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阿炳之死：胡琴里的生命景观
最近旅行途经无锡，在此做了几日停留。无锡名人很多，但我心里头最想凭吊的是“瞎子阿炳”（华彦均）。安排好住宿后，我联系上了好友黑陶先生。他是当地著名的作家，才一见面，他就送来他的新著：《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回忆阿炳》。此书碰巧与阿炳相关，是知情者回忆阿炳的口述史合集。其实很久前我就听无锡籍的朋友说，阿炳在当地声名不佳，“他好色”。我在无锡遇到的一位的士司机觉得我们大老远来参拜他的故居，有些不值。“阿炳不是一个好人，他和老婆都抽鸦片，你想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他问我。
阿炳一生的行为似乎不是那么整齐肃然，而是旁逸斜出、参差不齐，很难方便下结论的，因此我更想弄明白这样有争议的人格与他那几乎没有争议的音乐作品之间的联系。晚上我住在蠡湖边一位朋友家，连夜读这本生动曲折的口述史。已是十月末，无锡天气阴冷，盖上很厚的被子还不觉温暖。“北人惯听江南好，身在湖山未觉奇。”今天体味这句诗更觉不假。在新建的城区里，不觉得与北方有多大不同，只有那种湿冷令我确切感受到江南的地气。这正是华彦均先生多年前所亲历的自然氛围，他破败的一生也正是在这样的地气里展开的。
书中16位受访者平均年龄八旬往上，据说如今多半仙逝。黑陶曾费时三年一一拜访。以前我总觉得阿炳是遥远时代的人，已经再难寻见一鳞半爪，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知情者，有的曾与阿炳亲切相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这些人有专家，有阿炳的邻居，有同行道士，还有他的养孙女。黑陶的书是一部文字版的电影《罗生门》，大家的讲述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反对，单听一家之言，可能会形成偏颇的印象，但我们从几个人对同一个事件的描绘中，也许可以衡量并整理出历史的真貌来。
综合各家的言论，基本可断定的是：阿炳是无锡市雷尊殿当家道士华清和的私生子。道士分几种，有的可以娶妻，有的不可以。华清和属于不可以的一种，但他与无锡某家寡妇结合，得到了阿炳。据说阿炳母亲后来因受人诟病，抱愧而死。阿炳被送往乡下寄养，九岁时被召回道观，华清和以师徒关系掩饰父子关系。阿炳成了一个小道士，他的父亲精通音乐，于是就有耳濡目染。未及弱冠之年，就已精通各种乐器，尤其擅长二胡和琵琶，而且人长得漂亮，无锡人赞之为“小天师”。在阿炳三十三岁往上时，老道士去世，留下雷尊殿的庙产给阿炳，本来一季的香火钱足够他两年的衣食，或许是因为失去了父亲的管束，阿炳“行为失检”，开始吸毒宿娼，眼睛为梅毒所害，终于瞎掉。又因为大众思潮改变，雷尊殿香火不旺，收入渐少，阿炳以沿街卖艺为生。他卖艺时，一般随身带着红色药丸（鸦片代用品），随时吃上一粒。
阿炳的死如今都说是因为疾病，其实与鸦片有关。解放后一下子没有鸦片可以买卖，骤然戒毒，导致身体崩溃，所以在1950年时就逝世了。有一位道长亲见“阿炳眼泪鼻涕哒哒滴，鸦片烟枪里的灰都被吃得干干净净”。可以说，阿炳的音乐创作是在吸食鸦片的状况下进行的。今人要理解阿炳的音乐，一般会去探索其创作心态，在阐释阿炳乐曲时经常提到他的身世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局面，但是对他吸食鸦片后个人气质和心灵状态的改变，却很少论及。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谈到当时的文章与风度并不是完全自觉的主体性行为，其实与喝酒和吃“五石散”后的症状有关。我们谈创作者的文化心态，往往陈述其大略，谈一些社会内容，而对于一个人的怪癖等细小却持久的因素，由于不好讲解，就忽略不计，致使我们有时无法更细致地去研究他人、理解他人。
我于某个上午去阿炳故居参观，发现大门紧闭，说是下午一点才开门。故居前有两块石碑，见证了它先被定为省级后被定为国家级保护文物的过程。旁边的人热情指点，说在附近茶社的落地窗前就可以对阿炳故居一览无遗。我果然在指定的窗前看见一个院落，前面有两间半房屋，阿炳的家就是最东边的那半间。虽然后来有所修缮，但基础和墙壁是旧物，形状和布局也没有改变。茶社的人说就这么点东西，不必再进去参观了。但我还是等到下午买票入内，因为很想知道对于阿炳的“含混”，官方是如何进行整合与讲述的。
及至进入，看到墙上果然有阿炳生平的解释。在阿炳的年谱上也出现了“行为失检”的评价，却删除了原年谱中本来具有的“吸毒宿娼导致经济入不敷出”等字样。在展厅的前言上，我看到以铿锵的词汇描述旧社会之黑暗的词语，这其实也就强调了阿炳音乐里的控诉性。对黑暗的描绘成了阿炳音乐的合法性来源。“阿炳生命动荡，在生命终端时赢得解放……人民在水火中煎熬，个人命运的艰难坎坷，为他的音乐创作赋予丰富的内涵。”这种词语表面看起来问题并不大，只是一种单一的高亢让人躲避不及，每个词似乎都拥有一种官方身份。而权力者总喜欢将名人的生平积极地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框架，为尊重讳并证明其与本朝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然后开始对此人进行纪念和宣传，反过来，也是通过对某个人的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强调，进而证明自我的合历史性。这种阐释行为当然是一种隐秘的政治。事实上，的确，阿炳穷困潦倒的生活使他在1949年后与官方宣传的理论有亲和之处，阿炳本人也曾经因为受到新政权尊重而表达过感激之情，50年代，毛泽东还为阿炳的音乐做过专门批示，当时阿炳已逝世。但阿炳的历史是经不起追溯和推敲的，“文革”的时候幸好他早已离开人间，但他的琴曲却被批为迷魂曲，禁止电台播放。
在黑陶的书中，大部分受访者都提到阿炳作为“无锡一景”的事实。“阿炳来了！”无锡的孩子常这么说。无锡人也习惯以阿炳夜归的琴音来安排夜晚的作息，而那琴音多半是《二泉映月》。可见阿炳是无锡公共生活的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阿炳本身的流动性和广大的活动范围，在无锡具有传播学上的特殊意义。而且阿炳并非一个普通的艺人，他的作为对无锡人们公共思想和公共道德的形成，是起着某种作用的，那么，他究竟向无锡人的公共生活奉献出了什么呢？
他虽身负着一定的道德纠纷，但却有其耿直、硬气的一面。他以自己的才艺挣得生活所需，虽然贫穷，行事风格却也铿锵有力，富于尊严意识。关于这一点，多数受访者赞叹他的骨气。这种人格力量在一个地区的展现是有示范作用的。更重要的是：他关怀时事。无锡人对阿炳的熟悉，“音乐倒是次要的，主要是他的说新闻”。阿炳的作息是这样的：上午在家，中午睡觉，下午到烟馆抽鸦片（有的说是晚饭后吃鸦片），在烟馆或茶馆与人聊天，搜集新闻素材，也时常请人读当地的《锡报》和《人报》给他听，根据报纸新闻编成合辙押韵的顺口溜。“说起新闻，话起新闻，新闻出嘞，啥府啥县，啥格地方？”这段开场白之后，他击打着三块竹板展开对新闻的评述。晚上则出城演奏胡琴琵琶卖艺。
1935年，上海一万多大学生到南京请愿，在无锡火车站被拦截，阿炳马上以其为题材唱新闻，警察局长带人来冲场子，阿炳不为所惧。
因此可以说，阿炳本人就是这个城市的公共媒体。他不仅增加了大众知情权，还经常介入事件的进展——广泛的知情使权力者有所收敛。阿炳也是那种古老传播网络的一种，他体现并推动了无锡人的公共意识。阿炳的一个邻居说：“无锡沦陷时期，新闻控制很严，报纸上看不到抗战消息，像某个地方打死了一个鬼子和汉奸和其他大家爱看的新闻，报纸上都不登，阿炳说新闻正好满足了大家的这个需求。”
这是阿炳对无锡城的贡献，但是他所贡献的那个道德难题也一直存在着。阿炳的身上是有着原罪的，他的出生在当时本身就是非道德的。而他后来因为嫖妓而目盲，则是一生的耻辱烙印。列宁也患有梅毒，但有宣传机器为他掩饰，阿炳只能袒裼裸裎在无锡人的道德目光下。再后来他的两个伴侣都吸食鸦片，“妇德”上也不清白。这种道德状况因为阿炳的知名度而由私人的上升为公共性极强的。部分无锡人不肯给予阿炳很高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公众人物的道德追问太弱，会影响到公众的道德尺度，这牵涉非常具体的事情，比如个人家庭的维护。而一般人又甘愿持有一种简单的便于裁决的道德观，不肯以宽容的心态去研究道德的复杂性。我所遇到的那位司机对阿炳的恶评，以及一些本地人抓住阿炳的小辫子不放，其实是在力图澄清无锡城的道德氛围。无锡人对此应该是有认知的：阿炳虽然已成历史，但对历史的评价仍然深刻地塑造着今天的观念世界；正如黄鹤已杳，黄鹤却仍然在命名着黄鹤楼。
而我最关心的是阿炳的自我意识：他具有怎样的道德自觉？我们要理解阿炳音乐，追溯其创作心理，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在自我道德方面过于不自信，将使自己的精神状态如淤泥一般浑浊。他必须有能力处理自己的经验，能够把自己从这种淤泥状态中挣脱出来，以达到一个相对澄澈的心境，之后才能有真诚美好的作品。《二泉映月》被称为东方的命运交响曲，它是作者命运的倾诉，这一点似乎已经没有疑义。可在这个诉说里，到底包含着怎样复杂的层次呢？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社会元素和个人意念在影响着这个音乐的进程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阿炳的社会境遇，还要理解其生平阅历、精神样态——其中包括他的自我理解。除了上文说的吸毒、自我道德感是重要的元素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如何理解社会对个人的作用力？他是否具有强烈的社会抗议意识？他一生都是道士，道教如何影响了他对于自我命运之形成的解释？他是否拥有宿命观？这决定了他的音乐中是否除了悲愤还有一种宽厚的认命，并决定了他是否因此有精神的余暇去发寻、传达一种生命的美感。他的音乐段落中表现出的悲愤是否仅仅指向外在领域？是否也有指向自身的部分，即，其中是否有忏悔？而忏悔也是道教的重要仪式之一。这些琐碎的元素，可能是每个旋律的具体动机所在。
理解了阿炳也就理解了《二泉映月》，理解了《二泉映月》就理解了阿炳的精神世界。在《二泉映月》的传播史上，有一桩公案：有的人认为这个乐曲名并非出自阿炳的本意，是音乐学院的杨荫浏教授在1950年为阿炳录音时，帮他起的名字。其实《二泉映月》里既没有泉也没有月，泉与月的意象过于优美、闲适，后来的演奏家顾名思义，讲求情景交融，因此将阿炳作品阐释得过于轻松、绮丽，失去了原作中的悲慨……在为阿炳录音之前，的确是没有那个美丽的名称的，此曲历经多年琢磨，渐成曲调，有人问名称，阿炳曾信口称之为《自来腔》或《依心曲》。这两个名字虽简单，却是妥帖，说明了它是作者心灵的流溢，具有很强的自传性。但是，黑陶在这本书中抢救性地采访到当年录音时在场的黎松寿教授，他却证明了乐曲名是来自作者本人的心意。
多年不息的争论，也许该平息了？而这个事实，也将给予我们新的感想。据说阿炳擅长俚俗荤曲，说书内容里时常有一些下流不堪的黄色段子，他还能用胡琴模拟鸡鸣狗叫和无锡土话，以胡琴声骂人或道谢，曾有音乐家让他演奏这些，他认为是对他的一种轻视。阿炳说：“我希望你赏识的，是功夫和神韵啊！”这说明了他对于自己目前的音乐身份并不满意，他对音乐的态度在某个时刻是正统的、精英化的。《二泉映月》这个名字比起《自来腔》和《依心曲》，显得更为典雅庄重。这个名字，倒也符合阿炳本人的心理逻辑。
这件事从某个方面，还证明了阿炳对于自我历史的微妙态度。黑陶的书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1950年，当黎、杨等人去无锡请阿炳录音的时候，阿炳说他不奏音乐已有两年了。因为某个夏日，他在街上演奏，一阵大雨将他和琴淋个全湿，一辆人力车斜里冲来，把阿炳撞倒在地，摔坏了琵琶，戳穿了二胡的蛇皮。同一天晚上老鼠咬断了二胡的马尾。阿炳认为这些都冲他的乐器而来，不是好兆，从此不敢再演奏。我认为这事证明了阿炳的道德焦虑。他曾有过荒唐岁月，经过多年的磨练，他也许已经得到了道德上的安稳。但是在潜意识深处，这份安宁是否真实、坚定呢？别忘了，他的一生都居住在雷尊殿的庙檐下！对那个夏日蹊跷事的态度也许正好说明了潜伏在意识深处的道德负疚，在经过了某个事件的触发后，又重新泛了上来。读完黑陶这本书，使我感受到阿炳精神层次之繁杂超过了我的预想，而这也促成了他音乐的深度、委曲与丰富。通常的“阿炳命运观”——“饱受旧社会摧残因此死去”——基础上的音乐诠释，显然过于浅薄和单调了。 读了，增见闻，也长见识。无锡黑陶兄，多年前有过联系，却不知有此奇撰。 二胡很难听，但《二泉映月》和《江河曲》又是极度的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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