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0：西方知识界回顾
[table=98%][tr][td][align=center]刘擎：2010：西方知识界回顾 [/align][/td][/tr][tr][td][/td][/tr][tr][td]标签： [url=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keyWords=%CE%F7%B7%BD%D6%AA%CA%B6%BD%E7&searchfield=keywords][u][color=#0000ff]西方知识界[/color][/u][/url] [/td][/tr][tr][td]● [b]刘擎[/b] （[url=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author.php?id=264][u][color=#0000ff]进入专栏[/color][/u][/url]） [/td][/tr][tr][td]
维基泄密：喧哗中的辩论
在2010年，“维基泄密”（Wikileaks）犹如一匹彪悍的黑马闯入政治的敏感地带。这个年仅四岁的网站此前已初露锋芒，而从2010年4月开始，一系列更为“猖狂”的泄密举措，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心，曾经的“黑客”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一切几乎突如其来，匆忙的评论者使用各种标签来为之定性——民主、透明性、知情权或者无政府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式的超限战，却未必能完全把握维基泄密的涵义与后果。但可以肯定，只有短视的目光才会视其为一场“恶作剧”而低估它所蕴含的政治与文化力量，也只有迟钝的头脑才会被它的“反美面目”所迷惑而暗自庆幸。
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思想界，对维基泄密的反应是多样的，也并不完全符合惯常的政治分界线。大多数国家还在观望，而急于表态的政府可能失之草率。俄罗斯政府总统办公室在2010年12月发布一项声明，呼吁非政府组织考虑，提名阿桑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阿桑奇却对莫斯科一家报纸提出忠告：“请克里姆林宫最好能稳住自己，准备迎接维基泄密下一波针对俄国的揭露。”而美国和伊朗竟奇异地处在同一条批评阵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谴责，对美国外交电文的泄露“不仅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攻击，也是对国际共同体的攻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彼得·金（Peter King）主张将维基泄密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指责，维基泄密的行动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恶作剧，所公布的文件是“美国政府有计划准备和公布的”，为的是败坏伊朗政府的名誉，挑拨伊朗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
西方知识界的相关辩论已经开始，在自由派（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左翼斗士乔姆斯基不出所料地站在阿桑奇一边。在一次访谈中，乔姆斯基回顾了他在1971年帮助艾斯伯格（Dan Ellsberg）解密《五角大楼文件》的经历，指出此事件与维基泄密的共同性——“有些事情，美国人应当知晓，而政府不让他们知道。”他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阿桑奇是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勇敢而光荣。”反抗当权者的压制“应当成为珍视自由与民主的人们的首要关切”。著名电影人（《华氏911》的导演）摩尔（Michael Moore）在伦敦法院为保释阿桑奇捐资两万美元，并发表一项声明。他认为，若是在2002年就有维基泄密来曝光内幕，那么基于谎言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未必能开始，因为开战的条件是“谎言能被保密”。而正是因为“暴露和羞辱了那些想要掩盖真相的人”，维基泄密才会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但下一次战争也许就没那么容易发动了，因为局面翻转过来——“老大哥”正在受到我们的监视！开放性、透明性是公民仅有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对抗权势与腐败。摩尔承认，维基泄密可能会对外交谈判以及美国的利益造成意外的伤害，但他辩护说，这是一个用谎言将我们带入战争的政府所支付的代价。
聪明而博学的意大利作家艾柯（Umberto Eco）在法国《解放报》发表评论，以他擅长的迂回笔法指出，维基泄密所揭露的秘密实际上都在人们意料之中，因此泄密最终变成了一个“假冒的丑闻”（bogus scandal）。也就是说，只有你假装对主导着国家、公民与新闻界之间关系的那种伪善一无所知，才会被泄密所震惊，才会感到这是一桩丑闻。但是，公开泄密仍然是对这种伪善责任的一种破坏。美国外交的力量依靠那种煞有介事的秘密，如果秘密被发现是空洞的，那就等于剥夺了这种力量。无论这篇文章多么曲折，狡黠的艾柯与愤怒的摩尔同样看到关键的一点，一种翻转的奥威尔寓言：“老大哥”也正在被公民们监视！
英国自由左派网络杂志Spiked刊登一组文章对维基泄密提出批评。其中著名知识分子、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富瑞迪（Frank Furedi）的文章最为犀利。他在标题中就点明了自己的批判观点：“这不是新闻业，这是窥视癖。”富瑞迪认为，无论是一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人公布沙俄与外国势力的秘密通讯，还是1971年艾斯伯格向《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文件》，都显示了清晰的社会或政治目标。而维基泄密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致力于这种高贵的目标，它只是“为了羞辱和播种混乱”。表面上，它对公众知情权的主张肯认了民主精神，但在这一事件中，“‘知情权’这一观念实际上关涉的是对人们的想象所做的讽刺性操纵，那些支离破碎、易于消费的窥视癖式的流言蜚语，被重新铸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真相的重大部分”。富瑞迪批评某些高水准报纸对维基泄密的赞誉，认为这是“一种犬儒式的企图，将窥视癖变为一种美德”，透露出“当代公共生活的道德与文化规范”的危机。
美国知识界的重要刊物《新共和》在其网站上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大量评论，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196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领袖吉特林（Todd Gitlin）最为活跃。他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联署公开信上签名，抗议司法部依据《反间谍法》对阿桑奇展开调查和起诉的动议。但吉特林也对外交电文的泄密事件提出批评，指责其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认为，只要国家存在就会有外交，而有外交就会有机密。阿桑奇的方式“不是主张应该向国家施压去改进它做得很差的地方，而是主张国家就不应该存在”。吉特林的文章遭到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的反驳，彼此发生了多个回合的交锋。格林沃德是美国的宪法律师、政论作家以及著名网络杂志“沙龙”（Salon）的主要作者，也在公共讨论中成为维基泄密最强劲的辩护者之一。他特别反驳了那种最流行的批评：维基泄密不加区别地将海量机密信息“倾倒”在网络上，这只是追求暴露的轰动效应，而实际上对改变强权与腐败的政治无所作为。格林沃德引用事实指出，所谓“不加区别的泄密”完全是误传，维基泄密至今只是有选择地发布了所掌握的文件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且已经与欧美五大报刊（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明镜》、法国《世界报》和西班牙《国家报》）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专业人员介入了筛选和编辑的过程，包括为保护个人隐私而做的必要删节。就反抗密谋政治的目标而论，阿桑奇的确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并不具有制止战争的职责和能力。的确，维基泄密仅仅做了一部分而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但这能构成指责它的理由吗？
新技术时代正在展开其超出人们想象的可能性：一种非国家的、个人的组织能够形成以弱制强的政治与文化力量。这可以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攻击，也可以表现为民主性的力量。维基泄密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与改进之处，却代表了对权力和信息垄断的颠覆，对密谋政治的挑衅。这不只是对美国的威胁，它挑战的目标甚至不只是国家，而是针对一切有权势的机构（“美洲银行”已经成为下一个解密目标）。阿桑奇所诉求的那种没有秘密的权力，那种极端民主、完全开放、全然透明的政治，终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这种政治介入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地形图”。也许，在一个新技术与民主化的时代，强势者不得不严肃地对待来自公民的新生力量。
《经济学人》刊登中国特别报道
英国著名《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12月4日印刷版）以罕见的醒目方式，刊登一篇长达十四页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在12月2日的网络版上全文发布，引起广泛关注，《福布斯》等媒体网站迅速做出评论与回应。这篇报道的导引文章以“正在崛起之中国的危险”（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为题，作为“封面故事”推出。但整个报道无意宣扬“中国威胁论”，而是力图深度分析“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原题为“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伴随着暴力冲突与战争，中国是否真的会如其承诺的那样“和平崛起”？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导引文章举出例证来刻画中国形象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致力于让“焦虑的世界”安心，另一方面“通情达理的中国时而会让位于好斗的中国”。历史经验显示，一对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世界是否和平（有英国与美国这样的正面例子，也有英国与德国这样的反面例子），因此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对世界局势至关重要。虽然迄今为止情况还相当不错，因为中国全心投入经济发展，而美国的安全着眼于反恐战争。但两国之间仍然互相猜疑：“中国将美国视为一个终将会阻碍自己崛起的衰退中的强国；而美国则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重振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推动下将会伸张自己。”作者指出，对中美必将发生冲突的悲观主义看法或许不无理由，但“中国未必成为一个敌人”，因为许多证据表明，一个稳定的世界对两国都更为有利。而“最会让中国变成敌人的做法就是将它当作一个敌人来对待”。历史表明，“如果兴起中的强国相信它能不受阻碍地崛起，而当道的强国也相信它对世界的运作不会受到根本的威胁，那么超级大国就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关键在于增强大国之间的彼此信任。较之历史上的强国，中美两国具有一种后知之明的优势：“它们都见证了二十世纪灾难性的错误。而确保二十一世纪不再重蹈覆辙也将取决于它们。”
报道的主体分为六篇文章。首篇《卧薪尝胆》（Brushwood and gall）以著名的中国典故“越王勾践”开始，暗示着中国人的隐忍之心与雪耻情结，但作者随即援引哈佛大学科恩（Paul Cohen）教授对这一典故的新阐释：当今中国将勾践精神理解为“代表了自我改进与奉献，而不是复仇”。中国反复宣称其崛起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仍心有余悸，未来的前景包含着危险的不确定性。《第四个现代化》（The fourth modernisation）一文着眼于分析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困难，以及对中美军事力量对比的意义。《悬而未决》（In the balance）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日本与印度等亚洲国家所引起的复杂反应。《朋友，或其他》（Friends, or else）探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也希望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担忧自己的地位会受到中国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威胁。这种伙伴与对手的双重关系困扰着美国。但美国不可能以冷战时代遏制苏联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因为这会付出过高的代价，而结局会是两败俱伤。因此，“承受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外交前所未有的考验”。《更少韬光养晦》（Less biding and hiding）探讨了中国在维护其核心利益方面表现出的决绝倾向。但文章指出，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正困扰着中国的外交事务。如果一切妥协都被看作是软弱或投降，那么大国外交就很少有回旋余地，而过于强硬的立场又会使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使“和平崛起”的承诺遭到怀疑。
报道以《战略信心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一文收尾。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分享着许多重要目标（国际稳定，防止核扩散以及经济发展等），而和平共存最有利于实现这些共同目标。文章继而对消除两国间猜疑的方式提出十点建议，这包括：美国应自愿放弃在核攻击方面的优势，而维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军事优势；中美两国应当在军事准则方面加强对话合作；亚洲需要形成预防海洋争端升级的规则；美国必须更为一致地遵守自己信奉的国际规则；中国应该防止恶性民族主义的流布；中美都应当致力于运用多边外交；亚洲国家需要清理盘根错节的区域安全组织，也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付诸更多的努力。报道以首尾呼应的方式回到越王勾践的故事：赢得胜利后的勾践在得意忘形中沦为一个暴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崛起注定会造成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抗或冲突。作者再次强调，勾践的故事有多重阐释，“而未来，一如这个故事，是我们造就的”。
这篇报道由资深记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经过精心采访和大量引证撰写而成。在其“来源与致谢”中，给出了一份来自不同国家、持有各种立场与观点的二十六位学者专家的名单（其中有四位海内外华人）。报道有大量的实例分析与名家观点相呼应，鲜有简单武断的判断而多见平衡审慎的分析。显然，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已经越来越重要，任何简单化的褒贬都无济于事。这篇报道是为深入洞悉中国问题的多重维度和复杂性而做出的一次有益尝试。
道德与理性：跨学科的对话
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基金会以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其“大问题对话”（The Big Questions conversations）系列，每年邀请十多位著名学者与公共人物，就“经久不衰而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做出书面回应，在知识界越来越引人注目。2010年第六届大问题对话的主题是：“道德行动依赖于理性推论吗？”十三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研究和神学），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部五十多页的文集在春季发布。《大西洋月刊》、《探索》、《新科学家》、《纽约书评》与《纽约客》等英美报刊媒体予以报道。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考斯戈德（Christine Korsgaard）相信，在大多数日常情景中，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主要都是意识的结果；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法学理论家乔治（Robert George）认为，在道德行动中我们常常追求那些表面上“没有好处”的目标，它们的“内在价值”必定来自我们基于理性的理解。他们都坚持理性思考对道德行为的重要作用。而加州大学心智研究中心主任葛泽尼伽（Michael Gazzaniga）持有不同看法。他指出，最近脑科学研究的进展显示，道德决定的过程发生在大脑有意识的自觉之前。著名哲学家和作家戈德斯坦（Rebecca Goldstein）认为，道德情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需要理性才得以充分发展为完整的道德感。因此“没有道德情感的理性是空洞的，而没有理性的道德情感是盲目的”。大多数作者承认理性对道德行动的影响，但认为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英国犹太教首席拉比萨克斯（Jonathan Sacks）写道，“启蒙思想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这种力量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人们道德直觉的起源与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控制我们的道德行为？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同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脑科学、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新近发展，正在为这个问题打开新的视野，也要求哲学家和神学家重新思考他们长期坚持的许多假设。
重新思考社会主义
美国左翼杂志《异议》（Dissent）在其五十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今年夏季号的《异议》杂志发表论社会主义的专题讨论，引起思想界的关注，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论。
在专题的导言中，杂志共同主编卡辛（Michael Kazin）指出，二十世纪的历史使“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信心受到挫折，但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远景值得重新认识并付诸实践。专题讨论包括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社会主义在今天的意义，并对其未来应有的形态阐发了各自的看法。政治学家伯尔曼（Sheri Berman）指出，社会民主派曾在二十世纪的欧洲有过辉煌的岁月，他们如果能将市场的动力机制与促进跨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权利相结合，就有可能再创辉煌。著名左翼历史学家、《新左派评论》前主编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认为，当前的财政危机可能会导致经济民主的复兴，但条件是社会民主派能够推动各种可靠的矫治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单纯依赖民族国家，而是能提升与地方社群共享的权力。政治活动家克拉克（Jack Clark）曾担任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委会”书记，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各种革新的实践方式，寻求提供体面的、对环境负责的住房与就业，以及对华尔街势力的严格控制。政治哲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文章中辨析了社会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政治民主、国家对市场的规控，以及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他同时指出，应当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总是在造就中”的事业远景，而不是一种有待建成的体制。即便这种远景永远无法完全变成现实，它仍然是一种“最为人道、最令人振奋的道路”，我们由此不断迈向“我们所梦想的社会”。
《流浪者》引发文化争论
阿阳·荷希·阿里（Ayaan Hirsi Ali）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2010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登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入选全球最有影响的一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梵高（Theo van Gogh，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件当时激起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书评中，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认为女人是她们自己生活的主人的文化，要好过那种对女孩实施生殖器割礼、将她们禁闭于围墙或面纱之后或因为她们陷入爱情而予以鞭挞和投石的文化……西方启蒙的文化是更好的。”著名作家雅克比（Susan Jacoby）在一篇评论中坦言：她是“费尽艰难才懂得了这段话中的一些道理，但这是许多西方的好心人难以接受的”。
新视野下的罗尔斯研究
2010年12月，由意大利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LUISS University）和约翰·卡波特大学（John Cabot University）联合主办，在罗马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欧美各地的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在罗尔斯与宗教之间：后世俗时代的自由主义”。这标志着罗尔斯“宗教文稿”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发出新的研究动向。
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是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紧张也成为公共哲学的主题。约翰·罗尔斯是二十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但他是否恰当地处理了宗教经验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是受到争议的焦点之一。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论自己的宗教观点，但在他2002年去世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宗教学教授发现了罗尔斯在1942年写下的一篇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论文，题目是《对原罪与信仰之意义的简要探寻》。罗尔斯当时甚至计划在战后从事神学研究。在罗尔斯的遗稿中还发现了一篇从未公开的短文《关于我的宗教》。哈佛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将两篇文章合起来出版。科恩（Joshua Cohen）和内格尔（Thomas Nagel）在序言中指出，罗尔斯不同于许多对宗教漠视或知之甚少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罗尔斯在早期“宗教文稿”中体现出对社群的高度重视，对孤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传统契约论思想的严厉批判。这表明曾经指责他“忽视了人们根本的社会属性”的批评意见可能是多么轻率。新视角下的罗尔斯研究，关注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宗教教义与“公共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与公共生活的界限等问题。这也是这次罗马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
2010年人文社科领域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2010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她的历史研究将早期现代欧洲与“比较历史”的新领域相关联，探索文化、地理和宗教方面的更替变化。颁奖辞称赞她的著作“层次丰富、面向众多、论证细致”，“揭示出更深的历史趋势和潜在的思想与行动模式。她的工作将性别推到前沿，同时坚持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总是根植于特定时代的文化话语与社会组织”。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成就最为杰出的一位学者，奖金为四百五十万挪威克朗（约合七十五万美元）。2010年度的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由七十六岁的进化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获得。阿亚拉曾是神职人员，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校区教授，在宗教与科学之关系的论题上著述丰富，主张进化理论与基督教信仰的一致性。创立于1972年的坦普尔顿奖鼓励科学与宗教领域的交叉与融合，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的个人奖项。阿亚拉表示，会将一百万英镑的奖金用于慈善。素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的京都奖（Kyoto Prize）今年颁发给三位学者。京都奖分为尖端技术、基础科学、艺术与哲学三个类别。其中，南非视觉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荣获“艺术与哲学奖”。他开创了一种将素描与动画、视频与投影等多种媒体进行多层次融合的全新表达形式，对社会及人类活动予以深刻的洞察和展现。创始于1985年的京都奖由稻盛基金会设立，每位获奖者的奖金为五千万日元（约合六十一万美元）。
2010年1月27日，美国著名作家杰罗姆·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逝世，享年九十一岁。塞林格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二战期间曾从军前往欧洲战场从事反间谍工作。1940年代他在杂志上发表过数篇小说，1951年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版使他声名鹊起。该书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被看作西方战后“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人物，成为当时青少年模仿的对象。这部小说至今仍保持每年约二十五万本的销量。成名后的塞林格隐居遁世，虽未停止写作却很少公开发表。8月6日，纽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Robert Judt）病逝，终年六十二岁。身为犹太后裔，朱特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投身以色列国防军的经历使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称自己是“一个普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近年来他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以及主张建立单一国家解决以巴争端的观点，引发关注与争议。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尽管身患“渐冻人症”却未停止写作和讲演。由于这种“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他获得了2009年的“乔治·奥威尔奖”。朱特的重要著作《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等已被译为中文出版。10月3日，八十六岁的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辞世。勒福尔受到其导师、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影响，曾在政治上非常活跃。1943年，他组织了托派国际共产党在巴黎的一个分支。1946年起，他开始批判苏联政体，后来逐渐转变成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在学术生涯中，他曾在圣保罗大学、索邦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机构任教和研究，著作论及马基雅维利、波哀西，并在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有深刻的洞见。12月18日，法国著名的古希腊文明研究学者杰奎琳·罗米利（Jacqueline de Romilly）离世，享年九十七岁。她于1973年成为法兰西公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的首位女教授，1988年（继小说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之后）成为第二位法兰西学术院（L'Académie Frankgaise, 1635）的女性院士。罗米利是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权威，在古希腊的哲学、政治思想和悲剧作家等研究领域著述丰厚。 ■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同题系列年度报告之一。主题的选择与述评受制于作者学识与眼光的局限，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包括注释的完整版将在《学海》2011年第1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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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12月4日印刷版），该期还整理了经济学人年度图书与著书系列，我摘录了发在版上了。
[url=http://yantan.cc/bbs/viewthread.php?tid=102229&highlight=%C4%EA%B6%C8%CD%BC%CA%E9]http://yantan.cc/bbs/viewthread.php?tid=102229&highlight=%C4%EA%B6%C8%CD%BC%CA%E9[/url] 刘擎：2009：西方知识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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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二十年后的纪念与思考
柏林墙是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对垒的超级象征物，它的“倒塌”是意志行动的结果，被铭记为一个革命性的时刻。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历史时刻再度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从2009年初开始，相关的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书籍、文章以及影像作品纷至沓来。11月9日在柏林墙原址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当一千块巨型的“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欢呼的声浪掠过柏林的夜空。两周以后，欧盟二十七国通过了《里斯本条约》。但是，“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东欧的巨变既给人欣悦与希望，也让人疑虑甚至幻灭。因此，比各种庆典更值得关注的是“二十年之后的思考”。
牛津大学欧洲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研究“苏东巨变”而蜚声学界。他在今年发表多篇文章，分析评论最新的相关研究，提出自己的批评见解。1989年巨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突发性，当时几乎无人预料，但事后却有不少“后知之明”的判断，认为这是注定要发生的革命。阿什反对这种决定论式的解释，指出当时的局势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而各种力量的交汇互动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包括媒体的错误报道），促成了形势急转直下，直到不可逆转的时刻。在对巨变之成因的探究中，阿什坚持主张，各地的集体行动是主导力量，西方势力在当地的抗议运动中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将运动归结为“西方阴谋”的说法“本身就是当地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力图在反西方的舆论中剥夺反对派领袖的资格，以叛国的理由封锁他们”。实际上，美苏两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他们的谨慎克制主要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他们不相信会有重大的变局，他们“低估了小国寡民之作为的意义”。在阿什看来，这场巨变的第二个特征是非暴力性质，即所谓“天鹅绒革命”。“如果1789年式的革命图腾是断头台，那么1989年革命的标志是圆桌。”它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阿什相信，“天鹅绒革命”作为一种范式并不普遍适用，其有效性取决于具体的国情和国际关系的形态。
左翼明星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关切的问题是巨变之后的政治文化。他撰文指出，“当天鹅绒革命的崇高迷雾被民主资本主义的现实所驱散，人们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失望。”当抗议运动的英雄还沉浸在对一个正义、诚实和团结的新社会的梦想之中，前政府官员早就急迫地投身于新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之中，无所顾忌地玩弄肮脏腐败的伎俩，远比那些异议人士更适合经营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那个“新社会的梦想”化为泡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惨？”齐泽克的回答是，许多人以为资本主义必定会带来正义和民主，但这是一种幻觉。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权国家实施的资本主义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还“更加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有利可图。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它与当初对新社会的梦想无关。他相信，在二十年前东欧的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渴望资本主义，而是寻求一种生活的自由——“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随心所欲地相聚交谈；过一种简单而真诚的生活，摆脱粗糙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普遍的犬儒虚伪。”这种理想可以被最恰当地界定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在今天，这种理想和态度应当被赋予第二次机会。
新资本主义还是新世界？
距离“天鹅绒革命”不到二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华尔街的溃败之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就相当于柏林墙的崩塌之于共产主义”——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篇访谈文章的标题，如今已成为被广泛引用的名句。2009年5月，著名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Richard Posner）发表新著，其书名点出了他对经济危机的诊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场失败”（中译本将书名做了更为耸动的修饰，译作“资本主义的失败”）。反讽的是，1989年的幻灭感似乎在二十年后再度出现，却是以“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资本主义”。
在双重幻灭之后，既有对“社会主义复兴”的呼吁，也有对“改造资本主义”的诉求。左翼（托派）理论家伍兹（Alan Woods）认为，当前的危机显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不是过去那种官僚极权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歪曲版的社会主义导致了1989年的巨变，最后演变为一场“反革命运动”。我们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社会主义”。同样，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诉诸“理想的”而非“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在新的思想辩论中，每一方都将现实中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不良“变种”，而其“纯正的”版本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冷战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与政治想象，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崩塌而消失，甚至深藏在许多冷战思维指控者自身的批判意识中。但我们仍然需要这些标签吗？或者，我们应当给旧标签赋予新意义？
2009年1月，巴黎举办题为“新资本主义、新世界”的高峰论坛。欧洲许多政要（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政要们竞相发表改良资本主义的各种见解，但与会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新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新世界’？”他通过对亚当·斯密的重新解读发现，早期思想家所主张的市场观念与当代流行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没有将纯粹的市场机制当作一种独立的最优运行者，也没有将利润驱动当作所需的一切”。森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信奉市场自足性与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旨，那么资本主义的任何改良版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新世界”。我们必须基于对市场、社会和国家各种机制的清醒认识，来寻求一种新的更正派的经济世界。
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
在柏林墙纪念活动的“多米诺骨牌”表演中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一幕：相继倒下的九百九十九块骨牌，最后停在一块没有倒下的汉字石碑上（上面刻着《钗头凤》的词句）。这或许在暗示还有一堵“要被推倒的墙”，但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象征了中国是社会主义最后的中流砥柱，屹立不倒。对冷战后的西方思想界来说，当下的中国崛起也许是最出乎预料的一个现象。中国似乎摆脱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的，它是全球化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超出了二元对立的视野。在2009年，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更趋热烈。
《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2009年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在题为“中国的颜色”的讨论中，裴敏欣和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展开激烈辩论。裴敏欣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环境的恶化、民众的难以掌控、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隐患、发展的社会成本过高以及发展失衡等等因素，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中国不做必要的变革，将会面对远比低速增长要严重得多的后果——统治精英的脆弱联盟将会分化，执政党的合法性会被销蚀，社会动荡将会激化。”而安德森则相信，中国GDP势不可挡的增长力量会继续走强，甚至会打破世界纪录。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中国出现经济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数人的预计低得多。他在回应中写道：“要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含糊地指出发展的失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完全维持原先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发生一场能将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全面危机，而且危机还要来得及时，最好在五到十年之内。”安德森确信，虽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国在长程发展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但完全没能证明存在那个正在迫近的危机。
马丁·雅克斯（Martin Jacques）2009年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格外引人注目。在6月推出英国版之后，又在11月发行了美国版（书名的副题略有改动）。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为其背书，几十家西方报刊纷纷发表了书评和讨论。作者本人受邀在四处演讲，频频接受媒体（包括CCTV）访谈。雅克斯在书名中使用“当”而非“如果”，意味着“中国统治世界”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迟早要来临的现实，其结果将是（如副标题所言）“西方世界的终结”。作者之所以使用有些“耸动”的书名，意在针对西方流行观念发出告诫与警醒之声：西方人久已习惯用自己的认知框架来理解中国，而且想当然地将自身的历史发展看作普遍必然的现代性模式，但这完全是误解和幻觉。中国不是西方所熟悉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中国独特的传统历久弥新，随着目前难以阻挡的迅猛发展态势，将在2050年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的国家。他预言，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会开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并根本地改变目前的世界格局。到那个时候，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光彩将会使纽约和伦敦黯然失色；欧洲国家成为昔日辉煌的遗迹，类似于今天的雅典和罗马；全球公民使用普通话会多于（至少等于）使用英语；孔子的思想将变得和柏拉图思想一样为人熟知。
雅克斯的著作也遭到许多尖锐的批评。英国评论家赫顿（Will Hutton）在《卫报》发表书评，题为《中国处于危机而不是在上升》，与雅克斯的观点完全相左。赫顿认为，由于认同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中隐含的脆弱性，中国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都不可能获得霸权地位，其现有体制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是弱点的根源。“中国同时是巨大而贫穷的、强有力而弱小的，在没有发生根本政治变迁之前，它将仍然保持这个状况。”
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评论中指出，雅克斯的著作是一部危言耸听之作，其中充满犹豫不定的论述。作者说“中国最终注定要成为首要的全球性强国”，又说“在未来二十年中，中国实质上仍然是维持现状的力量”。但最终，“中国将以它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迫使其余世界默许它的行事方式”。而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雅克斯告诉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这种可能，又说“儒家正统学说的力量会使民主化更为困难”，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似乎不太可能阻止民主化的过程”。黎安友认为，雅克斯论述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企图传达某种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性”。而中国传统并非铁板一块，中国人彼此之间对根本价值也存在分歧和争议。在另一篇题为《当中国成为第一》的文章中，黎安友指出，“就历史意义而言，中国将成为一种新类型的首领（第一）。中国的支配地位既不是基于技术优势、也不是殖民其他国家的能力，而主要是基于其人口状况：中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只是因为它有最多的人口。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在可预知的未来仍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达尔文进化论：在争议与误解中传播普及
适逢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2月12日）与《物种起源》发表一百五十周年（11月24日），世界各地2009年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开办了“达尔文200”网站，剑桥大学以“达尔文节”为名，组织多场有关《物种起源》的辩论与研讨活动。进化论与神创论（Creationism）之间的长久辩论再度活跃，而梵蒂冈教廷开始抛出新的“调和论”，声称进化论与神创论是相互兼容的。难以计数的展览会、主题演讲和研讨会、著作与文章以及影视作品，令人目不暇接。这个一百五十年前革命性的异端思想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但进化论的传播史也是一部受争议、被误解的历史。借助纪念活动掀起的达尔文热潮，许多学者致力于澄清对进化论的理解。
科学史学者谢尔默（Michael Shermer）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对于“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这两个流行短语，至今仍然存在很深的误解。首先，自然选择（“天择”）常常被误解为“自然”似乎具有（如人类一般）选择意向，使“进化”按照既定的方向展开。但实际上，进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推动这一过程的“选择”力量，自然选择没有既定方向，也无法预期怎样的变化会对未来的生存有益。第二，更危险的滥用是“适者生存”的口号，常常被误解为“生存完全由你死我活的竞争优势所决定”。但所谓“适者”并非指由力量来界定的“强者”。流行的迷思以为“更高大强壮、更敏捷迅速、更能残酷竞争的有机体才会更成功地繁衍后代”，或许如此，但同样可能的是“更小、更弱、更慢而更善于社会合作的有机体也能同样成功地繁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r Kropotkin）在1902年发表的《论互助》（Mutual Aid）中写道：“如果我们问大自然，‘谁是最适合的生存者？是那些不断彼此争斗厮杀的，还是那些互相支持帮助的？’我们马上就明白，那些习得了互助习性的动物无疑是最适合的生存者。”因此，进化论的正确理解应当同时包括双重论题：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合作。
片面强调“自私”与“竞争”是对进化论的误解与滥用。在历史上，从令人忧虑的“优生学”、粗俗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纳粹德国骇人听闻的“种族净化论”，以及当今盛行的极端自利、无情竞争的“生存铁律”，这一切都意味着，进化论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影响是毁誉参半的。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全面理解达尔文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道德生活与意义世界的洞见。
“气候门”事件与怀疑派的声音
“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和努力。“拯救地球”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依据科学界的三项共识：一、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异常”趋势；三、这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在科学家当中，也一直存在着对“主流共识”的批评者与反对者，他们形成了少数“怀疑派”（其中包括一些声誉卓著的专家学者）。怀疑派致力于揭露“被压制的真相”——气候异常变暖造成环境危机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或编造的神话。但怀疑派的声音在媒体舆论中非常微弱，公众甚至闻所未闻。
然而，恰逢哥本哈根峰会召开期间，一个突发事件使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1月20日，有黑客攻入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服务器，盗走了六十多兆的数据（包括一千多封电子邮件和三千多份文件），并在网上陆续公布，其中有迹象表明，气候研究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涉嫌伪造和操纵数据，夸大全球变暖的证据，党同伐异，可能误导政府和公众。CRU是气候研究方面的权威机构，并在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承担了重要工作，而这份报告成为目前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依据。消息传出后，西方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引起公众哗然，被称为“气候门”（climategate）事件，也变成了怀疑派及其支持者的节日。欧美许多媒体邀请主流派和怀疑派科学家展开辩论，其影响力已经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有所显示。怀疑派的支持者甚至声称，“气候门”事件是“现代科学史上最大的丑闻”，将会给“变暖派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枚钉子”。
但实际上，所谓怀疑派并不是意见一致的群体。其中，有人认为IPCC气候方案的准确性是可质疑的；有人相信气候的异常变暖没有发生或已经停止；有人主张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但主要是自然而不是人为因素所致，或是原因不明；还有人坚持全球变暖并不会造成环境危机。多种怀疑论的观点或许有不同的证据支持，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被科学界普遍接受。而且，个别怀疑派“推手”的历史并不清白，曾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而卷入丑闻。《自然》杂志发表社论，警觉到“气候门”事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指出在2010年美国国会的辩论中它会被某些议员所利用，来抵制“清洁能源工作及美国能源法”的通过。社论指出，“气候门”事件不足以改变科学界达成的结论性共识。这也是目前许多官方机构和主流派科学家在回应中所持的基本立场。很难想象“气候门”事件会使怀疑派获得主导地位，但却使他们的声音获得了公众的关注。
海德格尔：旧问题与新争论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欧美学界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人主张这种肤浅的“政治正确”问题根本不值一提。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海德格尔的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充分肯定他的哲学贡献和影响，而对其亲纳粹的政治立场或作出批判清理或置之不顾。但这种“分离论”并没能平息争论。将一种具有内在伦理维度和政治涵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分离”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理据何在？深究起来，“政治正确”的讥讽者未见得比其标榜者更有说服力。就海德格尔的具体个案而言，有论者（比如汉娜·阿伦特）似乎相信，投身纳粹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偶然失误，与他的哲学基本无关；而另有论者（比如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卡尔·洛维特）则主张，海德格尔对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内在于他的思想理路。两派之间的争议与纠葛并没有了结，也继续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
2009年11月，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一部英译新著——《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被视作一枚“重磅炸弹”。作者是巴黎大学哲学副教授费耶（Emmanuel Faye），他根据大量的档案和文本材料（包括此前未曾公开的1933－1935年研讨班讲稿），并对文本和事件与历史背景作出细致的语境化分析，试图表明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远比至今为人所知的情况恶劣得多”。海德格尔的所谓“政治失误”完全不是那种书呆子式的天真或一时糊涂，而是动机明确的自觉担当——自命为纳粹主义的“精神向导”。与惯常的见解相反，海德格尔在1934年4月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之后，他的纳粹主义倾向并未收敛而是更为激进，甚至在“二战”之后仍未放弃。他的思想发展既从纳粹主义中吸取灵感，又自觉地为其提供哲学基础，主旨是高扬国家和民族（Volk）的绝对至上性，以“血与土地”的神圣名义要求个体的忠诚与牺牲，以寻求一个“新开端”，重返“德国民族的命运”。由此，费耶提出了相当极端的结论——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理念如此之深地交织在海德格尔理论的整体构造之中，以至于他的理论具有毁灭人道与伦理的可能，“不配再被称作哲学”，他的著作应当从图书馆的“哲学类”编目转到“纳粹史”的类别。
这部著作的法文原版早在2005年出版时，曾在法国学术界引发热烈争议。而此次英译本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卷入了激烈论辩的漩涡。10月，《高教纪事》发表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教授、著名批评家罗曼诺（Carlin Romano）对此书的介绍评论（题为《哈哎，海德格尔！》），以讥讽的文风抨击海德格尔，激怒了许多海德格尔的拥戴者。《纽约时报》、《新共和》等报刊和网络也纷纷发表文章介入争论。但所有这些公共讨论或许都不及荷兰哲学家菲利普斯（Herman Philipse）的分析来得细致、中肯和具有洞见。他早在2008年对此书的法文版发表一篇书评，认为费耶的研究是独特而卓越的，对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的论证也是确凿有力的。但由于费耶没能真正成功地把握“纳粹论题在海德格尔整个哲学中占有多么核心的位置”，因而做出了过于极端的结论。这遭到了法国海德格尔派的激烈攻击，这种情绪化的争吵反而令人遗憾地转移了重点，错失了作者原本提出的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看来，英语世界中的这场争论可能正在重蹈法国学界的覆辙。
保守主义的衰落与思想多样性的危机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这个昔日的激进文化运动重镇，在2009年3月宣告成立一个“右翼运动比较研究中心”，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借题发挥，撰文呼吁“认真对待右翼”，引起多位学者的热烈回应。
里拉警觉到当下美国学术界对保守派的排挤日益严重，为此深感忧虑。他指出，名牌大学的课程几乎被左派所支配，从“身份政治”到“后殖民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甚至细致到讨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别，但以保守主义思想为主题的课程却相当罕见。保守派的教师在校园处于少数，也相当孤立，而持保守立场的博士生如不掩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就很难找到教职，以后也难以获得终身职位（tenure）。这种自由派压制学术自由的氛围，正威胁着大学的思想多样性。里拉强调，保守主义是严肃的思想流派和重要的政治传统，而不是一种“病灶”（pathology）。“将二十世纪的美国保守主义简约化为冷战政治，这是方便宜人的左派伎俩。”主流的美国保守主义（也就是所谓“美国右派”）完全不同于海外的那些亲法西斯主义的右翼分子。他认为，保守主义是独特的看待人类生活的方式，认真对待并重新展开对保守主义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将有助于抵制反智主义，推动真正自由和开放的辩论和思考，这对左右两派都有重要意义。
沃尔夫（Alan Wolfe）教授认为，排斥思想多样性的倾向既存在于自由派和左派，也存在于少数保守派。当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被围困的少数派，由此造成一种宗派性和受害感，很难形成多元化的政治。自由主义通过更多地介入与保守主义的讨论会强化自己，但反过来也是如此。史密斯（Bruce Smith）教授指出，美国大学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保守派的观点受到压制，而是缺乏任何严肃的政治讨论。教授们不喜欢发生冲突，也认为这种辩论没有多少学术意义。但他希望在课堂内外能认真地辩论有关政治理论和宪政秩序的经典问题。在其他的回应中，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分歧不是政治立场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那些认真思考和写作的人与那些对学术敷衍轻慢的人之间；还有论者指出，保守主义既向往那种有序而神圣的自由，又屈从于那种瓦解自由教育的资本主义激流，保守派的失败在于无法在这两者之间达成调和，这是严肃的保守主义研究需要充分重视的。
美国著名大学的开放课程
2009年秋季，哈佛大学开始启动系列课程公开化项目，首先推出的是其名牌通识课程——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主讲的“正义”（Justice）。桑德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从1980年起为本科生讲授这一课程，连续多年名列课程注册人数之榜首（2007年秋季选课学生达到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创下哈佛的历史纪录），二十多年来，已经有一万四千多名学生修读了这门被称作“传奇”（legendary）的课程。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合作，将原来的二十四节课通过精心拍摄和编辑，制作为十二集教学片，在全美多个公共电视台同步播出，并在互联网上开放视频和辅助材料，获得热烈的反响。这门课程的巨大吸引力固然来自教师的非凡魅力及其精湛的教学艺术，但同样重要的，是桑德尔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识课理念。他深信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强劲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而哈佛所培养的所谓“精英”首先应当成为优秀的公民。桑德尔的教学将经典思想家的理论学说引入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并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在课堂上呈现出来，使学生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辨析和争论，来培养批评思考以及推理论说（reasoning）的能力。
近年来，美国多所著名的私立大学纷纷向社会公众开放教学资源。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率先启动“开放式课件”项目（OCW），在互联网上推出各种学科的课件（包括部分教学视频），至今已累积达一千九百二十五门课程可供自由访问浏览（[url]http://ocw.mit.edu[/url]），并相继制作了多个语种（包括中文）的版本，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举措。随后，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也陆续推出类似的开放课程。在这个据说是公益精神日渐衰落的时代，私立大学积极承担公共教育的责任是一个值得赞许和关注的动向。
2009年人文社科领域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法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贝尔纳·德斯帕那特（Bernard d'Espagnat）荣膺2009年度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他对量子物理之哲学涵义的探索打开了界定现实的新视野，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可知科学的边界限制。德斯帕那特认为，人最终来自一种值得敬畏的高级存在，而无法（像唯物主义那样）予以概念化理解。他说自己不信奉任何宗教，而是一个唯灵论者（spiritualist）。坦普尔顿奖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一百万英镑）的授予个人的奖项。2009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科学哲学领域中的重要人物伊恩·哈金（Ian Hacking）。他对实验科学的重视，改变了科学哲学长期重理论轻实验的观念。并且，他将福柯“考古学”的历史观点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他的贡献“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实践和特定社会及制度语境中出现的那些主要概念的理解方式”。该奖项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奖金为四百五十万挪威克朗（约合七十五万美元）。
2009年10月30日，被称为“法国思想界最后巨人”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一百零一岁寿辰即将到来之际因病逝世。他是人类学结构主义思想创始人，他的思想激发了西方学界的许多新兴思潮。法国已设立一项奖励“人文社科领域内最佳研究者”的国家奖，被冠名为“列维－斯特劳斯奖”。12月13日，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逝世，享年九十四岁。他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他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已成为一部经典，至今出了十九版。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7月17日，八十一岁的波兰裔思想家莱斯泽克·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辞世。他在哲学与宗教等多个领域中开展了重要研究。他的思想曾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启示。在2003年他获得了首届“克鲁格终身成就奖”。8月5日，政治哲学家杰拉尔德·科恩（Gerald Allan Cohen）因中风骤然离世，终年六十八岁。科恩曾领导1980年代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运动。他始终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核心是平等主义道德。3月10日，英国哲学家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巴利在英美政治理论界声誉卓著，他在1979至1982年担任《伦理学》主编，使之成为道德与政治哲学领域中最权威的刊物之一。9月18日，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病逝，终年八十九岁。他曾创办《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着力于凝聚保守主义的各种流派，被称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教父”。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同题系列年度报告之一，以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为主要资料来源。主题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原文过长，删节近半篇幅在此发表。包括注释的完整版将在《学海》2010年第1期刊出。）
原载于《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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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注】本文是作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系列年度报告之一，原载《学海》2009年第1期。
金融危机下的新“终结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美国波及全球，对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种新的“终结论”席卷而来：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世纪”与全球化的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灭亡……由此，一场思想争论的风暴正在兴起。无论是倍感兴奋还是心怀忧虑，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试图探讨这场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它是否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预示着某种历史巨变的来临？
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7月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1]被广泛转载，他批评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力图将对市场失灵的谴责转向政府的失误”，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确无疑的。Stiglitz断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一种政治教条，它从未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美国《新闻周刊》在10月发表Jacob Weisberg（著名网站Slate主编）的文章[2]，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的辩解者给出了种种复杂的解释，却回避了一个更简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金融崩溃证明了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们难以接受市场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会误判风险、可能会错置资源。他们看不到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强劲的政府看管和实际干预，那就是在制作“灾难的处方”。Weisberg声称，自由放任主义“破产了，而这一次将不会有救”。然而，著名学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在《福布斯》网站发表回应文章[3]，认为Weisberg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是粗糙的，完全无视其精微之处。他试图澄清，坚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仅强调市场竞争的好处，也深知非对称信息、公共产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战。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么样的管制才是适当的。Epstein认为，Weisberg的指控过分强调了市场失灵，却低估了政府失灵。
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判断，Edmund S. 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显得更为谨慎。他在《资本主义会有前途吗？》一文[4]中分析指出，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终结”时，似乎忘记了它曾经历过的历史危机，而在1980年代才开始在少数国家复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资本主义被简单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场”，但资本主义意味着开放与彻底创新。的确，“资本主义造成了破坏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资本主义在激发企业家创新和消费者热情的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工作转变为挑战、解决问题、探索和发现。尽管2008年对世界经济充满挑战，Phelps相信“对那些重视创新的国家，明智的建议是保持资本主义”。
新的“终结论”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把握了深刻的历史动向，或许（如20年前的“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喧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曾几度敲响，这一次会不同于以往吗？也许，一切宣告“终结”的论断现在仍然为时尚早而失之草率。但无论如何，金融危机再度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考虑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与社会后果。正如哈贝马斯在11月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再因其表面价值被接受，而是会被悬置起来。让生活世界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方案要接受严密的审查。”[5]
奥巴马的意义
奥巴马（Barack Huseein Obama）角逐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并最终获胜，成为当年传媒的一个焦点，也引起了知识界的热烈反响。《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场大选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恢复美国人民的自尊。八年以来，美国理想的崇高语词被拙劣无能的政治掏空了意义，这导致了恐惧与失落，也剥夺了美国人的自尊。而奥巴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唤起美国人的信心和希望。奥巴马的胜利来自“理念的力量”：美国能够比过去更好，美国能够超越9·11之后的愤怒与恐惧。只要相信美国人民基本的正派、文明和判断力，那么就能够铸造新的政治并且获胜。[6]著名左翼学者Alan Wolfe（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在《新共和》发表文章，认为奥巴马的胜选开启了“美国政治历史的新篇章”——不仅标志着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走向胜利，而且终结了某些共和党政客煽动的“两极化政治”和文化战争。[7]美国作家Marie Arana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传媒大肆渲染“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不仅是不确切的说法而是误导性的。在她看来，奥巴马是第一位“双种族的”和“二元文化的”（biracial and bicultural）总统，而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是种族之间的桥梁，是宽容的象征，是必须抛弃“严格种族分类”的信号。[8]哈佛大学法学教授Laurence Tribe曾是奥巴马的老师。他自己在1960年代经历了对民主政治的激情与幻灭，而40年之后又在奥巴马身上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新希望。[9]
左翼刊物《异议》在大选结束不久组织专题讨论，十多位学者发表评论。[10]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分享着人们的欢庆喜悦，因为“我们避免了民主之精华被民主手段所掏空的那种恐怖局面”。但他同时告诫人们，每当不可想象的新事务要成为现实，其反对力量将会更为猖獗地予以抗拒。因此我们必须提防“松懈”的诱惑——这也是奥巴马在胜选当晚的演讲之深意所在。在Michael Walzer（《异议》主编）看来，奥巴马无疑是“魅力型”人物，但要实现其政治抱负仅有魅力是不够的。Walzer认为，奥巴马的政治诉求具有内在的紧张：一方面他反对党派分裂、倡导团结，另一方面他主张的政策具有激进左翼的倾向。这可能迫使他不得不变得更为激进，或许需要通过（1930年代和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模式来寻求广泛的支持。他相信，在这个潜在的政治转型时刻，左翼知识分子是大有可为的。
自由市场与道德腐败
在过去10多年中，市场经济及其对人们的习惯、信仰与制度的全球性影响已经受到广泛关注，而最近的金融危机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以雄厚资金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的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基金会，今年将其“大问题”（The Big Questions）系列论坛聚焦于市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邀请13位著名学者和公共人物就“自由市场会侵蚀道德品格吗？”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部30页的文集在秋季发布。[11]随后，又在伦敦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引起热烈的反响。就基本倾向而言，绝大多数作者为自由市场做了道德上的辩护，或者有所保留的辩护。当然，重要的不是他们的立场，而是各自的论述。
Bernard-Henri Lévy（法国哲学家、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以他惯用的曲折笔法做出回应。他首先指出，那种以金钱和物质主义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准、免除了所有规则而只是被贪婪所支配的自由市场，当然会败坏我们的灵魂。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转而指出，需要警觉的是，这也是每个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和其它极权主义的一个核心论题。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要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我们不能（决不能）将“市场就是并只能是腐败的”看作是一个确定的真理。首先，如果市场是腐败的，那么各种对市场的否定也绝对是腐败的。其次，如果这些腐败必须被划分等级，那么通过否定市场而生成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腐败则明显地更为深重和致命、更加无可挽回。最后，自由市场仍然保有一种促进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因素，这也是与腐败对立的因素。他的结论是，自由市场并不侵蚀道德，相反会强化人们的道德防卫，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服从规则和拒绝那种不受驯服的资本主义的诱惑。
Jagdish Bhagwati（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辩护者，他认为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不仅创造了财富的扩展蔓延，而且在伦理上具有积极意义，增进了人们的道德品格。首先，改变贫困本身就具有伦理意义，其次，全球化在男女平等、儿童就学方面具有正面的效果。最后，他用世界各地对中国汶川大地震的强烈反应这一事例表明：全球化在原本遥远而陌生的人们之间建立了感情纽带，人们因此而更多地倾向于彼此关怀和同情。
John Gray（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认为，自由市场一方面侵蚀了某些传统美德，但在另一些方面增进了新的道德（尤其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在总体上的利弊判断与文化相关，取决于一个人对“良善生活”的想象。Gray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系能够促进所有类别的道德，因此不能以理想模式作为评价标准，而要比较各种现实可行的经济体系，它们各自所张扬的道德品格各有不同。自由市场存在道德危险，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它经济体系能做得更好。实践中的计划经济更严重地瓦解了道德。因此，真正的选择并不是在自由市场和中央计划这两种抽象的模式之间抉择，也不是选择市场与管制的某种特定的混合，而是在不同的历史状况下，选择不同的混合。但无论如何，一种现代市场经济不能置道德问题于不顾。
旅美中国学者何清涟认为，计划经济的系统性失败不只是经济的，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灾难。自由市场不是完美的体系，但其道德缺陷来自于市场参与者的行动与动机，而不是其制度设计本身。因为价值与商业伦理影响着经济行动者的行为。我们不应将社会经济活动的道德评判混同与对市场规则的道德评判。如果要分析市场与道德的因果关系，必须使用一个狭义的市场概念。明显的事实是：不同文化环境下，市场经济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水平。而目前中国发展中的非道德化倾向与其说是市场规则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其它的文化与社会条件的结果。
Michael Walzer（著名政治哲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指出，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都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人们在这种压力下都可能无视行为规则并为此辩解，从而侵蚀道德品格（从“水门事件”到“安然公司丑闻”都证实了这一点）。但竞争也会促进合作、友谊、尊重和团结等美德。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一样，都无法完全排除道德上的风险。但在西方国家，这两种竞争表现出相当不同的道德状况。目前公共生活最严重的腐败不是来自政治领域，而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宪政民主成功地制止了最恶性的政治腐败，因为公众对政治精英具有高度的警觉，并能依靠制度化的机制不断地与政治违规行为斗争。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生活中，市场行为没有受到类似的宪法制约。最近几十年以来，经济精英的傲慢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一种不受约束的经济权力（正如阿克顿所指出的）当然会导致极度的腐败。
1968激进运动：40周年的纪念与反思
1960年代是激进政治与文化反叛的狂飙时代，新左翼运动在1968年达到高潮，随后开始走向衰落。在40年之后，欧美知识界与传媒对1968年的纪念活动再度活跃。BBC第四台推出系列纪录片，从多个角度讨论1968年运动。[12]其中4月30日播出的《1968：哲学家走上街头》（1968: Philosophy in the Streets）采访了Alain Badiou、Étienne Balibar、Simon Critchley和Slavoj Zizek等著名左翼学者，回顾“五月风暴”期间哲学家如何走出象牙塔参与运动，思想革命的风潮从巴黎传向世界。6月19-22日在芝加哥召开的“2008社会主义大会”（Socialism 2008）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左翼活动家热烈讨论如何继承1968年的革命传统，在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复兴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13]
2008年春季号的《异议》推出“1968专题讨论”[14]，邀请10位著名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探讨1968年的遗产。Robin Blackburn（《新左派评论》前主编、纽约社会研究新校教授）指出，当时的运动虽然遭到挫败，但表面上获胜的反动势力（戴高乐、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行尸走肉。而“变革精神的觉醒”作为1968年的重要遗产留存下来。今天与40年之前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高喊的“革命”实际上意味着“变革”，而今天呼呼“变革”的力量可能会让正义立于世界之巅。Michael Kazin（乔治敦大学教授）认为，在美国68年后的左翼力量基本掌控了好莱坞和大学这两大堡垒，通过教育界和传媒，对公共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反映了这种影响。Mitchell Cohen（《异议》共同主编）通过对运动历史的反思，主张当代左翼要学着同时成为“六八年一代”和“妥协的社会民主派”，这意味着结合抗议性的社会运动和制度性的民主参与，来推动进步的政治事业。Michael Walzer（《异议》共同主编）指出，左派在今天与40年前面对一个同样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坚持反潮流的观点且同时与人民大众保持联系”。他认为正确的战略是着眼于日常政策问题。而Ralf Fuecks（德国绿党前主席）也认为，在日常实践中发现政治，从内部和底层着手切实改善社会，也是1968年的重要遗产。
“1968年的意义”之所以一言难尽，因为这场运动从来不是统一同质的现象，而具有多样复杂的面向，在世界范围也存在地域的差异。1968年的教训和成就同样明显。一方面，这场革命并没有如其所愿地根本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在1968年之后出现了保守主义势力的强劲回潮，主导了40年来的西方政治和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六八年一代”在文化变革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始终在公共领域的民主辩论中发出“批判性的异见”，在种族、人权、社会正义与平等、女权、同性恋和身份认同等问题上改写了主流价值观念。
数码时代的文化愚昧
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电脑、互联网以及各种多媒体数码通讯技术）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科技突破一样，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但是，知识界对这场“文化范式转换”造成的文化衰落却一直存在忧虑。2008年出版的几部著作则发出更为迫切警告：“E世代”的青年可能正在走向新的文化愚昧。这些著作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美利坚大学语言学教授Naomi S. Baron的《总是开着：在线与移动世界中的语言》[15]，以长达十年的研究，揭示了网络和短信文体对书写语言的冲击。数码时代强化了年轻人对语言规范“无所谓”的态度，结果削弱了学生写作正规文本的能力。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以“虚拟关系”代替直接交往，使人变得隔绝、专注于自我。而最有危害的是，由于“总是开着”（各种设备）而同时分心忙于多种事情，这种“一心多用”习惯减低了思维、反省和表达的品质。作者的告诫是，要学会“关掉”，而不要总是“开着”。知名作家Nicholas Carr的《大转换：联线世界，从爱迪生到谷歌》[16]是今年《华尔街日报》评选的畅销书，《大西洋》月刊以“封面故事”推荐了他的相关文章《谷歌正在让我们变得愚蠢吗？》[17]。Carr的著作具有一种历史视野，阐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既有的文化方式产生了冲击。他认为，互联网正在给我们的大脑“重新布线”，让我们适于“快速浏览”而不是持续的专注（认真阅读、听讲或写作长文）。我们在“谷歌”中丧失了专注和沉思，甚至没有耐心读完网络上的长文章，更不用说书籍。Emory大学英语教授Mark Bauerlein的著作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书名：《最愚笨的一代：数码世代如何麻痹了年轻的美国人并危及着我们的未来（或，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下的人）》[18]。 作者以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下降：语言能力减弱、专注力丧失，学业规范淡薄而且知识贫乏。美国的年轻一代变得执迷于同伴的娱乐和时尚。他们愚笨而无知，但自尊心却很强，因此无法接受批评。作者认为，这是整个大众文化与数码技术合谋造成的结果。著名作家Susan Jacoby的《美国的无理性时代》[19]成为今年《纽约时报》评选的畅销书，其主题延续了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Jacoby认为，当今美国的反智主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突出体现在对无知毫无羞耻感，并完全漠视理性和客观真理。她的分析批判涉及到广泛的政治与流行文化（包括庸俗化的大众科学、追逐明星的媒体，“政治正确”的观念，大学教学水准的衰落，原教旨主义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等），其中也指出了新技术对反智主义文化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针对这些讨论，美国《高教纪事》连续两期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论愚蠢》[20]。作者指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有所丧失，年轻一代的“数码原住民”正在适应新的“文化范式转换”，这个过程会产生许多困扰，必须以有效的新教育方式（包括合理利用新技术和媒体）来对抗文化的衰败。
关于《犹大福音》的争论
近两年来，关于《犹大福音》（The Gospel of Judas）的翻译和阐释工作在西方学界、宗教界和公众当中引起广泛关注，也激发了热烈的争论。2008年5月《高教纪事》发表长篇采访报道，详细披露了关于《犹大福音》争论的来龙去脉。[21]
《犹大福音》是一部失传已久的古经，目前这个抄本以古埃及的科普特文（Coptic）写在莎草纸上，于1970年代末在埃及的洞穴中被一位农夫发现。经多种方法做年代测定，证实为公元280年（误差±50年）的抄本。经过多年的辗转周折，最终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以及两家基金会购买，获得共同保存以及鉴定和研究的使用权（研究结束之后要归还给埃及的博物馆收藏）。国家地理学会组织了以Marvin Meyer教授为首的专家研究团队，在2006年初完成了26页（原文共有66页）的修复、重组和翻译工作，并在4月6日召开发布会，报告了他们翻译研究成果，其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完全改写了以往的犹大形象以及他与耶稣的关系。根据他们对《犹大福音》的研究，犹大不是教会正统教义所描述的那个出卖耶稣的叛徒，而是耶稣忠实的门徒、亲密的心腹和朋友。所谓“出卖”耶稣其实是耶稣授意所为。发布会立刻引起轰动，世界各大报刊传媒竞相报道，国家地理电视频道还于4月9日播出了一部长达两小时的纪录片，收看观众多达400万人，随后研究小组成员出版的相关书籍也极为畅销，由此引发了为犹大“平反昭雪”的热潮。与此同时，许多教会人士纷纷出面告诫，《犹大福音》是异端的经文，不足为信。
然而，平反热潮和警告反驳似乎都过于匆忙了。因为那些所谓“异端”内容可能并非《犹大福音》的文本原意，而是来自那个（被称为“梦幻团队”）专家小组在研究中的失误和过度阐释。一些宗教学家和圣经学者开始质疑Meyer等人对文本翻译和阐释的权威性，其中Rice大学的圣经学研究教授April DeConick提出了严厉了批评，指出在耶稣对犹太评价的关键段落中，Meyer等人的译文甚至与文本原意完全相反。她在《纽约时报》上公开了她的鉴定和批评，引起同行之间的争论。多数学者认为目前的译文存在错误，但对于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尚有分歧。Meyer仍然在为自己辩护，但他的团队内部也出现了批评的声音。无论如何，目前专业学者（包括Meyer本人和他团队成员）都不再支持或者热衷于所谓“英雄犹大的新发现”。《犹大福音》所引发的热烈喧哗可能会慢慢平息。
2008年人文学科重要奖项
美国国会图书馆12月3日宣布，彼得·布朗（Peter Robert Lamont Brown）和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共同获得2008年“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2]布朗1935年出生于爱尔兰，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一位卓越的教师和学者，能阅读15种语言的文献，早年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他的研究开阔了学术界对晚期古代历史的理解，重新书写了地中海世界2世纪到11世纪的历史，特别是对罗马帝国的终结、基督教的出现以及伊斯兰教在地中海地内外的兴起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塔帕现年77岁，是印度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古印度史的荣休教授。她的学术研究通过细致考察印度文明两千年的演进过程，探寻其历史意识，从而开辟出关于印度文明的一种全新的更为多元的视野。对于这两位历史学家毕生的工作，国会图书馆的詹姆斯·比林顿评价说：“布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历史学家之一，把基督教一千年间一些鲜为人知的魅力人物，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塔帕则运用大量的远古资源和各种语言，全面介绍着现代社会科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印度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克鲁格奖于2003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布朗和塔帕是克鲁格奖的第六和第七名获奖者，他们分享了100万美元的奖金。
2008年度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授予72岁的波兰宇宙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及天主教牧师迈克尔·海勒（Michael Heller）。[23]兼具科学家与神学家双重身份，海勒提出并始终关切的一个根本主题是：宇宙是否需要具有涵义？在其30部论著中，这个主题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几何学以及科学历史等领域获得充分展开。对于海勒的贡献，小约翰·坦普尔顿说：“他的创造性工作显示出，物理学、哲学与神学这三个人文领域能够彼此关联；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影响可以取得丰硕的成果，却不会对科学的自主性造成丝毫破坏。”海勒获得了82万英镑（约160万美元）的奖金。此奖是由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于1972年创建，旨在鼓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探索和扩展人对神性的感知，包括对爱、创造性、智慧、宗教等的研究，以促进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关系。去年的获奖者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
2008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弗莱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R. Jameson），他获得450万挪威克朗（约75万美元）的奖金。[24]颁奖辞赞誉他“对理解社会构成与文化形式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詹姆逊是当代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家之一，也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为中文出版，对于中国学者理解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霍尔堡奖是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的，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一位成就最为杰出的学者。此前的获奖者包括朱莉娅·克里斯蒂娃（2004年）、尤尔根·哈贝马斯（2005年）、舍穆尔·艾森斯塔特和罗纳德·德沃金（2007年）。
2008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被称为“俄罗斯民族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于2008年8月3日辞世，享年89岁。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第一圈》、《癌症病房》到惊世之作《古拉格群岛》，这位始终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揭露和抨击了斯大林主义。这使他大半生都流亡异乡。在美国的二十年间，索尔仁尼琴继续记录俄国革命历程，著书《红轮》。然而在他心中，美国并非自由的化身。在1978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发言中，他对美国精神之脆弱性予以批判，指出美国人正在丧失勇气和刚毅，而陷于鄙俗的物质主义泥沼。苏联解体后，他于75岁的高龄回到祖国俄罗斯；2007年与普京会面，并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
2008年2月27日，美国保守主义奠基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病逝，终年82岁。1951年，年仅25岁时的巴克利就进入公众视野，在耶鲁大学建校250周年之际发表著作《上帝与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批判自己的母校已经背离其最初的教育使命，一时激起知识界的热烈辩论。1955年，他创建了《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使之成为20世纪美国保守派运动的重镇。巴克利主张将传统的美国政治保守主义与放任政策及“反/共/产/主/义”相融合，这一思想奠定了以前总统里根等为代表的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基础。1991年，老布什将总统自由勋章授予巴克利。2004年，巴克利指出新保守派“高估了美国的力量与影响力”。
法国文学巨匠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于2月18日去世，享年85岁。罗伯－格里耶著有《橡皮》、《窥视者》、《嫉妒》等，以其“非正统叙事”闻名于世，被公认为1960年代“新小说派”的先驱人物。他的剧本创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由法国新浪潮大师阿伦·雷奈拍成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和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此后，格里耶亲自执导电影，代表作有《不朽的女人》、《撒谎的男人》等。
约翰·莱昂纳德（John Leonard），美国著名文学、影视及文化评论人，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11月5日病逝，终年69岁。莱昂纳德曾担任《纽约时报书评》主编，为《新共和》、《华盛顿邮报》等报刊撰稿。他是首位向美国引介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和加布里埃尔·马奎斯的书评人。
12月24日圣诞前夜，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与世长辞，享年81岁。亨廷顿在纽约出生，16岁考入耶鲁大学，195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时还不到24岁）。从1950年开始，他开始在哈佛大学政治系任教，直到2007年荣休。亨廷顿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发展理论，发表了17部著作和90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包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年）、《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1991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以及《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2004年）。他的研究著述被广泛引用也引起许多争议。
同一天，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因患癌症逝世，享年78岁。品特被认为是英国继萧伯纳之后最重要的剧作家。他深受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影响，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早年曾就读皇家艺术戏剧学院，27岁时发表处女作《房间》，引起关注。代表作包括《生日聚会》、《看门人》、《情人》、《回乡》，以及电影剧作《法国中尉的女人》等。他的写作具有高度独创性，使得“品特式风格”（Pinteresque）一词被收入正规英文词典。瑞典皇家科学院2005年授予品特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公告中赞誉“他的戏剧发现了在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
【注释】
[1] Joseph E. Stiglitz,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url]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tiglitz101[/url]).
[2] Jacob Weisberg, "The End of Libertarianism," Newsweek (28 October 2008).
[3] Richard A. Epstein, "The Libertarian: Strident and Wrong," Forbes.com (28 October 2008).
[4] Edmund S. Phelps,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The Guatemala Times (21 December 2008).
[5] "Life after Bankruptcy," interview conducted by Thomas Assheue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iaran Cronin ([url]http://www.signandsight.com/features/1798.html[/url]).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Nach dem Bankrott" in Die Zeit (6 November 2008).
[6] Roger Cohen, "Perfecting the Union," The New York Times (5 November 2008).
[7] Alan Wolfe, "Dixie Shtick," The New Republic (19 November 2008).
[8] Marie Arana, "He's Not Black," The Washington Post (30 November 2008); B01.
[9] Laurence H. Tribe, "Morning-After Pride," Forbes (5 November 2008).
[10] "The Day After," Dissent Up Front Online Argument and Commentary ([url]http://dissentmagazine.org[/url]).
[11] "Does the Free Market Corrode Moral Character? Thirteen Views on the Question"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url]www.templeton.org[/url], Autumn 2008).
[12] 这个系列包括：1968: It's Not Just about the Music; 1968: Day by Day; 1968: Day by Day Omnibus; 1968: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1968: Philosophy in the Streets; 1968: Rivers of Blood; 1968: Sex, Telly and Britain; 1968: The Sixty-Eighters at Sixty; 1968: The Year of Revolutions等。
[13] [url]http://www.socialismconference.org/:[/url] "Socialism 2008: A Weekend of Revolutionary Politics, Debate and Discussion."
[14] "Symposium 1968: Lessons Learned," Dissent (Spring 2008).
[15] Naomi S. Baron, Always On: Language in an Online and Mobil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 Nicholas Carr, 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 (W. W. Norton, 2008).
[17] Nicholas Carr, "From 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The Atlantic (July-August 2008).
[18] Mark Bauerlein,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or Don't Trust Anyone Under 30 (Tarcher/Penguin, 2008).
[19] Susan Jacoby, 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 (Pantheon, 2008).
[20] Thomas H. Benton, "On Stupidit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 August, 5 September 2008).
[21] Thomas Bartlett, "The Betrayal of Juda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30 May 2008).
[22] [url]http://www.loc.gov/today/pr/2008/08-225.html.[/url]
[23] [url]http://www.templetonprize.org/news.html.[/url]
[24] [url]http://www.holbergprisen.no/HP_prisen/en_hp_2008_jameson.html.[/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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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2007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刘擎 时间：2008-4-20 来自：学术中国 阅读：2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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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页 刘擎：2007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按：2003年以来，笔者应报刊之邀在年底撰写本年度“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主要资料来源是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上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所做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本文原载《学海》2008年第2期，部分内容曾载于2007年12月29日的《社会科学报》。】
欧盟50年：纪念与沉思
1849年8月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和平大会的开幕词中，想象了未来欧洲“将会来临的那一天”：“到那时……所有欧洲的民族，在保持各自独特品质和光荣个性的同时，将会紧密地融合在一个更高的整体之中，将形成一个欧洲的兄弟同盟……到那时，仅有的战场是展开贸易的市场以及开发思想的心灵。到那时，子弹和炸弹将被选票所取代、被各民族人民的普选投票所取代、被一个伟大主权议会的庄严裁判所取代。”在历经了20世纪更为惨痛的战争创伤之后，欧洲的发展似乎走向了雨果所梦想的前景。1957年3月25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在罗马签署，这一年也被视为欧盟的诞生之年。今年是欧盟成立50周年，欧洲各国举办了难以计数的各种纪念活动与学术讨论。
5月9日是“欧洲日”，当天10多位欧洲的诺贝尔获奖者聚集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厅，在欧盟议会主席珀特林（Hans-Gert Pöttering）的主持下，对欧盟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展开讨论。他们普遍赞赏欧盟是人类解决冲突与和平合作之文明成就的典范，但同时分别指出了欧盟在未来发展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包括欧洲内部的语言壁垒，欧洲精神世界受到物质主义的冲击，以及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3月14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与《金融时报－商业》（FTB）等联合举办了主题为“欧盟：未来50年”的大型讨论会。邀请了欧盟27个成员国的50位著名政治家、学者、教育家、艺术家和商业领袖，就欧盟的未来展开辩论，会后出版了文集《欧盟：未来50年》，由德国总理、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默克尔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作序，伦敦经济学院院长戴维斯爵士（Sir Howard Davies）撰写导言，收录的文章大多极其富有洞见和启发性。
3月23日哲学家哈贝马斯接受德新社记者的访问。在这篇题为《欧洲现在需要什么？》的访谈中，哈贝马斯对欧盟发展的现状发表了审慎的分析，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确立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是在欧盟内部完善治理和发展政治行动的能力。他指出，《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和荷兰这两个欧盟创始成员国的全民公决所否决，但这不意味着深化欧盟发展的阻力来自人民。实际上，在大部分成员国中存在着支持巩固欧盟的“沉默的大多数”。哈贝马斯建议，在2009年的欧洲选举中，应该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让公民来决定：欧盟是否要有直选的总统？是否要有欧盟自己的外交部长和金融基地？与此同时，这种全民公决应该只对那些国内多数公民已经投票支持欧盟改革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如果全民公决获得通过，那将会打破目前那种由最保守迟缓的国家来限定整个欧盟发展步伐的僵局。
宗教与政治：神学灵光的再现
马克·里拉的《上帝的政治》一文发表在8月19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当期的封面以大号字体摘录了文章的要义：“神学的思想仍在燃烧着人们的心灵，鼓动起能将社会置于毁灭的救世之激情——这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已经认定这不再成为可能，认定人类已经学会了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相分离，认定政治神学在16世纪的欧洲已经死亡。但是，我们错了。我们才属于那种脆弱的例外。”这篇文章选自里拉9月份出版的新著《夭折的上帝》（The Stillborn God）。其核心命题可以称之为“西方例外论”，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地域中，神学是政治秩序的基础。而以正教分离和宪政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和例外，始于欧洲在历经惨痛的宗教战争之后的一种应对抉择——所谓政治与神学的“大分离”（the Great Separation），其基本理念源自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利维坦》将变换了政治的主题，着眼于“心理学”而放弃政治神学。但政治哲学从来没有驯服政治神学。正教分离的共识是不仅是脆弱和不稳定的，而且是一个特例。西方人如果以为自己的现代世俗政治具有普世性的效力，并向非西方文明推广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文章和著作发表之后立即引起的热烈的争论，里拉本人在报刊与广播媒体上频繁接受访问。马克·里拉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8年之后，今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人文与宗教学教授，重返作为美国思想文化中心的纽约（他曾在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执教10年），再度活跃于公共思想界的辩论。
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长达近900页的新著《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通过浩瀚而复杂的思想史考察中，探讨“世俗化”（信仰上帝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想象”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处理了政治世俗化的问题。今年初，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与哈贝马斯合著的《世俗化的辩证法：论理性与宗教》英文版出版，这与其说这是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争论不如说是两者之间的合作。哈贝马斯呼吁“世俗社会要获得对宗教信念的新的理解”已经不再让人惊讶。早在三年前他在与拉辛格大主教（如今已是教皇本16世）对话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就语出惊人：“基督教（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自由、良心、人权和民主的最终基础，是西方文明的基准。”随着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变换，欧美公共讨论中宗教话语日渐活跃与强劲，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当今西方思想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
委内瑞拉政局引发的讨论
拉美持续几年的“红色风暴”今年遭遇到新的挑战。查韦斯的修宪提案在委内瑞拉国内引起巨大争议，甚至导致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10多万人的示威抗议。12月2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否决了查韦斯的提案，委内瑞拉的局势与未来变得扑朔迷离。11月30日耶鲁大学“拉美与伊比利亚研究会”举办“委内瑞拉的玻利维亚革命”国际研讨会。会议由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发起组织，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政治家（包括委内瑞拉驻美大使）和社会活动家，旨在对委内瑞拉问题展开独立的学术性讨论。有学者高度肯定了草根性社会运动在确立玻利维亚革命的道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委内瑞拉的经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这本身使这场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与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模式的紧密纠葛之中，暗含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这次会议展示了真正具有思想性的辩论，揭示出玻利维亚革命所包含的可能与局限，与主流媒体的危言耸听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西方左翼学者对委内瑞拉局势更为关注。齐泽克在11月15日《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批评当今“后现代左翼”的所谓抵抗策略倾向于放弃争夺国家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投降”。他高度赞赏查韦斯夺取国家权力的革命运动，认为这虽然具有风险，却开启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可能。英国新左派领袖人物阿里（Tariq Ali）在委内瑞拉全民公决之后立即撰写文章，指出当下对修宪的辩论过多地集中在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争议上，而没有足够重视修宪提案中“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特别是没有在草根层面上对此展开辩论，公民没有充分参与讨论来界定什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界定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这恰恰是修宪流产的经验教训。但阿里坚信，查韦斯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者，只要总结经验把握时机，在他任期结束的2013年之前一定会有新的转机。显然，对西方左翼来说，查韦斯革命代表了一种希望——在冷战之后第一次诞生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因而对此寄予了热忱的期许。
“大屠杀工业”与学术自由
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于198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二十年来的学术生涯一直处于争论的漩涡之中，因为他的研究著述对大屠杀历史的主流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芬克尔斯坦并不像少数右翼人士（如英国的大卫·欧文）那样否认历史上发生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本人是犹太裔，其父母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认为大屠杀的真实历史在主流媒体的叙事中已经被篡改和编造，成为他所谓的“大屠杀工业”（the Holocaust Industry），被犹太精英权力集团所利用，服务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芬克尔斯坦通过大量著述和公开演讲长期致力于揭露批判“大屠杀工业”的骗局，其主要论敌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兼律师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等作者，而著名学者和异议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一直是芬克尔斯坦最强劲的支持者。
芬克尔斯坦曾在几所大学任教，今年已经54岁却仍未获得终身教职（tenure）。今年初他在任教已6年之久的德保罗（DePaul）大学提出终身教职申请，虽然获得院系一级的多数支持，却遭到大学“晋升与终身教职委员会”的否决，其主要理由是芬克尔斯坦的著述对其他学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个人攻击，将学术问题变成简单的立场对立，不符合专业的学术标准。芬克尔斯坦坚持认为校方受到了外界压力的干涉，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侵犯，表示要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予以抗议，校方则取消了他原本在下一学期开设的课程。这立刻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反应与辩论，成为所谓“芬克尔斯坦事件。”在经过两个多月争论与谈判之后，德保罗大学与芬克尔斯坦之间达成协议解决方案。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双方表述了各自的立场，协议以芬克尔斯坦的辞职而告终，但未公布学校给予他的赔偿。芬克尔斯坦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乔姆斯基等人看来，这无疑是美国精英势力打压异端思想、践踏学术自由的又一例证。10月12日芬克尔斯坦与乔姆斯基和英国新左派主要代表阿里（Tariq Ali）等一起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召开“保卫学术自由”会议，继续反思在保守派精英集团的压制下如何维护学术自由的问题。而另有一些学者对芬克尔斯坦著述的学术品质有相当的保留。早在《大屠杀工业》一书刚刚出版的7年之前，布朗大学著名欧洲史家巴托夫（Omer Bartov）就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文章，批评芬克尔斯坦恰恰与他所指控的“大屠杀工业”的媒体制造者一样，同样在论述中充满了刺激性的修辞、自鸣得意的道德和知识优越感，同样是对历史事实的漠视以及混乱与可疑的阐释。巴托夫在最后指出“现在可以说，芬克尔斯坦已经创建了他自己的大屠杀工业。”
《齐泽克国际学刊》创刊
齐泽克如今无疑是国际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两年前，名为《齐泽克》的纪录片在文化知识界引起相当的关注。今年1月由英国利兹大学传媒学院主办的《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Žižek Studies）正式创刊。为一位仍然在世的学者创建一份专业性的研究刊物，这在学术界虽然不是首创（鲍德里亚曾享有过此殊荣）却也是极为罕见的。这份刊物由保罗·泰勒（Paul A. Taylor）担任主编，编委会中包括著名学者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而齐泽克本人也名列其中。编委会的构成在地域分布和专业分布上体现出高度国际化与跨学科的特征。学刊沿用学术界常规的公开投稿和同行评审的编辑方针，但发布方式却是新颖的网络在线期刊（[url]http://zizekstudies.org/[/url]），内容完全对读者开发。在线期刊的方式更适合齐泽克的作品特征，也创造出一种学术讨论空间来避免主流媒体对其批判锋芒的收编。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卷的4期，包括“齐泽克与巴迪乌（Alain Badiou）”，“齐泽克与电影”，“齐泽克与黑尔格”等专题讨论。少部分文章已翻译为多种语言文本（虽然中文译稿的质量似乎有待改进）。在第1期中的开篇文章《为什么是齐泽克？为什么是现在？》中，保罗·泰勒指出，从事这样一份刊物既是机会又具风险，因为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家的作品：他不仅是健在的，而且他向世人保证他自己不是所谓齐泽克派。因此要坚持完整公正地对待齐泽克的不可复制之独特性总是要面对艰巨的压力。但作者认为值得承担这个风险，来进一步增强齐泽克作品对现已建制的学科所提出的挑战。文章还借用佛家“以指示月，愚人观指不观月”的类比，形容“齐泽克的理论努力在于顽强地审问那些执迷于观指而不观月的学者的刚愎自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被齐泽克吸引并继续保持对他的兴趣。
泰勒与德沃金分别获得学术大奖
3月14日，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授予2007年坦普尔顿奖，获得80万英镑（约为150万美元）的奖金。此奖是由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于1972年创建，旨在鼓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探索和扩展人对神性的感知，包括对爱、创造性、智慧、宗教等的研究，以促进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关系。坦普尔顿基金会现任会长在授奖时说：在泰勒的学术生涯中，他经常是孤独地坚守在精神维度的研究领域，对公共政策、历史、语言、文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其它侧面展开跨文化、跨学科的深入讨论。泰勒在获奖感言中提到：“自然科学和宗教的分离对两者均无益处，而同样真实的情况是，人文社科的文化也往往出人意料地无视精神层面。”他认为需要对“人类的暴力趋向”予以新的洞察，这可能包含着要对人类寻求意义和精神方向的努力（在其中对暴力的诉求是某种颠倒和歪曲）做出一套完整的阐释。坦普尔顿奖设立至今30多年间，早期的获奖者多位显赫的宗教界人士，例如格雷厄姆牧师和特里萨修女，后来该奖被授予更多的哲学家、神学家、伦理学家和科学家等，例如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物理学家约翰·巴罗。
挪威议会于2003年设立的路德维格·霍尔堡（Ludvig Holberg）国际纪念基金，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一位成就最为杰出的学者。今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捧得，奖金为75万美元。在最近30年间，德沃金在法律哲学领域中留下了个人独特的印记，几乎每一个对该领域的贡献都直接或至少间接地与他的工作相关联。评委会对他的评语是：德沃金发展出了一套富有原创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法律理论，这一理论将法律植根于道德，并表现出独一无二的特征——将抽象的哲学观点和那些与具体的对法律、道德与政治的日常关切相关的论辩相结合。在德沃金之前获过此奖的有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尤尔根·哈贝马斯和舍穆尔·艾森斯塔特。
2007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2月28日，美国当代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因病逝世，享年89岁。施莱辛格一生都维持着一个自由主义卫士的形象，28岁时就以《杰克逊时代》获得普利策奖，1957年至1960年他先后出版三卷《罗斯福时代》，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史学成就。施莱辛格曾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1965年在肯尼迪过世后，他发表了《约翰·肯尼迪在白宮的一千日》，被先后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1962年他辞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职务，潜心写作。1978年的《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时代》再次使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施莱辛格的最后一本书《战争与美国总统》于2004年面世，他在书中对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做出了激烈的批评。今年11月，施莱辛格从1952至2000年的日记得以编辑出版，使读者看到跨度48年的美国历史及其风云人物的一些面貌，也能从中了解到美国在冷战与后冷战时代中政治与文化的部分图景。
3月6日，法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摄影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因病逝世，享年77岁。这位凭借对媒介模式和技术传播的独到分析而蜚声于世的批评者，始终思考着技术进步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方式，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或主题，从消费主义到性别关系，从对历史的社会理解到关于艾滋病、克隆、鲁西迪事件、海湾战争和9·11袭击的新闻评论。鲍德里亚最著名的《消费社会》从现代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入手，以特殊的需求理论来解读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他的思想受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并创造性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学相结合，代表作包括《符号政治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仿真与仿像》等。鲍德里亚认为，20世纪后期的“全球”社会中，符号和意义的过剩导致了一种对现实的消融作用，而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都不再被信仰；当全球化世界在符号和日用品交换的水平上不断运转，人们对象征行动（例如恐怖主义）也会越来越熟视无睹。鲍德里亚及其著作总是与“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相连，他的写作也（与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被归入深奥晦涩之列。
6月8日，当代西方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因病逝世，享年75岁。早年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汇集了罗蒂对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随后他在《实用主义的后果》和《偶然性、讽刺和坚实性》中提出新实用主义主张，确立了反本质主义立场，被视为“反哲学的哲学家”。不同于许多哲学家的观点，他相信，不是启蒙主义开启的民主与自由使人类面临虚无主义困境，而是执着于柏拉图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说教使职业哲学家自己误入歧途。罗蒂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罗蒂在西方学界的政治谱系中属于“自由左派”。他曾表示自己在社会政治立场上与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德沃金等人分享着基本相同的社会理想，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某种版本；而那些更激进的学院左派，在他看来，始终没有给出任何有效的政治方案。罗蒂独特的思想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道德与政治生活的改善不可能也不需要一个普世的理性主义基础，寻求政治原则的共识是一种永恒的实践，只有在不断面向实际问题的具体应对中才可能获得，这也就是罗蒂所说的“后形而上学希望”。
11月10日，美国最知名也颇具争议的作家之一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因病逝世，享年84岁。梅勒的作品始终将矛头对准美国的社会与政治，挖掘其深层的病状，视角奇特、言辞犀利，他因此被称为美国的“文学良心”。梅勒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在他个人的从军经历（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在太平洋战区服役）的基础上，不仅揭示出战争的真实面目，而且剖释了更为深广的社会与历史问题。1968与1979年，梅勒先后凭借《夜间的军队》和《刽子手之歌》获得两次普利策奖；2005年被授予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无论在写作上，还是生活中，梅勒都维持着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个性与风格，直到生命的终止。
11月13日，美国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辞世，享年89岁。他是比较法学、国际法学、法史学、社会主义法学以及法律与宗教关系领域的先驱人物，著有《法律与革命》《信念与秩序》等。伯尔曼对中国当代法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演讲集《法律与宗教》，其中“法律必须被人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被频频援用。伯尔曼以此作为对韦伯的“祛魅”命题的某种回应，提出在所有的文明里，法律与宗教共享着四种要素——仪式性、传统性、权威性和普世性，法律不仅包含人的理性和意志，也包含的情感与信仰。他在对当代法律祛魅化做出批判的同时，也在宗教中寻求法律的渊源以保持人们的法律情感，从而克服理性的僵化。
（2007年12月15日于布朗大学） 刘擎：2006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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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自2003年起每逢年终，笔者都会接到《社会科学报》等报刊的邀请，要求对当年在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具有影响的公共事件做出年度回顾综述。综述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上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深感力不从心，所做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本文是作者勘定的完整版，其中的部分内容曾载于2006年12月29日的《社会科学报》以及30日的《东方早报》。
1. 拉美政局与左翼思潮的复兴
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振奋人心的激励来自中南美洲的政局变化：近年来具有鲜明左派或中左翼倾向的政治领袖在大选中获胜或连任（包括巴西的鲁拉，厄瓜多尔的柯利亚，智利的巴切蕾特，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虽然美国的主流舆论对拉美的这场“红色革命”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政治强人”煽动民粹主义所导演的选举闹剧，会将拉美的经济发展引向灾难。但左翼力量终于突出重围，开始在主流媒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年11月《时代》周刊和《洛杉矶时报》等就曾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布什当局在拉美国家推行的政策。今年4月《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更为激烈地抨击主流舆论对拉美局势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转”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标志着过去二十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的失败。著名“世界体系”理论家华伦斯坦在《新左派评论》（2006年7－8月号）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认为美国霸权在2001－25年间进入了不断衰落的时期，而布什的国际政策加速了这一的衰落。托派社会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SWS），今年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国际编委会”会议，编委会主席大卫·诺斯（David North）在开幕发言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扩张，但其危机在不断地加深。美国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会议“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SC）在历经了2004年的分裂之后，似乎在今年获得复苏。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论坛”（The Left Forum）于今年3月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全球抵抗与帝国的衰落”大会，从开幕式的“挑战帝国”到闭幕式的“前进”主题，显示出高歌猛进的势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与社会运动曾面临严峻考验，也一直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契机。2006年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转机。但是，“新自由主义”遭遇的挫败并不天然地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的复兴而言，当下的转机仍然还是朦胧的曙光。
2. 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
今年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伯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播出了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杨－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早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重要的演讲与国际会议迄今有30多次。歌德学院预告了明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日程，表明相关的活动还在持续……。这样广泛而隆重些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仪式，而是最近20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杨－布鲁艾尔新著的书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然至关重要。作为20世纪极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比如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认为，狂热极端的意识形态俘获了处于孤独焦虑之中的病理性“大众社会”，从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克曼的那种“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对当下极权主义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诊断。有人在谈论所谓“伊斯兰极权主义”，比如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将此称作（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比如拉宾（Corey Robin）最近在《伦敦书评》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极权主义的危险，这恰恰源自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仕途主义”（careerism）的平庸之恶。拉宾还提醒我们，阿伦特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忧虑。她在60年就指出，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不惜代价求生存”转向了“不惜代价维护尊严”，但“在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背后潜伏着对一切的绝望而准备自杀的心态”，她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妥协。因为生怕妥协会将他们带回到那些在欧洲沉默受难的屈辱日子。阿伦特的许多洞见（比如她对“阿拉伯问题”的关切）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的探讨。的确，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遗产也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3. 福山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1989年以“历史终结论”闻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6年再次成为公共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为今年再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末人》新写了后记《“历史终结”之后》，试图澄清人们对“历史终结论”的误解，并回应17年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争论。但这篇“再版后记”引发出新一轮的争论。批评的重点仍然在于质疑历史终结论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致等。今年8月“开放民主”网站汇集了10多篇相关文章，组织一次（网络）专题研讨会，福山为此撰写了《对批评者的回应》，试图再次澄清自己的观点，并解释自己观点的变化。而更受人关注的是，福山在3月出版的新著《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其中严厉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宣告了与“布什主义”的决裂。由于福山当年曾支持布什当局对伊拉克开战，并长期与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高层官员与智囊人物交往从密，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向”，在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从福山自己的论述逻辑来看，他的变化与其说是他告别了新保守主义，还不如说是“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福山自己所主张的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是（黑格尔－科耶夫意义上）“历史终结”的现代性形态，认为这个终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最终将获得普世性的胜利。他所做的修正只是“时间表”意义上的：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边缘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现，而实现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东欧模式”。福山与布什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通过使用外部武力来强迫完成。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在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反对这类社会改造工程。实际上，福山是主张以经济发展和渐进改革为前提，促成对于民主的内在需要，从而实现走向民主的“和平演变”。而与此相比，布什推行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武力变更政权的政策恰恰是一种激进的霸权主义。不幸的是，“新保守主义”这个名称已经被滥用了，福山也就不再愿意以此自称。
4. 漫画引发的文化战争
去年9月，因丹麦《日兰德邮报》刊登了几幅将穆罕默德描绘成恐怖分子的漫画而引出一场风波。这场“漫画风波”在今年愈演愈烈。1－2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多份报纸相继选登了部分漫画，加剧了穆斯林的不满，示威游行、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日兰德邮报》编辑的回应是，丹麦有着自由表达的传统，对于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而转载漫画的相关欧洲报纸编辑则表示，他们只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虽然丹麦首相在阿拉伯电视台发表讲话，就漫画引起的冒犯向穆斯林致歉，但他同时强调，政府无权干涉报社的言论自由。欧洲境内的伊斯兰教徒的抗议示威不断升级，英国政府担心此事引发一场“新圣战”。2月8日法新社报道，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宣称：塔利班将悬赏100公斤黄金追杀那个把先知画成“炸弹客”的漫画家；对于任何杀害丹麦人、挪威人或德国士兵的人，塔利班也会奖赏5公斤黄金。这一消息使美国首次对漫画风波公开表态。布什说，美国主张新闻自由，反对因强烈不满而采取的暴力活动。国务卿赖斯直接指责叙利亚和伊朗借漫画事件煽动穆斯林对西方的仇视。在公共知识界中，有评论者指出，西方“自由社会”可以容忍或接受类似于“炸弹客穆罕默德”的自由表达；而穆斯林的暴力抗议暴露出他们守旧专制的宗教理念。另一些评论则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从来就有其限制与边界，许多国家都有禁止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的相关法律，漫画以言论自由为名冒犯了宗教情感，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
5. 国际知识界声援贾汉贝格鲁
伊朗著名哲学家与作家贾汉贝格鲁（Ramin Jehanbegloo）在4月27日从印度讲学回国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逮捕，随后被关入德黑兰Evin监狱。贾汉贝格鲁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目前担任德黑兰文化研究局当代研究部主任。他曾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拥有加拿大和伊朗的双重国籍。贾汉贝格鲁发表过二十多种著作（其中《伯林谈话录》有中译本出版），论及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甘地、泰戈尔、伯林、萨伊德等。他对西方哲学和现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建设性对话的可能。5月6日伊朗情报部长对外确认了贾汉贝格鲁被捕的事实，暗示原因在于“他与外国人的接触”。在学术同行看来，贾汉贝格鲁是“政治上极为温和”的学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5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新闻，表示对此事件的“严重关注”。5月24日世界各地432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一封“致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公开信”，公开信中高度评价贾汉贝格鲁的学术贡献及其国际影响，指出对他的关押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违背了伊朗共和国的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敦促内贾德总统亲自干预此事，尽快释放贾汉贝格鲁。公开信的签署名单几乎囊括了当今最为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得主艾芭迪和库切，以及不同专业领域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安东尼·内格里，恩内斯特·拉克劳，查塔尔·墨菲，斯拉沃热·齐泽克，尤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希拉里·普特南，罗纳德·德沃金，理查德·罗蒂，齐格蒙·鲍曼，安伯托·艾柯，莱兹克·柯拉科夫斯基，迈克尔·沃尔泽，理查德·伯恩斯坦等。另有“国际伊朗研究协会”（ISIS）等学术团体也为此发表了公开声明。8月30日贾汉贝格鲁被释放。他随后在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国外讲学期间，有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了他的研讨会，试图将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东欧与伊朗市民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计划）用作颠覆伊朗政权的目的。他对此感到遗憾，并建议伊朗学者应该在国内举办学术活动，以免在出国访问的活动中学术成果遭到滥用。他还表示自己在监狱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贾汉贝格鲁的个人网站已经关闭。
6. 反击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
近年来，西方报刊（包括在知识界声誉良好《卫报》、《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国家》、《纽约客》、《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发表许多文章，“发掘”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思想与美国极右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结果是施特劳斯已被公众看作是“美国新保守派的教父”，是反自由民主的精英，鼓励政客用谎言来欺骗大众。在许多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完全是对施特劳斯“妄想狂”式的妖魔化。的确，施特劳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当局的高层或智囊机构担任要职。但政界“施特劳斯派”的立场并不等于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也并不为学院中的施特劳斯派所认同。今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弟子们相继推出三部著作：史密斯（Steven B. Smith）的《解读施特劳斯》（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潘格尔（Thomas L. Pangle）的《施特劳斯导论》（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以及扎科特夫妇（Catherine and Michael Zuckert）的《施特劳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这些著作通过对施特劳斯作品的严肃解读和阐释，致力于探索施特劳斯真正的思想遗产。三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史密斯教授解释说：“朋友”意味着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现代自由民主最有益处，因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场，而是来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说有什么“施特劳斯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更接近于他同代的以赛亚·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当时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的主将。扎科特夫妇认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静的辩护者，能够同时意识到它的力量与弱点。而潘格尔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劳斯的哲学思考对民主公民的复兴以及对我们文化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所做出的贡献。这三部著作的出版已经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在客观上反击了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解释。
7. 英国“思想战役”开辟新的公共空间
2006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和传媒的近200名“重量级人物”汇聚位于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就当代“紧迫而重大的思想问题”，面对近千名听众展开公开和激烈的交锋。这个名为“思想战役”（The Battle of Ideas）年度活动是一种新颖而特殊的跨行业、跨学科的文化节，由英国独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于2005年创办。今年第二届“思想战役”更为引人注目，发言者争论之尖锐激烈，现场听众参与之热烈踊跃都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活动的形式也精彩多样（从正式的“主题争辩”，到半正式和“沙龙辩论”和自由随意的“咖啡对话”，以及影视展映等等），涉及的主题包括文明冲突与西方文化危机，二十一世纪的认同，环境保护与反环保话语，心理治疗工业与教育问题，艺术创造自由与大众消费等等。活动受到参与者与观察家的极高赞誉，被认为是一次绝对令人难忘的、罕见的“思想盛宴”。
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战役”的诉求与潜力。三位召集人当中，有的以社会评论家为职业，有的是牛津大学的青年教师，但都是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共同感到，在传媒机制和学院规训的制约下，当代的文化氛围变得越来越因循保守。这种“遵从主义”压抑了真正的民主讨论，封闭了政治想象与文化创造的空间。由此，他们致力于“打破一切思想禁忌”（包括所谓“政治正确”以及“顾忌直接的现实后果”所造成的限制），提倡“无限制的自由讨论”。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创建宗旨中明确告白的那样，他们继承的是（康德式的“大胆而公开地使用理性”的）启蒙主义精神传统。他们声称，在“思想战役”中每个人都具有“完全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没有免于被冒犯和批评的权利”。他们的诉求不是要以“达成共识的名义”来寻求时代的“镇痛剂”，而是要以开放而强劲的思想交锋来反思时代的大问题，为创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开辟新的道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这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创新与活动能力，他们往往兼备作家、学者、编辑家和活动家的品质，具有罕见的跨行业、跨学科的知识和交流才能。这使2006年“思想战役”得以筹集足够的民间资金，汇集具有公共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并获得BBC，《泰晤士报》、《卫报》和著名网络媒体Spiked的全程报道。活动之后及时出版多种文集，同时在学院刊物中发表讨论专辑。他们远大的抱负和卓越的才能，蕴含着重新塑造欧洲公共文化的巨大潜能。
8. 格拉斯迟到的自白
小说《铁皮鼓》使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成为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历史被遗忘的面孔。”然而，今年8月12日，格拉斯公开揭示出自己曾是纳粹党卫军人的身份，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德国、欧洲乃至全球的黑色风暴。德国联邦议员要求收回格拉斯的一切荣誉奖赏，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委婉地指责格拉斯坦白得太晚。许多批评者认为，格拉斯年轻时的选择可以原谅，而不可饶恕的错误在于其“长达61年之久的缄默”。最激烈的抨击来自格拉斯的出生地，现属波兰的格但斯克（原名但泽）。格但斯克市议会决定要求格拉斯放弃“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此外，《纽约时报》也刊登评论，题为“格拉斯：一个非常的德国耻辱”。与此同时，格拉斯的作家同行们纷纷为其辩护。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在《卫报》上刊文赞扬格拉斯的勇气与道德。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怀疑那些批评者在没有扪心自问的前提下表达了“伪善”的想法。《法兰克福汇报》则提供事实证据：二战一结束，“格拉斯在战俘营中就向美军方承认自己是纳粹党卫军人，相关材料现存于柏林国防军问讯处。”更有力的辩护在于格拉斯的作品本身。合称为“但泽三部曲”的《铁皮鼓》《狗的岁月》及《猫与鼠》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深刻反映了纳粹时期社会的扭曲与荒谬，其中也蕴含了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与忏悔。格拉斯的自传体新作《剥洋葱》于8月16日出版。
9 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美国国会图书馆11月15日宣布，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2006年度“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每人各获得50万美元的奖金。“克鲁格奖”于2003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在将来能够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年度奖金为100万美元。候选人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推荐产生，评选标准是，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对其它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以及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获奖者不限国籍，不限写作语言。2003年，时年76岁的波兰裔哲学家柯拉科夫斯基独自获得首届“克鲁格奖”；2004年，80岁的美国历史学家嘉斯拉夫·帕利坎和91岁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分享了第二届克鲁格奖。2005年该奖空缺。今年的克鲁格奖授予华裔与非洲裔的历史学家，似乎表明克鲁格奖对不同文化族群的开放取向。余英时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1956－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余英时的主要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士与中国文化》、《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儒学论》以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富兰克林今年91岁，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门研究美国黑人历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从奴隶到自由》《解放宣言》和《二十世纪的黑人领袖》等。
10. 2006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11月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世长辞，享年94岁。他被称为与凯恩斯、萨缪尔森齐名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教父。他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倡导依靠个人责任感的自由竞争，认为控制货币供应是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经济杠杠。他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即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以及自然率假说理论，著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自由选择》等。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上结识了罗斯·戴瑞克特，六年后两人结为终身伴侣。1998年他们合著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问世，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回顾了弗里德曼的三次访华经历。他曾近距离地观察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向中国介绍关于自由市场的思想，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特殊而富有争议的影响。
9月15日，享誉世界的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终年77岁。作为记者，她以罕见的尖锐犀利采访了霍梅尼、基辛格、邓小平和布托等世界政坛最为重要的领袖人物。法拉奇说，她每次采访经历里都“倾注了心和灵魂”，一如她对于一生仅有的一次爱情（与希腊抵抗运动领袖帕纳古利斯）和她那未出生的孩子。《人》与《给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两书满载着她对生命的礼赞和热爱。在2001年9·11灾难之后，沉默已久的法拉奇发表八万言的《愤怒与自豪》，猛烈抨击伊斯兰文化的“野蛮”，由此招致“种族歧视”的指控。而她的回答是：“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你他妈就做你的，我就是要说出我想说的。”无论人们对她的言论有多少争议，她的离去让世界少一个桀骜不逊的女性声音。
10月30日，文化人类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因病骤逝，享年80岁。格尔茨从1970年开始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他在社会文化理论上贡献卓著，不仅体现在他的符号人类学理论，而且延伸到地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他的《文化的解释》《爪哇的宗教》《地方性知识》等著作影响深远，被公认为20世纪学界的一位“具有原创力和刺激力的前沿人物”。
4月29日，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于98岁高龄逝世。除了《1929年大崩盘》《富足社会》等经济学名著之外，他还留下了包括自传、小说在内多种文体的50余种书。曾获得美国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
8月1日，著名政治学家、“差异政治”理论的主将艾里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于家中病故，年仅57岁。她2000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政治学，在女性主义理论、正义理论、民主理论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而使她获得国际声誉的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正义与差异政治》。杨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草根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对妇女、劳工等弱势群体有切实的关怀，著有《包容与民主》《论女性身体经验》等。
7月1日，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辞世，终年84岁。早在1950年，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师的瑞夫与苏珊·桑塔格闪电结婚，并维持10年婚姻。多年来，桑塔格的声誉似乎遮蔽了瑞夫的光芒。而瑞夫是20世纪不容忽视的一位弗洛伊德研究者，著有《弗罗伊德：道德主义者的头脑》和《治疗主义的胜利》，并富有洞见地提出，西方文明从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先后受到“政治人”“宗教人”和“经济人”的统治，如今则由“心理人”主宰，接受一些精神领袖关于“自我”的信念。
6月16日，《纽约书评》二主编之一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死于肺癌，终年77岁。爱泼斯坦毕业于哈佛大学，曾负责编辑轰动全球的《安妮日记》。1963年加入《纽约书评》之后，她负责文学、文化方面的组稿与校订，与这本刊物一同走过了43年。如今《纽约书评》已成在知识界声誉卓著的书评期刊。本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把“终身成就奖“授予《纽约书评》的两位创始人和两位联合总编。
4月30日，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çois Revel），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2岁。他也是一位政论家，曾担任法国《快报》社论作者15年，后又成为《观点》周刊的专栏作家。在他一生出版的30多本书中，最著名的有《无马克思，无耶酥》《极权趋势》以及《和尚与哲学家》。其中，《和尚与哲学家》一书是他与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在山顶上的一场西方哲学与佛教之间的对话，拷问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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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2005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按 在2005年即将结束之际，笔者应报刊邀请选出今年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具有公共影响的事件进行回顾综述。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知识的局限，以下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供读者参考。
1. 萨特百年诞辰纪念
今年6月21日是让-保罗·萨特的百年诞辰，法国国立图书馆举办了大型纪念展览，欧美各地为此举行许多讨论会，出版了关于萨特的新书或是特辑，报刊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纪念这位20世纪影响卓著的哲学家、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英国《独立报》称，萨特在去世25年之后迎来了影响力的“第二波”，因为他的著作与政治生涯对于当代仍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他的思想也仍然会引发争论和新的理解。美国学术纪念讨论会的主席Scott Mclemee指出，如果萨特的思想遗产曾一度被视为因冷战而衰落，那么现在它显得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相关。萨特的著作中对于系统性的暴力、寻求解放的斗争以及恐怖主义的论述现在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当然，萨特的思想总是具有争议。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认为，萨特倡导的政治理想由于缺乏道德或宗教的指南而陷入了永无根基的虚无病症之中，最终将会走向危险的死胡同。《国际先驱者论坛报》的文章指出，法国在萨特去世之后出现了几位重要的思想家，似乎早已取代了萨特的地位，但今天人们仍然怀着极大的热忱纪念萨特，这是由于他的著作涉猎极为广泛的领域，今天的年轻人总是可以从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思想线索，而更为重要的是，萨特思想所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是被我们不可控制的环境所决定的？这仍然是当代人类精神中一个最令人困扰却又是最富有感召力的问题。
2. 安德森批评“自由左翼”的国际政治理论
新左派首席理论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他主编的《新左派评论》(2005年第一期)上发表长达15000字的论文，题为《武器与权利——战争年代中的罗尔斯、哈贝马斯和波比奥》。这篇文章明确针对当代西方三位最重要的自由左派理论大师——美国的罗尔斯、德国的哈贝马斯和意大利的波比奥(Norberto Bobbio)，讨论他们在冷战之后的十年中对国际秩序和正义问题的论述，对他们试图继承康德“永久和平”理想而重建当代国际秩序的理论学说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安德森的文章主要在政治哲学的理论层面(比如康德的理想与当今世界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展开，同时也分析了三位理论家各自的成长历史对他们世界观形成的影响。认为他们的理论建构工作不仅无法实现永久和平与国际正义秩序的理想，反而掩盖了美国以及国际强权对地域冲突和非正义的干涉，他们的努力在无意之中可能沦为国际霸权的理论工具。安德森的这篇文章可能显示了新左派理论发展的一个动向，表明批判的对象不只限于右翼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思想，而且也要揭露那些被称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自由主义论述。我们至今还未读到哈贝马斯对此做出的任何直接回应(罗尔斯和波比奥已经去世)，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也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英国政治哲学教授伯塔姆(Chris Bertram)在网络上撰文对此文提出批评，引述具体文本指出安德森对罗尔斯的误读与曲解，认为这篇文章是傲慢而充满偏见的，这妨碍了他对三位重要的哲学家做出任何内在的具有同情性的解读。
3. 新教皇对理性与宗教的看法引起争议
《逻格斯》(Logos)期刊今年春季号发表了新教皇本尼狄克十六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为纪念二次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60周年而作，在“寻求自由” 的标题下抨击了“堕入病态的理性”与“被滥用的宗教”。他在论及西方民主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冲突时指出，重要的问题是重建理性与宗教的关系。启蒙理性反对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宗教信念，但目前理性与宗教两方面都出现了病症。一面是伊斯兰世界对宗教的滥用威胁着世界和平，另一面是西方的病态的理性瓦解了信仰，在此教皇明批评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认为德里达解构“好客”(hospitality)、民主和国家，最终也解构了恐怖主义的概念，剩下的只有理性的消散，使所有确定的有效价值，所有坚持理性真理的立场都变成了原教旨主义。在教皇看来，理性和宗教的两种病症都妨碍了我们寻求和平与自由。《逻格斯》在同期刊登美国政治学家伯鲁纳(Stephen Eric Bronner)教授的反驳回应文章，认为教皇的论点表达了重新肯认欧洲“基督教之根”的愿望，这反映了许多保守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而教皇所期望的“重建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平衡”实际上是在提议：要在东方世界多一些世俗理性，在西方世界多一些宗教信仰。伯鲁纳指出，妨碍自由与和平的原因并不是所谓 “文明的冲突”，真正的冲突也不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而是发生在那些世俗自由国家以及多元公共领域的支持者与那些意欲将自己的宗教信条强加于他人的原教旨主义者之间。
4. 西方公共知识分子评选
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与英国《视野》(Prospect)联合发起“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读者评选活动，读者通过网络投票，在100位候选人中选出5 位。候选名单中有5位华人上榜：经济学家樊纲、小说家高行建和哈金、外交政策分析专家王缉思、政治学家郑必坚。评选活动收到两万多张选票，于今年10月公布了评选结果。当选前五位的知识分子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4827票)，学者兼作家艾柯(Umberto Eco，2464票)，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2188票)，捷克前总统、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1990票)和英国作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1844票)。希钦斯曾是左翼的托洛斯基主义者，而近10年来转向攻击西方左派在巴尔干半岛、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立场，并强烈支持布什的“反恐战争”。在前20位的名单中，思想大师哈贝马斯以1639票名列第7，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以1590票名列第8，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以1037票名列第18。评选结果公布之后，欧美许多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评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知识大众的选择，但有颇多偏差，特别是非英语世界的人物被严重低估，法国只有一位知识分子——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名列第22)——进入了前40位的名单之中。
5. 保罗·利科去世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于5月20日与世长辞，享年92岁。这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大师足迹遍及欧洲和北美的一流大学，曾任教于巴黎索邦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去年去世的德里达曾担任他的助教。利科一生共发表了30多本著作和500多篇论文：在哲学领域的代表作有《意志哲学》《解释的冲突》和《接受现象学的熏陶》等，利科把现象学和诠释学相结合，开创了意志现象学，强调人的意识中的自愿活动与非自愿活动之间的联系；他还以历史哲学家的身份对历史进行研究，著有《历史与真理》《记忆、历史与遗忘》等书；他的《活的隐喻》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赏，所提出的“隐喻的真理”概念为修辞学提供了深刻的思考方式；他还以《恶的象征》《思考〈圣经〉》等书开辟了宗教诠释学的全新视野。2000年，利科获得了享有盛名的京都奖(Kyoto Prize)；2004年11月，他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有人文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
6. 女性主义风潮再起
2005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发表演讲，其中提到了一个“科学假说”：性别之间的先天性差别妨碍了女性在数学方面获得杰出的成就，这番言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南希·霍普金斯当场退席，随即美国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指责这是性别歧视的言论，甚至有人要求萨默斯引咎辞职。萨默斯起初接受采访时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男女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这是可能的，可是人们宁愿相信男女表现不同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但他也承认，他的这一观点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舆论压力下，发表道歉声明，保住了校长的职位。但也有评论持不同看法。哈佛著名政治哲学家曼斯费尔德撰文指出，这场风波完全没有涉及任何科学证据和理性的争论，而只有女性主义的“政治正确”主导了一切，使得女性主义者丝毫不愿意考虑是否存在某种可能——女性在数学方面有先天的弱势，对此任何要求证据的人已经被看作对女性构成了伤害。曼斯费尔德认为，我们需要女性主义，但不是这样的脆弱和具有虚假独立性的女性主义者，而是一种更爱好自由的新的女性主义。类似地，南加州大学著名法学与政治学教授苏珊·艾斯瑞奇(Susan Estrich)发动50名妇女联暑签名，抗议《洛杉矶时报》发表的《女性思想家到哪里去了一文》，并在电子邮件中以威胁性口气，要求评论版主编麦克·金斯雷(Michael Kinsley)发表这份抗议书，在金斯雷以不接受讹诈(blackmail)为由拒绝之后，艾斯瑞奇投书其它报刊，随后报刊公布了艾斯瑞奇与金斯雷之间有关的全部电邮通信，其中艾斯瑞奇咄咄逼人的言辞令人惊讶。《洛杉矶时报》的一位女性专栏评论家发表文章，称这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歇斯底里”。
7. 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
与言论自由问题相关的另一风波涉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种族研究系主任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教授。他在三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对911袭击事件做出评论，其中将纽约世贸中心的遇难者与纳粹战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相提并论，称他们是“小艾希曼”，认为他们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了仇恨以及恐怖袭击的报复。而他说这些“小艾希曼” 自愿地服务于这个政体，但没有对它的行动及其后果担负责任，因而并不是无辜的。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引人注目，但今年1月他受到纽约州汉密尔顿学院的演讲邀请，遭到数百名911袭击遇难者亲属和消防队员的抗议。1月31日，他辞去了种族研究系主任的职务。他在辞呈中写道，目前的政治氛围让他无法代表种族系、文理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校方接受了他的辞职，并表示依照宪法丘吉尔教授拥有表达政治观念的权利，但他的文章“让我们和公众都感到震惊”。媒体在此风波中又披露了他的某些更为偏激的论调，他曾在去年接受一家杂志采访中，说美国可能需要更多的911袭击。科罗拉多州大学是公立学校，在许多市民要求，州长欧文斯要求科罗拉多大学考虑解雇这名教授。许多知识分子就此展开发表文章，辩论自由权利及其限度的问题。
8. 美国主流报刊开展阶级问题讨论
今年夏季，《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就美国当代的阶级问题和社会流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讨论围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移民、宗教、婚姻和文学等方面展开，使“阶级意识”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有作者在讨论中指出，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一直是美国的一个神话，而旧的阶级界线似乎也已经被消费生活的表象所抹去，美国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语言开始消退，但阶级的差别没有消失。实际上，近30年来美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不是更自由了而是更困难了，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不平等性急速加剧的时代。也有论者指出，财富与阶级是事关权力的问题。阶级与其说是关于生活方式或消费时尚，不如说是事关“谁有权做决定”的问题，这包括决定大多数无权者的生活。富有者使用自己的各种权力维护他们的特权生活，让社会为此付出代价。软弱的民主反对派所鼓吹的“自我成就”的神话只能使普通百姓吞咽右翼的苦果。因此，阶级是重要的，阶级意识也同样重要，必须认识到，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是阶级问题的关键。
9. 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在奥地利被捕
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毕业于伦敦大学，是英国最受质疑的历史学家，其著作与译作多达30多种，主要集中于有关纳粹德国与二次大战历史研究的领域。欧文自己以及少数新纳粹主义者将他标榜为“我们时代最为勇敢的”的反潮流历史学家，而大多数人认为他的所谓研究著作充斥着对历史事实的蓄意歪曲。他长期以来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暴行，声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完全是虚构的。在《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他认为希特勒直到二战后期都不知道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也没有证据显示曾施行过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所有迫害行为都是下属所为，而且其规模远比现在主流看法要小得多。1994年欧文曾起诉控告美国历史学教授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和企鹅出版社，因为普斯塔特在其《否认大屠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一书中称欧文是“否认大屠杀的最危险的代言人”，因而诋毁了他的学术声誉，也损害了他的职业生涯。经过长达6年的司法诉讼和审理，伦敦高等法院在2000年4月判决欧文败诉，认定他出于某种目的对历史进行了歪曲。欧文于1989年在维也纳等地公开演讲，法庭曾为此签发逮捕令，但直到欧文今年11月再次访问奥地利时，他才落入法网。与英国的情况不同，在奥地利(以及法国和德国)有相关法律将否认纳粹罪行视为非法，刑期最高可达20年。据BBC报道，历史学界对欧文声誉有很大的争议，一些史学家认为他在挖掘和收集历史档案的工作中有很强的钻研精神，但他从中做出的阐释和结论是非常可疑甚至是荒谬的。
10. 2005年辞世的文化界著名人物
除了保罗·利科之外，2005年还有许多重要的学者、作家与文化人相继去世，有评论称，这标志着我们“在精神上告别了20世纪”。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11月11日在美国洛杉矶附近的家中辞世，享年95岁。德鲁克出生于奥地利，193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毕业获法学博士，1933年移居英国，4年之后又迁居美国。曾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20多年，担任许多政府与机构的高级顾问，发表了近40种学术著作，其中《管理实践》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以及《管理：任务、责任、实践》被称为管理学的“圣经”。
另一颗陨落的巨星是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他继承了易卜生的创作传统，致力于在舞台上构筑美国真实的社会图景。后又将表现主义的心理描写技巧吸收到现实主义题材中，被誉为心理现实主义戏剧。曾两次来华访问的阿瑟·米勒是影响中国戏剧界的重要人物，他的《推销员之死》为中国观众所熟知，可谓20世纪话剧的里程碑。2月10日阿瑟·米勒去世，享年89岁。4月5日，同样89岁的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Saul Bellow)去世。生前著有《赫索格》《莫斯比的回忆》和《雨王哈德森》等，大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反映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困惑，思索人类社会的价值和终极意义。另一位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于11月5日逝世，享年79岁，他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善于描写自由意志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冲突，其中流传最广的作品有《法国中尉的女人》《收藏家》和《魔术师》。
2月20日，《滚石》杂志的特约记者亨特·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自杀，终年67岁。他擅长第一人称的纪实写作，将亲身感受写入新闻，挑战了传统的新闻写作方式。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传奇人物，最著名的作品是已改编为电影的《拉斯韦加斯的恐惧与厌恶》。还有一位值得纪念的文化人物是1月25日逝世的美国建筑大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他设计的建筑历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变化，1979年获得普利策建筑奖，最为知名的作品是坐落于康涅狄格州的“玻璃屋”。
4月9日，颇受争议的女性主义法学家安德里亚· 德沃金(Andrea Dworkin)逝世，享年58岁。她在《淫秽出版物：男人拥有女人》一书中指出色欲出版物建构了女性性行为的模式。随后将一切异性性行为归纳为强奸，成为一名强硬的反性女性主义者。1985年，她与凯瑟琳·麦肯农在全美发起反对淫秽出版物的运动，最终促使地方法院颁布法案，允许女性对淫秽出版物的作者提出民事诉讼。 [url]http://www.chinese-thought.org/zwsx/001550.htm[/url]
刘擎：2004年思想界十大热点事件
作者： 时间：2006-7-28 来自： 阅读：7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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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页 刘擎：2004年思想界十大热点事件
风云际会，挥手不平凡的2003年
本报特邀撰稿 刘擎
1、 欧陆知识界"七君子"发出反战强音
2003年西方知识界最为重要的事件，是针对由美英主导的攻击伊拉克的战争所发起的反战运动。其中以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 Habermas）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 Derrida）的联署声明尤为引人注目。两位大师级的学者在知识论和思想倾向上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分歧与争议，为学界所共知。但在反战问题上却达成了高度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此文于5月31日同时发表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和法国的《解放报》上。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强调，应当在欧盟（首先在以德法联盟为主轴的"核心欧洲"）形成新的认同与共同的价值理念，使欧洲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以抗衡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
这个声明显然是事先策划的知识界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在同一天，欧洲主要报刊《新苏黎世报》（瑞士）、《共和报》（意大利）、《国家报》（西班牙）、《南德意志报》（德国）以及《斯塔姆帕报》（意大利）分别发表了穆希格（A· Muschg）、艾柯（U· Eco）、萨瓦特（F· Savater）、瓦蒂莫（G· Vattimo）以及罗蒂（R· Rorty）等五位著名学者与作家的文章，一致呼吁加强欧洲与联合国的作用，反对美国的霸权政治，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理念与政策。
实际上，西方知识界的反战运动早在年初已经揭开帷幕。今年二月，萨义德（E· Said）在《异见者之声》发表文章《伪善的纪念碑》，德国《时代周刊》更以大量篇幅发表罗蒂、巴特勒（J· Butler）、德沃金（R· Dworkin）、马格里特（A· Margalit）和魏得伍德（Ruth Wedgwood）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就其道义和法理的正当性提出强烈质疑，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作出尖锐的批判。这场讨论就其影响力而言，是近10年来国际知识界对公共政治问题一次最重要的介入。 2、"华盛顿共识"耳边的批评新声
2003年许多经济与知识界的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提出挑战与批判。"华盛顿共识"是以自由贸易、财经纪律和私有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由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提出，于同年11月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这份共识主要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曾担任克林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1997-2000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在年初接受《世界事务》采访时，公开提出要挑战"华盛顿共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固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陈规提出批评，发出了对这一经济模式的批评新声。
《财经与发展》杂志9月号发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专题讨论，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实际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名词，如今已经成为对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幻灭的同义词。墨西哥银行部长奥梯兹（Guillermo Ortiz）的文章持较为温和的立场。他分析了拉美国家20年来的经济改革状况，指出"华盛顿共识"并没有为改革实践提供良好的处方和一致的政策，拉美国家需要第二轮改革，必须超越"华盛顿共识"的简单纲领而采用更为复杂和多样的措施，包括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加强政府机构的职能，发展就业服务等。
3、 特劳斯被指为为美国右翼的思想教父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的先发制人战略，以及后来对伊拉克的战争，遭到知识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公共舆论中对政界的右翼保守势力的质疑也越来越强烈。而当传媒追根溯源，查询华盛顿强硬派政要的思想谱系，发现许多强硬派政客都师承已故政治哲学家斯特劳斯（Leo Strauss）。话题肇始于《纽约客》资深记者赫什（Seymour Hersh）在5月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特别指出，现任国防部副部长伍夫维兹（Paul Wolfowitz）等布什当局的政要，在制定外交与国防战略中深受斯特劳斯派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精英主义、反民主以及单边主义政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政治。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斯特劳斯派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关联问题也就成为知识界一个争论的焦点。
此前鲜为人知的加拿大政治理论教授卓瑞（Shadia Drury）在讨论中成为热门人物，频频接受媒体的访谈。她曾发表三本涉及斯特劳斯著作，其中1997年出版的《斯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着重分析了斯特劳斯在思想渊源和师承脉络方面如何经过由智囊组织向政府机构渗透，促成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的兴起，并在近年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许多学者赞成与附和卓瑞的看法，但也有少数学者并不这样认为，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批评卓瑞的观点完全建筑在对斯特劳斯思想的浮浅阐释与误读曲解之上。目前这场争论还在公共知识界持续，同时，也在政治哲学领域中推动了对斯特劳斯理论的专业研究。专家一般认为，斯特劳斯对民主政治、现代性以及国际秩序的看法，远比公共传媒所介绍的流行意见更为复杂而深刻。 4、"第四国际"事隔八年后的世界集会
由托洛茨基等人于1938年创立的第四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其基本纲领主张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为社会平等而斗争，坚持工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立场，在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持续斗争的同时也反对斯大林式的官僚专制。今年2月8-14日，第四国际在比利时召开了第15次世界大会，有40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参加，就世界形势、全球化运动、资本主义复辟、生态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和声明。
在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指出，自14次世界大会以来，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体制发生崩溃，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受到挫折。而目前反全球化运动和各个国家内的社会抵抗运动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政治理念与机遇。会议重申，第四国际坚持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坚持反对由官僚阶层主导、盗用了社会主义名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其中特别指出，有些国家以现代化为借口实施的所谓的市场经济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认为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同时使新资产阶级致富。这是第四国际自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会。
5、伊斯坦布尔哲学哲学之光泽被未来
2003年8月10日到17日，第二十一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土耳其的世界都市伊斯坦布尔召开。这是新世纪的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有两千多哲学家参加，阵容强大，可谓空前绝后。
大会的主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哲学"，在两百多场分会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家们在众多领域，根据时代的热点和各自研究的课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讨论，从事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学者们直接把哲学的作用放到了后现代的语境框架中，特别讨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伦理学和哲学上的挑战、全球化问题、文化的认同、人权问题、国家与国际秩序等，哲学的预测性和忧患性表现得流露无余。
曾被视为一切科学之"皇后"的哲学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位就已发生了落差，因为后现代的兴起将一切消解了。哲学家也不再是构造宏大的理论体系，无论是"9·11"，还是中东和平进程，使一切宏大变得虚而又虚。新世纪人文学界需要爱因斯坦，哲学家却困惑了。苏格拉底曾主张和愿望到人民中间去，和人民一起行动。这是哲学家解惑的根本武器。在伊斯坦布尔，2700多名21世纪的世界哲学精英出于各自的理由，试图为迷途不知返的人们指出一条人类社会应该走的正确道路。在这里，人们似乎看到了一道光芒，灿烂的哲学家的智慧，也泽被着我们新的世纪。
6、找不到靶子的《党派评论》正式谢幕
美国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于4月中旬宣布停刊。这份杂志由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拉夫（Philip Rahv）于1934年创办，政治倾向具有托派色彩，长期致力于从左翼立场批判斯大林主义。在69年的出版历史上，其发行量从未超过一万五千份，目前也只有3000份左右。但在1930到60年代的鼎盛时期，它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论坛，撰稿人中有声名卓著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鲍德温(James Baldwin)，桑塔格（Susan Sontag）；批评家麦卡锡（Mary McCarthy）, 威尔逊（Edmund Wilson），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豪（Irving Howe）；诗人艾略特（T·S· Eliot）, 洛厄尔（Robert Lowell）；以及小说家贝娄（Saul Bellow），梅勒（Norman Mailer）等。
《党派评论》编辑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认为，这样一份著名杂志的停刊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苏联解体之后，反斯大林主义的论题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杂志焦点也难以定位。其次是其他左翼刊物如《纽约书评》和《壁垒》（Ramparts）等在影响力与声誉方面已经超过了《党派评论》。迪克斯坦在其"凭吊"文章中写道，《党派评论》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作者群主要是纽约区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都没有学院文凭，但最终他们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党派评论》是美国最优秀的几本刊物之一。
7、大师死后的哀荣和思想的重生
爱德华·萨依德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依德（Edward Said）于2003年9月25日因白血病去世，享年67岁。萨依德是享誉世界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知识分子之一。萨依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国内与国际政治事务中，萨依德始终坚持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争论，在学术界内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是当今西方世界中巴勒斯坦问题的代言人，对以巴双方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都提出过强烈批判与建设性的方案。他在文化批评、比较文学与英国古典文学等研究领域中的杰出学术工作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并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其"东方主义"论已经成为当代的经典批判论述。主要代表作有《东方主义》（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1985）。
罗伯特·默顿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因长期身患癌症于2月23日逝世，享年92岁。默顿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1910年7月4日出生于费城， 1941年后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79年荣休。主要学术著作包括：《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博士论文，1935），《论科学与民主》（1942）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1957）等。默顿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也是极为优秀的学术导师。他培养学生有许多成为社会学界的重要人物，其中科尔曼（J· Coleman）、布劳（P·Blau）和科塞（L· Coser）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社会学家。
8、伽达默尔在纳粹政权时期究竟做了什么
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权的关系问题曾在知识界引起热烈的争论。而最近，海德格尔的弟子、去年辞世的大哲学家伽达默尔也被质疑与纳粹的暧昧关系。今年7月《伽达默尔传记》（Hans-Georg Gadamer: A Biography）的英译本由耶鲁大学出版，立即引发了尖锐的争议，这实际上是美英知识界对1999年德国讨论的延续，当时这本传记的德文版刚刚发表。其焦点问题是：伽达默尔在纳粹当政时期究竟做了什么？应该如何评价？
传记的作者格荣丁（Jean Grondin）教授以史料档案为依据记录了伽达默尔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生涯，描述了他如何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圆滑行事，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虽然没有正式加入纳粹党，但在发现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纳粹教导营，从而不失时机地填补了遭到清洗的犹太教授所留下的位置。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后，伽达默尔又常常在课堂上为"无产阶级专政"热烈辩护。
但格荣丁也在书中为伽达默尔辩护，认为他属于那种不过问政治的老一代大学教授，只是机智地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格荣丁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也只是"羞耻"而不是"罪行"。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学生沃林（Richard Wolin）教授，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
9、百万社科"诺奖"终归考拉克夫斯基
美国国会图书馆11月5日宣布，将首届"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授予哲学家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奖金为100万美元。该奖由慈善家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而设立，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首届获奖人考拉克夫斯基的研究领域相当广阔，包括历史哲学、宗教，现代性研究，欧洲文化研究等。他于1927年出生于波兰，在60年代已经是波兰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后来立场倾向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成为"异见人士"，1965年被开除党籍，1968年被革除教职，随后移居国外。
考拉克夫斯基早在70年代就提出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有可能在极权体制中逐渐而平和地扩展市民社会的空间。他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并予以实际的支持。考拉克夫斯基著述丰厚，发表了30多部著作及400多篇文章。其主要著作包括：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主潮》（1976），《宗教：如果上帝不存在》（1982），等等。
10、全球重要文学奖"尘埃落定"
诺贝尔文学奖
南非小说家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获得了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给库切授奖的理由中称，库切的小说"构思精妙，对话成熟，分析充满了智慧"。库切的代表作有《暗地》（Dusklands）和《耻》 （Disgrace），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没能摆脱政治和地缘因素的影响。西班牙一家报纸文学副刊直言不讳地说："不要脱离政治看诺贝尔奖，因为它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奖项。"
法国文学大奖
2003年11月12日，随着联合文学奖的揭晓，法国今年的各项文学大奖终于落下了帷幕。2000年刚刚获得过美第契文学大奖的扬·阿佩里，今年又获得了龚古尔中学生奖，阿佩里今年获奖的小说叫《法拉戈》，小说被认为是《汤姆·索娅历险记》的成年版。菲力蒲·克洛岱尔的《阴郁的灵魂》获勒诺多奖。获法兰西学院大奖的《万事转瞬即逝》也被认为是一部"成熟的作品"。继程抱一之后，又一名华裔作家戴思杰获得了菲米娜文学奖。戴思杰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的小裁缝》风靡欧美，他今年的获奖小说叫做《狄的情结》。
布克奖
英国最具声望的文学奖--布克奖在伦敦揭晓，加拿大作家严马特以《皮的生活》胜出。本届评委会主席莉萨·贾代恩教授评论说："《皮的生活》是一本大胆探索信仰的书。"布克奖又称布克·麦康奈尔奖金，该奖每年评选一次，奖励当年最优秀的长篇英文小说的作者，如今它已经被视为英语文学界的最高荣誉。 [url]http://www.unicornbbs.cn/dispbbs.asp?boardID=16&ID=22586[/url]
2003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刘擎
在200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笔者应《社会科学报》编辑的邀请，选出今年西方知识界发生的十大重要事件进行回顾综述。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选择限制在与人文与社会科学相关的文化思想领域，着眼于超越具体学科的公共性影响。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公共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上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知识的局限，对以下十大事件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供读者参考。
国际著名学者发出反战呼吁
今年西方知识界最为重要的事件，是针对由美英主导的攻击伊拉克的战争所发起的反战运动。其中以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 Habermas）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 Derrida）的联署声明尤为引人注目。两位大师级的学者在知识论和思想倾向上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分歧与争议，为学界所共知。但在反战问题上却达成了高度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于5月31日同时发表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和法国的《解放报》上。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强调，应当在欧盟（首先在以德法联盟为主轴的“核心欧洲”）形成新的认同与共同的价值理念，使欧洲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以抗衡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
这个声明显然是事先策划的知识界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在同一天，欧洲主要报刊《新苏黎世报》（瑞士）、《共和报》（意大利）、《国家报》（西班牙）、《南德意志报》（德国）以及《斯塔姆帕报》（意大利）分别发表了穆希格（A. Muschg）、艾柯（U. Eco）、萨瓦特（F. Savater）、瓦蒂莫（G. Vattimo）以及罗蒂（R. Rorty）等五位著名学者与作家的文章，一致呼吁加强欧洲与联合国的作用，反对美国的霸权政治，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理念与政策。
实际上，西方知识界的反战运动早在年初已经揭开帷幕。今年二月，萨义德（E. Said）在《异见者之声》发表文章《伪善的纪念碑》，德国《时代周刊》更以大量篇幅发表罗蒂、巴特勒（J. Butler）、德沃金（R. Dworkin）、马格里特（A. Margalit）和魏得伍德（Ruth Wedgwood）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就其道义和法理的正当性提出强烈质疑，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作出尖锐的批判。而在5月31日之后，包括齐泽克（S. Zizek）在内的欧洲著名知识分子，继续对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政治与道德，国际秩序与欧洲前途等问题发表论述。当然，也有来自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对这场反战运动的理念、话语方式和实践效果提出了各种异议和批评。但毫无疑问，有如此众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领域的著名知识分子参与，这场讨论就其影响力而言，是近10年来国际知识界对公共政治问题一次最重要的介入。
斯特劳斯学派与美国右翼势力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的先发制人战略，以及后来对伊拉克的战争，遭到知识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公共舆论中对政界的右翼保守势力的质疑也越来越强烈。而当传媒追根溯源，查询华盛顿强政要的思想谱系，发现许多强硬派政客都师承已故政治哲学家斯特劳斯（Leo Strauss）。话题肇始于《纽约客》资深记者赫什（Seymour Hersh）在5月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特别指出，现任国防部副部长伍夫维兹（Paul Wolfowitz）等布什当局的政要，在制定外交与国防战略中深受斯特劳斯派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精英主义、反民主以及单边主义政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政治。这篇文章发表后，《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报刊紧随其后，引起一系列的后续报道与评论，使斯特劳斯派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关联问题也就成为知识界一个争论的焦点。
此前鲜为人知的加拿大政治理论教授卓瑞（Shadia Drury）在讨论中成为热门人物，频频接受媒体的访谈。她曾发表三本涉及斯特劳斯著作，其中1997年出版的《斯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着重分析了斯特劳斯在思想渊源和师承脉络方面如何经过由智囊组织向政府机构渗透，促成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的兴起，并在近年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许多学者赞成与附和卓瑞的看法，更有少数学者进一步认为，新保守主义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经过精心策划来改变美国民主政治的思想与政治运动。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斯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与学术研究与新保守主义政治区分开来，两者的关联完全是杜撰的，至少是猜测性的。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Harvey Mansfield）在国家公共电台（NPR）组织的讨论中，与卓瑞发生严重争议，批评卓瑞的观点完全建筑在对斯特劳斯思想的浮浅阐释与误读曲解之上。目前这场争论还在公共知识界持续，同时，也在政治哲学领域中推动了对斯特劳斯理论的专业研究。专家一般认为，斯特劳斯对民主政治、现代性以及国际秩序的看法，远比公共传媒所介绍的流行意见更为复杂而深刻。
“华盛顿共识”引发新的辩论
2003年许多经济与知识界的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提出挑战与批判。“华盛顿共识”是以自由贸易、财经纪律和私有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由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提出，于同年11月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时得到世界银行支持。这份共识主要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里滋（Joseph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曾担任克林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1997-2000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在年初接受《世界事务》采访时候，公开提出要挑战“华盛顿共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固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陈规提出批评，发出了对这一经济模式的批评新声。《财经与发展》杂志9月号发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专题讨论，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实际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名词，如今已经成为对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幻灭的同义词。墨西哥银行部长奥梯滋（Guillermo Ortiz）的文章持较为温和的立场。他分析了拉美国家20年来的经济改革状况，指出“华盛顿共识”并没有为改革实践提供良好的处方和一致的政策，拉美国家需要第二轮改革，必须超越“华盛顿共识”的简单纲领而采用更为复杂和多样的措施，包括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加强政府机构的职能，发展就业服务等。
托派组织“第四国际”召开第15次世界大会
由托洛茨基等人于1938年创立的第四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其基本纲领主张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为社会平等而斗争，坚持工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立场，在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持续斗争的同时也反对斯大林式的官僚专制。今年2月8-14日，第四国际在比利时召开了第15次世界大会，有40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参加，就世界形势、全球化运动、资本主义复辟、生态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和声明。
在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指出，自14次世界大会以来，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体制发生崩溃，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受到挫折。而目前反全球化运动和各个国家内的社会抵抗运动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政治理念与机遇。会议重申，第四国际坚持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坚持反对由官僚阶层主导、盗用了社会主义名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其中特别指出，中国以现代化为借口实施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认为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同时使新资产阶级致富。这是第四国际自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会，在左翼学者当中引发一些评论与反响，但在整个知识界没有获得引人注目的关注。
考拉克夫斯基获100万美元人文科学终身成就奖
美国国会图书馆11月5日宣布，将首届“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授予哲学家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奖金为100万美元。该奖由慈善家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而设立，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哲学、历史、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研究、语言学、以及艺术与文学批评等学科，并期望在将来能够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候选人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推荐产生，评选标准是，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对其它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以及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本届终审评委会由阿玛雅·森（Amartya Sen）等五位著名学者组成。
首届获奖人考拉克夫斯基的研究领域相当广阔，包括历史哲学、宗教，现代性研究，欧洲文化研究等。他于1927年出生于波兰，1953年在华沙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在1960年代已经是波兰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之一，后来立场倾向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成为“异见人士”，1965年被开除党籍，1968年被革除教职，随后移居国外。曾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担任教职。1970起在牛津大学众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担任高级研究员直至1995年退休，期间从1981年到1994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与哲学系担任教授。
考拉克夫斯基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有可能在极权体制中逐渐而平和地扩展市民社会的空间。他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并予以实际的支持。考拉克夫斯基著述丰厚，发表了30多部著作及400多篇文章。其主要著作包括：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主潮》（1976），《宗教：如果上帝不存在》（1982），《形而上学的恐怖》（1988），《现代性的无尽试验》（1990），《上帝什么也不欠我们》（1995），以及《自由，名望，谎言与背叛》（1999）。
美国著名知识分子杂志《党派评论》停刊
美国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于4月中旬宣布停刊。这份杂志由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拉夫（Philip Rahv）于1934年创办，政治倾向具有托派色彩，长期致力于从左翼立场批判斯大林主义。在68年的出版历史上，其发行量从未超过一万五千份，目前只有3000份左右。但在1930到60年代的鼎盛时期，它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论坛，撰稿人中有声名卓著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鲍德温(James Baldwin)，桑塔格（Susan Sontag）；批评家麦卡锡（Mary McCarthy）, 威尔逊（Edmund Wilson），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豪（Irving Howe）；诗人艾略特（T.S. Eliot）, 洛厄尔（Robert Lowell）；以及小说家贝娄（Saul Bellow），梅勒（Norman Mailer）等。
《党派评论》编辑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认为，这样一份著名杂志的停刊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苏联解体之后，反斯大林主义的论题失去的原有的意义，杂志也难有焦点定位。其次是其他左翼刊物如《纽约书评》和《壁垒》（Ramparts）等在影响力与声誉方面已经超过的《党派评论》。迪克斯坦在并“凭吊”文章中写道，《党派评论》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作者群主要是纽约区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都没有学院文凭，但最终他们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而《党派评论》也是美国最优秀的几本刊物之一。
爱德华·萨依德去世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依德（Edward Said）于2003年9月25日因白血病去世，享年67岁。萨依德是享誉世界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知识分子之一。他的逝世引起了广泛的震惊与哀悼，在几个月内世界各地有近千篇纪念文章发表，普遍认为这是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的巨大损失。
萨依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大半生在美国度过。195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0年及1964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硕士与博士学位。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也先后担任耶鲁、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客座教授。在美国国内与国际政治事务中，萨依德始终坚持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争论，在学术界内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是当今西方世界中巴勒斯坦问题的代言人，对以巴双方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都提出过强烈批判与建设性的方案。他在文化批评、比较文学与英国古典文学等研究领域中的杰出学术工作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并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其“东方主义”论已经成为当代的经典批判论述。主要代表作有《东方主义》（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1985）。也许，萨依德在获知法国著名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一段话，可以恰当地用来描述他自己的去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的去世是如此令人痛惜以至于无法在遥远的美国独自承受，他的作品与知识典范，在这个对人性缺乏支持而正统的道德与权力难以挑战的年代，对我们既是启示又是慰藉，而他的批判与反抗精神是我们必须继承和永远坚持的。
罗伯特·默顿去世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因长期身患癌症于2月23日逝世，享年92岁。默顿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和结构*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1910年7月4日出生于费城，1931年毕业于天普（Temple）大学，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等攻读研究生，1936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39至1941年间在图兰恩（Tulane）大学任教。1941年后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79年荣休。期间曾出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应用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1956-1957）、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1975-1976）、以及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1975）等职。主要学术著作包括：《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博士论文，1935），《论科学与民主》（1942）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1957）等。默顿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也是极为优秀的学术导师。他培养学生有许多成为社会学界的重要人物，其中科尔曼（J. Coleman）、布劳（P.Blau）和科塞（L. Coser）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社会学家。而他自己的儿子罗伯特·C·默顿于199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伽达默尔传记引起争论
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权的关系问题曾在知识界引起热烈的争论。而最近，海德格尔的弟子、去年辞世的大哲学家伽达默尔也被质疑与纳粹的暧昧关系。今年7月《伽达默尔传记》（Hans-Georg Gadamer: A Biography）的英译本由耶鲁大学出版，立即引发了尖锐的争议，这实际上是美英知识界对1999年德国讨论的延续，当时这本传记的德文版刚刚发表。其焦点问题是：伽达默尔在纳粹当政时期究竟做了什么？应该如何评价？
传记的作者格荣丁（Jean Grondin）教授以史料档案为依据记录了伽达默尔在1930和1940年代的生涯，描述了他如何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圆滑行事，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虽然没有正式加入纳粹党，但在发现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纳粹教导营，从而不失时机地填补了遭到清洗的犹太教授所留下的位置。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后，伽达默尔又常常在课堂上为“无产阶级专政”热烈辩护。但格荣丁也在书中为伽达默尔辩护，认为他属于那种不过问政治的老一代大学教授，只是机智地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伽达默尔曾骄傲地宣传：从不阅读历史短于2000年的书。格荣丁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也只是“羞耻”而不是“罪行”。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学生沃林（Richard Wolin）教授，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认为德国学术界的所谓“内心流亡”的观念是华而不实的托辞。伽达默尔一直没有对自己面对艰难问题时的行为作出反省。他认为格荣丁的“生存策略”说法没有理解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即以原则而不是自我利益来行事。
美国高校统计数据最新报道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在12月公布了美国高校今年的主要统计数据。美国现有四年制大学和学院共2487所，其中公立学校有628所。公立学校平均学杂费为3,746，而私立学校平均学杂费为16,287美元。在校注册人数，本科生13,155,393名，研究生1,850,271名，专业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等）学生306,625名。今年授予学士学位1,244,171人，硕士学位468,476人，博士学位44,904人，专业学院学位79,707人。人口中的15.5%具有学士学位，8.9%拥有硕士与博士学位。 公立大学教师的平均年薪为63,595美元，其中正教授为82,344美元，副教授为57,984美元，助理教授为48,671美元。而私立大学教师的平均年薪为76,132美元，正教授为99,634美元，副教授为64,782美元，助理教授为55,23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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