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给“国考”算一笔经济账
国家公务员考试被称为第一考，成为比高考更重要的改变社会地位，跻身体制、寻求上升的主要途径。由此，它也引得无数“有为”青年趋之若鹜。据统计，近年的公务员考试每年的报考人数都创新高，竞争越来越激烈。今年报名人数超过141万，总体竞争比例达到87.3∶1，录取比例达到59∶1，个别职位考录比接近4000∶1。地方公务员考试也同样竞争激烈，北京2010年处级公务员选拔笔试就是7000人争194个职位。从积极一面说，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性、透明性，相对“跑关系、走后门、递条子”乃至推荐、指定、“接班”等官员选拔方式，不仅避免了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腐败和交易成本，就此而言，它是所有其他录用方式中最经济的方式，也是选拔风险和代价最小的方式；而且从结果看，确也能够为国家机关招募一批优秀人才。此外，它还是实现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这一宪法权利的基本途径。让所有公民平等地获得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公务员考试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然而，凡事有利则有弊。从消极一面说，随着社会流动中的上升通道因为财富、身份、阶层等外在的因素被阻滞，公务员考试作为为数不多的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也受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而人为放大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各种弊端。其中最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公务员在招录过程中由于缺乏成本意识，导致社会资本与财富的巨大浪费。
首先，从公务员的使用看，过高的超越公务员岗位所需的录用条件，导致社会人才和资源的无谓浪费。公务员尤其是低级公务员从事的多是一些日常性、事务性工作，是“规定动作”而不是“自选动作”，因此，它更加强调经验而非学历，除了少数专业性强的岗位外，学历并非越高越好。但是，现在各级政府对公务员的要求，动辄强调高学历，大专可胜任的非要本科，本科可胜任的非要硕士，硕士可胜任的非要博士。像我国有近一半的博士进入各级国家机关，无疑是国家宝贵教育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
其次，从公务员招录过程以及事后培训看，经济成本巨大。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余仲华、杜新宇曾以2006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为例，计算出用于每个招聘职位的平均成本在2.6万元左右。2006年国考职位10282个，报名人数近100万，36.5万人参加考试。从考生一方来说，成本包括报名费、资料费、考试培训费、考生面试费和生活、交通等费用，共计27405.7万元；从考试主办一方来说，成本包括命题费、组织策划费、执行人员人工成本、试卷印刷费、考点场租、考务人工成本、试卷评阅和面试费等，共计1978.5万元，两者合计减去避免重复计算的考生报名费，达到27194.2万元，平均到每个招考职位的成本，高达2.6万元。而这还只是招聘一个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普通公务员的成本，并非政府直接财政投入成本。近年来，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上述费用也水涨船高。比如，现在公务员考试培训的费用动辄一天就几千上万元。
还要看到国家为公务员支付的经济成本不仅仅于考试，还包括公务员录用后的各种培训和学习。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为新进公务员进行的业务培训，除此外，一些地方对公务员攻读学位这种与履职无关的学习或培训也大开绿灯。例如，某市人事局曾出台政策，规定公务员在职攻读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不仅可以享有每年最长12天的学习假，还可获得最高金额为一半学费的经济资助，资助金额上限为3万元。类似规定在很多地方和部门都存在。此种与履职无关，纯粹作为公务员个人福利的学习或培训，是对纳税人资源的浪费。如果再把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对各级干部和官员的培训和学历教育算进去，国家为此花费的费用更无法估算。而这些所谓的学习或培训，从实际效果来看，很有限。
再次，从公务员的选拔机制看，由于缺乏民主和外部监督，公务员的选拔与评价已沦为一种与社会隔绝的自我循环，导致政府绩效低下，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这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现代公务员制度一般以考任制为基础，在公务员“进、管、出”三个环节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机制。但中国的公务员体制除了普通公务员的进入需要考试、从而带有一定的民主因素外，在“管、出”两个环节基本缺乏民主因素。“管”主要表现为政府内部的自我监督和评价，外部监督和评价缺席，“出”主要表现为到年龄后的自动退休，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辞退机制。
事实上，即使在“进”的环节，与国考同时进行的，是对中高级公务员的调任、举荐等方式。另外，政府机构对已经进入公务员系统的职员，还设计了其他很多的内部选拔考试，基层职员和官员可以经由这些考试从地方进省城，从省会到国府，形成另一类升迁途径。此类所谓体现中国政治选拔特色的绩效选拔机制，直接违背了以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评估公务员成绩的机制，本质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自我“公平评价竞争”系统。
最后，还有一个隐性的社会成本必须引起关注，这就是，当公务员热引发社会最优秀的人才打破脑袋进入政府时，会造成社会的生产和创新严重不足，从而从长久来看，导致国家失去创新力。大量的高学历人才流往政府，在政府机关从事着简单的事务性工作，为自己成为一个政府官员自豪，而不在最需要创新的科研、学校、企业工作，这将是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由于一流人才不从事创新性工作，生产和企业的创新也就无法持续，从而社会不能够增加新的产出，国家也会在竞争中因缺乏创新力而失败。
作者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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