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农民式的学者”邓晓芒
他被人称作“中国研究康德的第一人”，他自称“国内没人敢像我这样，拿着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字一句地读给学生听”，他时常毫不留情地针砭时弊、直抒胸臆，他是至今仍沸沸扬扬的所谓“坑师案”的主角。他叫邓晓芒。说邓晓芒是“农民式学者”，很多人可能会意外，但这却是邓晓芒自己说的。“农民看你行不行，就看你一天出了多少活？写文章也是这样，不要说人家说过的话，要有干货。”
但邓晓芒并非农民出身，他是长沙城里人。父亲曾在长沙办过《新湖南报》，1958年后夫妻双双被打成极右派。于是乎，年仅16岁的邓晓芒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去了，在乡下一呆就是10年，当过农民，回城后做过搬运工，唯一不忘的是读书。
这10年对邓晓芒影响挺大，以后他常常提起。他说：“我下乡不是蹉跎岁月，因为我学了哲学。你要学物理、化学就可能是蹉跎岁月——你的生活就会被分割成碎片，有一部分是浪费了的，但是学了哲学，你的每一部分生活都是有用的，它们是一个整体。”
邓晓芒是1978年以初中生的学历，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他们这批出身“草莽”的知识青年，是带着丰富的阅历和一定的哲学素养来到武大的，是一批特殊学生。他们基本上不用教，都是自己看书。学生们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话要倒出来，那时老师很少系统地给研究生上课，都是讨论课，让学生发言，老师评点。这种特殊的情况，两三届后再招的学生就看不到了。
邓晓芒在哲学上的启蒙者之一应该是杨小凯。“文革”时的高中生杨曦光在长沙市非常风光。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是邓晓芒读到的第一篇从客观的、政治利益的角度分析发动“文革”的意图的文章。文章写得是否切合实际另说，关键是邓晓芒从此知道了理性分析的重要性，知道了要想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就得读哲学，于是他就“自我教育，自我充实，自我训练”。
1983年，邓晓芒和改名杨小凯的杨曦光同在武大教书，同住一个湖边小区。一年后杨小凯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把他的粮油证、副食品证都留给了邓晓芒。重要的是他还留下了一台煤气灶。当时武大的老师都用蜂窝煤，这台灶是刘道玉校长特批给杨小凯的。杨小凯把灶留给了邓晓芒，邓晓芒高兴万分。
“邓晓芒坑师案”始末
发生在3年前的“邓晓芒坑师案”，至今还是个未了局。“坑师”二字，乃诛心之论，可见制造这个名目的人，内心的愤激到了何种程度。但是，在网上发文的“高原草根”至今也未披露真实身份，不免又给人以遐想的空间。
2010年11月上旬，方舟子连续在新浪微博发文重提此事，邓晓芒写了《邓晓芒给方舟子先生的公开信》来回应，一众网民议论纷纷，把这堆将息的柴火又给燃旺起来了。这件公案，因其中包含着诸多复杂微妙的因素，不是简单的查证或当事人声明就可以弄明白的。
记者当面问及此事时，邓晓芒说：“这件事彻头彻尾是捏造。他能够提出来的所谓两个事实，一是我独自报奖，没有杨老师的名字。二是我把奖金独吞了。这两件事都是捏造。”
邓晓芒说，当时我们申报的是我译、杨老师校的康德三大批判新译本。那个表是教育部网上发下来的，“作者”栏只有一个格子，只能填一个人的名字。我填了自己的名字，作为译者。“合作者”栏填了杨老师名字，作为校者，并在表格的具体说明栏里说明了情况。表格上报前，我还给杨老师夫妇过目，经他们同意后才报上去的。
后来，获奖的奖状署名是：“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在其他发布渠道(邓晓芒说他知道的至少有4个版本)，有的名单上确实只署了邓一个人的名字。但邓说：“即使不是署两个名字，也不是我的问题，是发布人的问题。”
关于奖金问题，邓晓芒解释说：教育部门并没有给获奖者发奖金，但武大校方奖励了他们40多个业绩分，就有4万元奖金，院办主任打电话问邓晓芒，这4万元怎么处理？邓晓芒说二一添作五，打一半钱到杨老师账上就行了。这笔钱就这样分了。之前还有一个奖，在报教育部之前，学校举行表彰大会，奖励了2万元，也是邓晓芒跟杨老师当场分了，一人一半。
2004年，校方为他们组织表彰大会，最后一个程序是开了个小会，邓晓芒和杨老师都出席了。邓晓芒说，在会上，“我发言介绍翻译的过程、经验，极力赞扬杨老师的严谨学风，以及他为校改所付出的巨大辛劳。杨老师的发言则使我非常感动，他说，这个事情我可以明白说，如果没有我，邓晓芒自己独自也是可以搞出来的，如果没有邓晓芒，由我一个人来搞，那是绝对搞不出来的。这是在会上当着20多个人的面说的。”
康德三大批判由邓晓芒译出初稿，这个双方应均无异议。邓晓芒熟悉电脑，手脚快，一天译3000字，几天就出来2万字。杨老师负责校改，老先生很认真，可以看出一些不易发现的细微之处，有些是要紧地方，每次都改得密密麻麻。有一次杨夫人当着杨老师面问过邓晓芒：杨老师修改的意见，你真正接受的有多少？邓晓芒回答：大体上，完全接受的1/3，参考校对意见另外改过的1/3，还有1/3，纯属行文习惯的问题，我基本没有改。
2007年4月份，学校发通知，要邓晓芒去北京领奖。“当时杨老师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也只有我去。回来后，我觉得这事已了结了，因为忙于工作，我没有及时向杨老师汇报，心里面根本没有把这当个事……”邓晓芒说。
过了几天，杨夫人打来电话，十分生气地问邓晓芒：“怎么回事？据说杨老师没有得奖？他们都说奖状上没有杨老师的名字！”邓晓芒说怎么可能呢，我马上把奖状拿来给你看。邓晓芒把奖状复印3份，连原件一起带去给杨老师夫妇看。杨夫人看了后说：“那这个事情不怪你。”
“我以为没事了。无非是没有及时向杨老师汇报，我当时还道歉说，对不起，我没有考虑到杨老师和肖老师的心思……以后我照常去杨老师家，只是觉得气氛有些异样，感觉到冷淡。后来我到香港去3个月，在网上就发现了那些骂我的文章。写文章的是什么人不知道，看来他了解事情，好像还挺熟悉的。”邓晓芒说。
邓晓芒分析说：“这件事开始炒作时，杨老师可能蒙在鼓里。他的信息是由夫人传达的，他眼睛不好，耳朵也不好。我是大大咧咧。总之这个事非常蹊跷……”
对于这件事，杨祖陶老师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可以肯定的是，年过八旬的杨老师有些不高兴，但杨老师内心真正的纠结，并不是获奖名单和奖金的分配问题，而是自己的身份由“第一著作权人”变成了“校者”，这从2009年3月，杨老师在网上发表的《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一文中可以看得出来。
这篇文章写道：“2001底，由杨祖陶与邓晓芒编译的、以《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为名的一部崭新的作品终于问世了。《精粹》的全部译文由邓晓芒根据三大批判著作的德文原版译出，由杨祖陶逐一校订。”当时，出版合同的甲方(著作权人)为杨祖陶、邓晓芒，乙方(出版者)为人民出版社。
《精粹》出版后，杨祖陶、邓晓芒于2001年8月-2003年8月接连与人民出版社签下了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合同。这3份合同中，杨祖陶仍是第一著作权人，“只是作品的署名由我安排为邓晓芒译、杨祖陶校。”杨老师为什么要主动提出如此安排？他未做进一步解释，但接下来，杨老师又写道：
“……署名方式变了，我的负担一如既往，随着初译者提供的样稿质量的差异，我的辛苦与劳累的程度也有差异。由于是我主动安排自己作校译者的，心中坦然。后来，却由于这一‘校者’的身份，我的艰难付出竟然受到了个别领导的漠视，甚至忽视和以讹传讹。这岂是一个‘校’字了得？”老先生心中的幽怨跃然纸上。
方舟子在微博重提这件事后，邓晓芒在《邓晓芒给方舟子的公开信》中作了回答。他对记者说：“方舟子也承认有些事情他未经调查，我也就不打算再追究了。我本来就没想要追究任何人，只想要澄清事实……现在的网络，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言论。这是一个观察中国国民性的很好的窗口。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对当代中国人的总体智商决不能估计过高。有太多的腐朽观念束缚了他们的思维能力。”
回顾整件事的过程，也许对后来的合作翻译者会有些镜鉴作用：双方是合作翻译还是一译一校？如是一译一校，则译者与校者的关系如何定义？两者的分工、劳动程度、地位、署名、报酬、著作权等如何明细？这些东西在合作初期可能是双方不在意、不好意思太较真的，但在日后又极易成为纠纷的源头，再加上一些外来因素的掺入，就更说不清楚了。
“邓晓芒的名气很大！”
在武大和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的名气很大。他讲哲学，又是难懂的黑格尔和康德，但每个讲座学生爆满，外人确实难以理解。如今的大学生受社会浮躁状况影响，难以安心读书思考，还有人喜欢哲学吗？
邓晓芒说：“现在学生中，对哲学感兴趣的还真不少，毕竟中国人口这么多，什么人都有。但学生们毕竟没有系统的训练，现在书也多，学生读书，经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邓晓芒上课、讲学采取放任的方式，他从不点名，也不认得几个学生。“你不来听也可以，不来听是你的损失，不是我的损失。”邓晓芒说，“哲学不是一种知识，是一种素养，思想方式。哲学是一种训练。”
邓晓芒的课受欢迎，跟他的授课方式很有关系。他给研究生上课，讲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句句读，然后告诉学生是什么意思。现在的大学生读不懂哲学书，邓晓芒就告诉他怎么分句，每个字都不放过。“这个吸引力就大了！他只上几堂课，获得的东西就不止这些了。我还讲很多体会，黑格尔这句话的意思，我自己的体会，包括在农村的体会。”
邓晓芒认为，读西方哲学不能偷懒，一句话读不懂，不能跳过去。他说，中国人对西方的背景不熟悉，书里的话处处与背景联系在一起，那么晦涩，你要知道当时的哲学思潮，争论的问题，谁是怎么解决的，这些东西都要放在心里，你这些都不懂，突然看书，肯定不懂。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都没搞通。有的人搞了一辈子，最后说了句实话：这本书我没读懂，它是一本“天书”。邓晓芒说国内没人敢像他这样，拿着《精神现象学》一字一句地读。来上他课的有青年老师、外校学生、外地学生，甚至西安的书商。
邓晓芒的晚年学术规划
1982年邓晓芒留校当老师时，正是校长刘道玉在武大搞改革之时。当时的大学与现在有什么不同？邓晓芒说：“当时没有现在这个考核体制，也不要你发表什么文章，导师说你发文章那是不务正业，导师自己都不发表。”
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这似乎是一个引起全社会困惑的问题了。邓晓芒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通常说的所谓‘大师’，哲学界无非金岳霖、熊十力、徐复观、冯友兰那些人，他们学贯中西，稍微能够提出一点自己的观点，这一套理论其实不怎么的，但他们的功底确实好，不管讲西方、讲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面宽、综合能力强，我们以为这就是‘大师’了。但是拿到国际上，怎么能跟那些真正的哲学大家相比？他们有一点创造性，但跟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些人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国际上也没有人谈他们，即使谈到他们也不是作为哲学家，一般只有汉学家在谈。”
但现在就连这样的大师也出不来。那是为什么呢？邓晓芒说，因为民间的兴趣与大学的教学不相容。民间对哲学有兴趣、有一定水平的青年人，他不能读研究生，甚至连大学也考不上，因为大学恰恰是扼杀这些东西的，从小学就扼杀掉，一切为了高考。以前科举取士，秀才读圣贤书，做诗文，就可以中举，进入体制内，那时读书的兴趣和体制还是兼容的。如果是现在这个体制，他绝对考不来。
有媒体报道，邓晓芒认同“中国高等教育完败”之说。记者向邓晓芒求证。邓晓芒说：“中国不光高等教育，整个教育都不尽人意。当年有朋友想把我上初中的女儿搞到法国去读书，我们考虑了一下，我爱人舍不得，我也认为她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也得让她在社会里忍受，不能让她一点现实感都没有。”
邓晓芒认为“高等教育是中国教育不尽人意的最后一环”。在这个体制之下，高校如果有好的老师，对学生潜移默化，还可以不至于太失败，小学与中学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学生要为高考做准备，必须搞应试教育。但他也不认为今天的学子们在一般意义上都缺乏丰富的人生体验，“他们的社会经历比我们那个单纯而天真的时代深刻得多，从小学幼儿园他们就开始懂得人情世故了……问题是他们能不能从他们看似平静的生活体验中酝酿出思想的风暴来。”
除哲学外，邓晓芒在美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有人说在美学方面，他已经全面超越了李泽厚，这个说法对吗？邓晓芒说：“当然了！李泽厚是时代的产物，他学的是苏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上东方的儒家，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夹生了，转不过来。我是重新思考了马克思的，我是新实践论美学。他是旧实践论美学。”
有别于凡事留三分余地、不得罪人的学风、世风，邓晓芒似乎习惯了这种毫不留情、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臧否人物、针砭时弊，似乎随手拈来。对于随之而来的压力，他似乎并不在意，“被人议论是必然的，对一个学者而言，别人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百年后留下了哪些学术成果。”“该说的话就得说，即便是在‘反右’、‘文革’时，也有人能顶住压力不说假话。我父亲当年就做到了，我想我也能做到。”
邓晓芒今年62岁，从外表看他还是中年，他的学术生命，应该也还在中年。
“我的规划太多，没时间全部做完。我每天锻炼身体。我至今还是个农民，农民就是讲求每天手上要出多少活。”邓晓芒说。
现在邓晓芒的“康德解读”差不多结束了，要做的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解读。他有一个5年计划，把《精神现象学》解读完，再整理一年，6年后出一大部书，估计有几百万字。然后，还想把自己的哲学观点搞一个体系出来，这是他晚年的重要事情。 竟然有这样的事，真是奇了怪了。在另一个贴子上看到邓晓芒回方舟子的公开信，还觉得邓晓芒提及杨祖陶的那些说法有些不妥，现在看来是事出有因啊。
我手上就有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的三大批判。中译本序是杨祖陶写的，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是邓晓芒拿出初译稿，然后由杨祖陶逐字逐句校订的。杨祖陶为什么会对邓晓芒有意见呢？如果是对武大领导有意见，这是可能的，也是可以想象的。校订三大批判，与校订其它著作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校订工作是很难的，可以说，仅比翻译三大批判的贡献稍低一些，但比翻译普通著作要难多了。中国大学的那群狗官只知道看数字、排名次，他们不会知道其中的艰辛。 这个速度，是够快的~~~ 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的三大批判，是第五个中译本。在此之前的译本，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而不是从德文原本翻译过来的。邓、陶的译本是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再加上邓晓芒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过前辈（当然这包含了几代人的积累），所以这套译本是了不起的，对中国的康德哲学研究，贡献是巨大的。
不久，李秋零也完成了苗力田托付给他的康德翻译工作，而且是康德全集，那也是非常好的译本。据说李秋零花了十年时间。为什么李秋零的译本没有闹出个坑师案出来？
中国的事情，就是复杂。一桩功德无量的好事，竟能弄出这等丑事来。 我之前曾经说过，“邓晓芒先生未见得像他表白得这么清白，虽然也没有混浊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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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邓晓芒给方舟子先生的公开信” (2010-11-09 00:08:46)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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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按：这是报道的原话：“邓晓芒表示，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是合作著作只能有一人申请。”（几年前网上出现的来路不明的“调查结论”也是这么说）此说被我证伪后，邓晓芒辩解说：“我的表述是：教育部规定只能以第一作者申报”，改口也就算了，怎么反过来指责我误解了呢？说了半天，还是没说清楚为何别人能多人获奖，你的就不能？
我没看到获奖证书是怎么写的。获奖证书只给获奖者一人。教育部当年用红头文件发给各省教育厅、各高校的获奖名单中，获奖者只有邓晓芒一个人。除了教育部的文件，《武汉大学获得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览表》中也只有邓晓芒的名字，无杨祖陶，虽然当时杨、邓都是武汉大学的教授。邓晓芒说的有杨名字的获奖名册我未见到，而且那个名册是晚出的。
邓晓芒说他不知道怎么申报有两个作者的项目让两人都获奖，他实在太健忘了，因为在前面一届的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邓晓芒因《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一书得奖，而且是和易中天一起得的，他是第一作者，应该就是他申报的吧？
邓晓芒说“所谓杨老师把译者的署名‘让’给了我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这个“无稽之谈”恰恰是杨先生自己说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三大批判的选集（精粹）与三大批判全集（三个单行本或合集）的署名方式不同，后者是邓晓芒译、杨祖陶校。这完全是我作出的安排，是我本着一贯地扶持后学的为人为学的品格主动这样做的。 ”
邓晓芒居然还在公开信中引用杨先生在2004年4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恭维他的话。那次会议是在报奖之前开的。他怎么不引用杨先生在去年写的《后记》和《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对他们两人的合作实质的详细说明和对他的委婉批评？
邓晓芒是华中科技大学的著名教授，怎么把自己当成了“既无头衔又无权势的人”了？我这么说自己还差不多。
邓晓芒声称奖金没有经过他的手，是学校分别打到他和杨先生的帐号的。但是11月2号他接受自强新闻中心记者采访的说法却是：“我当时拿到钱到杨老师那里，就是往桌上一放，杨夫人就说怎么分，我说那二一添作五吧。”（这是回应他独吞教育部奖金的说法，不是指稿费或别的奖金）
关于奖金的情况，如果邓晓芒所说属实，分给了杨先生，我愿为在微博上引用别人的说法说他“独吞奖金”而道歉。】 我的意见是，中国学者之间、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学者之间，能不合作尽量别合作。在中国的高校，由“合作”而产生的矛盾、纷争，大概每天都在上演。我在高校工作时间很短，一年不到，就接触过好几起这类“事件”。比如年轻学者和年长学者“合作”撰书，年轻学者承担了大部分任务，但署名在后，觉得不服气，于是对外嚷嚷——“这书基本上都是我写的，老先生署个名而已（更过分的是，常常再加上一句，帮他解决职称问题，不过也的确有可能是事实）”，话传到年长学者耳朵里，又引起老大不痛快——“没有我的指导，他写得出来吗”，此话再传回年轻学者那里，于是彻底翻脸，老死不相往来。 合作本来是好的，也是学术研究和发展所必须的，可是在中国却不行，为什么？
旧苗提及的现象很普遍。不仅在老学者与新学生之间，在硕士生与硕导之间、博士生与博导之间、领导与普通老师之间，都存在这种现象。
很多年前，硕士生和博士生们就习惯称导师为老板，硕导博导们也的确是老板，手上有课题、有经费，必要时不仅请学生吃饭，还给学生发劳务费。硕士和博士发文章，要署导师的名字，而且常常是第一作者，这几乎已经是惯例。硕导博导也有自己的理由，你的课题是我给你的思路，给你拟定的研究计划和方案，你的文章是我给把的关，我当然是第一作者。学生们也无话可说，只能等媳妇熬成婆了。
领导和普通教师合作搞课题、写书，那是不折不扣地抢劫。课题领导是抢来的（有些课题没有领导出面，普通教师还真抢不来），经费也领导抢来的，课题总负责人是领导，这也就罢了。教师写好了文章或著作也要把领导排在头名，甚至干脆白送领导，那就地地道道是抢劫了。可是说抢劫又不对了，因为把领导排在前面的就是教师自己，甚至白送领导也是教师自己。所以只能说，是“自愿”被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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