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成色
[ur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563]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563[/url][url=http://www.ftchinese.com/archiver/2011-01-19]2011年01月19日 07:24 AM[/url] [size=6]中国模式的成色 [/size]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url=http://www.ftchinese.com/search/%E8%8B%8F%E7%90%A6/relative_byline][color=#4781aa]苏琦[/color][/url]
想知道中国的年度话题，答案就在各媒体的年会主题中。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除了类似“感动中国”，“最有影响力人物”之类的例牌菜外，主流媒体对于年会主题的选择往往代表该媒体对于那些能够涵盖全年政经脉络的议题的体认与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对“中国模式”的清醒认知堪称一个热门议题。无论是此前《财经》杂志“预测与战略”年会首场闭门辩论会选择“再辩中国模式”作为年度话题，还是上周末《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年会”开宗明义以“中国道路——再思与重构”作为年度主题，都一再表明此一议题的重要性以，也折射出围绕此议题之共识难成。
一年前的此时，由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中国模式”之议风行一时而从者甚众。尽管版本不一，但其核心义旨很明确：与不受限制的金融资本主义相比，政府管制和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更为稳定和可持续，也更适合发展中国家。
“中国模式”说其实是此前“东亚模式”说的变体，后者也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外加儒家文化和有管理的民主等等，后来因为亚洲危机而被人们冷落，甚而被当作问题的根源：政府不当管制是腐败根源，也扭曲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儒家文化中对“关系”的强调滋生了裙带资本主义；有管理的民主是专断威权的代名词，妨碍了集思广益等等。
如果再往远了说，人们还曾经对“苏联模式”寄予过厚望，与资本主义的混乱和萧条相比，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曾被认为是一条更好的出路。
事实上，由于两个“根深蒂固”的前提——市场经济模式中固有的缺陷和后发国家无可回避的政府主导型赶超——的存在，人们一直在主动或被动寻求一种新的关于发展的诠释模式，或以规避前者的缺陷，或提高自身模式的正当性。
寻求一种多元的发展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的发展理论，这本身无可厚非，但若因此而落入二元论的非此即彼的窠臼，则会使我们更倾向于去屏蔽掉一些更丰富的可能性，从而无法去正确地认知纷纭复杂的现实，其反映在政策选择上就容易表现为过于自信和偏执，而不利于在兼顾原则性的基础上灵活调整相关政策走向——凡是“敌人”赞成和鼓吹的，必然是有害的，从而也是不可取的。
这当然也不仅仅是赶超国家的“专利”，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偏执，同样也会给自身带来戕害。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在其《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书中就此有着鞭辟入里的分析。
亚洲危机爆发后，曾以《历史的终结》享誉国际政经学界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断言，“当前的危机是由专断、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的统治者拙劣的商务决策造成的。只有民主改革，才能避免将来重蹈覆辙。”
抚今追昔，沈联涛感慨道，如今金融危机在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都发生了，它们都遭受不同形式的裙带资本主义之害，而更为吊诡的是，为了对付当前危机而正在采取的所有措施，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华盛顿共识告诉人们所不能做的：干预市场，提供全面存款保险，降低利率，放松财政管制，允许银行破产来遏制道德风险，停止卖空交易和谴责市场操纵行为等。
而在一年后的今天，随着语境的转换，人们如今面临着再次纠偏的重任：国家对市场的紧急性干预是必须的，但人们不能在这条道路上狂奔下去，正如不受约束的金融并非仅具创造性，也会导致不稳定和破坏，国家的过度监管也会导致灾难，市场终须接过发展的接力棒，如果人们不愿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
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讽刺了模式二元论可笑的孤陋，但人们也不必因此而陷入关于模式的历史虚无主义，人们对模式的总结不应该是为了提供一个可供完全拷贝的现成路径，而恰恰是为了表明一个发展路径的特殊性乃至局限，而在此基础上所提炼和形成的各种不同模式中的普世性，才是模式的真义。
（[i]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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