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中国模式”不是请客吃饭
近来《联合早报》读者与作家们对“中国模式”的探讨甚嚣尘上，其中并有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有所衔接；同时，在海外的讨论中，包括英语世界的理解中，亦对此一衔接产生某种刻板印象。为什么欧美学者更容易感受两者的关联，而中国模式论者往往不觉得有关连？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关联与区别
从时间，内容与意图加以比较，两者确实颇有区隔。北京共识是可以直接观察比较的政策选择，充满技术性与实践性，属于以利益为导向的生产与分配问题。中国模式则是深层的、抽象的、目的性的、情感的，故而影响到意义的构成。前者是肉体的，后者是精神的。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来，主要指涉及的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路径。若暂时借用粗浅的二分法来划分的话，可以说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震荡疗法，而北京共识则是渐进改革。前者反映国际金融货币组织的信仰，后者是在中国通过检验的实践产物。
在改革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上，北京共识并没有提出要与华盛顿共识有所区隔。虽然逻辑上是可以有此区隔，但是又不必非有不可，因为两者关切的焦点不触及本体论，而在于方法论。其中重要的政策含意之一，是在检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对改革的介入方案是否稳妥。
如果北京共识可行，为何可行？这才涉及到解释。一旦解释起来，就要辩论，而中国的环境有无特殊性就成为关键所在。没有特殊性的话，则北京共识充其量是一个改革的技术问题。有特殊性的话，这样的特殊性是制度上的、思想上的，文化上的呢？如何回答关于特殊性的问题，就涉及中国模式。
所谓制度上的差异是在问，一党专政模式是否因其提供政治稳定，而更有助于推动国有产权的改革？所谓思想上差异是在问，是否社会主义提供了从集体利益出发的宏观调控，而有利于改革进程的开展？所谓文化上差异是在问，是否儒家文化培养了适当的心理素质，而有利于改革者迎接挑战？
简言之，中国模式的讨论不可避免要涉及到认识论与本体论。亦即，是否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欧美不同，因而改革的路径自然会有所不同？或甚至中国人的存在本身就与欧美迥异，因而透过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根本是与欧美经历的历史途径不相为谋？
北京共识的关切倾向于与政策方案有关，然而支持同样方案的人，往往拥有完全不同的动机，这是为什么对北京共识有兴趣的人，未必在思想上属于同一阵营，而反对北京共识的人，也可能各怀暗胎，因而未必存在相互合作的可能。
赞扬北京共识的人也许是对于华盛顿共识的过于粗暴有所批判，也许是认为北京共识是一个迈向民主自由的历史终点更有效的方式。当然，对北京共识表达支持，也大可以是出自于抗拒任何来自欧美对非欧美社会的干预。故对北京共识有好感的，可以是出自欧美的自我反省，也可以是出在抗拒欧美的情感。
中国模式与欧美的抗衡
相对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则影射中国与欧美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不是谁的方法比较好的问题，而是大家所提出的方法根本不该加以相互比较。中国模式的讨论因而比北京共识更为抽象，更为哲理，更属于知识界的辩论，而非实务界或政策界所关怀，或即使有所关怀，也往往理解不同。
北京共识的背景，从国际而言，是在“苏东波”余波荡漾的完全终结之后，面对失败国家的干预正在形成欧美强权之间的规范；从中国国内而言，是第四代领导人顺利接班，彻底结束争论姓社姓资的摇摆，确定加入世界体系，中国成为生产、输出与购买的巨大力量，超越俄国与欧洲。
而中国模式的提出是在稍后，背景是中国崛起已经举世公认，美中共治成为话题，因而世人对于中国是否要争霸，争霸是否要推广一套不同于欧美的发展模式，感到好奇，也感到焦虑。对中国知识界来说，有没有这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模式，同样引发焦虑——有的话，是否要与欧美抗衡，向外输出？
在欧美关切的问题之中，一以贯穿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两者的，就是民主自由问题，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问题。假如北京共识可行，也就是渐进改革可行，那也就是一党专政可行。同理，假如中国模式可行，一党专政也可行，甚至一党专政更可行，欧美的多党民主制反而应该是被取代的。
进而衍生的，是中国模式进一步挑战到欧美的全球治理模式，及其对所谓失败国家遂行的干预。北京共识的文献中鲜少触及干预，而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出现中国拒绝干预，也就推翻了以欧美社会模式为基础所建立的，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这是为什么在主张中国模式的立场中，不少人就算力言反对中国模式可以推广，故其主要目的是着眼于抗拒欧美对中国事务的指指点点，结果也都仍然因为影射了欧美模式不可任意推广，而继续对欧美产生严重撞击。习近平在墨西哥一席“不折腾你”的谈话，脍炙人口，唯其动机逻辑上是守势，但效果上却被欧美舆论界当成中国愈来愈傲慢的典型。
中国模式的提出因而不只是关乎政策的有效性，甚至不只是涉及政权的生存问题，而还影响到中国存在方式与发展方向的根本认识。北京共识是否存在或好不好，可以在饭桌上聊，或开会讨论，但中国模式绝不只是请客吃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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