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赏】胡适与“层累造成”的文学革命史
[align=center]程 巍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1月12日 13 版）[/align][align=center] 1[/align] 1921年的胡适开始以“科学的史家”自居了。7月他在某大学演讲，倡导“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本着这十字方针，他无须多少证据就断言“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并笑那个“山东老学究弄伪”。听众断不会认为他在信口开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谁不记得封面印着“胡适博士著”，连德高望重的蔡校长在序中也敬赞“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三年后疑古派兴起，胡适盛赞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名之为“剥皮主义”，“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并教训其论敌要有“历史的眼光”，“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
[align=center][b]2[/b][/align] 按说这位“科学的史家”为自己参与的一个事件撰史时，会少一点主观性。与证据大多湮灭的古史不同，文学革命乃当代事件，文献档案犹存，甚至不劳他各处查找，去趟黎锦熙家就行了（他保存着文学革命几乎所有相关史料乃至胡适1916年秋从纽约寄出的一张明信片）。
但他只求诸己。1922年2月6日日记：“开始做《五十年的中国文学》一文。此文看似容易，其实不容易。平常收集的材料也不多。”但这不能阻止这位主张“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的考据家即刻下笔，笔走如飞。他并非整天写作，还得上课、应酬等。3月1日进入第10节“文学革命的历史”写作，两天后完成，所用史料均与他个人有关——他的《留学日记》、几卷《新青年》等。既然胡适的动机是把“文学革命的历史”写成“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历史，这些材料就够用了，因为想象力可以弥补余下的一切。他先有了一个“理”，再以其文学革命史证明此“理”。此“理”见于1918年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或者：“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他说这是“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所得结论。
他并没研究过欧洲各国国语史，只读过英国学者薛谢儿的《文艺复兴》，但读得草率，连“national language”（民族语）都误解成了“国语”，所以他才说但丁为意大利“造了国语”，而原书是说但丁以民族语写作提升了民族语的声望。其时意大利尚未有国，何来国语？彼得·伯克说：“意大利在1860年统一为一个国家时，知道并使用托斯卡纳标准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5%。”意大利还有其他方言，且均有其“但丁”，而一种方言获得国语地位，非靠国家权力（教育部的老爷们）不可，此乃国家统一政治，而非“语言的自然进化”，对欧洲各国国语史研究有年的霍布斯鲍姆因此说“国家政权在其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亦强调“基本出于行政的理由，这些王朝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确定了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
胡适先存了一个“理”，那与之相背的有关“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的大宗史料就可弃之不顾。当其《五十年》发表后，遂流行这种说法：“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这并非他初次为文学革命写史，1919年他在《尝试集·自序》中就以其留美日记为材料写了“文学革命国外发生史”，并在1933年将其扩写成《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而“文学革命的历史”则在1935年被他扩写成《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论。他还利用该集主编之权，将非史料的《逼上梁山》列于该史料集首篇，说“其实后来许多革命理论的纲领都可以在这里看见了”，以建构文学革命的谱系。后来他将两文合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出版。
它讲述一件在历史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之事：自1916年胡适在美国发动中国文学革命，一班文学革命者集于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对文言发起攻击，其间虽受林纾等“守旧党”刁难，且守旧党与当权的安福系沆瀣一气，欲以武力压制文学革命，但革命还是“轻轻俏俏地成功了”，“白话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如此，胡适就把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写成了一种私人的言论行为，一场通过“公共领域”里的辩论而赢得的革命。
不可能发生之事经由不断重复而变成“史实”，如唐德刚谈到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说“正式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并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这把胡适写成了巫师。
但唐德刚这番评价实际出自胡适。研究新文学史编纂史的黄修己说：“看至今所出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讲文学革命大体上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这说明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前一句是事实，但不能逻辑地证明后一句。这些文学革命史写作的高度相似性来自其同源性——同源于胡适。
[align=center]3[/align] 胡适的历史观有一弱点：迷信文章的力量，仿佛文章一出，天下就将改变颜色。其文学革命史也就相应成了“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内容摘编。这一点早见于1912年他对辛亥革命的评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工日，全球革命时’，此两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不出一月，他读到一本私人日记，又将“第一大功臣”转赐他人：“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英雄朱芾煌也。”
这一弱点因其“好名”心理而加重。他发明了一种“欧洲各国国语史”，然后照此将自己写成中国的但丁，但犹觉不足，还要把自己写成面对“枪杆子”而无惧色的英雄，于是就把“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改为“反动角色”。这已是作伪了。他似乎有作伪之习，如冒充博士，冒充“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的后人。这种习惯会波及其历史写作。
奇怪的不是他作伪，而是其“伪史”一直被当信史供奉。五四之后，一切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抢得一点道德资源的政党及人物都必须与五四前后控制北京政府的那个军人政客集团（安福系）划清政治的和历史的界线。哪怕1919年底徐树铮以一旅之师收复了因沙俄策动而独立的外蒙的主权，也仍被各种动机的反对势力骂为卖国贼，以致孙中山都为其鸣不平，誉之为“陈汤、班超、傅介子”，谓“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此宜举国懽忻鼓舞不已。然环视闾阎，颂声寂然不作。此无他，内部之关系，过于边陲；心腹之忧患，重于枝末故也”。恐怕原因还在于这一奇功乃由安福系首领完成。同样，照革命史学的先定逻辑，北洋集团怎可能与其历史意义竟使辛亥革命逊色的文学革命发生关系——除非是对立关系。
[align=center]4[/align] 对胡适文学革命史最早提出质疑的却是1923年的陈独秀，那时他已习惯从“经济史观”看待历史事件成败，自然对个人意志论不满，遂致信胡适：“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肯听章士钊的崇论宏议的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而比起北方来，江南更加“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教育部负责巡视南北各省国语推广情况的黎锦熙发现，北方顺利，南方则不同：“南方各省，因为国语文不如北方之为本地风光，所以有些学生底家庭极端主张仍读文言，因之出版界投机的小学文言教科书，在两三年内出得很不少。”这促使听令于北京政府的当地文学革命军采取暴力行动。1925年底，苏浙皖三省师范小学教员在无锡召开大会，代表们把四处搜罗来的文言教科书堆于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付之一炬，并宣读宣言，称焚书乃“尊重教育法令”之举，“国家对小学教学国语既十分提倡，我们尊重国家法令，小学校就不应当再教文言”。白话文的局面是这样“干”成的。
陈独秀本想以经济史填充胡适文学革命史的空洞，但“人口集中、产业发达”或能解释文言的衰落和“通俗语文”的流行，却无法解释——如在江南地区——这种通俗语文为何非得是被江南人贬为“老妈子的话”的北方官话，而非南方官话或其他本地方言，即不能解释白话与一大帮竞争者的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条件与白话文局面大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为中央政府整合全国教育体系创造了条件，使其有可能以强制方式向全国推行白话文。
胡适当时未答复陈独秀。1932年后，两人境遇发生巨大变化：胡适已转向南京政府，而陈独秀则因散布包括“经济史观”在内的“危险思想”而被囚于南京监狱。胡适写道：“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到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然后，他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功劳分了一点给“革命的先烈”：“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到1957年，他又剥夺了“革命的先烈”的功劳，指责国民党因秉持“革命的先烈”的民族主义，“虽然执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对“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既然他说从晚清政府中经民国北京政府一直到民国南京政府的历届中国政府都阻扰白话文运动，那就强化了白话文运动的非官方色彩。
[align=center]5[/align] 但胡适对“革命的先烈”的指控是有根据的：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然不能听任中华以“胡言胡语”为国语。据革命头号语言学家章太炎研究，“华夏正音”留存于南方，尤其是长江一线。同样的语言政治学考虑使太平天国也曾对满清试图以北方官话为中国“正音”发布檄文称：“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实际上，“革命的先烈”谋求恢复华夏主权的政治复国主义与其欲使北方在文化上“南方化”的文化复国主义有着深刻关联。
南北方对“国语”的争夺，是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孔飞力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但1917年后的胡适认为北方蛮族才代表新文化，他自然不认同南方的“文化复国主义”，其《国语文学史》说：“从文学史上看起来，文学的南方化是一件不幸的事”，“南方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是“旧文学的中心”，“北方就不同了”，北方被众多强悍的外来民族征服，“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更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了”。
如果说满清在其统治的前二百多年在南方文化前抬不起头，那当时来运转时，它怎会违背自身利益而压制白话文运动，拒绝将自己势力中心所在的北方的官话升格为国语，以之统一南方，使南方“北方化”？太平天国之时，南京的几次屠城使本来作为帝国官话的南方官话的地理中心受到重创，而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官话则取而代之。这为清政府的“国语统一”创造了条件。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监吴汝纶在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道明“国语统一”的政治动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他建议以北京话为统一之具。清政府遂启动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语音和语文的行政进程。1903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称“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直解》乃纯白话。
清政府甚至动用经济手段刺激白话文运动。1908年《大清报律》和1910年《钦定报律》均规定白话报“免缴保押费”，而文言报则须缴纳这笔不菲的费用。白话报大兴，连时在上海读中学的胡适也编了一份白话报。1911年7月，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首次在政府文件中称北方官话为“国语”（此前“国语”乃指满语），并规定统一的组织方法和实行步骤（从语音统一到文体统一）。但清政府还来不及执行这项计划，就因辛亥革命而垮台，而其“国语统一”政策则为民国北京政府所继承且明载于1918年教育部令：“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align=center]6[/align] 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迟滞了这一计划，因南方派在教育部和北大占了大半江山。1912年教育部召开旨在议定“国音”的读音统一会变成“南北之战”，双方代表甚至动了拳脚，南方派获得短暂胜利。为统一全国，袁世凯着手清除政府里的南方派。南方派的削弱为文学革命创造了条件。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段祺瑞政府上台，而被袁世凯软禁三年的章太炎则离京南去，给文化领导权的博弈带来了力量变化：一度侵入到文化权力核心地带并与那里的北方派形成均势的南方派（多为章门弟子）遭遇溃败，使南方派建立南方语言-文化的统治的努力付诸东流，而留在北京的章门弟子大多变成北方派（钱玄同、朱希祖、周氏兄弟等），强化了北方派。
既然段政府执意以北方统一南方，在国语统一上就势必采取“北方化”政策，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构成一种内在关联。无论徐树铮如何钟情古文，也不会因个人美学趣味损害北方政治集团的利益。1916年他为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聘主笔时，聘的是“白话道人”林白水，且该报辟有白话专栏。
1916年8月，以教育部主要官员牵头，在北京成立国语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黎锦熙回忆说，他们“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他们自6月起就在报上鼓吹，得到各地众多回应，于是有8月国语研究会的成立，并发表《征求会员书》称：“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胡适后来为抢夺“发难者”地位，不惜将中国文学革命的发生从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南北势力的博弈——中抽离出来，置于“国外”，是“‘偶然’在国外发难”然后经由其《文学改良刍议》输入国内的。但“国外”的小讨论只是清末以来国内一直展开的大讨论的回响。1916年夏秋，一直是国内来的报纸的贪婪读者的胡适肯定已读到教育部一班人鼓吹“必用白话文体”的文章及《征求会员书》，证据是这年秋天他从纽约向北京的国语研究会寄出了一张申请入会的明信片，而其《文学改良刍议》也写于此时。
国语研究会成立次月，蔡元培就接到教育部聘其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文，上任次月，又推举为国语研究会会长。教育部把“国语统一”列为“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自然会以此考虑北大校长人选（蔡在清末编过白话报）。蔡元培立即为北大征召了一支摇唇鼓舌的文学革命军，以策应政府的文学革命。在政府统一部署下，一支遍及全国各地乃至县乡学校的文学革命大军已然形成（其骨干由教育部国语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通俗教育会、教育会联合会、国语研习班等机构及其在各省区的分支组成），协调一致地行动，而反对者因缺少一个可凝聚全国反对力量并拥有行政权力的机构而形同散沙，其失败是肯定的。对此，林纾早在1919年3月致蔡元培公开信中就有暗示：“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与拿着官俸、频繁出入教育部的北大文学革命派不同，其反对者要么疏远于这个政府（如林纾），要么见斥于它（如严复），要么与南方势力关系密切（如学衡派）。1916年6月当段祺瑞登门聘林纾为政府顾问时，遭到拒绝，林氏后来说：“若段氏者，罪浮于袁贼，直首乱之人。”他在致蔡元培公开信中也强调两人效忠对象不同：“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他没料到，在胡适的文学革命史中，他反倒成了与民国政府勾结的人，这倒令这位忠心耿耿的清处士无语了。
[align=center]7[/align] 安福系1919年五四之后为千夫所指。党争造成的舆论声势变成一种道德压力，使与之有过瓜葛的人或保持沉默，或以比谁都激烈的口吻谴责它，而指控他人与安福系有染更是毁人名节的捷径。当时上海的报纸就说胡适两位弟子为安福系收买，胡适驳道：“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其时他本人、刘半农、钱玄同等正供职于“安福系的走狗”傅岳棻手下，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兼差。
因安福系力保，傅岳棻得以在1919年6月后执掌教育部，而他在北京高校“驱傅风潮”（倒安福系运动在教育界的延伸）中仍能保住此位，也全靠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庇护。在安福系陷入四面楚歌的1920年1月，他以一种争分夺秒的劲头一连签署几道命令，将全国小学的文言一律改为白话。这标志着自国语研究会成立以来北京政府启动的文学革命获得成功。7月，段祺瑞辞职，安福系被查缉，傅岳棻也随即被新政府解职，但他所签命令却为新政府所执行，其当政者亦为北方势力。
命令甫下，胡适就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并为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专制措施辩护，说“现在有许多人很怪教育部太卤莽了，不应该这么早就行这样重要的一桩大改革”，乃错谬之论。其实他本人也不主张“专制的手段”，1918年5月他在答复盛兆熊建议他们利用在北大的权势一律改北大入学考卷为白话时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就是我们有这种权力，依我个人想来，也不该用这种专制的手段实行文学改良”。他是被激进得近乎鲁莽的政府带着往前走的。
若“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连在北大一校之内改入学考卷为白话这等小事都做不到，又藉何种神秘法力在全国“闹出”白话文的局面？没有北京政府的发动、动员、领导、组织、立法和强制执行，文学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要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至少就得整合国民教育体系，而只有中央政府才拥有这种行政资源。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令不出都”，唯独在教育领域基本做到令行禁止。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实际将其历史意义置于辛亥革命之上。这颇有见地。但其意义越大，他就越不想将其归功于这个政府，于是将这场革命的几个参与者升格为领导者，而把真正的领导者套上“反革命”戏装以便到他的文学革命史中跑一回龙套。
[align=center]8[/align] 当胡适文学革命史使文学革命真相沉沦时，黎锦熙试图抢救它。1927年文化书社将胡适讲义《国语文学史》付印，黎为其作序，说1920年是“四千年来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国政府竟重演了秦皇、汉武的故事。第一件，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这和历代颁行韵书著为功令的意味大不相同，这是远承二千二百年前秦皇李斯‘国字统一’的政策进而谋‘国语统一’的，二千二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国语统一’一事绝不曾这样严重的干过一次。第二件，教育部以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正其名曰‘国语’，这也和历代功令规定取士文体的旨趣大不相同，这是把那从二千一百年前汉武、公孙弘辈直到现在的‘文体复古’的政策打倒，而实行‘文学革命’的，二千一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文体从不敢有这样彻底的改革，从不敢把语文分歧的两条道路合并为一。”
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却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语文基础。但胡适对他人私印其讲义不满——实是对黎序不满，它提供的文学革命史足以颠覆他的文学革命史。次年他出版《国语文学史》的修改版《白话文学史》，去掉黎序，添写“引子”，再次将文学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
到1932年，胡适文学革命史已成他人书写文学革命史所据的“史实”。这一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决定整理国语运动史料，并委托黎锦熙撰写国语运动史。两年后，《国语运动史纲》问世了，其中评价1916-1920文学革命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语运动’（按：此指广义的：大凡民八以后所谓国语运动，都是广义的，连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都在一起）”，它“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单靠政府的力量，虽起秦皇于地下，迎列宁于域外，雷厉风行，也不见得能办得通”，“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
黎锦熙受廿五史不以一朝一代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传统影响太深，跟不上1919年后兴起并在1928年后强化的以一党一派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写作路数，居然重申为胡适文学革命史所割断的北大与北京政府的文学革命同盟关系。不久，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以群体的叙述再次确认胡适建构的文学革命的谱系，而黎锦熙的申述遂成为真实的文学革命史的最后声音并且迅即被淹没了。 没有北京政府的发动、动员、领导、组织、立法和强制执行，文学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要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至少就得整合国民教育体系，而只有中央政府才拥有这种行政资源。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令不出都”，唯独在教育领域基本做到令行禁止。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实际将其历史意义置于辛亥革命之上。这颇有见地。但其意义越大，他就越不想将其归功于这个政府，于是将这场革命的几个参与者升格为领导者，而把真正的领导者套上“反革命”戏装以便到他的文学革命史中跑一回龙套。
主贴遮遮掩掩，重点在上面一段，俺用程教授心法演算结果。
ps这位程先生，做教授太可惜了，应该去做侦探，如果前苏联，可以做克格勃。在前清，可做吾皇文字审查委员会顾问。 我倒觉得这文章还是很有意思的，至少在我，“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这样的说法过去是不知道其存在的，印象中，白话文的胜利就是一些文学家完成的。文人们喜欢夸大自己的力量，自古而然，对此，圈里圈外的都需要警惕。 这位程教授大可以堂堂正正立论，犯不上帮胡适动用机心贪下大功，何必呢。 对胡适也要实事求是。 程教授这样阴谋论写作法，真不像实事求是的写作路子，大概是外国侦探小说或者古代权谋故事看多了，这样读史料，夸夸其谈，是文学史的写法？学术史这么写，真让俺大开眼界。 胡适学术可以批评，胡适个人可以八卦，把人家弄成一个阴谋家和唯利是图的贪功之人，这样的写法太恶劣了。 “程教授这样阴谋论写作法，真不像实事求是的写作路子，大概是外国侦探小说或者古代权谋故事看多了，这样读史料，夸夸其谈，是文学史的写法？学术史这么写，真让俺大开眼界。”
文学史就应该这样写，才不至于自欺欺人。 。。。。。。
想起周泽雄君评价余光中：正才之风，程教授这样练功，容易走火入魔。 "胡适学术可以批评，胡适个人可以八卦，把人家弄成一个阴谋家和唯利是图的贪功之人，这样的写法太恶劣了。"
当胡适把林纾说成与段祺瑞政府勾结来镇压文学革命的人时，他太恶劣了。比起他冒充博士，冒充名人之后（唐德刚说他为了加大自己的分量而认名人为祖宗）来，还要丑恶。另外，为了打击揭发他不是博士的梅光迪，他在他的文学革命史中引用梅光迪的话时，只取片面之词。连《梅光迪文集》的编者都说他裁剪史实。 罗岗在《梅光迪文录·本书说明》中写道：“读过胡适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的人，一定对梅光迪印象深刻。铭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就是他那个著名的‘反对者’形象······但是，我们今天已有可能从影印出版的《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中读到梅光迪给胡适的信件的全部内容，而不仅仅从胡适抽离脉络的引用中了解他的意思······因此，为了给历史反思提供必要的史料，我们这次编选了梅光迪的文章”，将胡适删掉的部分补上···
连他的老朋友的信他都敢作假（取其一部分，而掩盖另一部分，就是作假），那他还有什么不敢的？好在书信俱在。 摆事实出来，说胡适造假，可以堂堂正正地写，造假就是造假，证据确凿，胡适亦无话说。关于胡适学位问题，余英时先生有文章讲过。
程教授的写法像阴谋推演小说，我不喜欢。 之所以费时间打这么多字，是看不惯杜女士这种急于给人扣帽子的恶习，而且她连一点史料证据都没有。当然，这也不需要证据。这比胡适伪造证据还是好一点。 衡量标准不同，我表达我的不喜欢，如此而已，如果评价文章，说此文不好，就是扣帽子，那我无话可说。 杜姑娘，你已经前后矛盾了：你在前面指责程教授的写法是阴谋论，如今又承认胡适造假。一直提倡“实事求是”的胡适自己为何造假？不要说他是不小心造假的。他造假有其目的。程教授探求这个目的。这种写法，你出于自己的“堂堂正正”的文风（不过，你毫无证据地说“这位程先生，做教授太可惜了，应该去做侦探，如果前苏联，可以做克格勃。在前清，可做吾皇文字审查委员会顾问”，却实在不是一种光明磊落的行为），可能不喜欢，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另一个人的文风，就说他“应该去做侦探，如果前苏联，可以做克格勃。在前清，可做吾皇文字审查委员会顾问”。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你似乎和胡适一样喜欢站在自由主义的道德制高点上，将自己不喜欢的文章说成是替专制跑腿的言论。 衡量标准不同，我表达我的不喜欢，如此而已，如果评价文章，说此文不好，就是扣帽子，那我无话可说。
——————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人或一篇文章，这是个人自由，但不要因此就说“程教授做教授太可惜了，应该去做侦探，如果前苏联，可以做克格勃。在前清，可做吾皇文字审查委员会顾问”。你不是在和朋友私聊，网络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况且你是版主。 论坛上，马甲之间都是平等的，我用实名上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论坛只是一个平台，有些话说过头，有些话太随意，文责均需自负。版主是论坛的店小二，除非论坛事务，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 [quote]杜姑娘，你已经前后矛盾了：你在前面指责程教授的写法是阴谋论，如今又承认胡适造假。一直提倡“实事求是”的胡适自己为何造假？不要说他是不小心造假的。他造假有其目的。程教授探求这个目的。这种写法，你出于自己 ...
[size=2][color=#999999]木叶萧萧 发表于 2011-1-20 23:12[/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78223&ptid=102986][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我没有承认胡适造假，正如木叶先生所说，有一些相关资料我还没有看到，所以我前面说的是“如果”，我不太信任程教授，所以这些资料我会自己去找，说实话，并不难找。研究某人做某事的目的、写某篇文章的目的，或者重构某时段过程中人物的心路历程，是文学史新的研究方向？俺不是学中文的，对这个不太了解，请专家解惑。 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
——兼及“新文学”、“现代文学”的概念问题
王风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一期
现有的——或者说一直以来的文学革命叙事基本上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线性描述，这个描述的主体线索一开始就被胡适牢牢控制，这是由胡适天生的历史感造成的，比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扩展《文学改良刍议》的同时将二者的关系历史化了: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新青年》中尤其是“通信”里胡适的言论牢固地联结着他的工作过程和思考逻辑，并将他所认为的他人有效的议论不断地纳入他下一步的文本。其后《五十年之中国文学》和《白话文学史》追认了这场运动的历史合法性，再后则有《逼上梁山》等文本，在收入胡适本人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时，以他为中心叙述的被“逼上梁山”，“‘偶然’在国外发难”的故事成了新文学唯一的“历史的引子”，在该卷《导言》中，“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成为前后承继的两个“中心理论”，中间还有个“易卜生主义”做过渡，周氏兄弟独立的思考背景被抽离，奇妙地进入胡适相对于“文的形式”的内容革命的框架，文学革命被牢固地塑造为发源于胡适个人同时以书写语言变革为核心的运动。
这是一个完整而权威的论述，以后的认知一直以此为中心。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试图提出另外的历史叙述，但显然并未获得广泛认可，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更被视为异类。革命文学者、延安时期毛泽东等虽然试图抽换其骨架，但似乎此类工作正不免以胡适为对话或颠覆的对象，仅仅将其压入纸背。如今的文学史构架确实比以前“超然”，而实际上是又翻了个个儿，回到当初胡适的传奇。
在我看来，《新青年》集团更应该被认知为一个带有不同资源的多种力量的共同体，在文学革命这个结点上有了价值追求的交集。因而这是一个立体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线性的开展。新文学之“新”正表明它是与诸如旧文学、俗文学这样的对立体制共存的，这种局面使得文学革命内部的不同思考方向被遮蔽了，更准确地说，是自我压抑了。比如，周氏兄弟是以自居边缘的姿态加入《新青年》的，鲁迅所谓“听将令”、周作人所谓“客员”就是这种姿态的反映。首先他们接受了白话的共识，其次他们工作的重点事实上与陈独秀更为接近，即延续民国建元以来的思想运动，结合自己晚清以来的思考，而进入所谓伦理革命，《人的文学》等等实际是此类问题的延伸，在他们那儿，文学既是一个实践的平台，又是一个需要重建灵魂的对象。
在这样一个延长线上，胡适和周氏兄弟等人的晚清经验以及以后的路向是值得注意的。晚清时期的胡适已经注意到语言变革的可能性，所谓“文学改良”，是遥接梁启超思路的，也就是由面向普通民众的启蒙路线发展为整个书写语言的革命，由此带出他一系列主张。而周氏兄弟，其文学追求是在古奥的文言内部进行的，重在精神层面而非工具。事实上，周氏兄弟文言的现代因素要远远超过胡适所看重的晚清白话实践，而周作人直到1914 年仍主张“易俗语而为文言”，1922 年又要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认为此前用尽方法攻击古文只是由于“文言的皇帝专制，白话军出来反抗”，显然他在文学革命期间策略性地回避了自己的一部分看法。同样当时陈独秀对于《新青年》全体改为白话甚是兴味索然，但也并不特别反对，也是由于其关怀不一样。再则鲁迅，以文言为“现在的屠杀者”，其对语言、文字态度之极端贯彻一生，但他的出发点与胡适并不相同，结合其对历史的独特读解，以及如不读中国书等等极端主张，可以知道，鲁迅是强烈地意识到思想深深植根于语言，也就是说，思想革命、社会变革是不可能脱离甚或外在于语言的，颠覆文言就是颠覆文言所承载的，当然，从语言哲学的立场而言，这是非常深刻的。
这还仅仅是语言观方面，类似可分梳者所在多是，文学革命后《新青年》集团解散，失和的周氏兄弟各自在文坛上努力，“荷戟独彷徨”和“自己的园地”体现出不同的孤独，并注入各自的内涵，逐渐发展出相反的方向，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文学革命时期被遮盖能量的释放。周氏兄弟尽管表面上一个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一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盟主，但他们都强烈地质疑甚至反对胡适的进化论思路，他们实质上都持某种循环论的立场，因而，文学革命在他们那儿并没有胡适那种开天辟地的历史感。
这还仅仅是周氏兄弟，其他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有他们的个人资源，这些资源合并的过程实际上是他们各自压制了分歧的整合结果，由此回溯他们的个人史，可以发现文学革命时期以胡适为主的白话主张只是《新青年》集团的公约数，由于必须一致对外的现实制约，内部可能出现的丰富讨论实际上被压抑了，同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对历史、对他者的语言暴力，这些内在的不同思路在五四之后才被释放出来，并被带到不同的方向，鲁迅所谓“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从这个意义上看实在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各人删繁就简的默契，胡适对文学革命自觉的叙述成为后来历史叙事的核心，现代的文学进程被描述成发源于语言变革随后不断丰富和进化的线性过程。
因而，看待文学革命，当然需要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没说什么。有些时候，文学革命之前和文学革命之后同样被表达的看法却不见于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作为可能的研究策略，逐一检讨每一个参与者的个人史，此前的和此后的，似乎是一个有效的思路。不把文学革命看作一个种子，而将其视为把不同的思路捆扎在一起的绳子，反而可以全面释放文学革命的内涵。甚至新文学的对立面，比如学衡派，将其视为新文学的反动，与追溯他们与胡适的交往史，所看到的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样，胡适的自我起源叙述需要颠覆，白话问题只是《新青年》集团一个技术共识，一个平台。在此基础上弄清他们在文学革命时各自发言的逻辑，情况会如何呢? 可能会是这样，文学革命不再是个神话，同时文学革命会被描述为众声喧哗的舞台。
近二十年来不断提出的各种晚清—五四的叙事模式，无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还是其他整合晚清五四的理论设计，各种各样的一体化运动，一个共同之处是，晚清和五四是作为前后的两个整体来考虑的，也就是说，将之视为对话的两个空间。这带来两个路向，其一，为五四寻找根据，最后所叙述的晚清是五四的晚清; 其二，将晚清作为五四的对立面，新文学压抑了晚清的多维向度。那么，如果考虑到文学革命内部所存在的自我压抑以及此后的释放，另外如果考虑到文学革命的几乎所有命题都从晚清的土壤里生长出来，也许我们可以拆散这两个整体性的空间，而对个体的时间流程兴味盎然。
最后要说明的是，文学革命还有周边的环境，并不是那个时代文学的全体，这是已有的晚清—五四叙事模式的一个总体性盲点。说得时髦一些，晚清现代性的多样面孔并不只有新文学这个接点。回到我几年前的主张，就是有必要重新区分并界定“新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概念，“新文学”指发端于文学革命的一个新的文学传统，“现代文学”则包容源于二十世纪初年的一切文学，是多个传统的集合，既包括新文学，也包括旧文学、俗文学等等，它们有一个混沌的开始，然后交集、对抗、包容、互换，新文学是在这样的对话体中成长的，只有在这样的界面上，诸如民间、平民、大众，诸如杂诗、新民歌、样板戏，诸如徐、张爱玲、赵树理，等等的问题，才有更广阔的背景可供论述。或者这么说，应该把新文学长回到现代文学的树上。 [i=s] 本帖最后由 李大苗 于 2011-1-21 01:12 编辑 [/i]
主贴的那位程先生，似乎不大了解白话文的历史过程，早在元明两代，白话的唱本和小说就流行得很了。清末时节的那些白话文，无论邹容的革命军还是陈天华的猛回头，那文字的白话度，绝不逊于京片子，可二人的祖籍与生地都不是北方。
白话文的推广绝非是权力就能所为的东西，必须有足够数量的现代语境的读本。官方可以强力撤销文言课程，但那些课本和读物，必须还是，也只能是文人操持。
胡适等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等，是挑旗的，将白话文事项政治化表述的人物。而近乎所有人都忘乎的是，慈禧废科举，倡新学之后，现代学堂第一代教师近乎都出自东洋归来的留学生。这些在日本打喳喳的学子们，旧学的功底多简陋，在东洋阅读的有都是汉字与假文白话的新文本，加之更重要的是，所有新词都在白话中表述才顺溜，而新学堂中所有新知识又都与传统文言无关的新境界和新世界，所以，文言日衰，而话体日盛。 南方人和北方派不矛盾啊，例如北洋势力主要就是南方人。
一种文体的广泛使用的程度，并不能保证它就能成为“国语”，例如以色列建国时，说意地绪语的人口占80%，而能说希伯来语的只有2万人，但以色列政府一道命令，希伯来语就成了国语，现今能说意地绪语的人几乎没有了。曾经属于汉文字圈里的日本、朝鲜和越南通过发明一种此前不存在的文字，而建立自己的国语。
白话的对立者不止是文言，还有各种方言、世界语及其他拼音文字。例如王照当时仿满语连读而创制的“官话字母”（一种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拼音文字）已风行全国十几个省区，各地许多小学教材和通俗读物都以官话字母印制。
小苗兄读过《最后一课》吧，一道命令就能改变法国两省的语言。如果没看过，也知道印度使用英语的情况吧。
只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权威，改变一国的语言，只需要几十年，从幼儿教育开始。你要知道《新青年》诸如还鼓动过以“世界语”取代汉语作为中国的国语。 如果小苗君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语言史稍熟悉一点，就会知道晚清政府在语言改革上最为激进，甚至差一点就将中国文字改为了拼音文字（有慈禧和袁世凯在后面支持）。 慈禧废科举，倡新学之后，现代学堂第一代教师近乎都出自东洋归来的留学生。这些在日本打喳喳的学子们，旧学的功底多简陋，在东洋阅读的有都是汉字与假文白话的新文本，加之更重要的是，所有新词都在白话中表述才顺溜，而新学堂中所有新知识又都与传统文言无关的新境界和新世界，所以，文言日衰，而话体日盛。
——慈禧废书院，建立新式学校，是在1903年，而1903年学部制定的学务章程已规定各学校使用白话，甚至将是否会说国语以及使用白话作为教师资格。
——从程文看，他是对教科书上的文学革命史提出质疑，而你又以教科书上的文学革命史来反驳他，似乎陷入了vicious circle(循环论证)。 ”文学革命“是从一场政治性的运动，和既有的白话文与国语势态不构成直接的政治关系，是旨在反对袁世凯尊孔运动而起的复古时潮；在社会作用上，鼓动起新一代以文学创作为政治势态之外，更是向社会提供充量的阅读和交流素材和环境，最终实现对文言文的全面替代。在白话语境下，以新文学为形态的大量译作和创作，其意义不仅在于新文风的阅读，还杂以现代文学的理论引进与再造，而这绝不是此前白话文势态所能及。若此前是作为以学科来分门别类的科学来开始认知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话，以新文化运动为标识的，则是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的进入，这对于中国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大苗君的白话文很难读懂。不过，可以看出，你是在背教科书教给你的东西，所谓五四引进了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之类。你难道不知道《科学》这份刊物，难道不知道中国科学社（中科院的前身）?这些都出现在五四之前，而主其事者大多恰恰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任鸿隽、胡先骕等人），他们指责新文化运动的那些领袖们违背了科学精神，例如大量造假。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学术最站得住脚的还是汉学（小学或者朴学），胡适亦称之为科学方法，而民国朴学乃前清乾嘉汉学的遗绪。如果你把陈独秀伟《新青年》所作的自辩当做《新青年》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证据，那在逻辑上就出问题了。如果你对比一下《新青年》与《学衡》（或者北大刘师培等人办的《国故》），你就会发现，真正的科学精神在后者那里，而《新青年》只是一份摇旗呐喊的战斗刊物。
文学革命是国语运动的一个环节，实际上，文学革命成功（1920年1月）之时，《新青年》方面的“新文学”还没有多少创作实绩（尽管《新青年》之外的“新文学”早已遍地开花），而在1922年之后，当胡适一班人开始掌握教科书编写的权力（1920年北洋政府为统一国语而将各省自行编订教科书的权力收归教育部，而胡适等人在教育部兼职）之后，才开始将自己的作品收进教科书。 请大苗君再对比一份名单：
《新青年》派：胡适（留美生，未获博士，但冒充博士）、陈独秀（在日本去过几次，未正经上过学，但冒充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安徽公学教务长）、刘半农（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新文化运动结束之后才第一次出国）、钱玄同、周氏兄弟（均在日本随章太炎习尔雅、说文）。
《新青年》的反对者严复、辜鸿铭、胡先骕、梅光迪、任鸿隽、章士钊等均为留美留英之人。
既然引进西方学说，那后一列人物对西学肯定比前一列人物更精通，而“新文化派”大抵是西学的二道贩子，为何我们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反倒认为前一列人比前一列人在西学知识上更有优势？你敢通过“新文化派”的西学介绍来了解真正的西学吗？ 《新青年》派的群众（如今所说的粉丝）主要是一帮未见过世面的少年和青年，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i=s] 本帖最后由 李大苗 于 2011-1-21 23:56 编辑 [/i]
不要高估”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一直作为市井文学存在于社会底层，如章回小说，那种朗朗上口的评书般文学，并不对江南或者更南方地区民众构成阅读障碍。即令偶或看到王朝时代的那些民间契约，也是白话连篇有多。在枚举陈独秀，他的白话观，可以从他1902年办《安徽白话报》可间。清末最后十五年里，可查的以白话为自己主旨的报刊就不少于20家，小有运动势态。
”新文化运动“关于白话的主张，是对袁世凯尊孔复古的逆反，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化的，但依旧要承认，现代文学，若以小说和剧本和诗歌为判断，就诞生在那个时期，而尤其由《新青年》来接产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理论和文学评论，也就是文学观，大致雏形在那个时期。
至于”乾嘉汉学“，质为考据，就究古而言是证实，也即科学方法，不过之一而已。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不拘泥于究古与考证。因为没有”假设“，也就是没有开放的想象力，就没有现代科学，这已为西方科学之路所佐证，比如日心说，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莫不以”假设“为初端。
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直到1930年代中期后才有了基本模样，这是”新文化运动“又十多年后的事情。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是成功的甚至有效的。
就26楼所列《新青年》诸公，如辜鸿铭，整个就是个反西方文化的，虽然还是个混血，而对西方的科学引进，也未见其功。梅、胡、任，”学衡派“现身于”新文化运动“末期，不成作对新文化运动的对抗派，大致属于事后的梳理，摘良择莠的自娱自乐。章士钊在英国也没怎么正经八百地读学，三年学历，当远非博士可资。另25楼之刘师培，1907年渡海东瀛没几天就忙着当奸细去了，哪有啥精力和心思读学呦。若以26楼为话语资质，当自赧一下。
至于27楼所称”粉丝“，全然是现代语的蒙言。要知道，新学堂不过是1903年倡启，到罢停科举时仍未入境之事。若尽量早估，也只能算到1906年，其实，若有把握，不妨从1909年开计。倘以1916年论新文化元年，难得算作10年期。若小学5年，中学4年，全新西式教育的毕业生，不过刚刚入考大学罢了，当然也就是”一帮未见过世面的少年和青年“，可毕竟是首批土生土长的新式青年，以新式大学生所占比例论，十足比举人要珍贵，说是社会精英，应不为过。这等佼佼者，哪能用”群众“这称谓来糟蹋呢！ [quote]程 巍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1月12日 13 版） 1 1921年的胡适开始以“科学的史家”自居了。7月他在某大学演讲，倡导“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本着这十字方针，他无须多少证据就断言“ ...[size=2][color=#999999]雅萍 发表于 2011-1-18 16:17[/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77615&ptid=102986][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size=5][color=blue][b]杜姑娘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如此长篇大论的叙述，吾老朽实在招架不住——只能[/b][/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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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5][color=blue][b]慢慢地消化、消化之后，再来参加讨论了。[/b][/color][/size] 梅、胡、任，”学衡派“现身于”新文化运动“末期，不成作对新文化运动的对抗派，大致属于事后的梳理，摘良择莠的自娱自乐。
——————梅（光迪）、胡（先骕）、任（鸿隽）为胡适留美时期同学，在1916年夏就已对胡适的文学革命发起进攻，且1918年之后不时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来信），如1918年5月任鸿隽致胡适信，这帮中国科学社的人（还包括胡明复等人）后来来到南京东南大学，并创办《学衡》，很难说他们是在新文化运动末期才出现的。史料要看仔细。《学衡》派在形成之前其主要人物就与《新青年》交过手。 另25楼之刘师培，1907年渡海东瀛没几天就忙着当奸细去了，哪有啥精力和心思读学呦。若以26楼为话语资质，当自赧一下。
——刘师培的学问很好。
如辜鸿铭，整个就是个反西方文化的，虽然还是个混血，而对西方的科学引进，也未见其功。
——辜鸿铭反西方？头一次听说。他是以西方反西方，因为存在着两个“西方”，他是以卡莱尔-阿诺德那一条线来反对另一条线。你大概知道英国的牛津运动吧。你也大概读过辜鸿铭的《中国牛津运动始末》吧。的确，辜鸿铭在引进“西方的科学”上没有什么贡献，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有吗？在新文化时期的那一代学者中，对西方最为了解的是辜鸿铭。他的书在西方卖得很好，而新文化运动的才子胡适连一本英语博士论文都写不好，还怪答辩委员会不懂中国哲学。与胡适同立杜威门墙的蒋梦麟就于胡适答辩之前的几天获得了博士学位。 25楼之刘师培，1907年渡海东瀛没几天就忙着当奸细去了，哪有啥精力和心思读学呦。若以26楼为话语资质，当自赧一下
——刘申叔的学问很好，至少，陈、胡、刘、钱不能企及。
如辜鸿铭，整个就是个反西方文化的，虽然还是个混血，而对西方的科学引进，也未见其功。
——辜鸿铭反西方？头一次听说。辜鸿铭是以西方反西方。存在着两个西方，辜鸿铭以卡莱尔-阿诺德德西方来反对以利和力为特征的另一个西方。你大概知道英国的牛津运动吧，也大概知道辜鸿铭写过《中国牛津运动始末》吧。 质疑胡适先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自无不可，然程巍先生文字刻薄攻击，于史料却无严谨的徵引辩析。当做在《中华读书报》一类普及型报刊发的杂文，倒不必苛求，然从做史学研究的程度看，也不必当真。史学研究，第一讲究史料、第二讲究研读运用史料的方法。如今在国内大侃历史的文人，多半没有什么史学基本训练，自然容易荒腔走板。 没有”假设“，也就是没有开放的想象力，就没有现代科学，这已为西方科学之路所佐证，比如日心说，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莫不以”假设“为初端。
——连胡适都说过，西方的科学体现为一种“归纳”方法，如汉学一样。你为何只说演绎？不是先有了日心说，才去证实，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观察而得出这个结论；同样，达尔文上船前，并没有一个要去求证的假设，他是发现了一些现象，才归纳出物质进化论。 打错一字，不是物质进化，而是物种进化 对不起各位了，不想再讨论下去了。 说得挺好啊。呵呵。累了先休息下。休息好了再来。 史学研究，第一讲究史料、第二讲究研读运用史料的方法。
-----程文不是“史学研究”吧，而是对一桩公案的辨析，属于历史研究，其提供的史料也足以证明其结论，即文学革命的历史主体是政府。既然主体是政府，那胡适说政府阻扰了白话文运动，白话文的局面是他们一班民间人士闹出来的，就自然是在贪天之功。
此外，“历史写作”、“历史研究”、“史学”、“史学研究”不是同一个概念。“史学研究”并不讲究史料，因为“史学”本身关乎历史方法（史学之学即“研究”），而“史学研究”是对方法的研究，属“元史学”。所以我们有“史学史”，可以只谈方法史，而不涉及史料。 程文的确使用了讥讽的口吻，但可能是愤于胡适的造假。造假已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必以学术方式对待。遥想新文化运动一帮人对待其反对者和异议者的刻薄和毒辣，使其几乎一个世纪以来名声受损，而损人者却荣耀了一辈子，讥讽一下他们还算是轻的。 楼上几位一直强调史料，可我只见其指责程文，不见其提供相反的史料。这有一点意思。难道史学界如今风行这种方式？ 当然，许多史料已被胡适等人湮灭，或者被体制化地“沉默”（教育部规定新文学史必须这么写）。学新文学史的人，只见新文化派如何谈论这些异议者，即从他们的表述中去认识这些异议者，却不读这些异议者自己的文字（这哪怕在法庭上都不允许）。实际上，对一种已有的历史叙述提出质疑，守此传统叙述的人大多会指责其“荒腔走板”，因为不合他们自己所恪守的传统叙述的节拍。 本来不想多说了，但还是忍不住多说了两句。再说下去，本人也可能失去学术态度，意气用事了，这就违反了基本的学术话语伦理。各位见谅了。 木叶君不知是程巍先生本人的马甲，抑或是粉丝，但敢信口开河说胡适造假，确实是“失去学术态度，意气用事了，这就违反了基本的学术话语伦理。” 敢信口开河说胡适造假
——没有信口开河啊。证据如下：
1）博士学位造假：1917年5月论文答辩没有通过，直到1927年才获得，此前十年一直以“博士”自居；
2）家世造假：认别人（绩溪县城的汉学胡氏）为自己的祖宗，在那个时代是很无耻的事。
3）1920年5月胡适说政府的命令是几十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事，将中国教育革新提早了至少二十多年，后来却说政府阻扰了白话文运动，说“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白话文的局面至少会迟出现二三十年”。这可是他本人前后所说的话哦。
够不够？不够还可以提供。
本人对近现代文学史感兴趣而已。 另外《胡适留学日记》被其删去了十几条（为何要删），即便未删去的部分，也有改动之嫌，例如1917年5月27日“追记”其22日“博士考试”的日记云：“五月廿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什么叫“考过”？他后来填写中央研究院表格时，在“哥大博士”后面的“获得学位时间”一栏留空了，因为填1927年，就露陷了，而填1917年，则哥大不承认。 说胡适在这件事情上“造假”恐怕是过了。文人好名而贪功是常态，往往是5分功劳夸大成7分8分，胡适不能免俗也不必惊讶，主帖所述，最多是夸大而难达“造假”的高度。 至于胡适在《红楼》版本上的造假，本人没有研究，不好细说。 木叶君喝着狼奶长大，看着今日历史如何被屏蔽篡改，便以为胡适先生那代人也一样，实乃以己度人、以今量古。 另外，说胡适“1917年5月论文答辩没有通过”，才是“造假”吧。 说胡适在这件事情上“造假”恐怕是过了。文人好名而贪功是常态，往往是5分功劳夸大成7分8分，胡适不能免俗也不必惊讶，主帖所述，最多是夸大而难达“造假”的高度。
——夸大和造假当然不同，譬如你和大兴君共同干成了一件事，你说这件事是自己一人干成的，这是夸大；如果你对别人说你是在大兴君的阻扰下干成了这件事，就是造假了。夸大是就程度而言，造假是就结构而言。胡适恰恰是说北京政府在阻扰白话文运动。
至于楼上有人提到“狼奶”，恐怕新文化派才名副其实，例如他们伪造信件，然后以此对人发动攻击；胡适写文章造辜鸿铭的谣，辜鸿铭说要去法院告他，胡适摆出一副赖皮架势，说你去告啊，然后又到《每周评论》上发表攻击辜鸿铭的匿名文章。林纾在1919年2-3月间曾以小说影射过胡、蔡、钱三人，但很快在报纸上公开道歉。新文化派位他们攻击的人道过歉吗？——当然，刘半农的确在1925年道过歉，但那时他已经离开新文化派的立场了。
陈独秀在1916年的一系列文章里反复提到“野兽主义”，认为中国文化太“文弱”，需要引进西方的野兽主义。 木叶君喝着狼奶长大，看着今日历史如何被屏蔽篡改，便以为胡适先生那代人也一样，实乃以己度人、以今量古。
——今日之史学乃承继新文化运动的史学而来。且执政党向来把自己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每逢周年，必凭吊之，纪念之，反倒是“重写历史”者遇到许多非学术压力。其间的区分，大兴君不会不觉察到吧。 另外，你们的发言向来不涉史料。或头脑里已经有了被灌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它成了评判其他历史叙述的唯一标准。每逢异见出现，自己头脑里就会自动开启一个排斥的开关。 另外，说胡适“1917年5月论文答辩没有通过”，才是“造假”吧。
——胡适的学弟朱经农1919年9月7日从纽约致信北京的胡适：“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仇敌’的先生（指梅光迪）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影’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pass，即“通过”。
但梅光迪是有根据的，绝非“胡说”。此事胡适的弟子唐德刚考证甚为严密，他说：“胡适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以创出哥大成绩空前纪录的顾维钧先生，在哥大研究院也读了四年（实修五年）。顾氏完成的也只是一个‘导论’。那时因辛亥革命的关系，校方鼓励他‘返国服务’才特别通融毕业的，这是哥大校史中一个有名的‘例外’。其他华裔名校友如马寅初、蒋梦麟、蒋廷黼、冯友兰、罗隆基、金岳霖等差不多也都是住校四年以上的。所以胡适以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他还提到1952年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在哥大二百周年时编撰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里面未收胡适的论文，因为他是根据学校档案来编撰的，而在1917年并无胡适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记载。 有意识的是胡适1917年5月22日“考过”论文答辩，到26日才“追记”此事。大概22-26日之间是他非常痛苦的几天。哥大的传统是论文答辩通过之后，照例会有一番同学间的庆祝。
好在陈独秀已约他出任北大教授。 有意识的是胡适1917年5月22日“考过”论文答辩，到26日才“追记”此事。大概22-26日之间是他非常痛苦的几天。哥大的传统是论文答辩通过之后，照例会有一番同学间的庆祝。
好在陈独秀已约他出任北大教授。 其实提供再多的史料也不能改变头脑里的先入之见，此事事关许多人的“信仰”，而信仰不能以理智去校正。如果你说一个女人不可能以处女之身怀孕，那有人会跟你急，因为某圣书上是这样写的。 其实提供再多的史料也不能改变头脑里的先入之见，此事事关许多人的“信仰”，而信仰不能以理智去校正。如果你说一个女人不可能以处女之身怀孕，那有人会跟你急，因为某圣书上是这样写的。 其实，对胡适研究来说，这些都应该是常识了，但常识的力量在“信仰”前面是无力的。何况当今又处在造神的时候。 [quote][align=left][font=Verdana, Helvetica, Arial, sans-serif][size=17px]另外，说胡适“1917年5月论文答辩没有通过”，才是“造假”吧。
——胡适的学弟朱经农1919年9月7日从纽约致信北京的胡适：“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仇敌’的先生（指梅光迪）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影’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pass，即“通过”。
但梅光迪是有根据的，绝非“胡说”。此事胡适的弟子唐德刚考证甚为严密，他说：“胡适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以创出哥大成绩空前纪录的顾维钧先生，在哥大研究院也读了四年（实修五年）。顾氏完成的也只是一个‘导论’。那时因辛亥革命的关系，校方鼓励他‘返国服务’才特别通融毕业的，这是哥大校史中一个有名的‘例外’。其他华裔名校友如马寅初、蒋梦麟、蒋廷黼、冯友兰、罗隆基、金岳霖等差不多也都是住校四年以上的。所以胡适以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他还提到1952年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在哥大二百周年时编撰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里面未收胡适的论文，因为他是根据学校档案来编撰的，而在1917年并无胡适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记载。[/size][/font][/align]
[size=2][color=#999999]木叶萧萧 发表于 2011-1-22 14:22[/color] [url=http://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78656&ptid=102986][img]http://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木叶兄读过余英时先生的长文《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吗？写这篇文章的余英时先生，有条件第一次面对一部“最完整、也最合用的新版本”，因而在通读了总共四百万字的《胡适日记全集》后，也有条件得出相对更可靠的结论（且不说余英时先生本身卓而不群的分析才干）。这篇文章里，你提到的所谓“此事胡适的弟子唐德刚考证甚为严密”，恰恰被余英时先生极为绵密地推翻了。如果你仍然认为“老胡冒充博士”，就不应再以唐德刚先生之前的说法为据。从证据的有效性角度，唐德刚的说法已经失效了。除非，你面对余英时的文章并据实推翻之。
当然，我很欣赏木叶兄尊重史实、据实道来的态度和素养，之前只是求个小疵，请毋见怪。如果你研究过余英时的大作，我非常愿意听到你的反驳。 很奇怪，本来讨论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再收紧一点说，也就是”白话文“，与胡适的个人品性有啥子关系？哪怕胡适就是个混蛋王八蛋，因为他，白话文也混蛋王八蛋了？真是咄咄不伦。
你以西式学历和学衔为话语或思想的资质。好吧，就顺着你的标准来衡量，我说刘师培既没西式学历，也无西式学衔，以你之道，还你之语，中规中矩。倒好，你就来个”刘师培的学问很好。“作答，这算是个啥子做派？
再说那个辜鸿铭，所谈论的是引入西方知识体系的贡献，我说他是”反西方文化“的。你回答的是什么呢？”他的书在西方卖得很好“，这究竟是哪对哪呢。严复固守文言，也使劲地拗口来翻译几部西方名著，怎么说，仿照地，也可以是”他的译书在中国卖得很好“，这样才和讨论对上些许口型。
其实，辜鸿铭喜裹小脚，好梳辫子，自比是一把中国文化的大茶壶，可以轮着浇满四个小口杯，这等令人厌恶的嗜癖，并不妨碍我对他聪慧和狡黠的喜欢与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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