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下一步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下一步[ur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544][color=#336699]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544[/color][/url]
编者按：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美国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景出版公司于2010年9月在上海联合召开了一场“市场深化与中国社会转型读书研讨会”，主要讨论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新著《市场的逻辑》和中央电视台电视系列剧《公司的力量》提出一些市场化改革的重大议题，并以此为引子，进一步探讨未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会议主办方授权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本次会议的发言记录。此处为上半部分——张维迎教授本人的发言（下半部分是其他参会者的发言）。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市场道路的基础
首先，我想谈一下市场道路的基础。我自己慢慢认识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看到，人类其实有史以来都在追求幸福。不同的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有钱幸福，有的人觉得有权幸福，有的人觉得自得其乐就是幸福。但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来讲有两类，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获得幸福，这包括偷盗、抢劫，计划经济也属于此，不过最主要一种方式的是战争，使民众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另外一种方式，我的理解是，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前面一个是科学的逻辑，后面这个可以叫做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应该是完全对立的，这不需要我多讲。亚当•斯密讲的道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意思。我想换一个角度：你要让自己获得幸福，首先要让别人获得幸福，这是一个逻辑，也可以变成一种道德。什么样的道德？任何使别人不幸福而你自己幸福的事情，都是不道德的。例如，做企业，客户不满意、不舒服，你一般也不会舒服。当老板，员工不舒服，你也不会舒服。人类走到市场经济，其实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国有句话叫“不打不成交”，你我先打，打到最后，两位觉得不是很好的办法，我们就“交”，即交换、互利。
从历史来看，最近的例子是日本和德国，试图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用第一种方式获得幸福。战争失败后，日本和德国又是如何重新强大的？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用交换的方式使自己幸福。
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市场运作有一个前提，就是自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自有、私有和产权，非常重要。在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给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强制征收税收。在社会中，政府征税，它干什么用，是否给你创造价值？你并没有看到。
与此相关的，我们过去一讲到市场，讲到理性，尤其是在学术界，特别容易认为这是西方来的概念。我觉得需要纠正这个错误。其实这个思想的逻辑和孔子、老子讲的古典中国的思想非常一致。特别是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这恰恰是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市场的秩序是最好的秩序，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不是好的。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我觉得和我刚才讲的思想逻辑是一致的。包括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觉得这恰恰都是我们思想基本的道德基础。
世界上最早提出自由主义的可能就是老子。这是有一定考证依据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自然放任思想是来自法国的重农学派，当时亚当•斯密给苏格兰财政大臣之子做家庭教师，曾陪同他在法国巴黎待了一年半，从而了解了重农学派。当时重农学派在法国很流行。它有两个主要思想，一个是财富来自于土地，另一个是是自由放任。他们的自由放任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当时，17－18世纪，很多中国古典思想被翻译到法国，包括《论语》、《道德经》等。他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吸纳了中国的古典思想。根据考证，“无为而治”这个词被翻译成了德文。所以我想指出的重要一点是，不要认为自由主义市场理念是西方的东西。
我还想强调一点。马克思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中国等东方民族是野蛮民族。当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无意中就承认我们低人一等：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专制、非理性、不文明、集体主义等。这一思维潜在地影响了我们很多年。到了今天，从全球历史的发展来看，我们要研究这些思想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既不要自大也不要自卑，应该客观地重新评论这些问题。
利润与责任
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责任制。我们知道科斯把市场和企业理解为替代关系，市场的交易成本高就需要企业，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而是市场的新方式。市场要有效，要为大家创造价值和财富，有一个前提就是，陌生人之间应怎样建立信任？如果陌生人之间没有建立信任，市场不可能出现。中国古代的皇帝之所以可以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商鞅的连坐制非常重要，一人犯法株连九族，这样大家就不敢乱来。现在的市场经济也是连带责任，但是基于契约而非血缘、地缘关系。我们每个人选择加入一个组织后，就和别人形成一个连带责任关系。
例如，一个企业的老板，对所有的企业员工承担连带责任。你开一家餐馆，不管哪个员工出了问题，使客人得病或是食物中毒，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是一个汽车厂家，汽车的哪个零部件出问题，最终厂家都要承担直接责任。有了这样的连带责任，就形成了层层的监督机制，然后我们的社会才有信任。
过去我们说市场是汪洋大海，企业是岛屿。市场，不可能离开岛屿，也就是离开企业存在。在人类的历史上，企业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市场也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建立的信任，可能有全球市场吗？不可能。所以企业和市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企业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如果这个说法对，很多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了。
一个企业有无数多的子企业、下游企业，每个企业都在进行价格控制。如果企业很多，我们谁都记不住，所以总有一些领头的企业，但只是少数几个。寡头企业背后，又有成千上万个中小企业，所以企业的责任是一层层建立的。这是古典经济学对完美市场的定义。中国刚刚制定了反垄断法，但问题已经很多了。像郭京毅收了苏泊尔的贿赂，那是一个做电饭煲的企业，电饭煲企业的并购还要政府批准，这就是创造腐败。我理解的垄断，只有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性命令涉及的行为才叫垄断，否则就算是再大的企业也不能叫垄断，因为随时有人盯着你，随时面临破产的危机。
另外，我们现在谈社会责任，有一句话说，利润是一种责任。只有你有能力承担责任，你才可以赚钱。你能为自己承担责任，你可以做个体户；你可以为一百人承担责任，你可以办一个饭馆；你可以为一万人承担责任，你可以办一个大企业。像乳品企业，如果你无法监管奶农、无法监管三聚氰胺，那你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另一个例子是互联网，互联网发展很快，但是互联网承担的责任不清楚。如果一家奶厂发现三聚氰胺，所有的奶厂都紧张。但是互联网媒体上出现假新闻，却没有人紧张，很奇怪。传统产业，无论是牛奶还是企业产业，都是有制度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企业都要负责任。而如果网上出了假新闻而没有人负责，企业就没有积极性去管理。如果我们规定，互联网企业对于其刊登的任何消息都必须承担责任，那自然就会有一些措施了。如果一个网站有很多虚假信息，或者搜索引擎垃圾特别多，别人可能会建立另一个网站，比它更有效地筛选出有用的信息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了。
我们一定要理解市场信任是怎么建立的，责任制度是怎么运行的，由此评价现在市场当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哪个行业、哪个市场责任制度建立得比较好，运行得就会比较有效；哪个市场责任链会断裂，哪个市场就有问题。
市场与改革
我再谈一下对改革的看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有什么不一样？过去我们理解，公有制财产是集体的，私有制财产是个人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解有问题，我们实际上要看权利的依附。在任何一个体制之下，权利都是人行使的，除了人还有什么能行使权利？唯一不一样的是，在公有制下权利是依附在职位上的，在私有制下权利是依附在财产上的。我觉得，这是惟一的区别。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农村开始的变革：农民有了权利，可能就不理当官的了。以前我在农村的时候，要去外地还要人民公社开证明。后来我有了权利，就可以自由旅游了。
在国外和国内都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改革证明产权理论是错误的，或者说对产权理论构成了挑战，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中国改革没有对产权理论形成任何挑战。
第二点是，我想强调一下中国改革的过程，包括哈耶克研究的市场法制秩序。很多改革不是人们精心设计的，而是改革当中逐步形成的，有的是自下而上，有的是我们当初认为错误的东西，有的变成我们改革最终的积极力量。我觉得这本身就反应出市场的固有魅力。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争议，“摸着石头过河”等，可能受到的批评较多。我觉得，你如果可以设计一个市场经济，你就不需要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恰恰因为我们不能设计。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推倒第一张骨牌，非常重要，但后面演化出来的东西，是人们不断积累所形成的。
例如价格改革，我很清楚，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是怎么进行的，不可能计算出一个正确的价格，价格是计算不出来的，如果能合理地制定出价格，那就不存在价格了。最终，市场本身走出了它的路，实行了“双轨制”，1992年之后彻底放开了，这就是顺其自然的结果。中国改革最有意思的经验，就是善于利用自发的力量，将自发的东西最后慢慢合法化，这是改革一个比较重要的成功的方面。我觉得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和哈耶克的理论是非常相似的。他谈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不是因为我们无能才这么做，大家都是这样的。苏联用整体设计的方案来做，出了问题。苏联的财富收入差距比中国还要大得多。其改革的目的是平均分配，但无法做到完全平均。有的人拿到的股权不值钱，他就扔了。有的人拿到的股权非常值钱，他就暴富了。关于改革，我特别想强调这两点。
经济学的未来
第三点，我再强调一下未来的增长问题。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而后来的经济学忘记了很多基本的东西，研究分配问题而不是增长问题。看亚当•斯密的书，其实很简单，财富怎么增长？靠创新和技术进步，包括生产力的提升。过去200年间，由于市场分工的存在，人类技术进步得最快。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利用外部市场，参与全球分工，这一点做得相当好。
下一步的问题，可能就是发挥我们国内市场的潜力。亚当•斯密1776年说，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并不亚于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起飞的时候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20%。英国200多年前占世界人口的2%，美国起飞时是5.5%左右，而中国是在占世界人口20%的规模上来完成工业化的。我还算了另外一个指标——GDP。很有意思的是，按国家来算的话，广东排到世界第18位了，比印尼、南非、波兰都要大。河南在中国各省中排第五，在世界上排第37，比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要大。
我要提几个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规模太大，国内市场的潜力就无法发挥。地方政府一主导，交易成本就会非常高，发展潜力就没有了。我还想强调一下，现在老是说“扩大内需”，这是很不对的。国内市场和内需不是一个概念，内需是宏观经济的概念，国内市场是微观经济的概念，扩大内需是政府做的事，开放国内市场是企业家做的事。现在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好像我们扩大国内市场就是扩大内需，减少储蓄，扩大消费，这些都是不对的。开放国内市场，从古到今都是企业家的事，没有凯恩斯之前，市场已经很大规模了。只要让每个企业家有信心、有动力、也有压力去做这个事就行了。未来中国应该用企业家精神开发好国内市场，但现在限制企业家发展的障碍太多，交易成本太高。我们看到新一波的移民浪潮在兴起，这么多的企业家忙着把家人带到国外去，哪有心思开发市场？
第四点，谈一下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我原来也有一个观念，觉得科学总是在进步，越到后面越好，昨天我们发表的文章肯定比去年更前卫。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科学不一定总是在进步，哥白尼16世纪提出的日心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也曾提出过。经济学也有类似之处。在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因为技术上的完美，使得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从经济学本身来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衣服修修补补，已经穿了一百多年，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多，可能是技术修补，也可能会有一个行为范式的变化。我刚才提到亚当•斯密的模式，就是内生增长模式，但我们后来却把这个忘记了。未来的经济学还会有变化，我认为在中国，还要有很多的中国特色。 估计张维迎的大学没学好，越是基础性的东西越瞎扯。比如这个：
“例如，一个企业的老板，对所有的企业员工承担连带责任。你开一家餐馆，不管哪个员工出了问题，使客人得病或是食物中毒，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是一个汽车厂家，汽车的哪个零部件出问题，最终厂家都要承担直接责任。有了这样的连带责任，就形成了层层的监督机制，然后我们的社会才有信任。 ”
他就楞不知道有一个和资本主义与生共来的词汇“法人”，“民事法人”。法人是不可再分的，不是连带的，而是有机性的，生命性的。如同一个人一样，胳臂腿与人的关系不是连带的，而是自然人本身的。
稍许细致些，张维迎就惨不忍睹。 张维迎不当院长 挺好
叶檀
张维迎总是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以前是因为刺激的言论，此次再被关注，是因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更叠，张维迎下，蔡鸿滨上。
张氏此次卸任似有被迫嫌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华教师对记者表示，“现在的院长选任，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都很重要。维迎在人际关系问题上，可能得罪的人多一些。他思想有新意，但很多观点引起了社会争议，好像和管理学院院长的本分有些偏离。这大概是他无法继任的原因。”看来，张维迎的市场理论与民意基础存在问题。
张维迎卸任，是好事，不是坏事。
一个踏实治学的名教授好过十个无聊的半教授半官员的蝙蝠教授。张维迎从此可以沿着著名教授之路狂奔，而不必在教授与教育部门改革官员的身份中动辄得咎。既然是持市场主见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迎首先要做的是从自己开始，把教育与行政分开，现在，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他总算实践了自己的教育主张。
张维迎教授颇有名士风范，肆口无忌，名言颇多——“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垄断国企是一种全员寻租”——对市场的追逐达到刺激众生的地步。
一个教授大胆宣传自己的观点，无可厚非，只要这种宣传不突破公序良俗与普适价值的底线，但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内的官员，上述言论则让人消化不良。
张维迎的话有可能被媒体放大曲解，但他某些市场原旨主义的观点既背弃了市场内含的公平原则，也背弃了自己的出生。不能想像，中低收入阶层会支持他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的主张。对垄断与国企的批评让他离开了主流意识形态，而对于市场公平与民生的漠视，则让他失去了民众的拥戴，他只剩下一批民营企业家的拥趸，还不是民营企业家的全部。
除了肆言无忌之外，让人难忘的是张维迎在北大推动的癸未改革。
从北大癸未改革开始，我们看到了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市场人士对于建立竞争性流动教师体制的追求，具体举措包括，“摒弃进入北大就得到终身制铁饭碗”，“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4以上”，所有这些举措是为了打破铁饭碗、打破学术圈内部的师徒递承制，内部人繁殖不利于学术发展。
在发达的市场国家的常态措施，即便减了针砭的份量，即使在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也难以实施。结果是北大鸡飞狗跳，笔者亲耳听到北大两大年轻教师在饭桌上大骂张维迎，认为张维迎不了解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与年轻教师的苦难，关起门来改革，闭关造车。
事实上，张维迎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他无法改革教育体制，相反，还必须依赖教育体制。
张维迎的教育改革没有触及行政体制，没有任何对行政人员的举措，理由是“一、同时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师体制改革震动太大，不利于学校工作的稳定；二、在教师人事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推出行政人事体制改革，行政人员相对容易接受一些；三、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效率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大学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教师队伍的素质”，但教育的痼疾在行政治校，改革的成本由教师承担，声东击西的改革既无法获得民意支持，也无法让教育改革走上正轨。这样的改革理念也许与官员是受损最大群体之类的言论一脉相承，却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勇气、正义与手段。
张维迎注定无法成为蔡元培，可悲的是他既没有蔡元培的空间，更没有蔡元培的海纳百川的心胸。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曾表示，“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不是聘任制，也不是淘汰制，而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北大改革，以及此后其他学校推出的全员聘用制，都强调教师的工作效率，却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诚哉，斯言。没有独立的教育品格，而让教师成为拉磨之驴，这就是张维迎的局限。
以张维迎之智，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但张维迎选择的改革突破口是他认为较易攻破的关隘，事实相反，没有根本的改革，局部的改革不可能成功，表面的成功也会走样。
张维迎的改革与言论，让人联想到中国近百年改革的艰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改革者需要的主要不是耸动的言论，而是对于国情的准确把握，对于民生的同情，以及基于同情基础上的获得大众与改革力量支持的稳妥的改革举措。 叶檀？不值一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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