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民间的金本位
去年1月上旬，我和几位同学在都江堰一个叫茶坪的山村里小住数日。当时调查的题目是“灾后联建”。那是成都市在汶川地震后推出的一项地方政策，要点是开放城市居民和工商企业出资参与受灾农村的灾后重建。我们住在一家刚刚建成的二层搂的农民新宅子里，房子的建筑质量、外观和内装修都相当够水准。户主说盖新房投资的大头是外来联建人出的，自己仅负责内装修。原来这家的老房子在地震中受损，按联建政策以宅基地一小半面积的使用权为条件，找到城里的一位合作者，先修盖农民住宅，再修建归外来联建户的房子。在这所农民新居之侧，我们果然看到还有一处住宅的外壳已有了模样。这就是灾后联建：受灾损的农民出让部分宅基地40年的使用权，换得建新居的投资。难怪我们的房东谈到联建，有份发自内心的高兴。在茶坪结识了不少村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明福。老刘是茶坪的老支书，为了“培养年轻人”，刚刚退了下来。在我们到达前不久，他又被推选为村长，反正是一位颇有威信的村庄领袖人物。别看老刘初中尚没毕业，他关于农村社会经济的知识可是一等一的。格外了得的，是他那风格鲜明、生动活泼的语言能力。比方他向我们赞美自己的家乡，说茶坪山好、水好、空气好的时候，就冒出了这么一句：“在我们这个地方要是活不过100岁，那完完全全就是你个人的责任！”
与老刘相谈甚欢，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向他请教。那几天的交谈得到不少宝物，今天要秀给读者看的，是与本系列评论有关的一件。那是老刘闲话家常中提到的一项承包合同，他讲得随意，我们听得入神，完了还到他在河沿坡上的家中翻找出这份合同原件，征得老刘同意之后，把每页都拍照存档。
故事简单：1999年刘明福承包青峰山背后莫家坡的100亩山地种植银杏。承包期从2000年到2049年共50年，双方商定的承包费总金额为3.5万元，其中前10年每年交费500元，后40年每年750元。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双方当时议定的承包费，怎样经受得住长达半个世纪的未来岁月的考验？最关键之处，是当时约定支付的承包费，几十年后究竟交多少才算对头？
双方在“多次讨论、反复协商”中找到了解决办法。该合同第六条如下：“承包费贬值率与升值率按1999年12月份24K黄金价普通工艺品115元/克为标准，以后黄金价按银行售价浮沉在20%以上时才计算等值24K黄金量计算当年的承包费。”这里，“普通工艺品115元/克”这几个字是手写的，看来是合同打印好后，在签字当日查询了黄金市价后写上的。
这条款的意思，是每年交纳的承包费，要按金价的变动给予“贬值或升值”的调整。具体的办法，就是以1999年签订合同时的金价为准，确保未来承包费的黄金平价不变。1999年的金价如合同所载明的，每克115元人民币，故500元可购黄金4.348克（=500/115）。要保证未来的承包费不贬值，无非就是确保以后每年的承包费也能购得等量的黄金。如2010年的金价为每克280元，那么要交的承包费就应该是1217.4元，因为从黄金平价的角度看，这笔承包费恰好等于1999年议定的500元。要是2010年还是只交500元，那出让山地的那一方吃亏就大了。
我问这么精巧的合同条款，是谁想出来的？老刘的神情说，当然非他莫属。我又问，你是要交承包费的一方，按黄金平价调节未来每年要交的承包费，对你有什么好处？老刘教育我：交易可是要讲公平的呀，再说，以后我也可能再转让，那时我就要收别人的转包费啦。他说得多明白：一是合约公平，二是买家也可能当卖家——为什么那么多公式化的 “合约经济学”，能明明白白说出这两点的凤毛麟角？
当然，以黄金平价来应对货币币值可能变动的合同模式，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我们对他那包括了黄金条款的承包合同刮目相看的地方。不过，我可不是为了猎奇才紧追到他家里去的。这几年在成都考察城乡统筹，看过与土地相关的合同也算不少，发现以实物商品来约定合同支付价格的，还真的很普遍。凡是涉及未来多少年的土地转让合同，通常都以粮食标价，比如每年每亩土地转让的对价是800斤到1000斤的黄谷，或600斤到800斤的中等大米等等。为了避免交实物的不便，这类合同一般也写明，以秋后某一时日的市场价格把实物折成货币。这么说吧，比较短期的合同（如两三年就完成的联建合同），直接写货币价；十多年的土地转包，以粮食实物计价定合约；更长期的合同则选黄金平价。
这就带来本文的标题——“民间的金本位”。意思是无论法定的货币制度为何物，民间总会冒出自发的努力来维系币值的稳定。道理也简单，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如果自身价值起落变动很大，陡然增加交易的障碍，势必抑制交易意愿、损害市场合作。市场中人趋利避害，维系币值稳定当然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问题是，影响币值稳定或不稳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刘当之无愧是中国农民中的佼佼者，不过对他而言，那些影响币值稳定的因素几乎都是不可控制的。老刘当然不能决定谁当美联储主席，当然也无从控制究竟是毕生研究大萧条教训的伯南克主导美国货币政策，还是对通胀危险更敏感的其他人——例如最近公开撰文批评QE2的泰勒——有资格成为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的政策掌门人。老刘也无从控制美国超发的流动性究竟有多大一个量会流向中国，构成所谓“输入性通胀”的滚滚波涛。老刘甚至都不知道，在上海外滩的外汇交易中心，中国的央行年年月月日日要动用多少基础货币收购外汇，然后又要在兼顾增长和通胀种种复杂影响的情况下，决定动用多少政策工具来回收流动性，还有其他等等。老刘不可能控制、影响这一切，因为他是普通人。这里普通人的定义，就是他无从控制影响币值稳定的所有因素，但币值不稳定的结果，却终究要影响他手持货币的购买力。
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办法。于是，就有了可观察的民间金本位：人们以某些商品实物甚至以黄金为本位，重新为法定货币标价。初看起来是无法回答的问题——10年或50年之后，今天的100元究竟相当于多少元？——以商品实物或黄金变动的市价来算，就能找到大体可靠的答案。这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普通人与普通人还是可以缔约做生意，还可以签定长达数十年的合同。至于实物商品和黄金的市价变动，应该是反映了供求的。更根本的，是反映了人们关于货币币值变动趋势的预期。这是在全球官方金本位制度终极之后，黄金市场仍然活跃的一个原因。
民间金本位的顽强存在，表明法定不可兑现的货币制度（Fiatmoney）最后还是有一道约束。它的积极含义，是货币当局维系币值稳定的政策取向，总会在民间得到最大多数普通人的衷心拥护。毕竟，“黄金条款”也还是合约过程中的麻烦，如果法定货币的币值稳定，这种麻烦还是能少则少、能免则免。 [b]从海外代购到境外直购[/b]
周其仁
货币与物价的起伏，直接影响民生。普通百姓趋利避害的行为，常常包含深刻的经济逻辑。上周本专栏写到的民间金本位，是农民在签订山林、土地转包的长期合同时，选粮食、黄金为货币的本位，以调整法定货币的“贬值和增值”。从这个现象的分析中，我自己记住了一点：真正能够实现人民币远大抱负的基础，是本国普通人把人民币看得像黄金一样贵重。
本期讨论另外两个现象——海外代购与境外直购。先看海外代购，这个现象并不复杂。先是国内消费者委托有机会跑外国码头的亲戚朋友，捎带买回比较稀罕的商品。慢慢地，产生了可以为陌生顾客提供服务的“代购一族”。拜网络经济的发达，境外代购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市场里非常红火的一个分支。三年前，在杭州阿里巴巴总部听马云和他的年轻同事们的生动介绍，我明白海外代购势不可挡。
转述一个代购商的故事吧。主人公小优，在深圳工作，下班后在网上开店，专长代购香港商品。她的本事是熟悉香港市场和大陆客户的需求，通过网上接单、到港代购、带货入境、委托快递送货等环节，业余就把生意做了。小优是2005年10月在淘宝网上开代购网店的，几年下来，好的时候她的月销售额可达8万人民币，一般也有2-3万元，按代购费10%计，兼职月入3000元至8000元。
还有一个“飞飞海外直送店”，创办于2004年，在淘宝网上也小有名气。据报道，店主陈晓飞是北京一家国际旅行社欧洲部的导游，带团游欧洲之余，为自己网上的客户代购化妆品、服装、皮包。她讲解海外代购的秘诀是差价：一款雅诗兰黛的面霜，国内专柜销价2600元，但加上打折、国外出境退税等，网上代购的报价可以平到1600元。这样，“飞飞店”拥有的网上会员3000人。
这两例都是买家在国内、卖家也在国内。还有卖家在海外提供代购服务的，譬如一些留学生，读书之余在网上开店为国内客代购。听起来还真不错，逛逛商场、买买名牌就把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赚下了，比早一辈留学生靠刷盘子、送外卖、剪草地可要强多了。当然，国际大品牌的官网之窗，也为各式中国人的海外代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交谈过几位代购网商，她们并不需要亲自出境跑商场，而是代国内客到国际官网上浏览、订货，再代办货运，就把商品直接快递到消费者手中。
海外代购，发展迅猛。淘宝网海外代购业量，2008年第一季度达5.2亿元，比2007年第一季度增长481%。据易观国际的数据，2008年中国海外代购业务总量近29亿人民币，同比增长691%。而《2010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披露，到今年6月底，海外代购市场交易总额达78.2亿元，年底可望过110亿元。不敢说这些统计比网下的统计更不可靠，但个人还是认为，海外代购的规模还是可能被低估了。我自己10月1日在东京开会，当晚出席东京经济大学百年庆典之前，顺道走进银座的苹果旗舰店。一进门与全国工商联购并委员会主席王巍不期而遇，问他也来看苹果，王答：买两台iPad送朋友。这王巍老兄，回去就把在东京苹果店遇见我的故事写入了他的微博。这里我可确认一下，王兄买走的那两台iPad，肯定没有计入任何海外代购的统计。那天我给自己买了一条接投影仪的iPad连线，应该也没有列入统计。
不管海外代购的实际规模究竟多大，惊动了国家海关可是真的。作为进出口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60%以上的外向型大国经济，中国海关总署的工作压力不可谓不惊人。可是，8月份海关下令调整进出境个人邮递物品和携带入关物品的税收政策，说明乍看像玩儿似的海外代购，看在海关眼里已不再是可以眼开眼闭的小事了。记得当年请教淘宝网店店主们怎样看海外代购的兴起，她们讲的一条理由就是“商品从那些国家出来有退税，入中国没有税”。我当时就知道这里有点“失衡”，因为正规入口是要抽税的。我料不到的地方，是海外代购不几年就达到媒体大标题“井喷”的程度，并终于引来海关的关注。
我以为推动海外代购的主要动力，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大家看明白了：请人代购国际品牌产品的，是中国人。他（她）们口袋里的购买力，是人民币购买力。那些代购来的商品呢？一为外国货，二以美元欧元日元标价。这样的买卖，受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当然很大。如果人民币对外币升值，中国人口袋里的钱比照外国商品就更加值钱，就可以有更多的代购。反过来，要是人民币对外币贬值，全体中国人口袋里的货币购买力，比照外国商品就一起缩了水。统计说，2005年7月汇率开始略有浮动以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多。仅此一条，对海外代购就是利好。
民间自发的海外代购行为，有教育意义。我认为首屈一指的，是海外代购表明普通的市场中人也认识到人民币升值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那流行的“人民币升值恐惧症”——这是老友余永定给起的名——看到的是升值增加中国出口产业成本这一面，却忽略了升值还有增加中国人购买力的另外一面。只见其弊、不见其利，以为人民币升值一定损害中国经济，甚至把人民币升值看得十恶不赦，看来并没有对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得失，作出全面和客观的衡量。
或有读者反驳，海外代购得益的尽是些白领“小资”，从事出口行业的却是农民工。所以，人民币升值不利劳苦大众。我以为这样的认识也错。白领的需求也是市场需求的一部分，而任何实际的需求都带来市场机会，其中也包括就业机会。不是吗？海外代购增加的包装、发货、递送，一样增加国内就业。区区在下了解的劳动者，干什么可以养家糊口、改善生活，就干什么。我不认为有哪一位劳动者生下来就赌咒发誓，除了把廉价商品源源不断生产出来输出给发达之邦，任何别的营生都不做。那年也是在马云那里，我了解到淘宝的兴起带动巨量的物流，认定不少人大大低估了扩大进口、服务内需的潜力。
不料海关加税的效果吵得沸沸扬扬之际，海外代购又发展成境外直购！新的现象是这样的：邻近香港的深圳居民纷纷到境外直接购买消费品。这回可不是受“小资”青睐的名牌包、化妆品、时尚服装，而是居家过日子必须的菜蔬、酱油和日用品。新现象给我们上的是一门新课，要点是过大的顺差终于显示对国人福利的负面影响。在打通的市场上，国内通胀的抬头不过是在强制性地调整真实汇率。当境外商品之价低于国内市场时，有条件的普通人通过境外直购来保卫自己的货币购买力，就不足为奇了。
新现象也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提醒决策者，抑制国内物价上涨过猛所要采取的种种措施，千万别忘了短期即可见效的一招：大手增加进口。下周再谈吧。 [b]扩大进口 抑制通胀[/b]
周其仁
“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追根寻底，时任美国海军天文台数学和天文学教授的纽康先生(Simon Newcomb)，在188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里写下的“交易方程(equation of exchange)”，就揭示了这个道理。后来，耶鲁大学的费雪教授(Irving Fisher)概括提炼的“货币数量论”，讲的就是若给定货币周转速度和商品为常量，物价总水平由货币数量决定。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欧高居不下的物价指数造就了货币主义经济学的英雄，弗里德曼坚持以货币数量解释物价高涨现象，让这一名言传遍天下。
中国的读者理解这个命题没有多大困难。在字面上，中文的“通货膨胀”直指问题的根本——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才造就了物价的普遍上涨。根据中文的通胀概念，货币超发的当时已造成了“通胀”，不需要等到看见物价上涨才大喊大叫的。喊叫也没什么用，因为那放出去的货币购买力，总要把商品追到了手里才算消停。困难的是，何谓货币超发见仁见智，非到众怒难犯的境地，人们的认识不容易“统一”。这是处理通胀问题常常滞后的原因。
虽然货币超发是所有物价高涨的共同原因，但货币超发的成因却各不相同。从中国经验看，如本专栏讨论过的，1995年应该被看作是一道分水岭。在那之前，财政缺口由人民银行透支，构成所谓主动超发的类别。90年代早期，在承受了又一波高通胀之苦后，中国痛定思痛，由全国人大通过人民银行法，定下了央行再不得对财政透支的法则，在制度层面终止了货币的主动超发。1995年以后，加入了世贸协定的中国经济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开放局面，也带来“被动超发货币”的新问题。日益庞大的贸易顺差、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以及怎么摸着也不热的“热钱”，一起汇成进入中国的外汇洪流。在人民币稳定汇率目标的硬约束下，央行不得不动用基础货币大手购汇，一方面形成巨量国家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就对内转成越来越多的广义货币存量。
看在货币数量论者的眼里，超发货币打下的地基既宽又深，物价大厦一个个冒尖就不足为奇了。比较“反常的”，倒是除了个别年份，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恶性的状态。这又是为什么？容易想到的答案，是政府顾及民生，一旦物价异动，就出手直接管制物价，不准物价上涨。但是实际的观察是，偌大一个市场经济，持续而普遍的物价管制从来就不可能有效。风口浪尖时的“金牌十二道”，常常过不了多久就不了了之。真正起作用的，恐怕还是货币数量公式里的那个“Q”，即商品数量。物价都变了，商品供给量怎么可能不变？！菜价涨刺激供菜，房价涨刺激供房，古董价涨刺激古董供应的增加——当然包括假的。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这就是本专栏讲过的“水多了加面”：1990年代以后，国有土地拍卖、城镇居民房改、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加上土地转包和山林权转让，多少资产投入，把那被动超发的货币“积极平衡”了不少。
这样来理解，通胀就不单只是一个货币现象，而且也是商品——或广义的资源——能不能对价格变化作出灵敏反应的制度性现象。货币超过经济需要幅度的超发，固然构成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基础，但终究还要受到潜在的商品和资源对物价作出反应的能力的平衡。读者检查一下这个命题的逻辑吧：货币多、物价涨，要是紧接着有更多的资源应市，价格是不是可以趋于平缓？反过来，货币多、物价涨，要是潜在的资源被关起来不许应市，那价格是不是趋向涨了还涨？
以近期菜价为例，民怨沸腾之际政府出手限价是标准动作，但从效果看，如果压价连带压制了供给那可是愚蠢之举。我比较欣赏的干预措施，是发改委下令全国运菜车辆过高速公路——有的地方连一般公路也算上——一律免收过路费。此绿色通道政策有刺激供菜之效：菜价上扬本来刺激生产，但也可能激发多放几天再卖更好价钱的念头。限期之内免过路费的办法一来，菜贩的算盘变了，因为公路运费不是个小数，抓紧机会享受优惠，不要过期作废！当然，更周全的是政府要给提供免费的高速公路补价，免得公路的供给受影响。
这说明，物价上冲时段的商品供应量不是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很明显，变多了有助于抑通胀，变少了就是火上浇油。所以，在抑通胀的各项措施中，要特别注意刺激商品的供应量，决不能压制商品的供应。这里顺便也对喜欢“举国体制”的朋友提一句：政府之举既可造福，也可为祸，端看举的是不是个地方。举对了，四两或可拨千斤；举错了，面子里子丢个干干净净。
不妨修订一下，叫“货币-商品数量论”吧。没有任何原创新意，就是根据多少次通胀的经验，看到关键时刻商品供应量变化对物价形势变化的重要意义。商品(资源)量的变化，无论长期短期，总与政策、制度状况息息相关。
也正是这点心得，让我对上期本栏讲述的海外代购、境外直购，有非常正面的评价。本来，出口导向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但对外“失衡”，而且对内也失衡 (见2010年8月23日第43版本系列评论之十七)。根本解决之道，不是人为压缩中国的出口，而是主动扩大进口，在更充分发挥自己与贸易伙伴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达成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那么，是什么力量影响了中国进口的扩大？讲起来因素颇多，我们以后还要讨论。其中比较根本的，我认为还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以2005年前的汇率为例，中国人每花1美元，就要放弃人民币8.26元。放弃者，成本也。2005年7月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以上，就是国人花美元购洋货的成本降低了20%。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
果不其然，人民币汇率一升再升(今年6月19日)之际，国人的海外代购、境外直购就流行了起来。除了国内外部分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得利于国人购买外国货之外——这是汇率升值的直接后果——进口税费的设置和服务是否便利，对进口流量有非常灵敏的影响。无数普通网商在关税未加注意时就率先自发行动，才显示了新潮流的重要含义：对外有助于平息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有助于抑制通胀。从这个角度看，对海外代购、直购严格税收的做法虽出于维系不同贸易通道之间的税负公平，但更为可取的做法，却是审时度势，适度平减入口税费和进一步提供进口服务便利。毕竟，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 [b]通货膨胀与农民[/b]
周其仁
每次物价大幅上涨，都免不了扯上农业与农民。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杜润生领导下做调查研究工作，就受到过这个“联系”的困扰。最近物价趋紧，相关论调又起，似曾相识，决定为文略加分析。
以今年11月份的物价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指标数据是这样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1%，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5.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在消费品八大类商品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7%，居住价格同比上涨5.8%，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4.0%，其余涨幅不高，有两类的价格还下降了。统计局发言人因此说，11月我国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推手是食品，因为“11月份全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了11.7%，拉动CPI上涨3.8个百分点，贡献率是74%”。
此条新闻，大有讲究。我注意到，央视在播发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公布并解释上引用物价指数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的“贡献”一词，被打上了引号。各家平面媒体的报道，我看到的也一律给“贡献”打引号。很可能，国家统计局发出的新闻通稿就是这样处理的。
很明白，对物价上涨做出了“贡献”，可不算什么好事情。不打个引号处理，似乎就把通胀之责归给了食品和农产品。农产品又是农民生产的，于是，通胀责任的链条就追到了农村、农业和农民，似乎通胀由农产品推动，通胀的受益人就是农民。现在，“贡献”加上了引号，追究农业和农民责任的含义减轻了不少，但农民与通胀究竟是个什么关系，还有不小的模糊。在城镇居家过日子的，菜篮子、米袋子之价涨了，钱袋子就瘪了。涨瘪之间，居民骂商人，商人说成本，几下子就追到了农业和农民。
那么，农业和农民对物价总水平到底有没有贡献呢？看来是有的。原因简单，离开了物价统计，谁也无从观察物价总水平。成千上万的消费品和服务，林林总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公布出一个物价指数，可行的办法只能分类加总。目前我国就是把八大类消费品外加若干服务项的价格变动，合成出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统计局另一位发言人今年6月讲过，中国目前CPI中，食品占比在40%左右，居住类的权重约为15%。食品占比最高，变动一小点的影响就很大。像今年11月份的情况，食品本身涨价幅度最高（11.7%），又是物价指数里最高的权重（40%），一起拉动了CPI同比上涨3.8个百分点，占整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5.1个百分点的74%。此贡献，真材实料，应该不需要加引号的。
但是，说食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对物价统计指数做出了贡献，绝不等于说食品价格就是CPI上涨的原因，更不等于说食品和农产品是通胀的祸首！问个小问题吧：食品价格又因何而涨？农产品价格又因为什么而高？按照很流行的“成本决定价格”的思维，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被农产品的成本上涨“顶”起来的——生产农产品的人工、化肥、农资、燃料、物流等等的成本，今年以来不也是升得很急吗？
是的，在市场之中每个人的产出都构成别人的成本。要追通胀的源头，买米的举报卖米的，卖米的举报卖化肥的，卖化肥的举报卖化肥原料的，卖化肥原料的说人工贵啦，因为他们吃的米贵啦！这样来回转圈的游戏，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经历多回。反正每遇物价上涨、人言滔滔之际，各部门的众君子都非常谦虚。转来转去，查成本的成本——哪项生产是没有成本的呢？——才发现每个环节都很“无辜”，所有产出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各自上游的成本价格在上涨。
把所有供求连到一起，也许从另外一个方向比较容易走出来。试试看：米价上涨是因为买米者互相竞争，你不出价我出价，斗来斗去就把米价拉上来的。买米者敢出价是因为他自己的收入涨，那又因为是雇工的需求旺盛，谁在“招工难”中出价高，谁就得工人。再追上去，是市场的订单多，才拉动了多招工；订单多又是因为市场需求的拉动。如此一律向下游产出品的方向追，追来追去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是因为需求的拉动——别人对你产品的需求旺，导致你对上游产品的需求也旺。这样看，所有成本之价都是被需求拉起来的。
那么，何谓“需求”？我喜欢用的定义是“以货币表达的需要”。人类的需要永无止境，受到的实际约束主要就是货币购买力。照此定义，货币才是需求的要害，也是物价总水平变化的真正关键。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对此商品的需求超过了它的供给，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是因为——也只因为——总需求的上涨超过了总的供给。任何一个经济，货币供应量高于商品和服务量的增加，总会带来通货膨胀。说什么“成本型通胀”或“输入性通胀”，离开了货币和需求都是天方夜谭——横竖口袋里没钱，或有钱也死不购物，那是任什么价也是涨不起来的。
忍不住再次肯定中文“通胀”这个词的准确性。通者，流通中的货币也。没有货币过多这个条件，物价总水平不可能上扬。英文的inflation不过是说膨胀，至于究竟是物价膨胀，还是货币膨胀，可以见仁见智的。中文的通胀，有助于直指根本，发现流通中的货币偏多就可定断通胀的出现，并从货币层面采取措施。要知道，价格涨起来的时候像发疹子一样，这一点、那一点的，开始都是个别的、少数的，各有特别的成因，或按流行之说，是所谓“结构性”的。但是，只要流通中货币总量偏多，早晚会把物价拉上来。到了能够“看见”的时候，常常火就上房了。
因此，说农民、农业和农产品对通胀做出了贡献，是无稽之谈。加引号也不行，因为含义还是含糊。准确地说，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涨反映了通胀，因为在现行的物价统计体系里，食品价格占CPI的比重高，一旦食品价格上涨较快，物价指数就显著上涨。食品价格像任何其他商品价格一样，是市场供求在竞争中决定的。总的货币供给偏大，会一个接一个地把物价拉上来。在任何情况下，农产品和食品本身都没有能力推动通胀。
以上分析也反对另外一个论断，即通胀有利于农业和农民。虽然可观察的通胀与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涨有关，但并不意味农民可以在通胀中受益。第一点理由上文讲过，农产品的成本在通胀中也在涨，农民也要承受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第二点理由以前讲过，由于今天不少农民也在市场上买米、买菜、买肉，所以农产品价格涨得凶，农民的实际收入还有下降的一面。11月份的数据说，城市CPI上涨4.9%，农村上涨5.6%，其中食品和农产品的“贡献”也不小就是了。
要补充的是第三点。在经验上，通胀下货币贬值，人们可以持有实物资产——特别是土地资产——来趋利避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当年“通胀有利于农民”的立论基础，是英国农民拥有土地财产权，所以通胀下市场对土地的需求上升，农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或有利可图。今天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拥有土地房产，但财产权利还不充分，特别是合法转让权远没有发育起来，享受“李嘉图效果”又从何谈起？什么时候，像成都那样高举“还权赋能”改革纲领、系统确立农民土地转让权的地方多了，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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