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昊轩：价格管制为什么行不通？
从古至今，自作聪明的政府一直试图通过价格管制来限制物价。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价格管制出现在罗马帝国，公元301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颁布了《最高价格法》，对上千种商品（特别是食品）设立了最高售价，同时规定了若干工种的最高工资标准。这项法令被刻在了石板上在帝国境内到处宣扬。法令对违背价格管制的人惩罚很严，规定凡是以高于最高限价出售商品的人，一律处以死刑。戴克里先价格管制力度之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这项严格的法令施行后却成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最高价格法》颁布后。市场上的卖主纷纷急急忙忙撤回商品，他们不愿按法令规定的限价销售商品，因为这会使他们亏本，同时也不愿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以高于限价的价格出售商品，那就只有不卖了。在限价令颁布之前，尽管物价高，但市场上至少有东西出售，在限价令颁布后，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了。雇工们对最高工资限价令的态度非常坚决：悄然失踪，或者消极怠工。在全国商人和雇工的抵制下，戴克里先无奈地撤销了《最高价格法》。因为这项法令被刻在了石板上，法令可以撤销，石板却能保存上千年，这使不懂经济规律蛮干的戴克里先沦为了后人嘲笑的经典题材。在价格管制上比戴克里先走的更远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1793年，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夺取了政权。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国民公会通过了“粮食最高限价法案”，这项法令对面包等粮食设定了最高限价。这项限价令施行后的结果和戴克里先的《最高价格法》相同，本来市场上起码还有货物供应，限价令颁布后卖主纷纷撤回货物，旨在增加食品供应的限价令反而使食品供应骤降。和一看情况不妙马上撤销限价令的戴克里先不同，罗伯斯庇尔坚决要将限价令进行到底，他把价格管制失败的责任推到了农民头上，将士兵派到农村去，强行从那些“囤积居奇”的农民手中没收谷物。政府变成了从农民手中抢夺粮食的抢劫犯，整个法国民怨沸腾，于是在次年的热月政变中，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便被送上了断头台。
价格管制使价格信号失灵，扭曲了资源配置，加剧了商品供不应求的局面。为解决高物价而施行的价格管制反而成了高物价的帮凶。物以稀为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件商品价格上升是因为求大于供，有的买家为了确保能买到商品愿意出比市价更高的价格。当物价上涨时，就对商品的生产者发出了短缺的信号，鼓励生产者增加产出来牟取利润。于是市场的供给增多，物价会逐渐回落。所以说只有高物价才能解决高物价的问题。同理，一件商品价格的下降是因为供大于求，有的卖家为了确保卖出商品愿意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当物价下跌时，就对商品的生产者发出了过剩的信号，使生产者为了避免亏损减少供给，这样市场上该商品的供给会减少，供大于求的情况会逐步缓解，价格会回升。市场就是这样依靠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防止过剩和短缺的，政府管制物价会造成价格信号的紊乱，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无法从价格中体现出来，这使市场无法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
政府制定的价格上限会造成短缺，下限则会造成过剩。假设对面包的供给和需求在现有的价格水平上达到平衡，政府却在此时设定了比现有价格更低的价格上限。市场上面包的供给将会减少，但是对面包的需求却会上升。结果供不应求，面包被抢购一空。尽管一部分幸运的买家能以比原来低的价格买到面包，但很多人将被迫买不到面包，只好饿肚子了。
从表面上看价格管制似乎使穷人受益，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价格管制害苦了穷人。冯梦龙的三言两拍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某县因为天灾粮食歉收，粮价飞涨，发生了饥荒。本来粮食紧缺的只是这个县而已，附近地区的粮价并没有上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价格高地。其他地方的粮食卖家为了牟利会将粮食运到发生粮荒的地方出售，客观上起到了增加粮食供给赈灾的作用。可是当地的县太爷却认为在发生饥馑的地区高价卖粮是不道德的行为，他下令禁止高价卖粮，于是其他地方的商人就没有动力运粮到发生饥荒的县出售，当地粮食短缺的状况依旧得不到改善，结果许多买不起粮食的穷人就活活饿死了。本来为了照顾穷人利益的粮食限价令反而害苦了穷人。
价格管制使市场分配资源的机制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其他的分配机制来代替市场机制。在施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排队。在前苏联等东欧国家，1949年到1978年的中国，以及现在的朝鲜古巴就是这种情况。政府禁止了市场经济，规定了绝大多数商品出售的价格，这些价格往往很低。市场上商品供不应求，商店只好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来销售商品，人们为了买到商品不得不排上很长时间的队，还不一定买得到。比如当猪肉的市场价是每斤10元时，如果政府把猪肉的价格定在每斤8元，这样猪肉必然供不应求，肉店前会排起很长的队，同时政府为了确保更多的人能买到猪肉，会规定每人或每个家庭最多能买猪肉的数量，典型的情况就是凭票供应猪肉。绝大多数人为了买到一点猪肉要排上很长时间的队，还很有可能买不到，只有少数幸运儿能以每斤8元的价格凭票买到猪肉。我想这种情况对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来说绝不陌生。就算那些少数能买到猪肉的幸运儿其实也是价格管制的受害者，因为时间也是有成本的，如果猪肉按市场供应的价格是10元一斤，而政府规定每人限以8元一斤的价格买一斤猪肉，一个买了一斤猪肉的人表面上省下了2元，但如果他必须花三个小时来排队，而他的时间每小时价值1元，那他真正花费的就是8元的肉钱加3元的时间成本，最终猪肉的价格变成了每斤11元，比市场价多出了1元。所以他也是价格管制的受害者。价格管制会造成短缺和排队现象，而排队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价格管制增加了整个社会的配置资源的成本，几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除了少数有特权能提前获得商品的官僚。
逃避价格管制的激励始终存在，方法也五花八门。当卖家不愿意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商品时，他们就会悄悄地降低商品的质量来抵消降价造成的损失。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曾对汉堡的价格进行限制，于是卖方减少了汉堡里面夹的肉和糖果的分量，同时使用劣等原料来弥补限价令带来的损失。纽约市租金管制是纽约市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开始实施的，目的在于确保穷人能租得起房，不让他们流离失所。这个方案方便了房客却苦了房东，根据兰德公司的统计，从1943年纽约市政府施行房租管制开始，政府规定房租每年最多上涨2%，而房东对出租房的维护成本平均每年却要上涨6%，于是苦不堪言的房东不约而同地减少了对出租房屋的维护，甚至把一套公寓分成几个部分来出租。纽约市施行的房租管制本意是帮助穷人租上房子，可这项政策产生了许多副作用，造成了可出租公寓的短缺，因为房租管制使一些原本愿意出租闲置住房的房东不再有动力将房屋出租。尽管美国政府对低租金住房施行了最大规模的资助计划，但是约可出租住房紧缺的状况仍然很严峻，有些人不得不花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寻求租房。于是一些急需住房的人便通过暗中给房东行贿来获得租房的机会，价格管制名存实亡。同时租到房子的幸运儿也不得不忍受糟糕的居住状况和年久失修的住房。租金管制加剧而不是改善了纽约市的住房短缺。
在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价格管制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动，往往出现在战争期间，但在奉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价格管制就无处不在了。计划经济国家完全取消了市场机制，把价格管制推行到了极致。在计划经济国家，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政府所决定。国家大部份资源由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的权力之手分配资源，而不是像在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主要由市场之手来分配资源。举例来说，如果政府认为应该优先生产钢铁，政府就会动员全国的集体和个人生产钢铁，但实际上人们最需要的商品不是钢铁，而是食品，但是只要政府不想生产食品，个人如果私自生产食品出售就会被政府以投机倒把罪抓起来判刑。在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尽快提高钢产量，于是动员全国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放下主业去大炼钢铁，结果粮食成熟了烂在地里却没有人去收割，因为劳动力都去炼钢了，为了完成政府设立的钢产量指标，许多公社甚至动员群众把家里的铁锅铁铲也拿来炼钢，结果因为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只炼出了一团黑乎乎的废铁，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整个国家经济秩序陷入到混乱中。在随后的1960到1962年间就发生了饿死三千多万中国人的三年大饥荒，官方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试想在三年饥荒期间，如果市场机制不被政府废除，个人享有经济自由，那当时市场上粮食的价格一定会飞涨，濒临饿死边缘的人愿意用任何东西来交换粮食，许多人为了保命和牟利就会加班加点地生产粮食，绝大多数粮食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生长周期只有几个月而已，很快就可以投入市场挽救那些处于饥饿边缘的人，这样饥荒持续的时间和造成的危害会大大减轻。同时如果当时中国政府不闭关锁国的话，也可以从国外进口粮食来挽救国民的生命，因为国际粮食市场始终存在，可是因为缺乏民主制度，政府官员只需要讨好最高统治者，不用管底层民众的死活。实际上三年饥荒时期中国的国库里并不是没有粮食，当时中国甚至在向外出口粮食，但就是不开仓赈灾。政府不积极接济饥民，同时又禁止饥民自力更生生产或到市场上购买粮食，最后导致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根据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的研究，饥荒最主要的原因并非是缺少粮食，而是粮食分配的途径被阻断了。在许多饥荒的实例中，食物的供应能力实际上并未显著减少。饥荒的形成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无法消费，这些人的粮食消费权利被废止了，就像三年饥荒时期的中国人一样。阿玛蒂亚森研究发现，只要分配权力的民主机制和分配资源的市场机制不被破坏，饥荒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在民主机制下的政府必须竭力满足民众的需求，在饥荒的苗头出现时，政府一定会竭力去赈灾，否则就会被愤怒的选民用选票赶下台。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年，而自印度1947年独立有了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后，便和其他奉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独裁和计划经济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主而又保持市场畅通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因为民主机制和市场机制会起到分配粮食的作用。
回顾施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社会主义总是和大饥荒如影随形。苏联自1917年成立到1991年解体，短短74年间就发生过1921，1932，1946三次饥荒。苏联这三次饥荒都和自然灾害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由农业强制集体化造成的，政府禁止了粮食市场交易，用低价强制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中国的三年大饥荒相同，1932年苏联在大饥荒期间也在向外出口粮食，当时连有欧洲粮仓美誉的乌克兰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饥荒。可见中国和苏联曾发生的饥荒并不是因为缺粮，而是因为分配粮食的市场机制被缺乏民主监督的政府破坏造成的。
价格管制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市场分配资源的功能，而将价格管制推行到极致的计划经济更会带来灾难。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在计划经济国家中，政府必须决定整个国家资源的分配。但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永远都得不到足够的资讯，这使政府无法正确地计算万分复杂的经济体系，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只要看看曾经的苏联中国，现在的朝鲜古巴伊朗，我们就会明白全面价格管制，也就是计划经济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了。历史无数次地证明过，政府不可能比市场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
虽然现在中国政府自称奉行的是市场经济体系，但计划经济的残留依然很重，政府还是喜欢自作聪明地对经济进行干预，并美其名曰“宏观调控”。近期政府频频祭出的限价令就是明证。一方面政府滥发货币，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M2从2001年的15.8万亿增加到了2010年9月的69.64万亿元，10年增长了4.5倍，平均每年增长15%以上，远超中国的GDP增速。现在中国的M2是GDP的1.8倍，而美国只有0.6倍，日本、韩国不过是1倍左右。超发货币在市场上乱窜造成了全面通胀。一方面政府掩耳盗铃，不承认货币超发造成通货膨胀的事实，试图用价格管制来降低物价。从公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到二十世纪的计划经济国家，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价格管制只会扰乱经济秩序，恶化商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全面的价格管制则会造成经济体系崩溃。中国政府应该直面现实，堵住超发货币的口子，管住自己开印钞机的冲动，这样物价飞涨的局面自然会得到缓解，而用价格管制来控制物价只会扰乱经济秩序越帮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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