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路遥逝世十八周年祭
[i=s] 本帖最后由 showcraft 于 2010-12-30 18:49 编辑 [/i][table=98%][tr][td][align=center]陈行之：路遥逝世十八周年祭 [/align][/td][/tr][tr][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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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往往使人感到宿命。一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之时，周围的一些人首先感受到悲痛与惋惜，甚至感到世界出现某种残缺。但是，用不了多久，时间就会像一个从不诉诸感情的人一样，用冰凉的手无声地抹去这一切。悲痛与惋惜被稀释，世界仍像往日一样在喧嚣……我们每一个人之于人、之于自己均是如此，概莫能外。这就不能不使人形而上地想到某种使我们感到宿命的东西。然而，在这里我要说到一个例外。
18年前的11月17日早晨，42岁的路遥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古城西安涌起了悲痛的哀思，这种哀思甚至波及到了西安以外的北京、上海……当时的报刊在报道路遥的死讯时，都用上了最能表示惊愕与哀恸的词句。之后，时间像潮水一样漫过人们的心灵海滩，我曾经害怕人们再记不起路遥，再记不起这个用生命点燃精神之火的人。然而，我错了。
我作为路遥的同学、朋友以及他许多作品的责任编辑，曾经接到很多读者来信，从这些来信中，我深切地了解到路遥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据的不可动摇的位置，了解到那个已经远去的人在精神上对于人们的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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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到延安大学读书的时候，听说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这个人著名因为两个原因：其一，在众多的中文系学生中，他是唯一把文学作品变为铅字的人；其二，这个人曾经是延安地区延川县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还当过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在当时引起的震撼，已经不亚于突然听到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个全国知名的作家，并且这位作家还当过某省副省长！这自然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好奇。
这个人就是路遥。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怎样交往起来的了，但是，这个著名人物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和大多数陕北同学比起来，路遥没有什么显见的特征，他穿着一般，谈吐一般，而且，你不感觉他身后拖曳着那些使他著名的经历。但是，你又不能说他是一个与常人没有区别的平庸之辈，你只要注意他的眼睛就行了。
这个人身材不高的年轻人长着一双不大的眼睛，看人的时候略微眯缝着，发出一种探询——或者也可以说是挑剔——的光亮。如果你内心虚弱会受不了这种注视，觉得他在嘲笑和排斥你。如果你内心坦白，你会感觉眼前这个人绝不能够容忍虚假和客套，你和他的交往必须真诚，心灵必须能够直接对话。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路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交往了18个年头。
在这18年里，我从他身上发现了许多让我感到惊讶的东西。我常常凝视着他，心想：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成为了这样一个人？
3
1949年12月2日，路遥出生在陕西榆林地区清涧县的一个偏远山村里。家里异常贫穷，不到7岁的路遥被过继给远在几百里之外的伯父。伯父家里同样赤贫如洗，但是他还稍有余力供养路遥上学。我们可以从路遥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看到他当时的生活窘境，看到他在那种可怕的窘境中从不打折扣的高远志向，以及少年路遥独特的心理历程。
1966年，路遥以那个时代纵容的方式演出了一场青春时代的理想主义戏剧。日后，他为这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他自己选择的戏剧付出了沉重代价。正是这种经历和为这种经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使得这个从偏僻山村走来的青年人得以用与父辈不同的方式，或者说用比同时代其他人更深刻的方式看社会和人生。我们说路遥比他的同龄人早熟，是因为他比所有人都更直接进入了生活。
这个以社会角色出现在生活中的人，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进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并且担任副主任职务。这是1968年。
一个19岁的农村青年竟然能够进入县级权力机构占据显赫位置，这件事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有意味的：一、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提供给人的不多见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出现，既不说明社会公正，也不说明秩序，恰恰相反，它说明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常态的健康运转的社会，人们得到的这种机会只能是转瞬即逝的；二、这一切对于当事人路遥来说，却是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他第一次不是以自然人，而是一个社会人的角度，获得了审视社会和内心世界的视角。
这是非常重要的理性的审视。理性，不仅仅帮助他观察了生活，使得他知道那些逝去的岁月的价值，同时也照亮了他的人生之旅，他找到了方向，找到了未来人生的期求。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认识的那个路遥，如果说他身上有什么独到的东西的话，那么这种独到的东西也是从他的经历以及这种经历产生的精神生活中形成的。
这都是以后路遥要在他的作品中讲述给我们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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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路遥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在此期间，路遥拼命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储藏。1976年8月，路遥先于我毕业，经学校推荐和陕西省作家协会几位老作家争取，他非常幸运地到《延河》做编辑工作。路遥获得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据此，路遥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文学远征。
一年以后，我被分配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筹办《延安文学》。路遥热烈支持我筹办刊物，在争取刊物公开发行问题上，他曾经给以决定性的支持。每次到西安，我都去看他，我知道这个非常有心计的人正在做的事情。与此同时，在路遥的鼓励下，我也加紧了小说创作的努力。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就是路遥担任责任编辑发表的。
1980年，路遥引人注目地在权威文学杂志《当代》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并且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获奖给路遥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但是他并没有陶醉其中。
他背上简单的行囊，一头扎进了延安地区南部一个偏远小县，像饥饿的人扑到食物上那样扑到稿纸上。不到32岁的路遥以顽强的毅力，用21个昼夜创作完成了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背着沉甸甸的稿件来到延安。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聚在我的窑洞里聊天时的情景。我们对当前的文学思潮进行品评和分析，自然要说到路遥这部刚刚完成的作品。由于长时间劳作显得异常疲惫的路遥，掩饰不住做成一件大事的兴奋之情，对我说：“要么，巨大的成功；要么，彻底失败。”正如我们看到的，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把稿件寄给了当时很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收获》如获至宝，马上安排版面，在第三期显著位置发表了《人生》。
创作者和发表者的勇气都是令人钦佩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生》反映的人生和社会主题，还不是没有风险的。《人生》第一次把当时条件下青年人的发展问题尖锐地摆到了人们面前，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反映了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对社会丑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普通人表现出来的道德力量给予由衷的赞美。《人生》用纯熟的现实主义方式艺术地表现了路遥对生活的见解，从高加林身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路遥性格一切方面的特点。这是一个在社会生活潮流中顽强寻找自己位置的路遥，一个不断同命运抗争的路遥，一个在灵魂深处不断进行搏斗的路遥。《人生》对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和对人物思想性格的塑造之所以比同时期其他作品更为深刻和生动，说明路遥的小说艺术在经历了前期小说创作实践之后，表现功力显著提高，具有一种超凡的品格，同时也说明，只有在这部作品中，路遥才真正向我们讲述了他长久以来一直想对我们讲述的东西。有了这两点，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有了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路遥，一个能够在灵魂上引导我们的人。
1983年，《人生》获得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后来，路遥又接连写作了发表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中篇小说，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上继续挖掘当代青年在城乡环境两极抉择中的心理历程。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到路遥自己也非常珍爱的优秀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我始终认为，《在困难的日子里》展现的深厚的文学功底，可以使它当之无愧站在中国当代最优秀中篇小说的位置上。今天我们再来看《在困难的日子里》，我们会为这部二十多年前面世的作品表现出的崇高的艺术气质、成熟的思想情感力量和理想主义光辉感到惊异。现在出现在我们视野之内的所谓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成熟和真正打动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读一读《在困难的日子里》，我们至少会在心理上得到这样的慰籍：我们的文学也曾经不这样低俗和平庸。
路遥多次和我谈到，《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直接融进了他的生活体验。我们现在读这两部作品，已经不仅仅是对艺术品的玩味和欣赏，我们与此同时也在读一颗心，在和这颗心对话……而这一切，正是已经故去的路遥真正要讲述给我们听的东西。
5
1982年，35岁的路遥开始构思和写作《平凡的世界》。
这是一部被路遥作为礼物献给他“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的书。他为这本取名为《走向大世界》的长篇巨著设定了基本框架：“三部，六卷，一百万宇。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力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他为三部书分别取名为《黄土》、《黑金》和《大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凡的世界》，正是这部作品。在“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这样一个命题上，出色地体现了路遥的意图；我们还发现，如果把《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分别冠以《黄土》、《黑金》、《大世界》的篇名，是极为贴切的。这说明，无论创作过程多么艰辛，这个艰辛的过程多么漫长，路遥的文学信念，他对这部“规模很大的书”的内在要求，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
1984年初，我调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和路遥见面和深谈的机会多了起来。这位被许许多多年轻人追逐的著名作家总是在躲避人，他害怕那种热热闹闹的广场式的生活，即使我们一起出去散心，也总是寻找远离市区不为人所知的安静地方。他像培植一个生命那样，为他未来的这部作品输送着血脉和灵魂。这时候，你怎么忍心去打搅他呢？
1985年秋天，路遥来到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在一个基本上与世隔绝的地方，开始了他这一次文学远征。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以后，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读书界，反响不像《人生》那样热烈，究其原因，一是作品仅仅是全书的三分之一，情节还没有充分展开，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文学风潮把人的注意力引到非现实主义的作品之中，忽略了这样一部现实主义杰作的份量。路遥不为所动，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心沿着既定的路线往前走，又相继写作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整整六年，作家路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锻铸了《平凡的世界》。
创造的过程艰苦卓绝，正如路遥所说，写完第二部的时候，他几乎完全倒下了。1988年5月25日，体力日见衰竭的路遥为《平凡的世界》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读者像当年喜爱上《人生》一样喜爱上了这部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的巨著。《平凡的世界》是为数不多具备了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之一。它以宏大的文化视野，以中国新时期以来十年间重大历史背景为契机，通过对黄土高原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生存境况的真实描绘，艺术地概括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形态。
1991年，在4年一度的全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奖中，《平凡的世界》在从1985年到1988年间发表的700多部长篇小说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以榜首位置赢得了这项被称之为“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奖项。
路遥代表获奖者发言：“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这句话既可以破译路遥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支撑点，又可以破译这位人民的优秀儿子本身。路遥引用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人民艺术家共有的品格。路遥以诚实的劳动创造出了应当属于他的辉煌。
6
1992年3月份，我非常小心地向路遥提出，为他编选和出版一套包括到目前为止全部作品的《路遥文集》。我担心他拒绝，是因为在此之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在主编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的时候，曾经开辟《陕西中青年作家研究》的专栏，去找路遥，希望他支持。他翻阅着我的计划方案，脸上似乎有一种责备的神情。他支持我开这个专栏，但是不主张把自己列入其中。他当时态度之坚决，让我感到很惊讶。
后来，我理解了他：在这个不断为自己设定更高人生目标的人看来，他的创作还没有到让人研究和总结的程度。他不能够沾沾自喜已经做出的事情。
但是这次，他不但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且表现得十分兴奋。他甚至对我说：“编辑和出版这套文集，是我前半生的重大事件。”我们一起在我的书房里商定了编选原则。他不让我沾手，他说这正好是一种休息，一定要亲手编选。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路遥抱着粘贴得整整齐齐的稿件来到我家。他最近一直闹肚子，身体很虚弱。看着他汗涔涔的前额，我由衷产生一种心酸的感觉。我把他扶到沙发上，责备他为什么不让我去取，他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我没对路遥说在选题申报过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难。首先，在当时，“文集”的概念还不像现在这样，还是阳春白雪，似乎只有老作家才能够使用；其次，《路遥文集》到底有多大的销量，还是一个问题。这是我的困难，自然要由我自己来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印数。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尽了所有办法，也没有达到所要求的印数。没有办法，我只好和路遥商量，请我们的母校延安大学帮忙。
我们决定到延安去，落实这件事情。不巧的是，我哥哥一家三口利用暑假正好到西安来旅游，路遥不让我离开，他决定一个人到延安去。我关心他的身体状况，他说没问题。即使在当时，我也不知道路遥已经患肝病多年，更不知道这个残酷的夏天折磨着他的正是这种最终夺去他生命的病症。我同意了。
1992年8月6日清晨，路遥孤身一人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火车，一到延安就病倒了，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和路遥最要好的弟弟天乐是《陕西日报》记者，当时在铜川，是他打电话给我，告知了我这个不好的消息。天乐当天就从铜川赶到西安，我们两人一道疾赴延安，去看望路遥。
我永远忘不了在狭窄病房里无助的路遥看着我们走进来时的那种目光。“我被拦腰斩断了。”他说。天乐拉住亲爱的哥哥的手，安慰他，鼓励他。我们甚至还陪路遥到外面晒了一会儿太阳。当时，无论路遥、天乐还是我，都没想到路遥这场疾病凶恶的结局。我们第二天就离开了延安。
在随后一个月里，医生使用了各种方法治疗路遥的肝病，却无法逆转，病情总是时好时坏，不见痊愈，进入9月，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必须把路遥转到条件好一些的医院去，但是，路遥不同意。
这个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有了隐约估计的人，想把自己留在这片与他亲密无间的土地上，他认定陕北是他最好的归宿，执意不愿离开。然而，一天天加重的病情，已经使得事情别无选择，在亲戚朋友和医生的坚持下，路遥无奈地同意转院到西安治疗。
1992年9月5日，是路遥离开延安的日子。这天早晨，闻讯赶来的亲朋好友和热爱着他的人来为他送行，早早就等在医院的门口。路遥已经虚弱得不能单独行走，可是他不想让人看到被病魔击倒了的路遥，硬是不让人搀扶。他刚刚迈出步子，身体就晃动起来。一些与路遥交往多年的朋友，看到他身上的活力荡然无存，不禁暗自流下了眼泪。所有在场的人都在为他企盼命运之神的垂青。路遥举着微微颤动的手，轻轻挥动着——这位陕北人民的好儿子已经意识到，他可能要永久地离开他热爱的这片热土了，永久地离开创造他生命并包容他一切不幸与苦难的故乡了。
当天下午18时30分，火车到达西安。19时30分，路遥入住西京医院。
我赶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形容枯槁。他伸出满是针眼的手拉住我的手，悲哀地说：“我知道不行了。”我不让他说，我说你不能这样想。然而，在这样智慧的人面前，我的话是多么苍白无力啊！
随后又是两个多月与死神的激烈抗争。1992年11月17日凌晨5时，路遥开始在病床上痛苦地抽搐和呻吟，弥漫在整个肉体的疼痛使他缩成一团。看护着他的弟弟束手无策，赶忙喊来医生。医生赶来时，路遥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这是肝病晚期的最终症状——消化道出血。虽经全力抢救，仍没有阻止死神的脚步——路遥的血压一路下滑，直至为零。弥留之际，这个志向高远的苦孩子嘴里呻吟着的最后话语是：“爸爸最好……妈妈……最亲……”
8时20分，路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仍不甘心，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他，想让他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但是，人的愿望，哪怕是百万、千万人的愿望，也无法阻止死神的脚步。
1992年11月17日9时35分，医院宣布：路遥走了。
这一天，离路遥生命的第43个年头还差16天。
凝视着路遥蜡黄的面容，那个被生命遗弃的瘦瘦的躯体，悲痛像某种形态的物质一样攫住了我，浑身僵硬，泪水无声地流淌。18年，18年来组成我生活极为重要部分的这个人就这样走了？就这样走了吗？
路遥走了。他走得很痛苦，就像乡间的孩子，不想去，又不得不去，他只好收拾起简单的行囊，眼睛离噙着泪水，一步一回头地离开那个说不上多么好却让他极为留恋的家，上路了。
从科学的意义上讲，一个生物体的死亡就是终了，是结束，关于这个生物体的一切描述只能是既往的，无法越过死亡这个门槛。但是，人把自己从生物体中开列了出来，不认为死亡是科学意义上的终了，是人的生命的结束。相反，人认为死亡不过是生命形式的一次转换，就像陕北人说的那样，死亡是上山——那个人离开家，上山走了。于是，我们据此就可以认为那个人还活着，还在做着事情，尽管我们对于他做的那些事情已经不可避免有了了解上的困难。
路遥去世已经整整18年了，和我们的交往时间一样长。18年来，我在和人们谈论路遥的时候，经常使用这样的语句：“路遥地下有知……”“路遥会为此感到欣慰……”我不认为他真的死了，他还活着，还在和我一起看眼前这个世界，还在和我一起赞扬和诅咒着某些东西……因为这个远行的人把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留给了我们，我们藉着《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和这位亡者做某种形式的交流。
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是永生的。
这个从中国北部最贫穷的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以他的精神，以他诚实的劳动，以他对脚下这块土地的无限热爱，在无中找到了有，在终结中找到了开始，在死亡中找到了永生。
路遥去世3个月以后，我担任责任编辑的《路遥文集》出版了，我把这套散发着油墨香的五卷本文集呈放到他的遗像前，对他说：“路遥，你看，这是你的文集……”
（2010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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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现在路遥作品在北方是否还受欢迎。记得94年在陕西小县城书店里看到一整排路遥，让人挺惊讶。 现在回头再读路遥的作品，尤其是《平凡的世界》，我觉得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就像再去吃窝窝头一样，尽管很绿色，但难以下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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