走）、三要（成本要低、效果要好、影响要大）、两管（企业化管理和协同化管理）、两监（政府监管、公众监督）。其中的协同化管理是指在村支两委和村民组织的共治机制中发挥协同和互动的功能，共同实现乡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
这种只拿薪水不求分红的社会企业家的群体有可能出现吗？如果我们把人性不是只锁定在经济人的层面，那些不满足作为经济人而希望同时实现社会理想的企业家，或者在市场恶性竞争中失利但不甘沉沦的中小企业家，还有来自公益组织并希望用管理经营来创造公益经济的人，就有可能走进社会企业的行列；而那些来自乡村或者有过乡村背景的、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的人们，包括哪些有过丰富经历和经验的、退了休却还精力充沛并且向往乡村生活的老“知青”，以及不甘在城里当“蚂蚁族”的、愿意回乡创业的大学生，都有可能是乡村社会服务公司的潜在力量。
谁来支持社会企业呢？基金会的公益投资或者贷款可以是重要的来源，较之纯粹的捐赠来说会更有可持续的效益；还有一些大企业，不妨尝试把一部分本用于慈善捐赠的款项变为综合公益性投资，通过资助和委托社会企业来执行；政府通过“购买公益服务”的方式，将部分扶贫、环保、文化的乃至“维稳”的经费来扶植社会企业，或者给社会企业在信贷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包括特许经营的市场优先等，形成社企执行、政府监管、公众参与的公共服务或者乡村建设模式，这可能是解决新农村软件建设的重要途径。在新农村建设的硬件投入告一阶段之后，硬件的运用和维护需要软件投入的配套；为三农服务，应该注重软件的软件服务的投入，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而社会企业这样的组织形式，使其能够成为实施和执行新农村软件建设、特别是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一股有生力量。
有了基本的资金，社会企业就可以吸收待业大学生特别是来自乡村的大学生，组成乡建团队，与乡村的村支两委和村民组织形成共治机制，去实施生态文明的生态社会建制、生态经济发展、生态保健养生、生态伦理教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五大目标任务，让资助者既帮助乡村经济，又发展公益经济，这就是地球村正在推进着的一场实验。
既然是实验，必定有风险。我们不是不知道其中的风险和挑战。有好友劝我不要站出来，以免害了我的“一世英名”。可是我知道，这场实验是必须要有人去做的，无论成败。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名节，也远远超出了一个组织的生存。
从成都的电影院看完“阿凡达”出来，我的脑子里浮现的是她的第二集：那些被大公司操纵的部队从“潘多拉”溃退到地球这个“行将毁灭的星球”，并不甘心，从被他们高薪收买的智库那里得到了“灭天理、纵人欲”的战略计划和文化攻势配套的专家队伍。这一次，他们不带坦克和激光武器、不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说服当地的那威人亲手砍掉了自己的神树，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家园，让大公司总裁坐上酋长的宝座统治了这个星球，全面实施了原来的开发计划。。。。。。。
但愿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阿凡达”。
但愿社会企业的成长，能够改写这样的“阿凡达”。 [i=s] 本帖最后由 ironland 于 2010-11-12 16:42 编辑 [/i]
想起一篇讲西藏的文章
“有藏族同学就反问：谁说藏人就该纯朴、载歌载舞了？你们全家才载歌载舞呢！没有人愿意在荒凉的山脉上一辈子放牧，没有人愿意住在没有灯光、房子不保暖的地方。”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乡村文明亦是。
一切都会消失的。 廖晓义完全搞错了方向，她要拒绝的，应该是“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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