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我为什么不认同中国经济失衡说？
十一月的杭州，秋色渐浓。我又来杭州小憩。玉皇山下，西湖长桥生态公园里，是我每天上午出来看书和散步的地方。下午回到住所，为一些杂志审阅论文或者阅读一些当下有关中国经济的流行的理论。不用说，最为流行的当数结构失衡说了。这是一个单调乏味但又被广为接受的命题。中国这边把内部结构失衡的原因归罪于内需的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不足）。基于这一判断和逻辑，“扩内需、调结构”毫无争议地被确定为政府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既定方针。为扩内需之目的，政府承诺去尽快扭转劳动收入相对国民收入持续下降的趋势，并要大幅度增加劳动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的政客们当然也欢迎结构失衡的逻辑。不过，与中国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干脆把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归咎于全球经济的失衡，进而又把全球经济的失衡归罪于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在他们看来，中国内部的结构失衡是全球经济（外部）失衡的原因，因为中国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和持续积压的顺差正是国内需求不足的结构失衡的表现。据此，中国主动去矫正低估的汇率和过度的顺差当是符合经济再平衡框架的应有之议。
今天，在中美、中欧以及G20这样的高峰对话场合，没有人再去挑战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这个结构主义的逻辑。通过平衡内部的结构来帮助全球经济恢复再平衡，中国责无旁贷。人们期望和等待的是中国政府的行动。升值汇率、减少出口依赖、扩大内部消费规模、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以及缩小收入差距，这些举措被认为不仅有利于拓宽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空间，也将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做出重要贡献。
我在最近一次的讨论班上对学生们谈过我对以上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说的批评意见。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以标准的度量法来看，国内总需求构成中国经济总量的九成以上，难道这还不算经济依靠了内需？说出口支撑了经济增长的流行言论实在是无视了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统计关系：看一下统计年鉴马上就知道，在出口增速加快的时期，GDP的增长却减速；而经济增长加快的阶段，又往往伴随出口增速的下降。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显然比结构主义论者想象的复杂得多。在国际上，被政治家们讨论的沸沸扬扬的贸易失衡问题也未必是个真命题。就在九月份，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先生在法国参议院讲话时就直截了当地说，当前有关贸易不平衡的论调，是建立在“存在明显漏洞”的统计标准上。是错误的统计方式导致中美贸易看似失衡。他呼吁尽快调整现行统计标准，以顺应形势变化。在他看来，人民币升值当然无助于解决所谓的失衡问题。
拉米的讲话点出了关于全球贸易的结构主义观点的漏洞。拉米指出，很多统计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概念与标准，如“原产国”、“国民”和“非国民”等，已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沿用旧标准已导致计算结果失真。拉米还以电子产品iPod为例说：“中国向美国出口一套iPod，美海关就将整件产品的价值（150美元）计入进口数据，好像这套产品完全出自中国……实际上，150美元中，只有10美元来自中国，其余部分只能称作再出口。”
结构失衡说总是把中国看作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并以中国的出口/GDP比重已经达到40%作为证据，却从来不考虑加工出口高居60%以上的这个重要事实。iPod的案例清楚地表明，中国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大。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测算，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约只有10%而不是40%，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出口依存度，因为在GDP核算中，只有国内增加值的部分才计入当年的GDP。说中国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者实在有言过其实之嫌。
统计重要了不等于统计可靠了。被结构主义者广泛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比例关系的大多数证据，大都可能是统计失真本身造成的假象或者是对数据缺少标准化处理而造成的错觉。一个不可忘记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巨大的经济规模（可以用GDP或者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很容易使许多现象被放大尺寸。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性质。比如，很多人只看到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巨大就认为中国经济有过分依赖外资的倾向，殊不知即使在最高年份，外商直接投资也不过占当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一成，不少年份仅占5%左右，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并不异常。
另外，结构主义者总是拿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来证明汇率的扭曲。实际上，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我们就马上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并不明显高出那些与中国有相似出口产品结构的经济体（如东南亚）。而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说法在理论上显然并不可靠。
除了要考虑规模因子来谨慎解读数据之外，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许多时序数据还多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不经过可靠的方法来调整“毛数据”就直接拿来说事是容易误导政策制定者的。不可否认，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过快，也由于全球化导致的资本流动和跨国生产方式的变化，统计失真显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把失真的统计造成的假象当真了。
去年初我曾经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说，消费不足就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的消费和投资的数据的失真很容易误导经济学家。试想一下，假如世界消费占比的平均值是70%，中国可以以30个百分点的幅度偏离这个均值而经济居然能长期增长下来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事实是与结构主义者的消费不足论的推断不吻合的。其实，由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迅速，居民住房消费开支和其它的服务消费的开支（如金融服务消费和保险服务消费）的统计相当不可靠，现有的数据资料非常有限，统计部门多数情况下只能用借助于一些相关的指标来进行推算。即使估计政府消费支出的财政支出数据，也可能只是反映了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情况，很难包括政府其他项目的支出范围。很难将行政事业费的支出数据准确调整和转换为GDP核算所需要的数据资料。我估计，实际的消费率要比现有的统计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而且，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经济，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消费开支维持在50%-60%之间其实是很正常的，东亚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类似阶段上也都出现过类似的占比。即使现在，像韩国和新加坡的消费率也不过60%。投资数据的问题也很大，我曾专文讨论过，这里不再赘述。实际上，这些年的一些研究都发现，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长期以来并没有恶化的趋势，所以不能轻率地判定投资过多和消费不足。
评析结构主义方法论不是我这篇短文的主题。但是很清楚，结构失衡说深得人心，在我看来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论正确，而是因为这样的说法做到了“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首先在美国，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说毫无疑问符合美国的主流政治，也给全球化时代美国经济的竞争力衰退、失业以及金融危机寻找到了一个“替罪羊”。而结构失衡说在中国国内也迎合了日益高涨的民粹情绪，与国内新左派的反（市场）自由主义的思潮和价值取向较为吻合。在新左派知识分子眼里，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导致劳动收入的占比下降，进而导致了消费的不足，必将形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乃至停滞。这个逻辑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灭亡的传统当然是一致的，更与上世纪30-40年代的左派经济学家（如卢森堡和斯威齐等人）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消费不足”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在思维模式上机械地强调经济变量的流量“比例”（也就是结构）关系与“结构平衡”对理解经济长期运行的重要性。所以，平衡、不平衡和再平衡这些概念大都出自结构主义者的口中。实际上，用政府人为确定这些比例并实现结构平衡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思想就是结构主义的历史遗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也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的产物。虽有昔日掀起“革命”浪潮的伟业，但他结构主义流量分析的致命缺陷很快就被识破。没有因果关系，缺少微观的基础，这样的宏观经济学早已摇摇欲坠，没有了市场。而发展经济学在早期的兴起之所以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就是因为在上世纪50-70年代，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了一个“外围-中心”的分析架构来审查外围落后国家面临的所谓“外部不平衡”（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的恶化）对其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阻碍。不用说，他们自然也被称为结构主义论者，只是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外部的失衡问题。
尽管“政治上正确”，建立在传统的结构主义观点之上的结构失衡说却对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有误判之嫌，政策上更有误导之危险。阅读经济思想史，我知道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有严重的缺失，常常仅为极少数左派经济学家用来宣泄对市场经济的偏见和仇视，也多在经济萧条时浮出水面，根本无法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验提供正确的理论解释与政策建议。因而他们大多数往往是过眼烟云，在经济学说史上难以留驻光彩。
可是，以上这个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大行其道，甚至还被赋予了一个十分生动的名字：“三驾马车”。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论就是从这个“三驾马车”的机械运动中简单推出来的。根据这个三驾马车来推论，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在内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在外则必然产生过度的顺差积压。
至今我不知道该对这个三驾马车的逻辑说些什么。曾经在微博上我只写下了这样的感叹：“在中国，有些玩笑可开得足够大了。比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经济增长的全部知识被谁说成了近乎荒唐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迅速普及并‘行骗’举国上下。由‘三驾马车’误导出来的政策这些年不胜枚举，频频出错更在所难免。‘三驾马车’已经给我造成了阅读的视觉污染。这些年来我一直拒绝阅读动辄就拿‘三驾马车’说事的各种文章。”
对于我而言，杜绝结构主义观点的最有利武器不是别的，是要回到我接受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训练时的那些基本的原理。那些原理构成了当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信念和世界观。不是吗？强调基本信念和世界观在今天变得似乎可有可无了，很多人也早已忘记了经济思想史中有关方法论和世界观对于经济学家的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具体到对中国经济现状的分析和看法，甚至一般化到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我更倾向于接受“卡尔多典型事实”、“库兹涅茨命题”以及“一般均衡”和“收敛定理”。这是我理解经济现象和思考中国经济变化模式的依据。
所以，我深信一个经济体的结构是会随总量增长而变化的。同时，我也相信内部金融联系不断加强的全球经济有着从局部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运动趋势。以此而论，我是不相信一个经济体在结构上可以长期偏离正常值而获得持续增长的理由的。以索洛的增长理论来推断，在一个远离“稳态”的经济中，快速的资本积累和结构变化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言应是非常重要的阶段现象。这与结构主义者的观念完全不同。而关于中国经济失衡的结构主义观点之所以经不起推敲，不仅仅因为他们对统计失真的伪像无动于衷，更因为这种观点通常无视经济发展阶段并缺乏对经济增长机制的最起码的理论探究。 GDP与出口增长的关系，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连这样的事实都否认，跟这样的人也就没啥好谈的了，垃圾而已。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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