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铁成：胡风、舒芜和有关道德问题
近读吴永平《舒芜胡风交往简表》（《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一期）、《谁说胡风不告密》（《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8日）、方非《舒芜：被出卖的命运》（《粤海风》2010年第三期）几篇涉及胡风、舒芜在当年“胡风案”中恩怨纠葛的文字，感到一段似乎已经了结的公案大有重新摆到桌面上来的架势。联系到近些年不断揭发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前三十年”“改造”岁月中一些有悖“道德”的行为（如章诒和发在《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的《卧底》、寓真发于2009年2月《中国作家》纪实版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等），再看到许多读者发网文感慨中国知识分子“没一个好东西”，不由得生发出一些关于胡风、舒芜和有关中国知识分子道德行为的思索。其实，在把胡风也作为一个“出卖者”提出来之前，学界私下里对此已有过不少议论。不但已经公开和半公开的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中就有胡风揭发舒芜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表现的专节[1]，在有关胡风与舒芜交往的其他材料中人们对此也有所感觉。学界之所以没有对此进行道德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非在《舒芜：被出卖的命运》一文中提出的那个问题：
胡风密告舒芜的结果不可谓不令他失望——无人理睬。[2]
至为关键的就是这个“无人理睬”。这个“人”当然是指权力者。胡风“揭发”舒芜，权力者不予理睬，因而舒芜也没有由此酿出不幸，而舒芜含着“揭发”性质的检讨文字以及交出与胡风等人的“私人信件”，却在构造“胡风反革命案”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以至于最终酿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千古奇冤。这个不争的史实，当然也就决定了人们对这桩冤案进行研究和探讨时把目光盯在哪里的问题。评析大的历史事件，对某些事实和细节的“暂时”忽略通常是难免的；在史书上留下记载的通常都是那些历史事件中的“要件”。舒芜的作为恰恰是构成了震惊中外“胡风案”的要件：他公开发表、又为《人民日报》转载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自我检查”的同时又把路翎、吕荧等人推出，于是坐实了当权者胡风“文艺小集团”的判断，谁都知道“小集团”的判断是可怕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后来毛泽东所说的“朋党”；他在对胡风的公开批判中引用胡风与他私人通信的话语，并由此交出胡风私人信件的原件，则导致反党“小集团”迅速转化为“反革命集团”。然而，胡风对他的“密告”却“无人理睬”——没有造成后果。这就使二者不但对于大的历史叙事具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意义，也在当时给二人带来了不同后果。这种出于权力者政治斗争需要的选择，也同时在另一种意义上决定了后来史学者的特有着眼点——在这里受害的历史主角是胡风及其朋友们而不是舒芜，舒芜在这桩公案中的角色担当，是必须而且一定要付出代价的。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
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那些暂时被忽略的细节和事实没有意义。如果我们抛开这桩尘埃落定的所谓“反革命案”本身，着重着眼于一代知识人文化人思想和人格发生的蜕变，无论是舒芜的“揭发”还是胡风对“揭发者”的“揭发”，甚至谁“揭发”于先，谁“揭发”于后，可能都具有同等的学术意义。
至于为什么胡风的“密告”“无人理睬”而舒芜的“出卖”却起了大作用，道理也颇简单。这是一场早就有所规划、意在铲除异端文艺思想的政治斗争；是政治斗争，就涉及斗争的策略问题，攻谁不攻谁、这样攻或那样攻，都是与政治斗争的目的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场政治斗争的主攻方向无疑是胡风及其“小集团”，只有涉及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揭发才是最有价值的材料，也才符合斗争的大方向，舒芜的“揭发”正好派上了用场；而胡风对舒芜的“密告”只能起到“把水搅浑”，“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干扰斗争大方向”的作用。从政治斗争的策略上讲，利用敌方的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方，把堡垒从内部击破，当然是最有效的办法。“无人理睬”胡风的“密告”或由此更“看透”胡风则是十分正常的。等到这场斗争结束，开展下一场政治斗争时，胡风的“揭发”就起作用了。舒芜在不久后的“反右运动”中未能幸免，是不是与胡风的“揭发”也有一定关系呢？
方非下面的分析是对的：
胡风等人对于共产党“最高层”的领袖是以整个身心的奉献来表示忠诚的，他们所不共戴天、兵戈相见的只是共产党内的非“最高层”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们，胡风“内心里，他更不愿意向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他们低下自己高昂的头”。[3]
然而这样看胡风，就不涉及胡风“密告”的道德问题了。向自己“忠诚”的革命领袖“密告”他人的“问题”不是对革命的“忠诚”表现吗？胡风，其实已经成为“革命文化人”，胡风自己就说：“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的胜利上面的人。”[4]这有个题内必有之义，就是以革命为最高原则，一切以革命需要为转移，对革命领袖的“忠诚”是基本的道德要求。反过来说舒芜，也有同样的性质。舒芜在其时不只是“革命文化人”，还是一个有一定地位的“革命干部”（他是广西省立高中校长、南宁市政府委员，还兼任着南宁市中苏友协、广西省文联、广西省人大代表等多项社会职务）。他也在通过“出卖”奉献着自己的“忠诚”，并表达了知识分子彻底脱胎换骨的“改造”决心。这无疑为革命所欢迎，也是以“忠诚”为核心内容的“革命道德”所赞许的。
今天说到“告密”、“出卖”、“背叛”、“卧底”等行为，无疑指涉的是不道德乃至无耻。然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参加革命，奉革命为最高原则，必然以对革命和革命领袖的忠诚为崇高的道德精神，而只要忠诚于革命，为革命所需要怎么做都是道德的，光荣的。站在革命立场看问题，无论是舒芜对胡风的“背叛”，还是胡风对舒芜的“密告”，不管真心还是假意，至少从表面看都是积极追求革命、实现自身革命改造的道德行为。假如他们在良心上还有什么不安、愧疚，恰恰说明他们在思想的革命转化和改造中还有些三心二意，传统的旧道德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还在他们的思想上作祟，由此也反证了他们“改观换魂”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我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一点的意思就在于，简单地对舒芜和胡风等行为做道德上的评判，或简单地认为这是道德精神的解体和沦落，是远不深刻的，至少是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从上一世纪20年代发轫的中国社会大革命摧毁了传统道德，也在革命的实践中推出了自己的“新道德”。这个以“忠诚”为核心内容的“新道德”从50年代开始就向全民普及，大体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告一段落，也通过“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文革”实践达到了登峰造极。“文革”一个标志性的徽章就是一个红色的“心”形图案，中间写着一个醒目的“忠”字。向“伟大领袖”“表忠心”、“献忠心”的活动是贯穿于“文革”的中心活动，而这个活动的具体表现就是以“忠”划线，进行大批判、大检举、大揭发。在同事中间、邻里中间、朋友中间、师生中间，乃至兄弟姐妹夫妻恋人中间形形色色的“揭发”、“出卖”、“密告”、“背叛”、“卧底”几乎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因为只有这种“大义灭亲”、“与阶级敌人面对面、刺刀见红”才是积极参加“文革”、“斗私批修”、“对伟大领袖无限忠诚”的真表现。它动员之广、参与之众，也是“文革”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佐证。说起“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人心中留下的多是“坐喷气式”、“蹲牛棚”之类多少被唯美化了的苦难记忆，其实“文革”最惊心动魄的景观乃是比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更广泛、深刻得多的这种全民“革命大揭发”。那才是国人最耻辱、也最难忘的一页。它向世界宣示：为了革命的彻底性，中国人正在同人类的文明诀别。后来被“平反”的大量充满血泪的“冤假错案”很多都是这种带全民性的“革命大揭发”造成的，直到今天我们在相当方面还在承受着它的后果。
胡风、舒芜们的行为，虽然不是发生于“文化大革命”，而是发生于这个“革命新道德”在全国普适化的初期，但意义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它并非简单地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历史，因而也应该把它放到具体历史中加以考量。
回到“前30年”，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必须认清：在“革命化”的问题上，全体国民是别无选择的。不管你出于自觉还是无奈，你都必须服从。当然，从绝对的意义上说，“选择的自由”也不是没有，那代价就是自己和亲人永远看不到头的苦难。你会因此而失去工作，可能因此而被斗争，被发配、被“劳改”、被作为罪犯囚禁，并且还要祸及亲人，让你自己、亲人，乃至后代，永远披上一个“贱民”身份，永远活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不知道孟子如果活到此时是不是还能够唱出“威武不能屈”的高调道德。他或许会明白，让人以这样一种苦难为代价去践履“威武不能屈”的“道义”其实是很不人道的；评价人的是非既不能脱离具体人所置身的历史“场域”，也不能无视生命自身的尊严，人是不能在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下负有道德责任的。由此他也许会怀疑：把一种道德信条神圣化高高地压在人性和人的生命之上，是不是有悖于常理？
然而，这样说，并不能得出下面的结论：在“革命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所有人都不该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一切罪恶都属于“历史”。事实上，置身于相同的历史“场域”，也会存在不同的选择方式——守卫当年“柏林墙”的东德士兵没有对无辜的东德平民偷越者开枪与不开枪的自由，但却有“打不准”的自由，如果他们的心中还保留一点“良知”，他们就可能把枪口抬高一点点，让一个无辜者幸免于难。在任何历史环境中，个人都应该有自己那一份推卸不掉的担当。当然，这时，他有所“担当”的那一点“良知”也让他与他效忠的体制有了一点“距离”。同样的道理，在“前30年”，你没有不“革命化”的自由，没有“不改造”的自由，没有“沉默的自由”，但却或多或少有“如何革命化”、“如何改造”和“如何不沉默”的自由。在不得不“检查”时，你能不能只“检查”自己而遮护一下别人？在不得不参与大批判时，能不能多扣点“帽子”，少讲点致人于死地的“实事”？在不得不“揭发”时，你能不能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在多数人都被整人弄得有些疯狂时，你能不能稍稍理性一点点？在举世都陷入“造神”的迷狂时，你能不能在内心里保持一点清醒，问一下“为什么”，在“造神”的大合唱中，有那么一点点收敛和保留？……这“一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良知”，也即那种凭着没有丧失净尽的人性就能感知的做人道理。那是“人”仅余的一点存活地，也是人类文明留下的一点成果，有它在人还勉强称得上“人”。“忠诚”本身无法说好与坏，但当“忠诚”以出卖“良知”为代价时，它就大可置疑了。诚然，这“良知”会让你与“彻底革命化”产生一些距离，你也可能会在“忠诚”的问题上有些内疚或自责，甚至会由此给你带来某些不利影响，但也正是这种人性的躁动和有限的选择，让你向生命的高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你付出的代价并不太大，你赢得的东西可能很多很多。
再看舒芜和胡风。在我看来，二人都不存在不“揭发”别人就无以自保的情况。当时对胡风及其朋友们的批判，基本是文艺思想的批判，旨在清除他们非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及其在左翼文艺中的广泛影响，大树特树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虽然与此前的延安文艺整风一脉相承，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扬等人似乎都没有一定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进行整肃的意思。其中的舒芜不过是《论主观》等文提出的理论和思想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自我检查”逐步得以解脱，是不必非要牵扯别人的，这正如胡风所说：“在整风运动中，主要的一条是说领导，并检查自己，除了同组的，是不要扯远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政，解放以后，是各个在领导下做工。谁和谁也不是穿连裆裤的……谁也负不起别人的担子。”[5]舒芜之所以越过了思想、理论和“自我检查”的界限，原不过是急于摆脱与胡风及其朋友们交往的困境，以“反戈一击”的手段争取将功赎过，甚至转不利为有利可图，这种对利害的处心积虑，就使他或多或少跨过了“良知”的底线。“良知”其实是要通过某种必要的牺牲来维护的，没有一点点牺牲精神，“良知”就会流失。至于胡风，虽然“揭发”于后，对舒芜带有报复性质，但以恶报恶，还以牙眼，说轻一点是狭隘和缺少必要的宽容，说重一点，是不是也在以此参与了邪恶呢？
胡风作为革命的自觉追求者，思想的革命化是他必须做的。在这方面他别无选择。他们与革命意识形态发生矛盾乃至冲突，并不是源于他的自觉，而是某些思想的不同造成的。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他自以为自己的思想与领袖的思想——那是货真价实的革命意识形态——并无矛盾，只是通过自己的话语传达了自己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真实理解（他不知道，正是这个“自己的”是他的罹难之源），与他矛盾和冲突的只是周扬、林默涵、何其芳这些人和他们的“伪革命思想”。在与周扬等人的冲突中，他据理力争，不屈不挠，有时以攻为守，有时以守为攻，仍处于不利地位，最后不得不孤注一掷，抛出了“三十万言书”，“告御状”，以求结束“虽欲竭诚而尽忠，又路险而靡缘”的尴尬处境和险恶命运。——对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给予充分理解和同情。若再着眼于他的文艺思想——可以说，那是中国左翼文艺思想中最有较多价值的部分，却受到了“思想一体化”革命大势的坚决压制，更是让人生出诸多悲情。但他毕竟不是自由知识分子——追求“革命”又固守“自我”；固守“自我”，“自我”又被革命吞噬，这就是他的宿命。这一宿命他直到死也不是很清楚。他对舒芜的“揭发”正是他在灵魂上被革命吞噬的结果。
回顾一下“前30年”，国人“自我”的普遍沦落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在这方面，始终处于“被改造”地位的知识分子可能尤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同义语，泯灭“自我”，把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独立”和“自由”彻底屏弃，无所保留地融入革命，是它“改造”的基本课题，也似乎对它提出了“自我”完全沦落的道德难题。然而，我们也不必把这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冲击看得过于严重。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讲究“道义重而轻王公”，可同时又讲究“识时务者为俊杰”。前者强调的是对一定道义原则忠贞不二的伦理精神，后者肯定的则是趋利避害的实利原则。“忠臣不事二主”是道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是利害，二者互相否定，却一同构建了中国的传统道德。一部《三国演义》讲的就是此亦是理，彼亦是理。仔细看一下中国历史，奉道义为最高精神又身体力行者固然史不绝书，然“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的实利原则却更实实在在地构建着中国文化。最普遍的情况就是在主观世界把“利”和“义”统一到一起，凡现实的都是道义的，凡道义的都是现实的，于是趋利避害，随波逐流也就心安理得。
上一世纪40年代的后期，“革命”就在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了这种“时务”和“道义”高度结合的绝对意义。革命“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大势所趋”是不用说了。与此同时，“纲常名教”的旧道德观念解体了，革命精神赋予了传统道德以全新的内涵，也迅速地构建着自己的全部文化。“文革”前，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流行一个词语，叫“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其实就是掌握着社会精神生产的权力者为一定历史概括的精神表征，既包含时代的基本特点，时代潮流所向，也有历史必然性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中国思想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把自己的论断牢牢地置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研究的基础上，因其有无可置疑的科学面貌，其论断也具有了强大的征服力和威慑力，对于刚刚接触近现代文明的中国人来说，就尤其如此。它在中国的落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它既是历史需要，也是历史必然。这样一个“时务”、“大势”经过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反复论述、宣传，加之思想的一体化，舆论的一律化，就构造了“人心所向”的形象，同时也就取得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意义。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的利害、理性的诉求和道德的精神三者获得了严整的统一。这三者就把一个知识人可能有的逃路全都堵住了。你可以不避利害，但你总要讲究理性和道德；如果利害与理性和道德相统一，你又该如何呢？想一想吧，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微不足道的小小个体，置身于如此浩荡的历史大潮和政治、道德的巨大威势下，还能怎么办？即使你不能成为一个弄潮儿，也要做一个“识时务者”而不沦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吧？这时，也许只有极少数如陈寅恪那样既有大影响大名望，又有深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者，才可能“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陈寅恪语）。这就是中国一代知识人所面临的“局势”。从这样一种“局势”着眼，我们可能无论对胡风及其朋友，还是舒芜，无论对参与“卧底”的冯亦代们，“举报”、“揭发”聂绀弩的“文友”们，还是在“胡适思想批判”中现身的学者、教授们，抑或陷入“全民大揭发”的知识分子芸芸众生们，有所悲悯和体谅，而不至于过分苛责吧。然而，也正是这种“自我”的孱弱和卑微，让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对自己在人格上表现出的扭曲没有多少痛苦、反思和憬悟，那段历史一过，皆大欢喜，除了对苦难的唯美化记忆，仿佛灵魂世界都是钢铸铁打，什么苦难也没有在它上面留下刻痕。
道德是脆弱的。它需要经过世世代代的精心哺育才能发育成为一种稳固的文化和文明，而要历史发生断裂，它可能顷刻崩塌。这时，维系着它的只有人性的力量。人的同情心，人的情感力量，人的良心、良知和良能。它虽然也不一定很坚挺，但总有那么一点基本的东西难以泯灭（冯亦代先生能在离开人世前超乎寻常地公开自己当年的“卧底”日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处于大灾大难中的人类，大半是依据它继续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回顾“前30年”，那些闪着人性和道德光辉的东西自然乏善可陈，然“后30年”我们确实也前进了不少。人性、人道、人权……这些带“人”的词语开始浮现出来，并取得了“合法性”就是一个明证。走了一圈儿又回到原来的起点，只说明了一个道理：“革命”把传统道德“革”了“命”，也建立了革命的“新道德”，但却无法改变基于人性形成的人类文明，哪怕它十分孱弱。如此，我们才能在发生“胡风事件”近半个世纪的今天来探讨其中超越于政治之外的道德意义。
[1]见该“三十万言书”第三部分“事实与举例”中“关于舒芜问题”。
[2]见《粤海风》2010年第三期。
[3]见方非《舒芜：被出卖的命运》。
[4]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情况”。
[5]绿原：《胡风和我》，《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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