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现在须为未来埋下发展的种子
2010年12月25日 21世纪经济报道一只身形庞大的大象很难藏身树后，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世界瞩目。
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GDP在世界上的排名逐年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今年更有望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但中国还远没有自大自满的资格。
成就的取得，来源于改革开放，既有制度变迁红利释放殆尽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动力和源泉何在。
真正实现经济转型依然是中长期内面临的重要任务，各类财产权利的再界定、出口与内需的再平衡，城乡统筹的再推进、市场准入的再放开，以及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基础性的作用等等，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决心。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来，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的收获期，要在未来有更大的收获，需要埋下改革的种子。
出口导向的成就与代价
《21世纪》：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000年时中国GDP排名全球第六，今年我国GDP上升至全球第二，您如何看待这十年的发展？
周其仁：总的说来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表现很好，老百姓生活、经济结构、国家力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饮水思源，这和中国确立并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是分不开的。当然，任何成就，都不可能没有代价。回顾的时候，两方面都要看到。
加入WTO是一个重大事件，代表中国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对外开放带动内部的改革，整个国民经济受到结构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其中最基本的，是巨量人力资源从原先收益很低的部门转向收益较高的部门。这种结构生产力的释放真的是革命性的。
中国凭什么加入全球化？
我看到的就是凭三条。第一是原来很穷、就是人民的收入低，一旦开放就是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成本非常低；第二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原来经济体系的组织成本和体制成本，解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干劲；第三就是学习曲线在开放中显著上升，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三大变量形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舞台上的综合成本优势。
我讲过几次，中国与发达国家原本是差距甚大的两个海平面，一旦打通，相互贸易、互相投资、信息与知识流动，就释放出各自的巨大的比较优势。
现在还记得，开始要加入WTO的时候，不少人认为中国门户洞开一定对自己不利，什么狼来了、虎来了，什么产业全面垮台，将有几千万人失业。结果是有来也有往，“中国制造”把很多发达国家的制造替代了。结论是中国为加入WTO要做调整，发达国家要做更大的调整。整体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增加了中国普通人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国家经济实力。这是这十年中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当然也不是任什么产品都由中国制造，让人家的工厂全关门。这不可能，也不应该。我们不买人家东西，人家拿什么买我们的产品？拿印制出来的美元来买，最后天下大乱。
《21世纪》：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上升，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优势还有多少？
周其仁：平均看，发达国家的人工还是中国平均工资的十倍。这说明还有极大的余地，继续发挥中国经济的综合成本优势。今天很多中小出口企业的毛利的确很薄，但不仅仅是因为人工成本升得急，也包括管理、物流等其他成本降得还远不够快。多年靠劳动力便宜，一俊遮百丑，一旦人工上扬，挑战就来了。
《21世纪》：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企业的必争之地，但是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多数还是以做出口为主，这是为什么？
周其仁：首先是全球市场非常大，否则哪里可容这么巨量的中国制造？这点很明显。比较不那么明显的，是出口生意利用的是现成的全球商业网络，或者说是包括软件在内的商业文明——常常样品寄过去，报价合理就可以签约、生产、发货。就是说，做生意的麻烦少一些，交易费用低一点。
在国内，把生产出的商品分送到千千万万顾客那里，这个网络比国际上还是有差距，交易费用很高，要么货到不付款、要么款到不付货，各方建立信任很不容易，要维系很多复杂的人事关系，还要昏天暗地喝酒。远大集团的张总讲，他们6个业务员做国际订单，120个业务员做国内订单，两边做的单子总量是一样的。这说明了什么？
现在舆论上讲内需不足，只看到了一种强制性储蓄，就是收入低，没保障、要省下钱来看病、上学、养老，所以老百姓不敢花钱。这个问题有，要解决。但还存在另外一种强制性储蓄，就是国内市场好商品、好服务的可得性很低，品质不可靠，或者品质好一点的价格离谱得贵。这也抑制内需。
《21世纪》：开拓国内市场的主体您觉得是否应该单纯由企业来做？
周其仁：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企业、商人、投资者的进取心和开辟商道的努力当然非常重要，政府的服务和公众参与也不可或缺。
一个诚信、少骗人的商业环境对整个国民福利非常重要，反过来就会刺激生产。
阿里巴巴有个很好的口号：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现在的要害，是让国内生意和国际生意一样地好做。
《21世纪》：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对国内经济平衡有什么影响？
周其仁：一般看法，谈贸易顺差就只往“国际影响”那个方向想，甚至仅仅争论对美国经济平衡的影响。可是既然叫国际贸易，其中一国又是中国，那包含着巨大顺差的对外关系，对中国自己也必定有重大的影响。
现象并不复杂：每年中国有大量的商品服务净出口，但是生产这些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这笔在国内市场没有商品与之对应的货币，数目越来越大，其影响不能小视。统计数据是这样的：中国商品与服务的净出口，1990年510亿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2.6%；1997年3550亿，占4.3%；2004年10223亿，占5.4%；2007年23381亿，占8.9%；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中国，但这一年中国的净出口还有24135亿，几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
“净出口”就是中国商品与服务的总出口额减去总进口。如果问，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在哪里生产的？答案是在中国国内。而且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也不是白白生产出来的，工人挣得了人工、老板挣得了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抽到了税、银行收取了利息。所有这些收入都是人民币，都有购买力，但是对应的商品服务却出口了。
这当然对国内市场有影响了。因为这部分货币收入，是“剩”在国内的“纯购买力”，在国内市场上没有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可以买。这么说吧，除非大家把这笔“余钱”存到枕头或炕洞里，或者像一位名家说过的那样，“一把火烧掉”，彻底退出流通，否则，国内市场里的货币与商品劳务之间，就永远不匹配。这解释了这些年来，为什么不是这里“热”，就是那里“热”。倘若政府干脆不管物价，听任没有商品对应的超额购买力全部冲向市场，物价总水平一年上冲8%，应该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物价上涨伤民之际，人言滔滔。政府不可能无为而治，总要以看得见之手干预调控。但是，超额货币购买力并没有消失，所以管来管去，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扬汤止沸，或按下葫芦浮起瓢，但出口导向、大把顺差创造出来的过量货币购买力，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货币是存量，发出去就不会死。最后如泛滥的江河之水，一直在寻找着新的决口。
这是过去十年成就要面对的一个代价，出路就是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什么关系呢？进来一块美元究竟付出多少人民币，就是由汇率定的。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进入中国的美元多，放进国内市场的人民币就可以少一点，对平衡国内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
改革须为未来埋下发展的种子
《21世纪》：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接近年均10%，对高速增长形成依赖，如果经济增长低于8%就有人着急，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承受经济放缓？
周其仁：经济增长速度高，不是坏事。问题是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代价太大的事情，好也要限制。更重要的一点，为什么GDP增速低于8%，上下就很紧张？一般的思路，就是增长下滑影响就业，这是很普遍的顾虑。
问题是，现在我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比过去的绝对量可大多了，为什么容纳、带动的就业绝对量反而没有过去那么多？
问题的根子还是发展方式。出口导向、制造导向、服务业上不来。再追下去就是城市化滞后，而工业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城市化率。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发现国民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几十年过去了，有变化，但基本类型似乎没有大变。
《21世纪》：最关键的障碍是什么呢？
周其仁：城市化是经济自由的结果。在行政管制过多、过密的环境里，不可能产生与经济发展需要相称的城市化。纵向看、横向看，都是这个结果。中国改革开放最本质的内容就是重新界定权利，以此增加人们的经济自由。过去农村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把人民公社那种管头又管脚的体制，逐步改成赋予农户对资源的使用权、经营权，以及转让权。权利清楚，自由增加，农产品的供应就有了根本改观。再把经济自由扩大到非农业领域，乡镇企业起来了，民营企业起来了，可以进城打工做生意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局面就活了。
顺着这条路径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土地转让权和流动权，包括转成非农业用地的转让权。其实这就是城市化的基础，因为土地资源向着更高利用价值的方向集聚，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在这方面的主导体制还是国家征地制，非由政府把农民的土地拿走，硬变成政府财产，再由政府拍卖出来，才有那么一个半半拉拉的二级市场。
不少人可是欣赏这一套。问题是，以行政权来配置土地和空间资源，服从的行政体制的等级规则。你是县级，我也是县级，行政平级，征地就平权。但是，国民经济里各种要素的集聚与集中的程度差别非常大。
你们去过义乌吧？那么发达，真正万商云集，但也只是个县级，多要土地也没有。别的县级呢？即便没有什么人气和集聚机会，但征地权和指标却大体是一样的，因为这些都按行政体系分配。结果我们也看到不少地方，占了很多农田，也修了八车道的路，但没有多少车；修大音乐厅，里面没音乐；修气派的大广场，可惜也没有多少人气。
《21世纪》：成都和重庆的城乡统筹改革试点和当初的预想一样吗？
周其仁：城乡统筹有积极意义。刚才讲到，在改革了统购统销体制以后，城乡关系里最实质的就是国家征地制度。可是我们看不到这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原因在于，行政权力伸入了火爆的土地市场，征地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市值”，从中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利益惯性。这是政府主导或行政权主导的城市化模式。改这套体系，可比当年改统购统销困难多了。
为什么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值得肯定？我们看到的是，那里从“三个集中”入手，就是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初始目标是更集约地利用土地资源，适应城市化的要求。
但成都越改越深入，发现不改革机制与手段，根本不能优化空间资源的配置，更不能做到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好处。从2008年之后，成都就系统提出了“还权赋能”，即把农民的土地权利特别是合法转让权，还给农民，并赋予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财产更全面的产权权能。至少城乡人民的财产权利要平等吧，同地同权。这就走出一条“确权是基础，流转是关键，配套是保障”的新路子。
《21世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国还存在巨大的潜在制度性红利有待释放？
周其仁：行政权主导的城市化，城市空间过度扩大，包括那些够行政级别但人气和资源集聚程度不够的地方，大量占农地。与此同时，在集聚和集中密度很高的地方，城市化却受制于土地和空间，被人为压制。
另外，不少农村地区，多少农民进城打工，但挣到了钱还是回去盖房，盖出来的房常年空着，外加无数空心村。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套准则，福利分配、占用无代价、让出无收益，结果就是大量农村建设用地占而不用。加到一起，城市和农村的建设用地两头过度扩张，一起挤压耕地，所以就需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出路是根本改革行政权主导的城市化，根本改革以福利分配为基调的农村建设用地占用模式。这场改革触及到了城乡财产权利的重新界定，触及现行体制的深层矛盾。要是改革推进，最后释放的是以市场机制配置城市化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巨大潜力，还派生诸多城乡协调发展的成果。
就是说，惟有实质的改革才能给未来埋下发展的种子。对地方的改革实践，不能总是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应该点条道出来：究竟什么是可行的？当年的包产到户改革，是底层搞起来的，难免有粗糙之处，打磨打磨，逐步上升为省市的甚至中央的政策，最后就走通了。
当年要开放，也是这个行业说开不得，那个行业也说开不得，反正谁都说不行，否则就天下大乱。龙永图讲过，WTO谈判最困难的谈判不是跟美国人谈，而是跟中国人谈。如果听任既得利益和观念支配，什么也不动，中国经济就不会有今天。
现在做什么可以给未来十年的持续发展奠基的？历史经验很清楚，如果每个时期不在关键的地方认真改革，就难以给以后的发展布下“眼”。
《21世纪》：你写过一篇文章探讨邓小平和科斯，放到中国来看，中国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能向市场化前进多远、怎么走？
周其仁：在实践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容易。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
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逐渐形成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
市场化就是把原来控制在政府手里的资源通过法律界定给民间，然后组织交易，政府当中间人，当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21世纪》：有些权力为什么很难下放？
周其仁：当然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改革，因为用行政权去干预是政府本身固有的习惯，任何动作都会带来问题。
保守疗法认为维持目前的结构不动，可以减少麻烦。但问题也都积攒在那了。其实出点问题，暴露矛盾，加快法治建设，有利于纠正游戏规则，是一种积极平衡的态度。
当然改革也会出问题，比如不少地方一讲集约利用土地，就强制农民上楼。这是老毛病，绝不允许在改革的旗号下复发。同时，我们也要仔细分清，是反对强拆，还是一概反对农民上楼？非强制的、以农民选择权为基础的上楼，可不可以呢？
我认为要分开两头讲，各地的农民上楼，凡强制的都是胡闹，根源就是行政权替代农民的财产权，还是过去那个国家超级公司过分集中权力模式的继续。要从确权出发，以确权为基础，根据经济的变动，来选择合适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流动方式，并像成都近年实践的那样，探索全面重建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全面推行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21世纪》：如何看待医改、教改等领域的改革成效？
周其仁：这几年改革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可能是被既得利益缠住了手脚，也许还有观念的束缚。不少领域的改革，像一句牢骚话说的，“只轰油门不挂档”，声音大、不下手。大家看这两天媒体报道南方科技大学，努力十年，为天下学子创一个新的教育机会，但就是拿不到招生指标，最后学校只能自招、教起来再说。要不是个人岁数太大，我真想也去报考一个，支持支持那位校长。教改与工业改革一样，要靠“校本位”，然后各试各的，在比赛中互相影响、积极探索。否则一大篓螃蟹，谁也爬不出来。
《21世纪》：所以还是政府之手伸的太长了，管的太多？
周其仁：是该缩的地方缩得太慢，阻碍太多。改革跟投资一样，现在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将来就没有果实可以收。经验很清楚，像下围棋一样，在框架上布下几个“眼”，过十年就有一大片。中国这十年收获的果实累累，是因为以前改革开放做下了一些发展的“眼”。
《21世纪》：如果经济增速放缓成为常态，要素成本上升，广义的通胀压力则会加剧增长的不确定性，企业如何面对挑战？
周其仁：只要大的环境对，不用过于担心哪个企业不行。
为什么对企业有信心，因为是民营企业，谁都可以进入，不行就出局，谁也打不了谁的保票。市场里企业经营失败，公司破产，但组成公司的生产要素不会“死”，无非是从这个公司里解放出来，进入其他公司，形成新的生产力。
要担心的是环境出大问题，出现系统性歪曲，误导企业家努力的方向。
《21世纪》：如何概括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
周其仁：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收获期。
《21世纪》：你觉得未来十年还能延续收获期吗？
周其仁：那就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经济是有不少红利，不过真正的红利还是改革红利、开放红利。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惟有进一步改革，在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上做实质投入，才能为未来的延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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