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重庆市长黄奇帆：重庆“新经济政策”
[i]《中国改革》 记者 胡舒立 卢彦铮 邓海[/i]高低错落的山城，笼在淡淡的雾气之中。嘉陵江与长江穿城而过，浪潮奔涌。人流拥堵的街道，和长江边上设计新潮的、状若“坦克”的重庆大剧院，无不彰显着这个中国内陆最大城市经济疾行的雄心。
从13年前成为直辖市以来，重庆的发展从未像现在这般异军突起，58岁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因此而格外引人注目。
2009年，国务院以当年“三号文件”形式，明确了重庆的发展思路。重庆成为内陆惟一保税港。随即，重庆市政府将这些政策分解为上百项任务，下达区县或政府各部门。这一年，重庆GDP增速列全国第三，利用外资的增速排在全国首位，国有资产规模居全国第四。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之后，优惠政策更丰富的两江新区在此崛起。
在这年年底，原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成为重庆市代市长，并于今年1月正式出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在重庆经济领域“新政频仍”，他本人坦言敢言，与媒体交谈也并不在少。惜乎他忙记者也忙，许多事又在摸索之中，交谈无不匆匆，记载仍是片断。
我们期待获知他更完整的思考。9月下旬，按事前约定，我们专赴重庆，在黄奇帆的办公小楼与他交谈了整整八个小时。采访从上午10时40分至晚7时，即使中间在小楼一层午餐时，他也仍在谈，我们则边吃边记，采访并未中断。
当下外界对重庆经济，有热望也有疑虑，有期待也有异议。人们在问：重庆的著名融资平台“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是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重要的投融资平台——编者注）依赖土地运作，运营资金庞大，角色如何定位？风险如何控制？刚刚施行的户籍改革，以及涉及“土地证券化”试验的“地票”制度，从理论到实践怎么摆脱强征农民土地的嫌疑？为推行住房“双轨制”改革而一次性推出的公屋建设计划，是否超出财政支付能力而透支未来？此外，关于国资的地位，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关于政府角色的认知，许多问题萦绕人们心头。
在接受采访时，黄奇帆回应争议，坦诚而谈，详述了重庆正推行的公租屋计划、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创新型加工贸易模式，以及筹建西部金融中心等课题，对于“国有民营”之议也坦言了自己的想法。
黄奇帆来自上海。他早年在沪当工人，后来念过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文革”结束后从工程师当到厂长，上世纪80年代前期进入上海市经委。90年代前期他一直搞浦东开发，当过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也当过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后来升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担任过市经委主任。
2001年10月，是黄奇帆人生又一大转折：他调任重庆当副市长，后来又担任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其间分管国资、工业、教育、金融等领域。在重庆，他已经干了九年。
采访和观察让人觉得这位市长更像“重庆的CEO”。不过，重庆毕竟是一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40个区县的直辖市，而且有2000多万人口仍在农村。一市之长的思考和作为，与治理企业大相径庭。他其实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经济执行官。在采访黄奇帆前后，我们也对重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背景性采访，在此一并刊出。希望我们以此侧面所做的记录，对于读者了解这个变迁中的大都市是有意义的。
“住有所居”
背景
2010年10月14日，重庆秋季房交会在国家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后正式开幕。300平方米的“重庆市公共租赁房（下称公租房）会展”展区成为这次房交会最为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市民可以看到重庆2009年启动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计划的相关资讯。按照计划，这批预期为150万重庆市民预备的公租房，将在两年后正式供市民申请租住。
这也是黄奇帆担任重庆市长后递给外界的一张“城市形象名片”。
今年8月初，他在接受采访时手持几份文件走入会议室，其中一份便是自己撰写的关于这项计划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黄奇帆提出，中国城市住房制度从政府全包全揽的计划分配，到主要由市场供给，在实践中，都导致了一种供给方式为主的“单轨制”，难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住房需求。重庆的研究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居所，60%-70%的居民则由商品房供应这样的“双规制”更为合理，可将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人群全面覆盖。
这一思路，与2009年末的重庆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一脉相承。此次会议提出，重庆要继续大规模建设包括城市廉租房、农民工公寓、公租房等，同时适当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
2010年的重庆“两会”期间，新任市长黄奇帆进而提出，重庆市将从2010年起，在未来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头三年新建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到了6月，这一计划增至头三年在主城区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
7月，重庆公租房管理局成立，《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重庆在主城区大规模新建公租房，在郊区则以收购和改建为主。户型为35至80平方米，每五户设置一个地下停车位。在布局上，主城区公租房主要分布在重庆内外环线之间、城市地铁、轻轨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大型聚居区，每个聚居区里公租屋小区与商品房小区按1：3混建，小区标准配套和物业管理与一般商品房小区无异。重庆拟建的这种20万人容量的聚居区共21个。
政府将划拨建设用地，并豁免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等，通过这些优惠政策，降低公租屋的建设成本，以保证其租金原则上不超过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目前，1200万平方米公租房已经兴建。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公租房将逐步整合取代旧有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重庆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就将简化为应付拆迁改造为主的安置房和公租房两大类，实现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的全覆盖。
疑虑
● 按照目前的规划，最近三年的公租房建设的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划拨3万亩土地投入建设，由此损失的土地收益大体也将达500亿元，一加一减，已与2009年重庆财政收入1165亿元相抵。公租房建设资金从何而来？
● 私人房地产企业为何无缘参与投资开发？政府应该直接投入多少为宜？
● 公租房运营怎样保证现金流与资金性质和融资成本相匹配？重庆如果有意尝试诸如Reits等金融工具融资，政策空间能有多大？
● 公租房管理在国内并无先例，如何公正、公开地界定公租房住户，防止公租房成为新的寻租工具？
黄奇帆说：“公租房姓‘公’不姓‘私’”
重庆的公租房计划是整体住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去年年底提出了“双轨制”、三端调控的改革模式，即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优惠、高端要遏制，这是涉及整个制度安排的事。
在低端保障这一部分，过去主要是拆建危旧房后按标准安置的保障房，以及历史积累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但是，这些统统加起来，只够这个城市百分之十几的居民居住，其中，廉租房仅保障3%，经济适用房保障大约10%。如果按照我们的测算，需要保障35%的城市居民的话，重庆至少要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
我们的做法就是推出目前这样的公租房系统。要么不干，要干就到位，不能高高举起一面旗帜，却起不到实际作用。公租房需要形成较大的体量，才能保证有效的覆盖面。以重庆未来容纳1000万城市人口计算，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就必须解决200万人的居住问题，就需要4000万平方米，这也是我们提出的十年计划。
目前，我们首先提出三年3000万平方米的计划，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工1200万平方米，到明年上半年便可以开始出租。同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年1000万平方米的前期工作，包括征地、动迁、土地平整。不存在干不成的问题。
3000万平方米造完后，也许够了，也许不够，重庆会在以后的阶段里，根据需要，再用两三年再去造1000万平方米。总之，我们的特点就是起步力度极大。
这么大的力度，确实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因此，有人提出，可以由房地产开发商来参建。有些地方搞公租房，就是由房地产商拍地，然后按与政府协议，腾出10%的地来造公租房。但到底是政府出钱造，还是私有的房地产商出钱造？公租房到底姓“公”还是姓“私”呢？
如果引入私营开放商，由他们建设的公租房产权如何界定，政府是否要给予政策优惠？开发商的利益诉求和政府的保障取向价值如何平衡？包括未来配租、管理等环节都很容易出现政策不清、分配不公和利益输送等问题。
为确保公租房的公共保障属性，公租房应该由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承建。香港和新加坡这些资本主义体制下建设保障房也是由政府主导，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作为社会主义政府，我们更应如此。
“资金远近账”
在融资方面，我们现在平衡得比较清楚。重庆公租房从土地加建设的成本角度计算，大体是每平方米2500元，即3000万平方米要花750亿元。其中，政府出250亿元，社会融资500亿元。
政府先期投入的250亿元，包括注入的3万亩土地。既然是造公租房，按征地动迁时候的成本大约每亩60万元算，相当于政府投入接近200亿元。这之后，政府再把每年土地出让收益的5%、部分税收、政府的机动财力，在三年调50亿元进去，大体上这就是250亿元。因此，政府出这个钱，并不是很累的。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储备了大约22万亩的土地。
从海外的经验看，公租房事实上是一个世界级的优质投资项目，资产安全而且能增值。目前，我们有五种资金可以利用：一种是保险资金，一种是社保资金，一种是银行资金，一种是信托资金，此外还可以发债券，各种金融工具都是社会资金，叫作“政府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但是，这个社会资金参与不是私人企业用股权形式来参与，而是金融工具来参与。
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我们从银行贷款200亿元，利率基本上是6%。保险公司也非常积极，保险资金如果存入银行，只有3%多的利息，政府能给他们4%以上的收益。从保险公司我们可以借200亿元。还有100亿元，正在和社保基金讨论。
总体而言，我们从金融机构借贷500亿元，平均利息在5%左右。这意味着，每年需要支付25亿元的利息。而重庆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理论上每平方米每个月租金10元钱，一年就可以产生36亿元租金收入。这完全可以匹配25亿元的利息，现金流是平衡的。
更重要的是，公租房支出的几百亿元，和政府扶贫帮困支出几百亿元是不同性质的。公租房就像买了一堆黄金，能够实现保值增值。因为公租房作为房产要跟商品房同区域“混建”，配套完全一致，其价值将与商品房一样，随着时间和社会整体财富提升实现同步的增值。
在这个价值提高的过程中，首先，租金在占住户收入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绝对数额将会逐步提高，增值的租金将能够支付目前公租房融资本金。此外，如果到时候社会不需要那么多公租房了，这些公租房楼盘本来就和商品房的楼盘区混杂在一个地方的，可以像商品房一样出让获利。这也能收回本金。
因此，政府应该在一个地区新兴的时期“跑马圈地”，大规模造公租房，相当于储备大量好地段的房产。即便房产价值进入平衡阶段，公租房运营模式仍是低风险的。公租房管理局作为一个独立法人运营公租房，其原理与商品房出租的运作一样，即通过长期出租平衡投入和收益。
由于公租房资产的成本更低，在重庆，相当于同等商品房一半的成本，厘定租金标准，则不超过平均租金六成。因此，即便不考虑升值，公租房管理局进行出租循环是不赔本的。
“把关准入，封闭运转”
公租房的租户对象，我们确定是“3+1”。这个“3”里面，第一是重庆户籍人口中的原住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13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第二是进城农民工；第三是新生代，在重庆就业的大专院校及职校毕业生。
在这里，公租房没有户籍的概念，只要在重庆有工作，符合单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标准，就可申请。
除这三种，第四种叫“+1”，“+1”就是将多年的劳动模范、二等功以上复转军人、引进专才等特殊人群纳入其中。这些人不一定是中低收入人群，但是，为了促进人才流动，可以放宽条件，按属地原则申请，不受收入标准限制。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另外，重庆市政府已经宣布不会再造经济适用房，也不再单独造廉租屋，也就是说，保障房将以公租房为主线，整合前两种方式。公租房造出来以后，首先向中低收入群体配租，廉租房即在公租房的系统内，只是租金更低，象征性地收取。
公租房的租户不能转租房屋，在连续租满五年后，可以把公租房买下来。但是，与经济适用房不同，我们规定，任何公租房变成产权房的时候，可以在家庭里面使用、继承，但不能当作商品房在市场上出卖。如果有出让的需要，只能限价卖给公租房管理局，即“封闭运转”。经济适用房一定期限后可以上市转让的做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们对此做了反思，确保公租房的保障属性不受破坏。
此外，我们还用回笼的资金“反哺”建设和管理成本，并准备在未来对高端商品房征收的房产税，以此作为公租房运营资金的重要渠道，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
补记
在重庆大张旗鼓建设公租房之际，2010年6月，国家召开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随后，浙江等东部省份陆续酝酿出台地方性公租房发展方案。此时，重庆做法的优劣、成败尤显得意义重大。
在与黄奇帆的交谈中，可以感受到，重庆将通过政府的强力主导，完全变更国内过去十多年来以经济适用房为主流的保障房供应模式，将保障房彻底纳入政府供应的范围，并对实施方案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划和计算，改革力度很大。不过，从长期看，政府持有公租房，后续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严密制度和有力执行来杜绝寻租。而政府将更多公共资源投入保障房领域后，如何通过市场杠杆提升运营效率，避免“全能政府”，从来都是现代政治治理的难题。
此外，在金融工具的使用方面，重庆的公租房实践仍凸显了国家政策的限制。重庆市金融办主任罗广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透露，重庆曾考虑发债融资，但是，在地方政府举债方面，国家政策并没有开口子。此外，类似香港等地公屋运营的Reits模式，在内地也依然缺乏操作空间。
户籍改革攻坚
背景
重庆有2000多万农村人口，城乡统筹发展不容忽视。2007年5月14日，重庆市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渝府[2007]65号文”，批准九龙坡区设立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综合现行示范区。此后，九龙坡区将改革的首要重点放在加快推进户籍配套制度改革上面，提出“逐步建立符合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月后，重庆成为国家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户籍和土地改革被摆在首位。
黄奇帆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说，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差异化分配城乡利益最直接的标志。此前，各地也多有改革探索，却都没有跨出实质性步伐。重庆的雄心便是真正破题。
九龙坡区自2007年启动户籍换社保试验。同年8月21日，在重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工作会议上，通过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促进产业发展的意见》，将这一试验扩大，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和农村人口转移工作，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转变户口”。
在这份文件中，重庆市政府的态度是“支持和鼓励长期外出迁入城镇并有稳定职业的农民自愿放弃承包土地”，而对于那些能“自愿放弃承包地的农民，各区县可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给予补偿、补助，并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相应的社会保障”。
与之相应，重庆建立了土地交易所，除了用于农村各类土地经营权、使用权交易，还推出了旨在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制度的“地票”制度。根据这项创新制度，由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编制城乡建设用地挂钩专项规划，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复垦为耕地，验收后即可形成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凭证，亦即“地票”。
地票在土地交易所公开拍卖，需要建设用地指标的主体，均可在政府制定的交易基准价格基础上参与竞购。地票拍出后，即可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地票拍卖所得，按8：2的比例分配给农民家庭和农村集体组织，地票持有者则可在日后凭地票竞购相应面积的城镇建设用地，其购买地票的费用，可冲抵这些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
及至2010年7月28日，重庆市政府召开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会，标志着重庆市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主要面向重庆市籍的农村居民，主城区、31个远郊区县及乡镇对农村居民的转入条件有所不同。主城区需要申请人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或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子女可申请在合法固定住所迁移入户；31个远郊区县城标准则分别放宽为务工经商三年以上，三年累计纳税5万元或一年纳税2万元以上；乡镇的条件则较为宽松，农村居民本着自愿原则，可就近就地转为城镇居民。
8月1日，《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试行）》施行，据此，自主城区到远郊区县，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本市农业户籍人士，均可转为城镇户口，农民转户后三年内可保留“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到8月15日，相应的土地补偿、社保缴费标准出台。目前，全市40个区县807个派出所全面受理符合条件的农民转市民申请。
按照“分两步走”的规划，2010年至2011年，重庆将推动338万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第二步，则在2012至2020年间，以每年转户80万-90万的速度，最终累计转户1000万人，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以上。目前，这一比例仅为29%。
与公租房计划一样，这次改革起步力度极大，亦因涉及人口众多，被称为全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
除了规模，此次重庆转户，亦有多项突破措施。首先是转户对象并没有局限于本地农村户籍人群，还包括外来的、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
其次，这次改革的“农转非”条件比较简单，仅参考务工年限或投资纳税，比较接近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基础制度的本质。
第三，转户后，农民将“穿上城里的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件衣服”，同时，重庆规定，在三到五年的过渡期内，转户农民可保留这些土地资产，此后，政府有偿收回。
第四，在宅基地退出中，根据“地票”制度，尝试运用金融工具调节城乡土地资源。
目前，第一阶段的338万人口转户正在推进，其中包括整体将70万在重庆就读中专、职业高中和技校的农村户口的学生转为城市户口。
疑虑
过往各地户籍改革往往陷入城市向农村单向扩张，以城市获取农村土地资源为落点，此项改革之难由此可见一斑。在2004年，广东深圳在将特区外全部农村户籍人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操作中，便直接提出“转地”概念，承认此举目标是为深圳城市发展补充储备土地。
重庆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甫一出炉，即面临诸多争议。
由于政府制定大规模转户计划，亦引发社会质疑是否“强制农民转户”，强制城市化。事实上，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得知，在重庆九龙坡派出所，即有每月必须转户多少的硬性指标，有违自愿原则。
● 由此引发的是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的怀疑—重庆是否仍在重复以城市化名义对农村资源再次盘剥的老路？
● 即便出发点良好，使用农民并不熟悉的金融工具—“地票”来实现农村建设性用地退出和使用权增值，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中，怎么合理分配集体组织与农民的收益？是否能保障农民成为受益主体？
● 户籍制度改革无疑要付出巨额成本。以重庆第一步转户338万人计，总资金需求已达2070亿元，其中，城市的“五大保障”须花费1300亿元，推出农村“三大保障”需要770亿元。政府如何“埋单”？
●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长期捆绑了不同标准的社会福利，欲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为何不直接取消户籍，改为人口登记制度？
黄奇帆说：“平衡土地资源但不以转地为前提”
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有三个悖论。
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只有中国耕地越来越少，这跟户籍制度有关。因为当农民进城以后，如果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了，农村的宅基地本应退出转为耕地；如果进城的农民没有成为城市居民，多年后，他又要回到农村建房子，那他农村的宅基地就不退出来，最终，他两头占地。只有中国存在这样的奇怪现象。
第二，在城市化后，农民的土地越来越细碎，没有规模效应，这同样跟户籍制度有关。现在，中国有2亿农民进城，可他们实际上进不了城，还是要回农村，还是9亿农民在分18亿亩耕地。城市常住人口再多，户籍制度不变，土地依旧难以实现规模经营。
第三，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社会总是有两类人：一类是城市居民；一类是农村居民，只有中国出了第三类人——农民工。他们每年像候鸟一样迁徙，这同样是户籍制度造成的。既然农民工对城市做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为什么要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他们？
分析这三个悖论，可知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让农民富不起来的制度。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城市，重庆市必须破题。如果这件事办好，还能够拉动消费，城乡的土地资源也能平衡，我刚才说的三个悖论也能够迎刃而解。
以城乡资源互动来说，目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红线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以建设用地为例，如果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退出宅基地，城乡建房用地相抵后，至少人均节约用地130平方米。全国如有2亿农民转户进城，宅基地复垦后，理论上可以净增耕地3万平方公里。
那么，我们是不是以土地置换为户籍改革的前提呢？我可以明确地说，重庆市目前允许338万人进城转户，是坚持“以人为本”和自愿原则，农民工能换户口，是以他的劳动力、以他的有效的就业为前提。他的劳动力能将城市的人口红利增加。其次是使城市年轻化，因为重庆城市平均年龄已经到了50岁了，这些转户的年轻劳工可以使平均年龄下降到40岁，延缓城市老龄化。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不存在强要土地的问题。
实际上，首先要解决的人里面，有60万-70万的中专、职校学生，8月已经把档案准备工作做好了，9月开学即整体转为城镇户口。还有60万-70万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人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制度，在农村大多数是没有承包地的，也就是没有转户换土地的可能。此外，我们还要将44万历史遗留的“农转非”未转人员一次性转户。
剩下来约150万人，是有地的农民，是不是交了地才给他户口呢？也根本没有以这个为前提，只要符合工作年限条件就可以转，“五个保障”一步到位。而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则给他们三到五年时间，自由考虑是否要退出。但是，目前不能撂荒，要委托给种粮大户和专业合作社用于农业生产。
“农村‘三大保障’逐步退出”
农民转户进城后，不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理应该随即退出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但是，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硬性要求退出，那是典型的本本主义，是对农民基本权益的漠视和侵害。因此，我们设计了一套弹性退出机制，保障转户居民的合法权益。
首先，对推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给予三到五年过渡期，并保留与农民身份相关的计划生育、与土地相关的种粮直补等权益。过渡期内，可以全部退出，也可以部分退出，可以保留收益权和经营权，也可以只保留收益权，流转经营权。
在农民通过三到五年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对土地依赖程度减弱后，认为不再需要农村的“三件衣服”时，即可毅然脱掉。这是尊重农民意愿的表现。
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收益归集体，使用权收益归农民，为此，我们建立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退出补偿机制。其中，宅基地退出以土地交易所为交易平台，农民除了参照征地政策获得一次性补偿外，还可以参照“地票”在交易所的价款，一次性获得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和购房补助。
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仍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并以“地票”的形式在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目前，重庆在土地规划上的做法是，每年从国土资源部获得的用地指标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和工业用地，大部分的房地产开发则通过购买地票，来取得额外的用地指标，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用地指标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这样，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满足城镇化建设用地需求，还可以利用级差地租，提升农村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从重庆的实践看，偏远农村宅基地复耕后的价值，由每亩2万元上升到每亩15万元左右。
这些收益如何在农民和集体组织间分配，我们一开始的方案是5：5分，后来定为8：2，即农民8，集体2。同时，如果农民已经不在农村居住，进城了，土地完全交给村集体了，则“地票”的全部收益都归农民。
承包地比较简单，退出时按当地土地流转市场价，对本轮承包期剩余年份的权益给予一次性补偿。
目前，一般退出宅基地及农房的，农民每亩可以获得10万元以上的补偿，流转承包地每亩可以获得1万-2万元不等的补助。此外，为解决转户与退出不同步的问题，我们组建了农村宅基地整治流转机构，并设立了50亿的农村土地补偿周转金，若集体组织支付退出的承包地补偿有困难，可由这部分先垫付。
“成本理应由社会各方面共同分担”
作为一项时空跨度较大的改革，户籍改革的成本不是全部即期支付的，而是通过一段时间渐进到位。在城市的“五大保障”方面，养老和医疗是大头，转户对象多为青壮年，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会在今后10年到15年逐步体现出来，目前解决338万进城民工的福利问题，需要花1400亿元。其中，政府需要投300亿元，主要承担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就业培训以及公租房、学校等社会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但是，平均每年只需投入20亿元。重庆每年财政收入超过1000亿元，拿20亿元为农民工做这件事，实在不是难事。企业则要承担900亿元。按现在的规定，如果农民工在工厂月收入1500元，企业按工资基数的12%为他买养老保险，转为城市人口后则为20%，差八个百分点，为此，企业15年内要增加支出400多亿元。在医疗保险方面，一个农民工一年付480元，城市职工1400元，差1000元，转城市户口也会使企业增加400多亿元投入。两者相加就有900多亿元。
有人担心，这样企业负担太高，会破坏了重庆的投资环境。请问美国政府都对公民不分种族、不分民族同等待遇，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把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区别待遇，公平吗？政府就该制定这个游戏规则，要求国企、民营、外资、内资，只要在重庆生根的企业，通通都要这样做，体现同工同酬同待遇的公平。
还有200亿元，用来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理论上，已经在重庆城里待五年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有房子住。但是，有了户口后，可能需要把父母、孩子接过来一起住，可能就改租公租房。在另外的预算里面，重庆市投入了750亿元做公租房，不需要政府再出钱了，而由转户居民自己出租金养自己，这大概就是200亿元。
“‘户籍无用轮’脱离实际”
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长期以来捆绑了大量不同标准的社会福利，这是不争的事实。
有人认为，户籍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其实，不同群体对户籍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对富裕阶层而言，可以不受户籍制约“天马行空”，可对农民、特别是贫困群体来说，户籍仍然是最终的“保护伞”，因为农村的“三大保障”仍然是可以退守的避风挡雨之处。所以，单纯取消户籍，只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乌托邦式的玄想。
户籍改革是综合性社会重大变革，既要考虑社会心理，又要考虑利益平衡，也要考虑可操作性，还要考虑成本的承受度，是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体系，因此，推进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绝不能搞行政命令和“一刀切”，绝不以强制性措施来推进。
补记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和复杂注定了其极富争议。尽管重庆市政府有决心，有举措，但这一改革事关最重要的两种资源——土地与人的配置，其落实要远远难于构想蓝图。重庆创造了相对简化的“农转非”条件，较过往更为重视人本主义，也强调了交易中的自愿原则，但仍未完全摆脱以行政指令推进城市化的套路。农民的愿望能否真正得到尊重，其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取决于改革实施，而“魔鬼藏在细节中”。
地票交易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亦值得关注。在重庆土地交易所成立初期，政府对交易双方的资格条件未作特别限制，农民即可参与地票交易。但是，因为土地整理需要付出一定的原始成本，实践中往往是有关公司直接替农民整理土地并自己成为交易主体，在地票卖出后再分给农民部分收入。交易主体悄然变化，农民利益如何保证？目前尚无法治手段确保农民从地票交易中获利。
一位持续观察重庆户籍改革的土地专家指出，重庆的做法并非不可为，但仍需解决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操作透明度不足等问题，以保障农民权益，核心还在于围绕土地权益的法治体制完善。 加工贸易构思
背景
在谈及户籍改革时，黄奇帆提及吸引新生代劳动人口，以增加城市人口红利。这与重庆正大张旗鼓吸引加工贸易的战略亦互为表里。
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明显特点，即地方政府主导及优惠政策竞相出台。重庆亦在其中角力，并从过去30年给沿海带来极大利益的加工贸易入手。
过去20年，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占比很低。在黄奇帆看来，这是东部沿海尽占区位优势的原因，而重庆发展加工贸易，便须以新的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以此新策略，他曾于2008年亲赴美国惠普公司，说服惠普将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此后，他再赴台湾，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引入重庆。广达、英业达等电子代工巨头接踵而来，大批零部件企业亦相继跟进。
所谓“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与此同时，重庆亦在过去几年大力发展物流业，调整江北机场改扩建规划，开通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此外，由于欧亚大陆桥南线打通，也使重庆到欧洲比沿海海运到欧洲快了24天。
疑虑
“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新模式，并不完全被外界认可。
● 从零部件到组装到研发全部在本地配套，会不会因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需求不一致，牺牲最优性价比？
● 笔记本电脑下游企业向内地前移后，上游供应商将如何动作？
● 重庆另辟蹊径的加工贸易新模式，是否将导致与东部在低端加工贸易业上的零和博弈？
黄奇帆说：“‘重庆模式’的三个概念”
对西部而言，物流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解决，加工贸易向内陆转移的愿望就只能是一相情愿。我们用整机和零部件垂直整合的模式，改变了世界上整机、零部件代工、设计和销售水平分工的模式，实现了一体化，并形成了新的核心生产力。这其实是重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加工贸易模式的第一个概念。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工业产品纷纷萎缩，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我们决定把发展的眼光聚焦到这个市场前景广阔的行业中。2008年，我曾到惠普总部与其总裁会面。我提出，当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约1.6亿台；到2011年、2012年，可能会达到3.2亿台或者3.5亿台。惠普在全球市场中占据四分之一份额，意味着未来有4000万台增量。对于这些新增的产量，你们是放在中国沿海就地扩张呢？还是有新的布局？
我提出，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我们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
当品牌商决定地点后，代工商就会跟过来。2009年1月，我去台湾见了富士康的郭台铭。一见面，我说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跟你讨论一个战略。惠普给了重庆4000万台电脑的单子，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至少可以把三分之一或者把2000万台交给富士康做，把你的零部件制造基地，也带到重庆去。谈了一会，郭台铭把富士康的四个副总裁、十个部门经理都叫来了，跟我讨论了三个半小时。拿下惠普、富士康等项目后，100多个零部件供应商跟着来了，因为零部件生产有规模效应，需要大项目来带动。
传统的加工贸易其实是浪费能源、浪费交通、浪费物流的模式。石油是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么干，现在近100美元一桶了，就不合理了。现在，哪个地方能实现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谁就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生产基地。重庆本身就拥有比较深厚的工业基础，能够支持本地生产80%的电脑零部件，就地生产，就地组装。
笔记本生产基地在重庆落户后，惠普、思科、富士康、英业达等的研发中心也纷纷落户，使重庆由单一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拓展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
新模式的第二个概念是以人为本的“社保模式”。加工贸易的特征，一个是大进大出，一是劳动力大规模集聚。我们搞加工贸易，也会聚集数以万计的劳动力。传统加工贸易存在“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员工的生产和生活往往局限在厂区狭小空间。加上户籍制度的缺陷，极易导致员工出现心理问题。富士康在深圳厂区的“12跳”就是例子。
我们改变了这种模式。所有的加工贸易企业只管厂里的事，职工出了厂就步入社区、进入城区、融入社会，是一个社会管理，不是企业管理。
我们在加工贸易区造宿舍，给初级员工居住，中级员工住公租房，高级员工住商品房，自己买，给予个人所得税退税。以这样三个层次，把员工分散开来。因为政企分开，政府和社会把员工生活揽下了，企业只造厂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资也节省了，这也有利于招商引资。
第三个概念比前两个更有宏观意义，即金融结算模式。在过去，中国有1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额，全部的金融结算都在海外，中国的各个沿海省仅收到了劳动力的加工费，加上大多数税收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免五减半”，等于就没收什么钱。
加工贸易在全球布局，如果每个地方都设一个结算点，是低效和浪费的。所以，这20年来，不管一个公司的结算体系有多复杂，全球的加工贸易都在第三地做统一的结算。
比如惠普，在亚太地区有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在新加坡。我们跟惠普合作后，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下，我们对外汇管理制度开展了改革试点，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离岸账户，并使人民币自由兑换。通过跟惠普最高层的艰苦谈判，最终促使惠普将亚太结算中心转移到重庆。这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它给重庆带来巨大的好处，即“结税”、“结汇”和“结人”——给政府带来税收，同时给结算银行带来中间收入，并提供成千上万高级会计师等“白领”岗位。
这三个概念结合才是“重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重庆同时占有了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因为当你把零部件集成在这里的时候，高端研发也有了；当你把销售、结算放在你这里的时候，附加值高端也有了。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行动。
“推动贸易高端业务竞争”
重庆通过创新模式，把世界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增量这一块“抢”到了重庆。以后西部地区也可以按我们的方法去获得新项目，提高整个西部在这一产业的市场占有量。这自然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这是个适合中国西部、甚至是适合整个地球的新加工贸易模式。
重庆也并不担心经验被沿海复制。沿海也可以将零部件和原材料集成整合，但是，当物流成本打平以后，加工成本就起决定作用了。内地油电煤运的成本低，加工成本也比较低，我们仍有竞争优势。
补记
重庆对于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国加工贸易的新局面。不过，我们采访的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重庆加工贸易的格局以项目破题，很大程度还是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批给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港区，使之成为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重庆在惠普项目后进一步促使惠普将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至重庆，亦有赖国家外汇管理局在重庆独家试点开设连账户和人民币自由兑换。
在采访中，黄奇帆谈到他在设立结算中心的创新时说：“在这里当市长其实是很幸福的，不断地在改变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都是国家的大事情，甚至和全球有关系。每一件事都可以给重庆带来几十亿、上百亿的税收，这才叫做核心利益。”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截至目前，全球加工贸易的总量仍集中在沿海，在中国，广东、江苏和上海三个省市就占据75%的市场份额。重庆在加工贸易领域的实践尚短，结算业务亦刚刚开始。在促进企业和产业自主流动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另类金融中心
背景
两年前，黄奇帆提出，重庆将建成除银、证、保以外的“另类金融中心”，重点发展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私募基金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等八类另类金融机构，以区别于上海以交易市场为主导的定位，并和北京以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为特色的金融中心相区分。
至2010年，重庆金融业占整体GDP的比重达到了8%，仅次于北京的15%和上海12%，位居天津、广东之前，在本地产业中，高于房地产的比重。其“另类金融”规模占到重庆整个金融产业规模的30%。
在惠普结算中心项目上尝到甜头后，黄奇帆进一步为重庆金融中心定位添加关键词，强调将建设重庆成为“国际结算类金融中心”。
在惠普的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之后，重庆又在电子商务离岸结算上有所斩获，并正积极寻求离岸数据结算等新型的结算业务。
此时，重庆两江新区也正式挂牌，这是国内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家以新区命名的又一个“经济特区”。
重庆金融办主任罗广指出，与前两者一样，两江新区也将以发展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新区的获批也意味着重庆在金融创新上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性竞争优势。惠普等结算中心落户重庆，除国家外汇管理局开放试点外，亦受益于重庆仅15%的企业所得税率。
黄奇帆认为，有北京、上海在前，重庆即使把金融销售市场和银证保业务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而“把市场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国际结算作为高地，由银、证、保和销售市场托底，重庆的金融中心就成形了”。
疑虑
重庆想做的事是不是太多了？这是许多对重庆金融业发展持有疑虑者的担忧。
尽管黄奇帆已为重庆定下两个主题词，即另类金融和结算中心，然而，在实践中，重庆在金融领域大有全面开花的势头。如此，重庆会不会面对“金融中心们”的过度竞争？金融产业以人才竞争和创新意识竞争为要，重庆还有多少未发之招？
黄奇帆说：“重庆做法与众不同”
我们提银证保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重庆的目标是成为有特色的区域金融中心，积极发展信托、租赁、担保、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和结算中心等。
比如租赁公司，中国最大的金融租赁公司，是重庆跟中石油合作的一个60亿人民币的租赁公司，可以融通800亿元。这样做的结果，等于中石油从黑龙江到克拉玛依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七八百亿元设备租赁或者投资，由重庆的这个企业来完成。此外，重庆正在跟平安保险集团研究打造一个全国性租赁担保公司。总之，要把重庆变成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发展高地。
我们要搭建大平台。世界贸易除了实物、加工，发展最快的就是电子商务。在这个领域，如果出现跨国支付，也将出现结算业务。目前，eBay下面的PayPal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电子商务结算公司。2009年结算了80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是跟中国的国际结算。预计到2015年，可达1000亿美元。它绕过了中国外汇管理的整个系统，也绕过了中国的税收。
我们跟它合作，将它和中国的所有网站公司发生的结算放在重庆。我要做的是说服外管局和海关改变了三个游戏规则。第一，小单变大单，不再10美元、15美元一单单地结，而是几亿美元一个月一结。第二，事前变事后，将过去事前审核贸易合同，变成事后核对；第三个，先给我们一个10亿美元的结算额度，然后，自己就周转了。周转一个月，如果用掉了9亿美元，再兑换9亿，补上去。这样，一年就有120亿美元的结算额度。
这些需求现在都获得了外管局支持，开始操作。因为国外结算公司也了解中国的电子商务每年以60%的幅度增长，他们希望在中国外汇管理规范之下，将平台做大，而不是仅依赖现在非常有限的海外人民币存量。我们初步核定100亿美元的结算中心，可以产生11亿人民币的税收。重庆将变成中国的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
“交易所：看谁更会做”
除了现有的几大交易所，我们还打算发展一个票据交易所。此外，我现在正在动脑筋的是OTC。一，它应该成为计划上市的公司的三板市场，要进A股市场的，先在OTC运转两年，有条件后可以进A股市场。第二，A股退下来，老百姓不能买卖了，但法人可以对它买卖的公司，这就退到了OTC上。换言之，OTC就是起到A股市场的升级板、降级板的作用。此外，还可以买卖债券，就是非股票型的各种票据、可转债这一类。
我相信，其他城市也在做类似的尝试，那就看谁更会做了。
补记
在采访中，黄奇帆没有谈及如何突破金融人才的限制。重庆金融办主任罗广曾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坦承，重庆在2009年引入20多家银行，人才储备不足便是遇到的大问题，也是重庆建立金融中心的巨大的挑战。
据罗广介绍，重庆目前主要通过全球招聘解决燃眉之急，并大量选派人员到海外培训。此外，也注重通过合作培训人才，比如与一些股权投资机构建立合资公司，不参与分利，而着眼于本土人员参与专业团队，从而获得学习机会。
重庆在引进人才方面，还提出了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将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的40%部分，头两年给全额补贴，后面三年留存一半用于补贴；在当地购房可抵扣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等等。
重庆金融业的持续竞争力还有赖于金融人才储备的成效显现。
国资问答
国资由弱变强，并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是黄奇帆的精心之作。无论是庞大的公租房计划，还是牵涉重多的户籍制度改革、产业新政和金融战略，强大的国有资本可谓身影处处，不仅受益于其中，亦是政府意图的强力执行者。
政府为主导，庞大的国资为后盾，正是重庆“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也是了解黄奇帆整体思路的重要落点。因此，在经济上以“公司型政府”描述重庆并不为过。外界关注重庆国资战略，也对政府主导的八家投资公司（八大投）议论纷纷。我们与黄奇帆就此有如下对答：
财新-《中国改革》：应该怎么看待今天国有资产在重庆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黄奇帆：重庆从2003、2004年开始推进国资改革，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到1万亿元的过程中，产生了三个转变：
第一，资产的分布方式。原来重庆1700亿元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金融企业，30%是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
第二，企业的组织结构有了深刻变化。原来有市属集团70个，每个集团还有几十家子公司，就是所谓“处级公司”，每个公司资产不到1亿元，杂而散。现在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增长到11000亿元，集团数却从70多个变成了32个，每个集团下属企业数不会超过20个。集团的法人数原来是2000个，现在是600个。这样“出血点”少了，资产向优秀企业集中，向优秀企业家集中，管理的集约程度、组织化程度大大加强。
第三，重庆的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和工具。我认为，美国政府是这么干的，中国政府更应该这么干。
比如，为什么我们担保公司特别多？在全市担保公司100亿元的资本金当中，有65亿元的资本金是国有资本金在做担保，这些资本金可以放大8倍，能够做500亿元担保。同时，由于国有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了，所有的担保业务服务对象，都是民营中小企业。换句话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搞民营企业、搞活中小企业，为其解决融资难问题，重庆国有企业起了桥梁的作用，是宏观调控中金融工具的一种延伸。
国有控股的地方银行也按中央宏观调控，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就是起着融资的作用。重庆在金融危机当中，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余额增长率都在50%多，远远高于全国，是跟这种调控方针有关系的。
国有融资平台即“八大投”，搞基础设施不太赚钱，拿着巨额的资本金在干活，实际上是把投资环境改造好。投资环境改造好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才会来得更多。
重庆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如果没有这些投资集团把基础设施建设做了，现在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势头就起不来。整个西部地区，哪怕全面开放高速公路市场，民营企业也是不投的。因为这里高山大川，造100公里高速公路大约有60公里的桥梁、隧道，投资成本平均要每公里7000万元，比上海、江苏、广东的高速公路要高一倍。同时，上海、广东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比我们多一倍以上，所以，投入产出低于上海等地的四分之一，没有民企愿意干。这就要由国有企业担大梁，创造投资环境。
另外，重庆国企每年至少有200亿-300亿元补给财政，作为专项使用经费。重庆有三个财政口袋：预算内财政，搞民生；预算外财政，就是土地财政、基金财政，搞建设；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市委、市政府的重大专项投资。
这样一来，重庆财税可以更多地用在民生上。重庆是全中国过去20年惟一做到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4%的城市。现在，重庆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这跟国企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分不开。
最近，理论界在讨论，说国有企业的利润是全民的资产。眼下重庆国企有3000多亿元净资本，10%的回报就有300多亿元，其中，100多亿元在国有企业自己内部循环，有200亿元装到市政府口袋里为社会服务的，也就是交了公粮。
财新-《中国改革》：那重庆的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如何？
黄奇帆：重庆的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很好。宏观地说，假如重庆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被挤掉了，也不正常。但是，因为整个经济高速增长，国有企业做的很多是控制力、影响力和社会投资环境改善方面的工作，环境改善以后，民营企业至少每年有20%的增长。
在重庆，民营企业的比重这几年从50%增加到60%多，GDP中非公经济的贡献率达到60%，而五年前50%左右，十年前只有30%多。非公经济包括外资、民资等等。
总体讲，重庆非公经济没有因为国有企业超常规发展而受损。在金融业，原来重庆有几个民营控股的金融机构，出现30%以上的坏账，快要倒闭了。政府和国有企业投入了几十亿的资本重组，市场化运作，最后变成了优质资产，市值从40亿元变成400亿元，原来的民营企业股权也相应地升值，皆大欢喜。
财新-《中国改革》：现在政府有无计划退出？
黄奇帆：为什么要退出？怎样退出？不能简单地靠理想主义，觉得政府不应该控制企业，好的时候就应该退出。
不过，我们其实是在退，按市场化的原则退出。现在，重庆几个金融企业都是资本市场上私募基金、民营机构和外资机构追逐的热点，有的已经上市或正准备上市，价格比重组时涨了几倍。我们从2009年四季度到今年年底，大概会卖掉一部分，但还是要控股。准备套现100亿元，拿来投到工商企业集团。最近这段时间，受金融危机影响，工业企业不好搞，民营企业对工业投资不怎么感兴趣。
真正有价值的工商企业，是很有投资价值的。无人问津的时候，国有企业应该有双慧眼，担当大任，拉动经济发展。100亿元投下去，过三年可能又会变成300亿元了。工商企业一有钱，就会收购兼并一些撑不下去的企业，三五年后经济好起来，市场结构会变的。国有企业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财新-《中国改革》：现在各地政府的地方融资平台比较受关注，债务也都比较高。重庆的地方融资平台曾经以“渝富模式”著称，现在债务风险如何？
黄奇帆：重庆的“八大投”就是八个融资平台。2002年，“八大投”以200亿元起步，现在已经有4000多亿元总资产，它目前的负债率是55%，资本与债务是平衡的。
这些融资平台用不着财政做担保，“八大投”互相之间也不担保，“八大投”内部专项政府资金不能挪用，专款专用。如果按政府担保的融资平台来定性，“八大投”一个都不是。
我们对“八大投”的管理有三个平衡的原则，就是资产负债平衡，大体上就是50%对50%，负债绝不能超过60%。第二叫现金流平衡原则。第三个是投入产出平衡原则。就是投资以后总要收钱，不做亏本的事。
其操作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修高速公路、建污水处理厂等，可以收费，这是一种平衡；第二种情况，如果就是干政府应该干的事，比如，城市道路和广场绿地，政府在三年里连本带息付钱给它们，可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政府拨款，也就是收支还是平衡的，只是时间换空间而已。第三种情况，“八大投”跟企业合作，比如，修路搭桥，如果对方没有钱，可划一块地作为土地储备。过三五年以后，土地会升值。“八大投”可用增值部分来平衡它投入的那些项目。这种升值带来的收入是国有投资集团的，不是个人发工资、奖金的钱，和房产商靠囤积土地、储备土地发横财的概念完全不同，有一种土地平衡的潜能。第四种情况，“八大投”也会有股票上市、收购兼并，或者存量转让，也会赚一把钱。
世界银行考察了重庆的“八大投”，总结了“渝富模式”，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就是说，重庆市一级信用平台的状况是比较好的。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区县级的信用平台。
区县的信用平台数量过多，结构复杂。信用平台太大，会有官僚主义的问题；规模太小，则会有管理不善的问题。区县的经济总量不大，如果有七八个融资平台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其次，区县的信用平台普遍都会让财政担保，甚至动用人大来履行担保程序，不是市场化的信用平台，而是行政化的信用平台。
再者，个别区县的信用平台的债务已达到其财政支付能力的两倍，甚至三倍，问题很大。
最近，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所有区县级信用平台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规定六个中心城市可以搞两个，其他县区只能有一个平台；融资平台不能用财政担保，必须用自己的资产自我担保，形成企业化信用平台。合理的做法是把财政手中的资源，比如说30亿现金，或50亿可以买卖的存量资产，划拨给资产管理公司。如果这个资产公司如果有了80亿资产，再运营50亿就很正常。我们还规定，债务余额不要大于一年的财政收入或者支出，这是极限。
财新-《中国改革》：重庆的区县级信用平台现在风险大不大？
黄奇帆：整个重庆，包括区县和市级政府，跟财政有关的债务余额是1200亿元。今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预计达1800亿元。所以，整个重庆的债务余额是重庆一年收入的60％-70%，是在安全线以内的。
其中，市级政府一年有700亿、800亿元的收入，债务余额只有300亿元，状况是健康的。区县融资平台的债务有900亿。但它们实际的收入水平大约为1000亿元，基本上在1：1。宏观上来说，风险还不大。但是，对于债务偏高的五六个区县，就必须要求它们把比例降下来。三年以后，如果债务增加不多，财政增长迅速，就会逐渐平衡。总的判断是，宏观上没有什么风险，微观上有些点上的问题。 [b]加工贸易在内陆地区发展的模式探索[/b]
黄奇帆
加工贸易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我国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以往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沿海，在广袤的内陆地区基本上是空白，难以分享到加工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并强调“加快内地开放”，“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内陆地区加工贸易加快发展并实现转型升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加工贸易的布局及特点
加工贸易是一国利用本国生产能力和技术，进口料件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的一种国际贸易方式，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随着IT和交通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全球通讯和物流成本大幅降低，为各种生产要素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条件。许多产品的生产和价值链，在全球范围按专业分工展开，其生产环节大都选择在成本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加工贸易由此诞生，并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发展加工贸易，把劳动力优势与国际化的市场、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相结合，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我国加工贸易的地区分布却极不均衡。广东、江苏和上海3个省市就占到总量的大头，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较低。我国加工贸易之所以大量集中在沿海地区，一方面，在区位条件上，东南沿海的优势显而易见。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大部分来自海外，产品也销往海外。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决定了物流成本成为加工贸易企业选址布局的关键因素。加工贸易的物流成本包括进项物流和出项物流成本，大致占综合成本的20％以上。内陆发展加工贸易，必须面对2000多公里的口岸距离这一无法回避的现实，无论采取哪种运输方式，物流成本都是十分高昂且难以承受的。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必然伴生进出口物资的大进大出，必须有保税区提供便利。过去20多年，我国保税港区、保税区全都分布在沿海。内陆地区也曾提出设立保税区等保税物流平台，但由于距沿海上千公里，海关查验与边防检查脱节，势必造成在内陆和沿海的重复查验，手续繁杂，费时费力。由于这些原因，内陆地区发展加工贸易也就缺乏必要的保税条件。
近年来，社会各界都呼吁加工贸易向内陆地区转移，内陆地区也竞相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发展，但总体上收效甚微。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物流成本过高和没有保税区的问题，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内陆地区要发展加工贸易，就必须着眼于降低物流成本、实现保税通关便利化，转变加工贸易的发展方式，探索出一条内陆加工贸易发展的新路径。
二、转变加工贸易发展方式
最近3年，即使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重庆加工贸易也逆势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目前已形成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生产规模，未来3年将扩大到8000万至1亿台，成为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加上数千万台手机、打印机、几百万台服务器和路由器，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将超万亿元、出口额将超千亿美元。
重庆发展加工贸易不靠低地价、零税收、高补贴等招商方式，而是靠创新加工贸易发展方式，从而实现了科学发展，收到了较好的实际效果：
第一，建立整机加零部件生产的全流程产业链，推动加工贸易由水平分工变为垂直整合。我们采取措施将笔记本电脑零部件70％至80％本地化制造，变“两头在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使电脑加工的进项物流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归零，达到了比沿海地区进项物流成本更低的效果。目前，重庆的笔记本电脑基地，有惠普、思科等品牌商出品牌、下订单，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商做整机、搞组装，上百家零部件供应商搞配套、做零件，形成了“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制造商”的加工贸易全流程集群。
第二，打通出海大通道，降低出项物流成本。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出口都是先运到沿海，再海运销往全球。这种物流格局不改变，内陆加工贸易的出项物流成本仍会远高于沿海。必须千方百计降低成本，至少与沿海基本持平，才有发展的出路。为此，重庆做了3方面努力：一是发展航空物流。就航空物流而言，内陆和沿海成本差距不大。重庆及时进行江北机场改扩建。今年三期扩建竣工后，航站楼面积西部第一，航空货运能力可达100万吨，2015年第三跑道和T3航站楼建成后，航空货运能力将增至200万吨以上，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型国际门户枢纽机场。二是开通铁海联运。在铁道部支持下，开通了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集装箱“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运时缩短一半，运抵欧洲比到“长三角”还快2天，而运费相当。此举把重庆由对外开放的“末端”变为了“前沿”，改变了国内开放的格局。三是打通欧亚大陆桥南线。欧亚大陆桥南线早已贯通，但因存在一些障碍，迫使我们走运距长、耗时多的北线。如能清除障碍，内陆到欧洲将比沿海更为便捷。在铁道部和海关总署的支持下，中铁集装箱公司、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铁路公司3家联营，共同分享南线货运带来的利益，并帮助协调返程运货。目前3国海关已签订了货物互通便利协议，实现了互利共赢。欧亚大陆桥南线开通后，重庆铁路货运到欧洲比沿海海运到欧洲快20天左右，而综合物流成本大幅下降。
第三，搭建加工贸易发展平台，创新内陆保税区监管模式。内陆保税区远离边境，必须创新保税物流监管模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让加工贸易企业在内陆也能享受与沿海保税区同样便利化通关服务。在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支持下，重庆获准设立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成为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并借助GPS定位等物联网高科技手段，创新内陆保税区监管模式，实现了“一次报关、一次申请、一次验放”。企业进口货物，边境海关直接放行，进入重庆保税区后再查验；重庆保税区验放的出口货物，边境关区不二次查验；重庆保税区之间的货物交换，不需重复办理进出关手续。由此，通关更加便捷，效率大大提高。
第四，形成以人为本的员工服务新模式。加工贸易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量大。提供有比较优势、相对稳定的劳动力，有利于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在传统加工贸易模式下，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十分突出，员工的生产、生活都局限在厂区狭小的空间，几乎与世隔绝，员工极易产生心理障碍，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重庆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不仅对生产供应环节进行创新，还坚持以人为本，对企业员工的生活服务机制进行创新，努力提供人性化、社会化的服务。加工贸易园区在规划时就配套了相应的社区，建设了人性化的职工宿舍或公租房，教育、卫生、休闲娱乐等设施一应俱全，员工走出厂区就进入社区，充分融入社会。重庆还在全国率先开展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这样做不但解决了企业经营者的烦恼，更增加了员工在城市和企业的归属感，有效解决了企业与社会隔离的问题，实现了真正的安居乐业。与此同时，重庆在西部率先实现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4％和“普十二”目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每年可输送17万高校毕业生和20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能为加工贸易企业长期提供量足、质优的劳动力。
这4项举措，补平了内陆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短板”，使国家赋予内陆地区的优惠政策、低廉的煤电油气和土地成本等优势得到凸显，增强了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吸引力，趟出了一条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新路子。
三、推动加工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拓展
内陆发展加工贸易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制造、装配环节，还应积极抢占结算和研发等高端领域，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第一，引进加工贸易的结算中心。加工贸易的结算方式有3个特点：
一是具有网络化特征。加工贸易的生产供应体系，伴生了大规模的资金往来和结算，一般的实物贸易结算通常是贸易双方点对点的结算，结算地点通常在交易主体所在地。加工贸易作为一个完整的生产供应链，品牌商、代工商和众多的零部件供应商、物流企业之间有十分频繁的结算往来，如果采取每个企业所在地点对点的结算方式，耗时、费事、成本很高。为简化程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品牌商往往以一个第三方所在地作为结算中心。
二是具有离岸金融特征。加工贸易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产品销售都具有保税性质，品牌商为结算方便，大多将结算中心设在离岸金融政策宽松的地区，表现出离岸的金融特征。
三是具有高附加值特征。其一，“结税”。每百亿美元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可产生约1％的税收结算。其二，“结汇”。每百亿美元账户，可为主办银行带来0.5％至1％的中间业务收入。其三，“结人”。结算中心能够提供大量的会计师等岗位。
重庆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支持下，对加工贸易结算需要的相应管理办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凭借几千万台笔记本电脑生产规模，以及全国一流的金融生态和营商环境，促使惠普将它的亚太地区结算中心从境外转移至重庆。
第二，引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中心。在加工贸易生产、供应、销售的全流程中，还有一个处在高端的研究开发环节。目前，加工贸易企业一般只做了“低端”的整机组装，投资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也很低，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环节基本控制在外国企业手中。在“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新模式下，生产供应全流程的企业集聚，必然对新技术催生旺盛的需求，研发机构也需要跟进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及时解决技术来源和提高技术支撑的针对性、有效性问题。这就使加工贸易研发中心落户内陆成为可能。研发机构的落户集聚，一方面使我国加工贸易从技术链的低端跃升到高端，较高利润和附加值也随之而来；另一方面，研发机构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助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的工作目标，就是在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制造企业大量集聚的基础上，努力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
过去30年，我国沿海地区凭借“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创造了世界加工贸易的奇迹，顺利实现了经济“起飞”，这是历史的一种必然。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加工贸易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少，沿海和内陆地区都不宜发展。其实不然，加工贸易并非价值链低端的代名词，而是人类生产方式组织形态的创新。它顺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合理分工的必然趋势，改变了企业研发、生产、销售、结算等“小而全”的传统模式，将整个产业链条分为若干环节，每个环节由全球最具优势的企业生产经营，从而提高了专业化程度，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而连接这些环节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也应运而生。尽管组装等制造环节处于加工贸易“微笑曲线”低端，但它是研发、结算、销售等高端环节的基础，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没有制造业的发展，也难有服务贸易的兴旺。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轻易丢掉加工贸易。正确的做法是：夯实制造基础，补上薄弱环节，抢占高端领域。这样，加工贸易的“大厦”就能拔地而起，我们就能掌控整个“微笑曲线”，真正“微笑起来”。 [b]推动“西三角”成为中国内陆增长极[/b]
黄奇帆
重庆正按照中央的要求，力争在2020年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整体战略是“三化”。即以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和健康“五个重庆”建设，推动城市化；以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石油天然气化工、材料工业、电子信息、基础能源六大支柱产业发展，推动工业化；以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变为市民、城乡要素互动流通体系“五大工程”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一个地区的发展，绝不能闭门造车、自拉自唱。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与兄弟省区市合作，努力融入经济全球化。沿着这一思路，我谈三点建议。
第一，扩大开放促内陆地区大发展。当前，中央把启动内需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这是在我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提出的，与扩大开放并不矛盾。我国改革开放自东向西展开，内陆开放度比沿海迟滞10～20年。与饱经国际市场洗礼的沿海同台竞技，必须补“开放”的课，扩内需与促开放并举。
内陆地区扩大开放必须要外资、外贸“双管齐下”。一是引进外资。不仅是为了资金，而且可以利用外资拥有的广阔市场、知名品牌、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近年来，重庆利用外资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新模式，实现了质和量的飞跃。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对外投资大幅萎缩，重庆利用外资却从2007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40亿美元，两年翻两番。预计今年还会增长50%，达到60亿美元。二是进出口贸易。我们要努力启动内需，但是如果与世界经济隔离，就不会有前途。扩大进出口贸易要加工贸易、服务贸易、一般贸易齐头并进，缺一不可。重庆坚持“三大贸易”整体推进，进出口贸易增势喜人。预计201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超300亿美元，到2015年争取超过1000亿美元。如果“西三角”的“三大贸易”都迅猛发展，一定会带动中国内陆经济实现飞跃。
第二，深化改革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都需要制度保障。目前存在的一些违反科学发展观和增长方式不合理的现象，有决策者的主观动机问题，也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不合理的制度必然会助长不科学的发展，必须通过改革的办法破除束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如现行的住房制度，总体上符合科学发展观，但也存在一些制度缺陷，使国家抑制房价上涨的效果大打折扣，造成部分老百姓住房难。实行“双轨制”改革，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住房制度体系，不仅能让老百姓“住有所居”，还能够释放更多消费需求。最近我们就筹资1000亿，启动公租房建设，加快推进“双轨制”住房体制改革。又如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几十年，年老力衰后回到农村养老，这对他们很不公平，也不利于扩大内需。城市化的本质是把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符合城市化的本质要求，亦有助于释放农民工消费能量和扩大内需。“西三角”可积极探索，为内陆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三，携手共建内陆地区新的增长极。川陕渝三地合作源远流长，新形势下更需携手共建“西三角”发展新格局，打造内陆地区新的增长极。可主要从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推动“西三角”内部“三通”。一是交通。力争用几年时间，建成“西三角”“一小时航空、两小时铁路、四五小时高速公路”的交通体系。目前已有较好基础，重庆、成都、西安都是内陆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三市内部联通后，再联通全国，有望成为国家重要的交通枢纽，甚至成为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二是流通。包括零售、批发、进出口以及保税物流等，“西三角”应打破区域壁垒，建立开放、统一、公平、透明的流通市场，实现区域流通一体化。三是融通。应允许“西三角”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保险、各种担保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在三市之间互相流动、互相融通，实现“西三角”金融市场一体化，为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撑。
另一方面，构建“西三角”产业集群。在“三通”基础上，联袂打造四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一是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如重庆现在推动的笔记本电脑项目，可在2013年左右形成8000万台的规模。加上4000万台打印机、上千万台手机、数码相机、数百万台路由器和服务器等关联产品，将形成数万亿元的出口销售值。成都、西安可生产零部件，通过“三通”网络运到重庆组装后再出口到欧美。成都、西安的整机项目，重庆的零部件基地也可供应，这就是薄熙来书记讲的“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垂直整合加工贸易模式。这种模式是对沿海地区“两头在外”模式的创新，是内陆地区加工贸易与沿海竞争的制胜法宝。二是汽车、摩托车产业集群。重庆目前年产250万辆汽车，六七年后可翻一番，达500万辆，形成五六千亿元的销售值，加上摩托车及其零部件销售值，可形成万亿级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三市同样可联手打造，一体化互动。三是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三地都是全国装备工业比较强的基地，各有千秋，优势互补。目前装备业总销售值已超万亿元，通过整机和零部件专业分工、互动协作，可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四是能源产业集群。“西三角”天然气、煤炭和石油资源丰富。在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煤化工领域加强合作，推动资源和深加工一体化，也有望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
我相信，未来十年，通过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和加强联合，“西三角”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像成都、重庆、西安三个城市的名字一样美好，“西三角”一定会变成人人安居乐业的“成功之都”——成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双喜之城”——重庆，促进西部平安稳定发展的“铁三角”——西安。
[b]扩大开放 深化改革 加强联合推动“西三角”成为中国内陆发展的增长极[/b]
本报讯（记者杨冰）昨日在我市举行的“西部大开发与新的增长极”重庆开放论坛上，市长黄奇帆发表演讲，就“西三角”的发展发表看法。
黄奇帆说，要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强联合的三个措施来推动“西三角”成为中国内陆发展的增长极。“西三角”地区应加快实现交通、流通、融通等“三通”，培育万亿级战略产业链。相信十年之后，“西三角”的三大城市，都会变成成功之都——“成都”，都会成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喜庆之城——“重庆”，都会成为促进西部平稳安稳发展的基石——“西安”。
进一步扩大开放
黄奇帆首先阐释了重庆的整体发展战略。他说，作为中国西部的一个直辖市，重庆正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快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为实现这一目标，重庆推动了“三化”整体战略，即以“五个重庆”建设的方式推动城市化进程；以六大支柱产业的发展推动工业化进程；以加强农村的教育文化公共设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加强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的措施，以及城乡要素互动流通的措施来促使城乡统筹一体化。
黄奇帆说，在这个发展战略中，我们深深感到不能闭门造车，要扩大开放，要让重庆跟世界经济一体化，跟西部内陆省市经济一体化，所以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黄奇帆认为，相比沿海，内陆开放的步伐至少迟了10－20年。目前我国启动内需，也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我们更要补上开放这一课。
引进外资，不仅是引进资金，是为了更多地引进外资拥有的市场、产品、技术、管理以及经营理念。
按照这样的目标，近年来，重庆在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近两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资投资大幅度萎缩的背景下，重庆推动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利用外资的模式，最近两年利用外资翻了两番，从10亿美元增长到40亿美元。预计今年利用外资会增加50%，达到60亿美元。
进出口方面，黄奇帆认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西三角”三个省市加起来一年进出口额大约只有几百亿。“西三角”如果不跟世界经济发生更多的联系，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因此，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要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同步推进。近年来重庆便是如此，预计到2012年，重庆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将从现在的100亿美元增加到300亿美元，2015年预计达到1000亿美元。在这个意义上，三大贸易一体化推进，也是扩大开放的重要方面。如果“西三角”三家都这样做，一定能带动中国内陆更大发展。
进一步深化改革
黄奇帆认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需要用制度来保障的。
他说，不少违反科学发展观的现象，许多发展方式不合理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主观动机，而且还和体制机制不合理有关系。因此，必须通过解放思想，大胆改革，解决掉束缚科学发展的制度。
比如住房制度，现在基本上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黄奇帆说，目前的住房模式，使许多老百姓买不了房、住不了房，但房价又狂涨，国家也采取了很多调控措施，效果却不明显。这是因为制度安排有一定问题。所以我们准备对住房制度进行双轨制的改革，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模式。重庆最近启动1000亿元的资金来推动公租房建设，既进行了制度改革，又拉动了内需。
再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如果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10年、20年，甚至30年以后，老了还回到农村，还继续做农民养老的话，既是对农民的不公平，也不利于促进内需。因为当几百万农民工成了城市居民时，他们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提高了，消费能力也会有很大提升，这是一个持续的内需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化的本质。
城市化的本质，不是城市人口自我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而是把农民变成城市市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改革，要用制度安排来保证内需的发展，保证城乡统筹的科学实践。进一步说，包括国有企业、金融企业，以及城乡统筹中的很多农村的资源要素和城市的资源要素互动、优化配置，实际上都需要在制度、体制机制、政策层面上深化改革。在这方面，“西三角”都应该努力，为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发展方式的转变，做出我们的探索和制度安排。
进一步加强联合
黄奇帆认为，不管是陕西、四川还是重庆“大三角”，还是西安、成都、重庆“小三角”，这三地之间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如果现在要加强联合形成“西三角”，产生内陆真正的一个新的增长极，主要是加强“西三角”之间的交通、流通和融通。
在交通上，力争几年时间内形成“西三角”内1小时航空、2小时铁路、4-5小时高速公路联系，使得重庆、成都和西安之间互相畅通。三家连通，再连通全国，甚至还可能成为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
在流通上，包括零售、批发和进出口物资，以及保税港区的保税物资的进出，重庆和西安、成都都应该形成一体化的物流系统。
在融通上，包括金融、证券、保险，包括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私募股权资金、风险资金，都会在这三个城市互相流通，通过“西三角”，支持整个西部的经济发展。
黄奇帆说，在这“三通”能够到位的情况下，进一步推动“西三角”的产业集群发展，形成4-5个万亿产业集群。比如重庆现在正在推动的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项目，预计在2013、2014年就会形成这个规模；另外进一步推动4000万台打印机，几千万个手机，几千万个数码相机，几百万台路由器和服务器，所有这些产品会形成1万亿以上销售值的产业集群。成都、西安也做了大量的零部件，通过“三通”的网络运到重庆，重庆再出口到欧美。当然，有些整机可以在成都、西安落实，重庆也可以生产零部件为之服务。薄熙来书记说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垂直整合的加工贸易模式，是我们对沿海地区20年加工贸易模式的一个创新，是一个新的竞争的模式。
汽车、摩托车方面，重庆今年将形成250万辆汽车产能，估计5-6年以后会翻番，达到500万辆车，这样有5000-6000亿销售值，再加上1000多万辆摩托车以及零部件，也是一个万亿产业链。
西安、成都和重庆三地都是中国装备工业的基地，而且各有千秋，三地的装备工业，现在约有1万多亿的销售值，也可以形成你做整机，我做零部件的一个互动。
“西三角”的天然气、煤炭和石油资源比较丰富。所以三省市在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煤化工方面，推动资源深加工一体化，也会形成一些万亿级的战略产业。
黄奇帆说，如果我们都做到了这些，我相信，10年之后，“西三角”的三大城市，都会变成成功之都——“成都”，都会成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喜庆之城——“重庆”，都会成为促进西部平稳安稳发展的基石——“西安”，这三个城市吉祥的名字，预示着“西三角”一定会繁荣昌盛。 [b]世界是可以重组的[/b]
黄奇帆
一、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重组？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整个世界更多地依赖重组摆脱困境；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的阶段，更要多依赖重组的思维来抓住机遇。重组实际上就是对各种资源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从哲学上讲，事物的发展无非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运动，任何事物的运动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重组就是改变条件，条件改变了，事物运行的轨迹就会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条件的行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重组。其实，改革和创新就是对条件的改变，因此它们也可以视为重组。
作为管理者、企业家、或者政府官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重组？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是为了获得超常规发展。即迅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获取战略性机会，实现超常规发展。第二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某些问题或许由来已久，传统的方法不能解决、堆积至今，那就可以考虑运用重组的思维。第三是为了解决广泛存在的问题。某些问题广泛存在于各个企业、各个地区或者各个国家，对于这类普遍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通过重组加以解决。第四是为了摆脱困境和危机。不论是经济危机、企业危机还是社会危机，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有时候就需要通过特殊手段予以摆脱，这就需要重组。第五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新的时期、新的阶段和新的条件下，想要取得新的突破，保持竞争力，就需要用改革和创新的思维，也就是涉及重组的思维去想问题。
二、有哪些重组的方法？
谈到重组的方法，基本上有以下五种。
第一，边界调整法。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行，调整边界往往能改变企业的运营环境，实现优劣的转换。比如，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冗余人员多、负债率高、社会负担重等问题，一个企业可能有90%以上的负债率，50%以上的冗员，还承担着各种社会负担，这样企业的经理肯定不好当。而朱镕基总理在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边界条件的调整，通过实行下岗再就业、消除企业冗员、债务剥离等，使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实际上，国企边界条件调整后，许多优秀企业家才能脱颖而出。近十年国有企业的伟大成就，应该就是90年代中后期国家调整国企生存边界条件以后产生的效果。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法。即在市场原则下，通过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提高各种要素利用率，取得更大收益。很多企业间的强强合作、或者强弱兼并，都是调整资源配置的结果。
第三，利益分配法。简单地讲，就是切蛋糕的方法，通过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比例来进行重组，提高效率。利益蛋糕本来是这么分配的，现在为了新局面和新目的，把这个蛋糕重新调整后形成新的分配格局。
第四，机制变革法。就是对企业内部或者系统内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组不仅需要外部条件的改变，同样需要对内部机制体制优化。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上市、社会或者事业单位改制等，都属于这一类重组。
第五，管理和措施调整法。比如对不适应工作要求的管理层进行调整，启用懂市场、会管理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对管理方法进行更新；或者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企业规范高效运作。
三、重组需要把握哪些原则？
在实际的重组过程中，还需要把握一些至关重要的原则。
第一是选择恰当的时机。重组需要外界条件的支持，而外界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需要选择正确的时机。否则，重组机会可能稍纵即逝，不仅会导致成本大大提高，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
第二是选择恰当的合作对象。重组不是群众运动，它涉及权利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是有实力有资源的对象之间的合作，合作对象的选择关系到重组的成败。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战略伙伴，重组中都需要默契地合作，推进重组的顺利进行。
第三是坚持多赢的原则。重组会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而实施过程则应该是利益均分，实现共赢。比如某一原股东退出，债务人不能过分赖帐、债权人要适当让步、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各主体之间应该坚持共同协商，必要时共同妥协，各退一步，然后进一步做大蛋糕实现利益多赢。
第四是要依法，依市场规则，依公平正义原则办事。重组涉及利益调整，绝不能搞损人不利己或损人利己的事。
第五是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防止出现解决一个危机却引发了一个更大的危机。
四、危机背景下，重组如何助推重庆经济的发展？
在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拯救各种金融企业，这些都涉及重组的概念。中国国内的社会改革、企业改革、经济改革也和重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重庆政府在金融危机中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和重组有关的案例，也是和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有关的一件事。
在金融危机中，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危中有机，危机中往往产生技术革命，会带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成果，这种技术革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现在大家说金融危机中的技术成果，大多讲到低碳经济，讲到新能源等等，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新技术是信息产业的革命性发展。
由于集成电路的技术进步，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功能比20年前的巨型机还多，这是集成电路的发展产生的效果。面板显示屏替代彩管波壳这样的显示系统，使得台式PC机都可以变成薄型的笔记本电脑；同时，基于无限上网技术的普及运用，电脑上网可以像手机一样使用，而不再需要拖着尾巴用光纤电缆。
众所周知，金融危机冲击的产业较多。但是对于笔记本电脑市场，其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年均增长30%。据预测，2012年，世界笔记本市场将会达到3亿台以上，相对于2008年的市场将增加1.5亿台左右。这是世界电脑巨头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市政府顺应“台式PC笔记本化，笔记本手机化”的潮流，当机立断，迅速行动，较好的抓住了危机中的发展机遇。2009年，重庆市成功引进了惠普3600万台笔记本产业基地项目，这个基地不是把原有的在沿海分布的1.6亿台转移到重庆来，而是新增的1.5亿台的一个部分。
惠普是全球笔记本电脑最大、最重要的企业，在现有的笔记本电脑市场份额中，它约占30%，在新增的1.5亿台市场份额中，它当然想再囊括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为此，惠普决定在重庆搞个3600万台的笔电基地，他们自己只负责设计销售，把生产制造外包给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台湾企业。这些企业到了重庆当然也不会只为惠普一家代工，他们也为其他的电脑品牌代工，这样一拖三，三拖六，最终在重庆将形成8000万台的产能。
重庆能够成功引进该项目，具有五个积极的意义。
一是有力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调整了产业结构。在未来三四年，重庆能够成功实现再造一个现有工业的梦想。2008年重庆的工业销售值约为8千亿元人民币，而在惠普、富士康、广达和英业达等企业零部件加整机全面投产后，将会产生7千多亿的销售值，再加上打印机等配套就会带来8千多亿的产值，几乎再造了一个重庆工业。推动信息产业占比超过35%，有效提高了轻工业、电子工业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比重，调整了重庆原有“傻大黑粗”的产业结构，推动了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是西部一般比较闭塞，产业外向度不够。整个中国大陆每年25000亿美元的进出口额，中西部地区只占很小的一块，重庆在2008年全部的进出口仅100亿美元左右，但是这个项目完成后进出口额就是1千亿美元，会使重庆成为西部的开放高地。
三是产业带动力大，不仅是工业发展，还会带来航空物流、铁路公路运输、贸易结算、第三产业的发展。
四是调整了重庆的劳动力就业结构。这个项目要吸纳40万人就业，主要是信息技术背景的大学生和蓝领工人。重庆几十所大专院校，包括中专职业学校，可能培训人员的结构都要调整。
五是缩小了东部和西部之间信息产业的差距，2008年1.6亿台笔记本电脑，中国大陆地区生产1亿台，基本分布在沿海，东南亚和印度生产五六千万台，未来新增的8000万台分布在重庆，重庆就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基地。
为什么惠普项目就可以产生如此积极的效果？归根到底，可以认为是重组的效果。重组的思维方式、重组的模式吸引了跨国公司入驻重庆。
第一，重庆这个项目，既不是简单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也不是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资源要素成本上升而导致的产业转移。而是在危机中，用重组的思维把握住了深化改革的机遇，用重组的手法有效调整了笔记本电脑市场的全球格局。重组化危为机，帮助重庆受益。
第二，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在油价、物价、运价飞涨，世界变得不再平了，跨国企业竭力寻求何处加工才能降低成本。相对于沿海，重庆的物流成本是一种劣势。重庆与沿海之间的距离2000公里，来回4000公里，若采用沿海水平分工的加工贸易模式，不管重庆的要素成本多么低廉，税收政策多么的优惠，高昂的物流成本还是一个制约。所以，应该采用垂直整合的加工贸易方式，一方面，通过整机销售企业带动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进入，或者零部件生产企业延伸生产整机，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本地物流产业，这样便形成了协同效应，强化了地区的竞争优势。
第三，该项目重组了加工贸易的价值链。现阶段，中国净出口2.5万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约1.2万亿美元。但是，加工贸易过程中的设计、销售、物流和金融结算几乎都不在中国，我们只是处在“微笑曲线”的最低端，通过加工和代工的部分，赚取加工费。事实上，每一年结算中心流失的财富要比加工贸易代工的收入多得多。在引进项目时，重庆市考虑到这一点，就申请设加工贸易结算中心。历时三个月的讨论，重庆结算中心于2009年9月份成立，10月份正式运转，使跨国公司在整个亚太地区的1千亿美元结算额逐步放到重庆，从而引导中国大规模加工贸易结算价值财富的回归。
五、重组延伸产业链，加强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互动
加工贸易结算中心的设立，其核心作用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结税。结算税收，包含印花税、交易税、版税等。1.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一个月有几千万美元、一年就有几亿美元的税收结算，本来这个是在国外结算，流失掉的财富，现在到重庆来了，回归国内。
二是结汇。几百亿美元的一个账户，一年进进出出，对于银行来说，哪一家机构拥有这个账户，一年就多几十亿元的中间收入。
第三是结人。几千个乃至上万个高级会计师，年薪几十万，这样的高级白领分布在香港、新加坡的写字楼里，而在国内就比较少。结算中心的设立，有利于这方面优秀人才的引入，进而提升人才队伍的水平。
结税，引导价值财富的重新分配；结汇，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间业务的发展；结人，引导精英人才队伍的建设。从某种角度讲，跨国公司结算中心在哪里，哪里就是金融中心。结算中心的成立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而促进重庆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打造。
重庆为什么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呢？这就需要回头再说前面提到的有关重组的观点：一是重组需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需要当机立断；二是重组是有实力有资源的人的一个有效组合；三是重组讲究级别对称，在一定层面上，重组不是参谋长的测算，而是领导者的决断。惠普这个项目是垂直整合的典型案例。既有边界的调整，也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多种方法综合使用，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下，重庆开创了两大先河。第一是中央支持重庆搞7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区。国家给予的这个边界条件，有力的帮助了项目的成功。第二是国家有关部门支持重庆境内企业法人开设离岸金融账户。
此外，离岸金融结算是一种改革创新，加工贸易不同于一般贸易，进出口数量巨大，应该是像新加坡、香港那样打包结算。我们需要做好的是监控，做好的是游戏规则的制定，从而实现在降低繁琐程序和流程的同时，规避骗汇逃汇的状况。
概而言之，边界条件改变了，运动的方式和趋势就会发生变化。重庆和惠普的这个案例说明，我们整个世界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价值链的结构调整，整个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模式的调整都进行了重组。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聊天时的一个说辞。它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观，也是一种方法论。重组引导我们摆脱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金融危机以后抓住机遇，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快的发展。 [b]黄奇帆会见惠普公司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b]
2012-04-17
记者 商宇
市长黄奇帆4月16日会见了来访的惠普公司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女士一行，双方就加强合作交换了意见。
黄奇帆对惠特曼女士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重庆与惠普是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中国第四分中心、惠普全球测试中心、惠普呼叫中心、惠普笔记本电脑项目及结算中心相继落户重庆，特别是最近3年，双方合作推进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建设，通过在进项物流、出项物流、保税物流和劳动力供应等方面的创新，取得重大进展，今年笔电产量有望突破5000万台。希望双方在现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
惠特曼说，中国在惠普全球发展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惠普与重庆的合作又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近年来重庆与惠普的合作进展顺利，希望双方今后能够在云计算、安全系统、大规模数据分析处理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合作。
副市长童小平，惠普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打印与信息产品集团总裁托德·布来德利，惠普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首席沟通官亨利·戈麦斯，惠普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托尼·普罗菲特，惠普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雷哈德·温克勒参加会见。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黄奇帆对重庆近年经济发展思路的阐释。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quote]长年累月的把人生的精力都花费这些东西上面，是不是太无聊了？完全可以干些更有意义的，更重要的事。
[size=2][color=#999999]jianmin 发表于 2012-11-28 17:38[/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592627&ptid=102140][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对的，同意，上燕谈就是很无聊的事情。 黄奇帆在重庆的一系列开拓、大胆、创新的作为，容易招致守旧官僚和腐儒的攻击，但却是完全正确的，引领重庆走上了民富国强的道路，基本上实现了三赢三满意，即政府、民众、企业三方共赢，中央满意，民众满意，企业满意。黄奇帆是杰出的干才，其功绩，可与李冰相媲美。 黄提出的发展思路，最初对许多媒体人很富吸引力，纷纷前去问经，更有许多人被黄市长的宏论和热情接待折服。黄之所以提这样一整套发展思路，我认为还是为配合薄创造独树一帜模式的需要，只要薄认为可行就行。实际上科学与否，可行与否，并不重要。
仅以实体产业简析之。重庆成功地引进了惠普、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电子代工巨头，以及通用汽车等制造业企业（包括合资企业），这些是可以直观看到的“成效”。但深入分析，实际布局在重庆的产业，大多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特点是产值规模大，可以吸纳较多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力，但带来的财政收入相对较少。例如，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年产值1000多亿元，但给深圳市创造的税收只有1亿多元，与深圳市政府为富士康配置的公共资源相比较，实际上深圳市政府是在补贴富士康，深圳市政府成天都在计算如何让富士康尽快迁走。黄市长逢人就讲的引进HP的情况也基本如此，HP布局在重庆的是PC制造业，HP高层一直在考虑要出售这个部门，原因是附加值过低，附加值较高的IT咨询和业务流程解决方案服务业务则放在上海。重庆大力引进这类实体企业，是在利润约率束下产业正常的空间梯度移动，并不是什么创新性的模式发明，如何就能创造出重庆领导们向世人大肆夸耀的跨越式发展奇迹？今天媒体上报道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因修缮迟迟不能动工而变成菜地，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重庆模式发展的成效。脚踏实地，艰苦奋斗，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大力推动体制改革，保障重庆民众的基本人权，以充分调动重庆民众的发展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中央支持和外部资源在互利共赢前提下的合作，才是重庆发展的正途。 政府的责任书什么？至少，首当其冲的是维护保障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所谓维护和保障，无非是公正且透明，而尤其是可预见的，并预知后果的法治。对特定企业以特定对待，有违公权力的中立与平等原则，轻是有意造就不公，重则是滥权枉法。予等外之惠，施法外之遇，在经济学上的说法是公权力的“设租”，不仅在于鼓励企业的寻租活动，更激励社会的寻租热情，腐败，权力的腐败和社会整体的腐败，由此而滋生而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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