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可以考虑取消增值税
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均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中国则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过，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别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个重大区别：只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而基本没有减税，其他国家则是增加支出与为企业和居民大幅减税并举，这其实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本义。为增加总需求，增加支出十分必要，但减税则可为企业和居民减轻负担，与支出增加产生叠加，增加总需求的效果更为彰显。中国经济面对复杂的环境，不过，大家在一点上，已取得共识，即必须调整结构，实现经济转型，更多依靠内需。相应的，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劳动所有者的收入。最近的新一轮物价上涨，也明确发出了这样的信号。4万亿之后，没有了大笔的投资，经济增长依靠什么？减税势在必行。
GDP是一国的总产出，也是总收入，它将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间分割。今天，中国的GDP总量已然世界第二，具备了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因为中国的财政收入，远远超过GDP的增速，企业所得的部分基本未变，这导致居民收入增加十分缓慢。要增加居民收入，从结构上，就要减税。这几年零星的减税也不少见，但效果几近杯水车薪。因此，现在是到了转变观念，大幅度减税的时候了。与经济结构调整一样，减税就也要实行结构性调整，减少增值税是必要和可行的。
中国现行财政收支结构，是1994年奠定的，那时，财政收入规模偏小，财政体制的意图是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实行实际上的重税政策(也考虑到当时的征管水平较低)。因此中国的税制结构，既包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商品税类，也包括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所得税类，而同时征收并都规定如此高水平税负的国家，实属少见。现在，16年过去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达到了18%至20%的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再保持这种结构惯性，过不了几年，这个比重将达到不恰当的高水平。
脱胎于原来产品税的增值税，一直是中国第一大税，具有旱涝保收且全面征收的性质，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其纳税人。但由于机制设计的原因，增值税，名义上由企业缴纳，实际上，完全可转嫁给最终的消费者，具有抬高商品价格的作用。如能逐步减少并取消增值税，则相当于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对扩大内需，善莫大焉。
根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2009年预算数据，去年全国财政收入58673亿，增值税19326亿，虽然还是第一，但与十年前动辄占一半相比，重要性已大不如。同时，企业所得税(11845亿)、营业税(81455亿)、消费税(4434)、个人所得税(3982亿)正成为重要收入来源。除了税收收入，财政收入还有其他来源，如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等。
不要小看这些非税收入，以行政收费来说，2008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取消和停征了1207项省级审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170项收费标准，涉及金额约103亿元。2009年，取消和停征了100项全国性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金额约190亿元。问题是，还有许多收费没有取消，仍在征收，2009年为1976亿。土地出让金，仅仅是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的一部分，2009年，其收入高达15000亿，所谓土地财政是也。
再以央企上交的利润为例，1994年现行财政体制刚实施时，央企确实困难，于是规定央企税后利润不上交中央财政。现在，央企日子十分红火，国企今年税后利润至少有20000亿。如果能大部分上交财政(也应该上交，这是国家的权力和国企的义务)，足以抵消取消增值税的影响。
讨论至此，不能不提到两项特殊收入，一是国企亏损补贴，它本来是支出，按照惯例列为收入，也就是负收入处理，每年有多少，因为不披露无从知晓，还有一项是出口退税，去年高达6708亿。如果将这两项从收入中剔除，将明显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国的税负还有不小的下降空间。
中国财政的支出结构不尽合理，一直被研究者所批评。例如高额的行政管理费等的合理性，就需要仔细考虑，重新甄别，减少应是总趋势，这也为减税提供了条件。问题在于，预算报告并不披露这方面的准确信息，这是需要改进的。每年审计署都审查出财政预算的收支不合理问题，也说明预算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现在，燃气费、水费、电费、油价纷纷上调，各方还正在热议开征房产税，前几天又有消息说要开征环保税，这些也许都有必要，毕竟经济环境变了。但是，不能光涨不减，取消增值税，也是环境变换的必然要求，是涨价和开征新税的必要条件。
取消增值税的意义，财政的结构性转型，正在于建立一种倒逼机制，为整个经济结构转型开辟道路。 [b]专家称上海争取“十二五”试点增值税扩围[/b]
今年上海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回升，世博会拉动作用明显。初步测算，预计世博会拉动上海经济增长2%。
25日下午召开的“后世博上海发展机遇”论坛上，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发表了上述看法，并强调，明年是世博会后第一年，也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没有世博会拉动力，再加上房地产调控、人民币升值压力、经济周期性回调等因素，上海经济增长可能回落，尤其是明年上半年会有较大滑落。
周振华说，贯穿上海“十二五”的主线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周振华也解析了上海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的矛盾，其一就是慢变量与快变量的矛盾，快变量指原有的传统、低端产业“被调整”速度加快，随着土地、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商务成本不断攀升，这些产业、企业就会被迅速调整。慢变量则是指上海着力培育的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结构转变因此面临“真空期”，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将趋缓，财政收入增速也会趋缓。
在周振华看来，小变量与大变量之间也存在矛盾，上海今后发展方向明确，即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提供高附加值、高端的战略性产业，但是这些产业发展面临很多体制碰撞，比如发展现代服务业，一些新业态发展面临着税制、市场准入、监管、信用制度等障碍。
“大多数领域实行营业税，不利于服务业分工细化和外包，存在重复征税、税率偏高，也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周振华说。
内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新兴产业财政扶持需求不断加大，但这与财政收入增速减缓之间有矛盾，产生支出缺口。周振华举例说，上海每年养老资金缺口100多亿元，靠财政资金补充。
第四个矛盾是上海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要进行人口结构调整，但上海“十二五”常住人口如果大幅上升，又会与资源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产生较大矛盾。
周振华认为，最后一个矛盾是结构转型与劳动者整体素质不相匹配，上海缺乏高端和专业化人才。
如何进行转型驱动、创新发展？周振华称，“十二五”期间，上海要在制度方面进行创新，创造一个适合服务经济发展的环境，上海将争取“十二五”试点增值税扩围。
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所明确提出的。
关于增值税和营业税改革的呼声在业界乃至企业层面一直不断。
“营业税改革也是个老问题，服务业企业多缴纳营业税，近几年来，很多服务业企业反映税负水平较缴纳增值税的工业企业税负水平高，开始呼吁营业税转为增值税，这也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曾如此表示。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此前也强调，我国计划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包括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
目前，我国的增值税只对工业部门征收，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由于工业增值税具有不同环节抵扣的机制，而营业税不存在抵扣，服务业承担的税负比工业要高，不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中国自1979年开始试行增值税，现行的增值税制度是以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令第1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为基础的。增值税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税种之一，增值税的收入占中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是最大的税种，税收收入中75％为中央财政收入，25％为地方收入。进口环节的增值税由海关负责征收，税收收入全部为中央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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