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官商陈久霖背后的国家主义逻辑
陈久霖，中国最著名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万人仰慕的老板。曾经炒作期货导致巨亏，几乎让财大气粗的中航油灰飞烟灭。若不是更加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体制，相比中海油公司早已不复存在了。更有意思的是，国有企业亏损，似乎不是一名企业家最大的缺点，几年之后，人们熟悉的陈久霖摇身一变，以“陈九霖”的名头去了另外一家中央企业，这一次的职位稍微小了一些：副总经理。凭心而论，这实在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故事。所谓中国体制，国有企业的经理们本来就属于官僚，生意做垮了，只要政治正确，异地为官，照样是好干部，好同志。不过，如果站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层面看，陈久霖的经历，却是官商结合在中国企业百年历史中留下的巨大阴影，本质意义上，这就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不成气候的最大原因。仍然是基本的分工命题，分工迟迟不能得到尊重，尤其是经过金融危机之后，今天的中国，政府有那么多外汇筹备，财政收入年年看涨，但是政府依然把官场和企业紧紧整合在一起，试图以央企为主导的企业阵营，打造大国崛起的气象。
在这种逻辑下，陈久霖因把中航油拉入炒作期货的巨亏漩涡而在新加坡服刑1035天，就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相反，某些人甚至认为他的行为带有国家主义的悲情，因此，几年之后，他再度复出，出任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正是这种底气，陈久霖本人也毫不惭愧地宣称，“只要得到支持，我有信心重新登上成功的殿堂，再创辉煌！”
如此制度背景下，简单的攻击陈久霖，并无意义。需要思考的是，陈久霖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以既定的局面看，政府有着太多的理由保护陈久霖。作为一名大型央企的主管，这个制度一直为他存留着一条隐秘的通道，这就是政企不分，可官可商，左右逢源，进退有据。事实上，陈久霖并没有充分利用好这条通道，他自己把官商结合的事业搞砸了，中航油和陈久霖由此成为一个失败的案例。相比之下，成功的案例让人羡慕，大名鼎鼎的铁道总公司、中海油集团、中铝集团就是成功的范本。铁道总公司和铁道部多年来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做的就是亦官亦商的大事业；中海油的老板忽然调到外省当书记去了，中铝集团的老板忽然就调到中南海当副秘书长去了。某种意义上，那些大型中央企业的老总们，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把企业做好，更高的目标是某一天高调进入真正的官场，商场和官场之间，有一个他们看得见的发财当官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式。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看到赵紫阳有两篇讲话连续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第一篇就是《论党政分开》，过了几天，又刊登了一篇叫《论政企分开》。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那时候我很小，看不懂，但是醒目的标题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今天我懂得这其中的意思了，可惜斯人不在。作为常识的政企分开制度，至今还未建立。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国有企业只能靠政企不分来发展，只能靠垄断来养活。私人企业只能靠巴结权力。
是的，这正是让人们悲伤的地方，那些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的确可以靠着政府的庇护来发展，但麻烦在于，他们具有示范效应，众多民营企业必然尾随而来。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政府越搞越大，市场越来越小”，已经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主要原因。这正是今天中国的经济现实！所有人都企图成为政府的食客，大学生削尖脑袋要当公务员，商人绞尽脑汁要和政府做生意，给官员送礼，送出去的就是英雄，实在不能送给官员本人的，就送给官员的亲戚，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太有趣了。你会发现，若想在中国生活得好一点，就必须要绑上官员，你一定要进入他的食物链。就像一头鲸鱼，巨大的鲸鱼就是政府，鲸鱼在海里游泳，四周有很多的小鱼跟着它一块儿走，鲸鱼游得快，小鱼就游得快，为什么？它要吃鲸鱼四周那些漂浮在水里的微生物，以此来养活自己。所以今天中国的很多企业、很多人事实上都是游在政府这头大鲸鱼身边的小鱼、小虾，如果没有政府，这些企业，这些人会立刻死掉。
让我们看一看比陈久霖小得多的一些私人企业家的故事。
我所了解的湘酒鬼，多年以前在物色当家人的时候，湖南高层内部是存有争议的。据说一拨人非常不看好刘虹这个人，另一拨更有话语权的决策者则认为刘具有不可多得的现代企业管理禀赋，如此，刘虹得以走马上任，直到后来彻底把湘酒鬼这样一个大好品牌搞砸。湖南当地很多人均知道，刘虹发家乃是从改建长沙市雨花路开始，当年他能拿到这个项目，也是有大背景支撑。后来刘虹出事，湘酒鬼奄奄一息，有人说，很多人看这个笑话等了多年。
北青传媒的故事比湘酒鬼看上去要优美，无论如何，钮明与郑谊军等人不至于象刘虹一样，象在私人的工资卡里取钱一样，直接把资金划走，他们得象模象样的在制度之外，注册一家私人公司，然后通过各种聪明的技术，玩某种关联的游戏。即使是出事以后，北青传媒的动静也比湘酒鬼符合常理，“北青传媒当天停牌，次日复牌后大跌近20％”，钮明与郑谊军也被反贪局带走，必要的清算还是需要的，不象湘酒鬼，对刘虹的处理仅仅是“严密控制”，4.2亿资金也不见一个处理意见，想来才大气粗的刘虹，是有通湖南之天的本领的，更加低等又荒谬的情节也许不能为外人道。
忽然扯出两家企业的错误，也很有意思，湘酒鬼的错误无疑是低级的、粗痞的；北青传媒的错误是自私的，阴暗的，非制度的，但这正是中国私人企业的具体生态。如果仅仅立足于东方传统道德范畴，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具有反讽效果的疑问：作为大股东，刘虹直接把资金划走有什么错？一方面，大股东有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许那些资金就是刘虹的资金，想来刘虹就是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钮明与郑谊军在北青传媒之外注册一家私人公司有什么错？毕竟他们只是北青传媒的职业经理人，而在私人公司里，他们则享受绝对的产权话语权。
即使不在传统的层面上思考，我们也发现其中存有歧义。想当年，创维的黄宏生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被香港指控，并迅速被香港人收监，但他却可以打着大陆政协委员的名义，堂皇地参加北京两会。其他的寓意不去追究，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黄只是在香港犯法，在大陆，他仍然是一个好公民。黄本人也正是这样思考的，所以他才可以带着罪责在两会上提出议案，要求大陆政府保护内地企业家在香港的权益。
这几乎成为一个思维定势，陈久霖昨天的被囚禁，今天的复出，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理所当然了。
不过，这样的思考已经呈现出某种荒谬色彩。构成荒谬的另一个参照系统，就是被称为普世原则的现代企业制度。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无论是湘酒鬼，北青传媒，还是黄宏生和陈久霖，他们的行为可能都对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某种异化，传统的东方道德法统和伦理观念可能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出现了天然的冲突，而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型，才是现代企业制度最醒目的敌人。
一个基本的追问需要在这里提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官僚文化制度的确构成了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破坏。由于长期以来社会总是习惯性的重视道德伦理，轻视法制和数字，也由于我们现行的社会制度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过程中，中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和现实环境的约束。在与诸多企业家交往的过程中，我一直坚持站在大经济大文化的氛围解释当下的企业问题。我的意思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天然存有鸿沟。比如大名鼎鼎的朱熹，他在江西担任地方官时，曾经发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公告。提到凡是人子不蓄财产，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表面看来，这不过是一位模范官僚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兄族长调解以保全风情之淳厚，但骨子里却暴露出传统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明代著名的海瑞关于民事案件的方针意味深长：“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朱熹和海瑞相去400余年，但都不考虑内在的公平，置经济性格和企业性格于不顾，全力保全的只是传统的社会道德。
其实我想说的是，陈久霖今日的高调复出，与其说是给他一个机会站起来，不如说是为了保全国家主义的颜面。当然，我反复强调，在某一个案例上进行个别的谴责，是没有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它在企业发展、管理的层面是互通的，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中国社会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和操作尚处在摸索阶段，我们所推进的全部工作，很多不过是传统遗传下来的非理性经济行为，或者是对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的局部性模仿。鉴于此，我们要看清现代企业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展开轨迹，认清现代企业制度绵延几个世纪，成为有人类以来最庞大的全球性组织，至今仍然欣欣向荣，完全是一种制度性胜利。在这样的高度，我们再来审视陈久霖事件，就可以看到，今天财大气粗的中国，距离现代企业制度到底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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