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远 纠结的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陈宁远关于对2010年的总结和对2011年的预测，在进入新年后开始低调，或者该说的都说了。
A中国模式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
答案显然是不确定的。因为中国目前尚未改变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没有在如何构造一个好的、易居的、有普世精神的地球上有所贡献。要么总结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发展迅速，是因为中国有低人权的成本优势。这样的论调，常常既有前瞻性——认为虚头八脑的中国模式不可持续；又有历史纵横，和前苏联比较，和拉美的某个时代、和南非种族时代比较，认为历史可能惊人相似，中国目前的好坏可争论，缺点近乎那些国度到顶之后，走下坡路的时候。还有切合实际的角度，比如总结为龙象之说的中国和印度之比较，后者常常被认为暂时落后中国，但迟早要超越中国的。
归根结底一句话，来源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有普世精神照耀的全球化进展，中国不仅对人文的自由、民主没有贡献，也无重大创造推动全球科技的进步。翻开历史书，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辩驳的事实。
虽然有人（张五常）说目前中国肯定做对了什么，否则经济无法在新世纪短短10年时间，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假如这是低人权成本造成的结果，就不那么令人欣喜。可是你要是试问一下，全球低人权的国家是否只有中国一个？那估计会看别人的不屑的脸色。
或者你也比较一下，比如说假如中国不是从某种低人权的角度出发进行自己的经济运行，而按照某种高人权的角度（与低人权相比，就应该有一个正常的人权成本或者高级一点人权成本）出发——我们也回顾历史的发展，这可能吗？这是1949年以后可能，还是1840年后可能，还更远一点1500年可能呢？或者干脆浪漫地想象一下，中国不到高人权的时候，就别发展经济算了。
虽然没有比较的分析，估计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但有所比较的分析，就一定令人信服吗？答案未必是肯定的，因为黑的和白的也无法比较出相似的地方。有无中国模式？也许都不是在比较中得出的，而就是简单地对中国现实的描述。至于从这个现实出发的中国，其未来将何处去？恐怕不是简单地说一句普世的话语，就能找到指路明灯的。若是用比较方式得出中国应该如此，或者应该如彼，那么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据说种族绵延最有历史性的一个国度，拿谁来做比较？谁是中国的引路人呢？现实的中国好像还没有彻底的言论自由，但各种充当引路人的主义却大肆流行，它们相互对立的时候，比之健康小报上报到吃肥肉好，还是吃肥肉坏还要多。
答案很多，多到我们想不到，可事实上也许根本没有答案。中国的现实在快速的变化之中，用一个看似矛盾，却基本稳定的结构回答了这一切很多的答案——这个现实的上本身基本上跳出争议、探索、吵闹、不屑，乃至要死要活的非此即彼，虽然并非无动于衷、毫无反应，也无法无动于衷和毫无反应。
当下的中国国家结构，其实有两层共存的模式，虽然是执政的一元化，但是多元的主义和利益在相互碰撞，这意味一切皆有可能，但更有可能意味着一切皆不可能，是谁都说了不算的。尽管这难以有什么未来如何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双重结构里，没有人会是最后的主角，更不要说他的主义及其利益一定是最好的和最优的，也许连次好、次优的结局都在纠结之中。
B永恒的房价
不说房子，似乎不足以谈今日之中国，不足以对中国预期做判断。
可以简单地下一个结论，中国房价背后的经济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政治问题，甚至是以房地产行业为线索，还基本描述出中国的政治图谱。用坊间流行的微博体语言来说，就是房价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
这是一句很黑色幽默的话，基本总结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困境，是继续市场化？把价格问题交给市场管理；还是市场化过程的问题，市场不是全能的，要伸出政府之手管理价格问题。
若是市场化的价格，其实房价的问题就是总经理说了算，而不是总理说了算的。因为总经理是投资的主体，他说了算的房价是对市场的反应。一个总经理对自己投资开放的房子无权定夺，哪里还有什么市场经济？
但高房价已经成为中国的焦点，焦点之中认为这样的高房价高度干扰到了民生，因为大部分老百姓买不起房。这隐含着一个背后的逻辑，虽然不一定很普世精神想到低人权，但仿佛是秉承《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传统，一谈到老百姓买不起房，天下寒士无屋可住，那就是中国政治最不清明的地方。
但这个逻辑其实忘记了，房价高企影响到购房能力，和有无房子住是两回事情。更为吊诡的是，假如从房价高而关系到民生、关系到弱势群体的角度说，中国农民在原居住地却从来没有吵闹过没有房子住、房价高，而只以各种抗拒拆迁的方式坚守自己的土地。
凡此种种现实冲突，难道真的因为中国的房价高吗？或者我们在冒天下之大不韪问一下：中国房价真的高吗？假如这一问会成为全民公敌，而不想这么螳臂当车，就换一个方式，问一下房价为什么就高了呢？这估计不会被骂，因为房价只是一个事实，高还是低，是比较后的结果，而不是事实自证的结果。
价格的高低，通常可以接受的是与历史数据的比较。但中国地产的商业价格记录时间太短，因为中国地产从计划经济到商业性的改革本来就短。在这个历史周期的前半段，我们几乎无法把当时的房价看成市场价格，无法完整分析其商业波动周期。因此和历史房价相比来说高说低，就像白菜和萝卜的比较，而不是同一性质的房价历史数据的比较。
中国的地产市场形成目前的房价被说成很高、很高的状态，花了差不多23年的历史，这期间充满渐进似的的变革。
1987年两个中型城市烟台和蚌埠试点：“房子也是一种商品”开始，到1998年停止实物分房、1999年停止福利分房、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全面推向市场为止。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市场化的标志，应该是2002年以后——即当年7月1日，国土资源部制定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
而之前房地产行业中最重要的成本：土地，是没有市场竞价机制的（现在当然也很不彻底，或者说就不是）。可以说商业房价的历史数据比较，从2002年后才开始有些大概的意义。但这8年，中国地产是一个不断上涨的牛市周期，我们只看到房价的上涨及其后果，没有看到过房价下跌及其后果。因此历史地比较现在房价是否合理？得不出什么全面的结论。因为我们无法肯定房价下跌8年，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是好是坏？利益是谁得了去。虽然我们仿佛知道房价上涨了8年，中国已经离不开地产行业了，但这种离不开却又造成了房价似乎太高，太不合理。
但什么是合理的房价呢？通常国际上衡量地产价格有两个量化的指标，一是所谓价租比，一是所谓收入和房价的比。而这两项指标，早2007年前中国就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了，所谓房价太高，大约是这样比较的结果。换言之，就是楼市降低到2007年前的水平，房价也未必合理。
尤其让人费解的是，已经太高的房价还在涨，于是房价疯狂的判断应运而生。但判断房价疯狂的人自以为很理性，他们说价格远远脱离了楼市应有的价值，有泡沫，需要刺破。那些自命能够发现价格里面价值的人，心理有了价值的前提，却视而不见了价格波动之中人类的无能。他们要求政府为房子的价值调控房价，最典型的办法无非是计划一下，在核定成本的基础上，再给一定的“合理”利润，然后这就是价值理念下的合理价格。
但成本核定和合理利润是否能有合理价格暂且不说，就说这样的设想，把本来是市场交易的结果：价格，变成政府的权利：价格管制，我们能有什么指望？指望政府有能力管好价格吗？答案常常是否定的。因为它要么造成短缺，市场无可交易的商品——中国改革前的计划经济阶段；要么造成黑市和走私流行，这在中国早期开放、价格双轨制时最为典型。
而管不好价格的政府，使用管制价格的权利，其利益分配的好处是谁得去了呢？真是“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吗？那可不一定。比如限价的经济适用房，是典型的价格管制，但经济适用房都是谁在住呢？答曰：公务员，可见价格管制恶劣后果之一斑。
对照这个后果，骂骂房价高，也就算了；欢呼价格管制，还是悠着点吧！ 想着这有好结果，更像是春秋大梦！——因为无论控制住了房价，造成房价飞速下跌，其利益是谁的？只有天知道。
对这样的纠结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呢？答案是消极的，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好办法。
中国的政治、经济也许并不完全纠缠在地产行业之中，但中国的很多大问题都像地产行业这样，无法离开又饱受争议、充满冲突。就如同地产市场不好的时候，天下会着急，尤其是地方政府特别着急；而地产大好的时候，天下更急。也许地产市场的事情还好解释这种错综复杂，因为地产市场太年轻，而我们想在这个市场上索取得又太多和太不相同了。但无论如何它就是经济的一个部门，一个行业而已，就是出现泡沫破灭、彻底的萧条，人也不会死，天也不会塌。
也许对2011年来说，中国政治、经济最为现实的结果，依然是“太阳照常升起”和“一切皆有可能”的共存，而这样的共存基础是唱滥的“维稳”。可能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不急是假的，急了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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