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火车票应当涨价
(2011-01-14 22:13:02) 转载标签： 杂谈春运困局的根本原因 现今春运困局的根本原因是客流过大。平时正常运行的运力，在春运期间要应付暴涨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客流高峰。指望把我国的铁路建设成春运期间都能够人手一票、人人有座的情况，那就意味着，一年中的十一个月运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黄牛是合法劳动者 指责黄牛党倒卖车票造成车票紧张，这种思维实际是上倒果为因。正是由于车票的紧张才让他们有了牟利的机会，车票转来转去，可是一张也没增加。对那些可怜的辛辛苦苦排队却买不到的人，我当然抱以同情，但是即使没有黄牛党，一样有人买不到票。黄牛党并没有伤害谁，他们利用火车票的票面价值和实际价值差额，通过辛勤和冒险，获得额外的奖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
如果提高票价，不单黄牛党会减少，排队拥堵现象得到缓解，社会资源损耗得以减少，火车票有效率地流入愿意出更高价格的人那里。 电话订票和“黄牛党”的可比性 “电话订票系统”，极大地方便了部分人群的购票。电话订票使信息的获取者，高知识的人获益，而无法享受此服务的人则受到了“歧视”。很多人手攥钞票买不到火车票，这电话订票不就类似黄牛，提前把票“转”走了嘛！ 很显然，电话订票增进了人们的生活便利，推行得十分顺畅。人们以有效率的方式买票、查票，减少由于盲目引起的资源耗损。如果再方便一些，可以网上订票，甚至花钱享受送票上门的服务，就再妙不过了——那些动辄为“穷人利益”呼号的人，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拒绝。 当情形换一下，由黄牛党推动效率提升，他的行止却成了过错。只因为他赚了钱吗？我曾经问过一个激烈反对黄牛的人：“买黄牛票的人自己找上门去，黄牛党伤害了谁？”他想了一下，可能有点困难，就回答说：“他们使那些辛苦排队的人买不到票！” 好吧，那电话订票和网络订票也使辛苦排队的人买不到票！那就取消这些服务吧，回到每个人要必须排队买票的时代吧。允许电话订票，不许黄牛代买，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火车票实名制有用吗 火车票实名制的本意是打击黄牛党，当我论述了黄牛党其实不是什么坏东西，多谈实名制似乎也无意义。兴许，黄牛党真的被打击下去，很多人乖乖跑到火车站排队。票还是那些票，排队的人更多了。糟糕的是，由于买票的手续更繁琐，排队时间更长，等耗更加严重。 根据目前推出的实名制方案，购票的有效证件太多了，查验核实的工作量增大，最后必将沦为虚设。 涨价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有效的办法是提高火车票价，抑制部分需求，将火车票分配给愿意出高价的人，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回家的渴望有多强烈 我毫不怀疑过年回家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但是我更相信，人们从事某一项行为会考虑成本。过年回家的机会是一种资源，它的获取需要付出成本，不仅是车费的问题，还有其它方面的考量。选择不回家的理由可以是：在异乡和同事朋友一起过年，加班获得奖金，假期太短回家太挤，等等。
大量新闻和文学作品总在渲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会思量考虑，要不要回家。不要把“回家”想象得那么神圣，虽然这句话你们不爱听。 很多人会对一些热爱却昂贵的东西知趣地说：消费不起。回家过年也是一件美好的东西，大家都想享有，可是现实却是：不是所有人能够回家，为什么不让钞票决定呢？ 火车票涨价伤害穷人吗 黄牛的票都卖到哪里去了？据我所知，农民工朋友（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穷人）总是购买黄牛票的主力。 我并不觉得,放低价格让大量农民工花一天两天的时间去排队买票（还不一定能买到），这就保护了穷人的利益。他们原本可以用这些时间赚得足够的钱，可惜都耗费在排队上了。 法律上的“公平”是可疑的 对于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有法律界的人士（例如郝劲松先生）提出质疑：春运时旅客享受的待遇大打折扣，而票价反而提升，形成服务和收费的不对等。多花钱理当享受到更好的服务，春运时却大大相反，因此涨价没有道理。按他的逻辑推演：春运期间人流拥挤，旅客极不舒适，享受的服务大打折扣，那么价格应当打折，最好是半价。但是经济学知识和另一种生活经验会说：错了。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并不取决于服务的质量，而是取决于供求关系。面对汹涌的人潮，有限的运力资源如此可贵，以至于有些人愿意掏出更多的钱，这样就不“公平”吗？
回到法律上，法律界张口闭口的“公平原则”真的无可争议吗？要知道，民法上除了“公平”原则，还有一条“意思自治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是“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意识自治建立在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是市民社会的核心精神，从拿破仑法典开始，“契约自由”原则一直是民法最重要的原则。公平原则是基于法律规定的不足和保证私法自治原则的实现而产生，以维持民事主体之间大致的利益均衡。但是这个原则极易遭到第三方（国家）的滥用。德国民法学家拉伦茨曾论述道：“如果法律允许法官仅仅因为交换合同中约定的给付互相不等值而宣布合同无效或对合同进行修正，那么会产生一种合同当事人无法忍受的受监护状态，最终会使私法自治虚有其表”。 旅客买票乘车本质是订立契约，是双方自由接受的行为。旅客可以选择回不回家，也可以选择坐汽车替代火车。夸大铁路部门的强势地位，违背市场规律追求所谓“公平”，只会使结果更糟。
铁路部门的垄断造成买票难？ 现今铁路垄断，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却和春运买票难的局面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把铁路系统分为铁通、路通、交通三家大型铁路公司，各自拥有一部分列车、路线和其它铁路资源，他们互相竞争，自主定价。这样或许不错，平时大概还能降价争取乘客。春运期间客流量暴涨，他们能让放眼满满车厢而车外疯挤的人群，不提高价格，不多赚一点钱？当市场起作用的时候，火车票就不是目前这个低价位。涨多少算数？一直到只要肯花钱就基本能买到票为止——不像现在，车内填满了人，车厢外通宵排队买票的人潮。 有人提出，现今铁路垄断，如果放任根据市场行情自主定价，一定会达到天价的高位，穷人买不起票，回不了家。我还是得说明，无论高价低价，铁路的运力基本情况是不变的。并不是说票价定得低，穷人就能确定回家，这是难以回避的事实。况且，票价的浮动有多种操作方案。 火车票怎么涨价 火车票涨价，当然不必一刀切。涨价的幅度可以根据客流量变化来调整，引导人流错峰。例如，从腊月春运起开始提升价格，对价格敏感的学生或农民工提前出行；农历腊月二十二至腊月二十九是春运高峰期，此间票价为峰值，这样可以对人流量削峰填谷，鼓励人们尽早出行，或者推迟出行；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五为人流量的低值，可以调低价格，让一部分过短期春节却对价格敏感的人先走；正月初五之后，再略涨。
如何了解市场动态呢？火车站有严密的统计数据，观察黑市的价格，制定几个阶梯票价。市场上真实的价格，就交给二级票务市场吧。这些合法的“黄牛”比车站更为乘客着想，他们会根据市场需求涨价或者打折，把车票有效率地卖给需要的人。在一个活跃的票务市场上，同一趟车的车票，有时卖高价，有时卖低价，价格始终在跳动，并无不妥。 涨价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 很多人即便认可春运涨价的经济学理论，他们仍会转向嘲讽经济学人是书呆子，只会纸上谈兵。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单有看得见的经济学效果，更有潜藏的社会效果难以预料。例如，当铁道部门宣布春运大幅涨价，势必引发大规模的社会不满，这部分社会情绪的负面作用也是一种成本。经济学家只看到单方面效果，没有预料到社会整体效果。涨价难以落实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国家要以部分效率的牺牲来换取社会的稳定。 如果当真如此，我会认为这是一种鸵鸟心态。为了顾及政府“以民为本”的形象，维护正义人士“关注底层”的道德光环，他们把危机转嫁给黄牛和民众。明知道车票紧张，无法惠及全部，只得努力打击黄牛党，抚慰买不到票的人。政府就是这样塑造自己伟岸、亲民的形象，“良心人士”的道德感就这样获得了了满足？
换言之，火车票涨价真的会带来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吗？我想只不过是宣传机构和某些社会学家的一厢情愿罢了。社会情绪是一个非常主观、非常随意的概念。民众买不起票的愤怒可以是一种社会情绪，买不到票的失望也可以是一种社会情绪。这其中如何估量，可惜缺乏一个可靠的数据。因为火车票涨价而去犯罪的人，那么他大可以找个更好的理由，说饥饿所迫，以回家为借口从来不新鲜，也不会有人同情。 担心车票引起民众怨怒，我觉得他们低估了民众的理解能力。列出阶梯差价，票务市场上价格跳动，民众很快就能明白，涨价是分时段有起有落的。这和任何商品价格的起起落落，时贵时贱是一样的。这会消化一部分不满的情绪。明智的人会评估自己的回家成本，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没有那么多人一窝蜂地涌到火车站去干耗，这不是很好么，怎么会变成“负面”的呢？中国人忍受了CPI的增长，目睹了房价不可思议的飙升，难道会对这个如此醒目的市场定价没有理解能力？恐怕无此咄咄怪事，只怪诸君杞人忧天。 嘲笑经济学人书呆子气，纸上谈兵的人不曾反躬自省，听凭官员们搞什么打击黄牛党、车票实名制等劣政，却死死不肯放开票价（哪怕放开二级票务市场）。连试行都没有，就大言不惭地说经济学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傲慢和自负呢？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