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思想之河仍不断汩汩向前
题记自从18年前移居美国后，每到金秋时节，李泽厚都会回国小住几个月，看书、会友、品美食、与前来拜访的年轻人聊天，然后，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寂静而阳光充沛的洛基山下。
我的同事、“笔会”主编刘绪源与李先生相识已久，但近几年见面都因李先生匆匆的行程而未能尽兴畅谈，于是，在今年寒冬来临之前，他们相约北京，在一天半的时间中，分三次进行了近十个小时的长谈。而我幸运地全程见证了这次对话，聆听了一场丰富而充满智慧的哲学答问。
谈话地点约在了李泽厚位于王府井东厂胡同的住宅附近。每到约谈时间，李先生总是准时到来，湖南乡音未改，神清气朗，目光如炬，虽耄耋之年仍可推想当年风采。
窗外，秋风瑟瑟，落叶一地，从远处的王府井大街不时传来车马之喧，而屋内的人则伴着清茶，沉浸在思考与问答之中，从哲学到美学，从康德到马克思，从人性、情感到中国传统，从大学时代到70岁后的自己……李先生谈兴甚浓，思维敏捷而锐利，语速极快，不时停下来凝神思索，时而又笑声抒怀，那笑声里有种从心所欲的通达气息，令人想起“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旧句。
“我是下过笨工夫的”
李泽厚对哲学的最初兴趣，要追溯到12岁那年的一次“精神危机”。那年春天，他看到山花烂漫、春意盎然，却突然感到：“人是要死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人生之谜的追问霎时间击中了他，令这个忧郁少年倍感困扰与悲观。
“这大概是我后来对哲学感兴趣的最初起源，也是我的哲学始终不离开人生，并把哲学第一命题设定为‘人活着’，而对宇宙论、自然本体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不大的心理原因。”也是12岁那年，父亲英年早逝，李家自此家道中落，做小学教师的母亲勉强供他和弟弟上学，备尝艰辛。母亲重感情，而看轻名利地位，虽含辛茹苦却常常把“只问耕耘”挂在嘴边。母亲的人品与风范对李泽厚影响极大。
1950年，李泽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哲学系。虽然身在中国最高学府，他的大学时代却主要靠的是“自学”。那时刚解放，大学里许多课程还未开，冯友兰等哲学系教授还在“改造思想”，所以李泽厚没有上过中国哲学史课，只上过两年“联共党史”，以及由任继愈等四位先生合教的中西哲学，其中任继愈讲中国近代哲学，他听了半年。
李泽厚从大一开始就自己搞研究，有时逃课，有时上课看自己的书。他用老师任继愈的借书证借图书馆的线装书，每次借30函，要跑几趟才能全部扛走。有段时间他患上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
他找到一间废弃的屋顶阁楼，踢开门，躲在里面埋头做自己的事。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他在这间陋室里做了大量笔记。没有人知道他整天在忙什么，包括任继愈。他回顾说：“我最大缺点之一，是不喜欢问，总是自己摸索，走了许多的弯路。”
读大学时，李泽厚有时吃了早饭就进城逛书店，买一些很便宜的书，回到学校已经错过了晚饭时间，只得第二天早上再吃，一天只吃一顿饭。“所以我说我的胃肠很扎实，经过锻炼，能撑能饿，有便拼命吃，至今恶习未改。”李泽厚笑着调侃自己。
“后来有的人看我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他的第一个研究目标是谭嗣同，本以为很好研究，“当时看谭嗣同，人很重要，死得很早，书又不多，主要就是《仁学》，就投入进去了，结果吃亏了，他因为思想不成熟，观点相互矛盾。”稿子下了很大工夫，写了五遍，直到毕业才完成。多年后一个哈佛博士将其译为英文，十分佩服他分析得那么细。这篇谭嗣同论后来收进了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影响很大。
虽然承认年轻时“走了不少弯路”，但李泽厚至今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
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他同时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史，还摸索了一套独特的自学法，以此练就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功。“我看哲学史，同时看几本，读柏拉图，就同时看韦伯的、梯利的、朗格的，还有罗素的，看谁讲得最好。读亚里斯多德也如此，西方哲学史就这样学下来了。”
李泽厚说，康德和黑格尔对他影响最大。“他们两人给的不是论断，而是智慧；不是观点，而是眼界；不是知识，而是能力。”当年读康德《判断力批判》时“眼下一亮”的感觉，他至今记得。
在美学讨论中奠定自己的理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引发的争鸣，成为一场全国性的美学大讨论。
1956年春，朱光潜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时值毛泽东提倡“百家争鸣”，周扬说：美学可以争鸣嘛。于是，黄药眠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批朱光潜的文章《论食利者的美学》。后蔡仪另写一文批黄药眠，认为黄自己也是主观唯心主义。接下来是朱光潜发表文章批评蔡仪，认为美学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并不像蔡仪说的那么简单机械。当时批评朱光潜的文章很多，所谓美学讨论其实大多是批朱光潜。这时李泽厚写了一篇《论美感、美和艺术》，发表在1956年第6期的《哲学研究》。朱光潜看了以后，认为这是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最好的。后来《人民日报》请李泽厚将文章压缩后转发在报纸上，李就另写了一篇《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在1957年1月发表了。从这时开始，到1962年发表《美学三题议》，李泽厚大体表述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其中最重要、也最具创造性的，就是后来广受重视的“积淀说”。
所谓“积淀”，是指人类在与动物分野后，为求生存，在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过程中，不断改造客观世界，而这漫长过程也逐渐形成了人类自身的、尤其是心理的改变。
当时的理论更多地注重外部的改变，从制造工具，到生产力的发展，再研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等等。李泽厚由于美学讨论的机缘，由于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启示，也由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指引（他在1979年自编《美学论集》时就特意指出，当年自己的第一篇美学文章，大概是国内最早提到这份手稿、并企图依据手稿作出美的本质探讨的），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了人类心理构造的内部，研究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而这也就是“积淀”，即形成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心理形式。他由此提出美是实践的产物，是积淀的成果。这一“积淀”理论，也贯穿于他后来几十年的思想史研究和康德研究中，一直到他晚年“情本体”哲学本体论的提出，都与此直接相关。可以说，这是他全部理论研究的核心观点。
美学讨论时，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论文。朱光潜在1962年回顾讨论中的各种观点时，认为共有三派，那就是：朱光潜、蔡仪、李泽厚。说到这些往事，李泽厚摇头笑道：“我当时才二十几岁，哪敢自称一派？”
那场美学讨论最大的好处，是没有变成政治批判。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文艺和理论的争鸣，最后都变成了政治问题，而美学始终是“三派”，真正做到了长期共存。
李泽厚虽然成名早，但依然因为政治表现不突出，成了社科院下放劳动最多的人，甚至一度被“开除公职”。劳动时他吃过很多苦，别人挑一百斤，他也想挑一百斤，棉毛衫因出汗多结成了很硬的一个壳，每天累得只想躺在床上，连看报的时间都没有。除去劳动，还有刻骨铭心的饥饿，1960年下放时，每天只有4个白薯，饿得全身浮肿，让他至今“能容忍金钱浪费，却不能容忍食物浪费”。
“文革”时，在干校只准读“毛选”，李泽厚在行囊里偷偷带了英文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把“毛选”遮在上面掩护，读得很仔细，还偷偷做了几万字的笔记。1972年从干校回来，他就利用那些笔记写《批判哲学的批判》的初稿。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市民纷纷住进“地震棚”，条件很差，但他却特别充实愉快，因为他的康德述评最后一章终于修改完成。
蛰伏近二十年后，1979年3月，34万字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出版了，令许多人大吃一惊。人们只知道李泽厚从事美学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从来不知道他还会写出这样的书！实际上，这也不只是一本研究康德的书，通过“批判”，李泽厚在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将康德与马克思相联系，从中表达了“主体性实践哲学”亦即“人类学本体论”的初步构想。在思想大解放的上世纪80年代，此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已再版6次。
4个月后，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出版了，同样引起轰动，并受到胡绳、黎澍、王元化、金冲及等学人的好评。
“《美的历程》？第三本也算不上！”
上世纪80年代，是李泽厚的著述高峰期。继上述诸书之后，他又出版了《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到80年代末，他完成并出版了《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
“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时隔30年，易中天仍清晰记得《美的历程》带给他的震撼，“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且能做到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入扣，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
在这之前，美学史的论著基本是教科书式的编年史，只有归纳，没有独创的范畴系统，更谈不上自己的理论体系，除了让人得到些“知识”，完全无助于提高审美能力。“当时我也看过好些文学史美术史，不满意。所以这本书，每章每节，我都有些新东西。”李泽厚说。不过，他不认为这是一本美学史，“这只是一本中国的审美趣味史。”
《美的历程》让年轻人看到了“原来学问可以这样做”：讲哲学，可以不套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的既定框架；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帽子，而完全可以从作品和自己的感受出发。冯友兰先生称赞此书是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的精练浓缩的概括，“一部死的历史，你讲活了”。
当时，正有一股自下而上的“美学热”袭来，青年人对美学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兴趣，《美的历程》更成了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这种热度持续了整个80年代，并对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1986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标题即为：《请听北京街头书摊小贩吆喝声“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
虽说《美的历程》为李泽厚赢得巨大声望，但他说：“这在我所写的书里，第三本也算不上！”在他看来，自己1988年出版的《华夏美学》更为重要，因为叩问美的本体、解开美的哲学之谜，这才是他真正的美学抱负！《华夏美学》在“儒道互补”的思路下提出了“儒”所派生的“情本体”美学、“乐感”美学，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美学精神的深度与广度，也为他后面的哲学研究打开了新的通道。
1989年，他的另一部重要美学专著《美学四讲》出版，他的美学观点主要集中在这本书中。时隔二十年后，2010年2月，美国最权威的世界性古今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第二版，收录了李泽厚《美学四讲》“艺术”篇中的第二章“形式层与原始积淀”。这套文集由柏拉图的论著选起，一直选到当代。李泽厚是进入这套一直由西方理论家统治的文论选的第一位中国学人。
《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所选中的，仍然是他那独创的、同时也颇具中国思维特色的“积淀”说。
1988年，他当选法国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成为20世纪下半叶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哲学家。此前成为巴黎哲学院院士的有冯友兰先生。
晚年贡献：“情本体”与“巫史传统”
虽然上世纪80年代新著迭出，但李泽厚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没有发表。他曾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美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焦点，指向一个新的目标，但他还不想说。后来他又说，不到60岁，提出自己的哲学理论，连自己也信不过。于是，热心的读者一直在期待他更严整宏富的哲学论著的出版。先是等到了他详注儒家经典的《论语今读》，到新世纪初，终于看到了三联书店出版的薄薄的《历史本体论》。
《历史本体论》虽然单薄，却毕竟是阐述李泽厚哲学构想的专著。不久，《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等书也陆续出版，李泽厚本体论的框架越来越明晰，内涵也日见其丰富了，并且，他更为明确地将自己的哲学构想概括为：“情本体”。
本体，是最后的实在。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中认为，最后的实在不是语言，而是生活，是历史，是心理。人是生理存在，更是心理存在；人是精神存在，更是历史存在。人生的意义正在“情感本体”的建构、积淀之中。
西方哲学鲜讲情感，所以海德格尔提出“诗意的栖居”，才成为不得了的事。李泽厚提出“情本体”，同样有离经叛道的意味。他记得十多年前，哲学所一个同事听他讲起“情本体”的构想，曾大为诧异：“你讲情感，那还算什么哲学？”讲情，正是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郭店战国竹简的出土，其中“道始于情”，“礼生于情”，“礼因人之情而为之”等等，让李泽厚兴奋异常，这正好佐证了他的理论。
情与理，一直是对立的两面。从柏拉图到康德，都采用“知情意”的三分法，即把理性、情感、意志分开，这三个方面就生发出了哲学、艺术、伦理等。现在，李泽厚把“情”本身作为哲学的本体，作为哲学最根本的地基，这就颠覆了上述的分工。
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本体”的提出，很可能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哲学是从人的理性中独立出来的，它高度发展，曾长期引领所有学科，中间几经变迁，学派林立；但到最后，居然要回到人情、回到日常，可说是走了一个巨大的圆。也许，只有中国哲学家，只有从没有上帝、惟有“一个世界，一个人生”的中国文化中走出来的哲学家，才能提出这样颠覆性的命题。所以李泽厚说，“情本体”本来就“在伦常日用之中”，没有过多的玄秘之处：“‘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这个形而上学即没有形而上学，它的‘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情本体’之所以仍名之为‘本体’，不过是指它即人生的真谛、存在的真实、最后的意义，如此而已。”
虽然“情本体”有“反哲学”的意味，但仔细推究，它也许更接近哲学的本质。它所接近的可能不是传统哲学的本质，即西方那种纯粹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但却是生活的本质，人的本质，是无数的个体的本质，也就是，如要全面地把握“人”的话，那就要从“情本体”入手，形成这样一种哲理的思考。人类的精神生活发展到今天，提出这样一种理论，有着极大的精神价值。
与此同时，李泽厚还在《己卯五说》一书中，提出了“巫史传统”，以此解释中西文化为什么会有不同。他认为，所有原始民族都有巫的阶段，但大多数的民族，尤其是西方，它的巫术后来分化了，一方面变成科学，另一方面变成宗教。从希腊到近代，哲学思辨总是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思辨的那一部分发展得很充分。相反，中国的“巫史传统”使中国文化中的情感与理性、宗教与科学，分割得不是很清楚。在中国，不管是孔子、孟子，还是汉代的“天人合一”，或是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既是一种信仰，是情感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推理。信仰、情感和理性思辨是糅合在一起的。——这是为“情本体”找到了上古之源。
李泽厚晚年的思想更明晰，也更成熟了。但他的理论和方法是一以贯之的，历史的“积淀”说始终是他的这些理论发现的“圆心”。他把自己的全部理论和著述，称为一个日趋丰富、越滚越大的“同心圆”。
性情李泽厚
半个月后，我到李先生家取对谈的修订稿，他这段时间去了苏州、上海，又回到北京，此时的北京已经入冬，怕冷的他穿着花纹棉睡衣，外加羽绒马甲，依然精神饱满。
屋内清雅干净，书房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样子，却有一扇可俯瞰中国美术馆的明亮大窗，坐在窗下的书桌旁，街对面的风景一览无余。“你看，我坐在家里就能看展览。”李先生从书架上拿起一个小望远镜，比划着，露出满意的笑容。
客厅墙上，挂着1986年冯友兰先生为他书写的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线条硬朗，笔力苍劲。当年在一片批评声中，冯友兰坚定地赞成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特别写下这副对联。“字写得多好啊，九十有一，眼睛都看不见了，真了不起！”李泽厚轻声说，凝视片刻，叹道，“比现在的书法家写得好多了。”
能感觉到李先生对年轻人特别宽容甚至偏爱，他喜欢回答问题，尤其爱新鲜、有挑战性的。他也爱反问和自嘲，话里总是闪烁着机锋和睿智。
对于如何读懂历史，他建议我：“发现到底多少能够接近真实，要在各种比较中间判断。你要看很多很多书，作出判断，那是很好玩的。不能只信一种。你想，关于我的好多传说，其实都没那回事，更不要说遥远的历史了。”
谈到性格与命运时，他说：“有人说我是完美主义者，追求完美不是坏事。性格很重要，但最重要还是自己决定命运。自己要意识到：值得较劲的较劲，不值得的就不较劲。”
他很喜欢旅行：“我的旅游主要是对人文、历史古建筑有兴趣，对自然风景兴趣不是特别大。自然风景我觉得应该去坐火箭，看看地球，那一定很好看。”
有两件事让他非常自豪，一是30年前的书依然卖得很好。另一件事是61岁出国，在美国大学教书8年，用“半吊子”英文赤手空拳打下一片天下。他笑道：“我为冒险奋斗成功而高兴！”
在美国的生活是寂寞的，虽远离中国，也一样远离美国。他很少与人交往，大部分时间在家看书，“我看书还比较勤奋，但新的想法未必要写出来了”。他上网只看新闻。“网络上垃圾太多，我很少看网络，好东西只有1%，不值得。”
而回国的生活又太热闹，每次回来不久，消息便不胫而走，慢慢传开，到后来，相识的不相识的，找上门来的越来越多。但其中有很多年轻人，这让他觉得欣慰。“最年轻的一个是86年出生的，他喜欢读我的书。回国主要就是跟人聊天，这是很愉快的。”
对认定的观点李泽厚很少改变，但他又是时有新意的，他说这正是他喜欢和年轻人交谈的原因。当我对他的一篇已发表的谈话提出自己的看法后，他甚至当场给我一支笔，让我在上面作删改。我受宠若惊之余，也感受到了他的率真。听刘绪源说，二十多年前，他们一群年轻记者采访他，想问他关于某一作品的看法，他忽然说：“我先问问你们，你们怎么看？”他不是泛泛地问，而是一个一个追问各人的看法，然后把自己的看法拿出来比较、探讨。那次采访，充满了笑声和辩论声。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先生一点没变，这真是奇迹！
他的思想之河仍在不断地汩汩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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