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一本好书《潮平岸阔——高锟自述》
[table=98%][tr][td][align=center]雷一宁：一本好书《潮平岸阔——高锟自述》 [/align][/td][/tr][tr][td][/td][/tr][tr][td]标签： [url=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keyWords=%B8%DF%EF%BF&searchfield=keywords][u][color=#0000ff]高锟[/color][/u][/url] [url=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keyWords=%BD%CC%D3%FD&searchfield=keywords][u][color=#0000ff]教育[/color][/u][/url] [/td][/tr][tr][td]● [b]雷一宁[/b] （[url=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author.php?id=194][u][color=#0000ff]进入专栏[/color][/u][/url]） [/td][/tr][tr][td]
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在其本土总也出不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实在很令爱面子的中国人脸上无光。于是中国人——阿Q的子孙们，想出许多挽回面子的话语：“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我们发明指南针、纸、火药、活字印刷时，你诺贝尔还没有出世呢！”；“诺贝尔奖有什么好的，明天世界会有孔子奖！”；“不是中国人获不了奖，而是他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有的不这么阿Q，而是用“拉关系”的办法来自我安慰，最常用的就是津津乐道那些获奖者的“华人”身份；如果获奖者根本就不在中国出生，就用中国人惯用的查祖宗十八代的办法，居然查出有一个获奖者是曾经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2008年化学奖的获得者钱永健！到去年 ，“关系”就更近了：2009年物理奖的获得者高锟不仅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受早期教育，而且在中国（香港）教过书，创立了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学系，当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还在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还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近了，近了，中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近了……
可是，在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之后至今，中国本土没有出现过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大师，这的确是事实。1949年解放后，中学的语文课本，曾（用“曾”字，因为这是指我做“教书匠”时的情况，不知现在是否仍然如此）一直把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文字用作语文教材，其用意很清楚，是要激起学生们的发明欲，立志做一个像毕升那样的发明家。可是，事与愿违，这样的发明家，并没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出现。
据说，在钱学森最后的日子，温家宝总理曾经多次探望过他。他几乎每次都向温家宝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钱学森对这问题是有深刻认识体会的，可他始终只问，不答，他心中有难言之痛吧！
现在，高锟这本书给了我们答案。这是高锟花了近十年时间，于2001年完成的英文自传，由许迪锵翻译为中文后，2005年7月在香港第一次印刷出版。写书时他还没有获诺贝尔奖，在此书的第14章 “ 富人、伟人与要人”中，他说：“我并不是个自命不凡的人，因此没法把自己归类为富有、伟大，又或者是有权有势的其中任何一类。有的人认为我属于这一类、那一类人……这些帽子，要我戴得舒服才行，否则我将脱之唯恐不及。”（第303页）这很好，我们从此书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的成长过程。
高锟，1933年出生于上海附近的村镇金山。他说：“我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下度过童年，喜欢什么便做什么……” 他父母亲的婚姻，是在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完成的，可是却从来没有任何凿枘（音zuo rui，比喻格格不入）。他母亲秀外慧中，他父亲在国内和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学法律），仍然恪守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却又接受了不少西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家里少了很多“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的束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既传统又现代，高锟和他的弟弟，在这样的家庭里享受着平等和自由，既养成了传统中国式的教养，又有半放任的西方式的独立自主。如，有一次，被他稀奇古怪的问题问倒的父亲，并没有因此大发雷霆，反而说：“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或不了解的，没有人能掌握一切知识。”父亲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使孩子明白：有所不知并不值得羞耻，可耻的是不求学习进步。高锟说：“是他启导我不断寻索，学习。”
8岁前，由一位老先生教他读古文，一位菲律宾人教他英语和其他科目。这位中国老先生教四书五经时，只要求他背诵，不做解释，也不进行体罚，高锟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解释那些古文。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认为是说“学以致用，是最令人快乐的一回事”；“温故而知新，不亦说乎！”便是说：“不断研究发掘，是发现新知识的方法”。他还由此推断孔子是在“研究”概念出现之前，为现代的“研究”一词下定义的第一人。这种学习方法，使他热衷于阅读，七岁就迷上了《三国演义》，把那两册厚厚的小说，看了不止十遍。这种学习方法，使他熟练地掌握了语言文字这个思维工具。
我们知道，只有人类才有语言，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在千万年的社会劳动和交往中产生并巩固的。词语是客观世界中具体事物（如，铃声、灯光等）的符号，是客观事物的概括和抽象，人们借助词语进行交流，借助词语进行抽象思维，它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基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我们学习间接经验，学习前人或别人积累的知识，就是用语言文字这个工具来进行的（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及下文提到的条件反射等理论，详见我的《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再谈救救孩子！》一文）。高锟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了这些道理。他认为语言的发展是一种不断累积的过程，我们利用语言和引用前人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向接收者传递准确和有启发性的讯息。语言刺激我们的思维，如果接收者本身也具有丰富的知识，便会闻一知十。因此，他认为，背诵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背诵是把有用的知识永远嵌进脑袋的唯一方法，这么一来，日后有需要时便可以立即把知识由脑袋里提取出来。如果学生不事背诵，那才是灾难。背诵的弊端，在于教师认为考试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说：“ 我不明所以背诵的古文，留给我自行解读其中含义的空间，我喜欢怎么解就怎么解。孔子说：‘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至用也。’我认为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藉文字表达他们的思想，但文字往往不能完全涵盖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我们要完整的掌握作者的意思，必须探索文字的言外之理。孔子的话给我莫大的启发，促使我运用自己的思考，发挥对事物的独特见解。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第51页）听说，现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国学热”，在国内外建立了不少孔子学院，但愿能从高锟的经验中得益。
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上海法租界里，由一群赴法国留学的大学生创立的实验学校，奉行的是法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学校不止传授知识，更培育人格和文化素养，教师都受过严格训练，都认真负责，对学生既关爱，又严格。小学六年级接触化学课之后，高锟就和志趣相投的同学一起做化学实验，曾经梦想长大后成为出色的化学家……在父母禁止他们做这些危险的实验之后，他们又迷上了无线电，老师和家长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使他萌发了对电机工程的兴趣。
在划时代的1949年，他随父母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在香港，他入读的是一所由基督教兄弟会主办的圣约瑟中学。像在上海法租界的实验学校一样，老师都受过师资训练，坚守信条，很尽责能干，能用简单的方法教学生认识复杂的概念。宗教虽是必修科目，但又容许并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和自我发展……中学会考时，他成绩在全港头十名之列，顺利升上预科一年级。
他兴趣很多，最后决定学电机工程，由于当时香港大学的工程学系还没有为电机工程准备好必需的教学人员和设施，唯一的途径是投考英国的大学。于是，1953年夏天，20岁的高锟，独自一人飘洋过海，开始他闯荡世界科技文明的广阔人生。大学里，一面从课本上汲取知识，一面从实验中印证原理，每年暑假都有外出实习的机会，既有趣又有满足感。他说：“大学对我来说简直是个乐园，是我的一种享受。”他1957年获得工程学士学位， 1966年，33岁就发表了他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奖而当时被人们讥为“痴人说梦”甚至被诬为“邪恶的发明”的“光通讯”基础理论，提出以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光纤维代替体积庞大的千百条铜线。这个理论到90 年代被广泛应用，造就了今天互联网的大发展，他也因此被称为“光纤之父”。
对自己的成长，他是这样总结的：“在我接受小学教育的日子，我学会阅读、写字和计算，与此同时，我有机会通过有趣的方法，探索更广阔的知识，而且常能得到专心致志的教师的指引，以及同学的互相推动。我学会紧记大量资料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各种学习工具，但绝不是硬背死记，而是运用脑筋利用这些资料和工具解决问题。即使在大学里，我学习的也只是如何利用工具令知识的发掘更深更广，并且能触类旁通。我能将思想的羁绊减到最少，从而独立思考……在中学和大学里所受的严格训练，只是令我们学会怎样学习，以及在需要时知道怎样求取新的知识……因此（教师）向学生传授的知识必须有助于启发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掌握追寻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些知识应有针对性，又能引起兴趣。测试学生的能力，不应只是要他们将课堂上所学原原本本的搬出来，而是要考量他们是否能运用学过的新技能。”（第43-44页）
他说，自己“实在幸运，能够走上一条理想的道路。”自己的成功“并不是命运使然”。
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青年成熟的标志是“独立”——生活独立，精神独立，经济独立。此书第6章“探索光纤”之前的第5章，标题是“独立自主”，这样的行文，是要说明独立自主是探索光纤的充分必要条件。本书多处谈到“独立自主”、“独立思考”、“独特见解”，除了上文已谈到的，尚有：“在充满热诚的老师教导下、在与同学一起进行的各种课外活动中、在让学生自由探索的学习环境中，我的思想开始形成，自信心开始建立。”（第54页）；“在与人的交往中，我慢慢建立了自信、对生活的兴趣，以及对人的观察和了解，我的独立能力在不自觉中日渐增加。”（第88页）“一切事情都只是刚开始。我的经济独立刚起步，算是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还有很多更大的梦想有待一一成真。但当时我其实没有明确的打算，只知道要尽力做好本分，而且要做有意义的事情，也许，要给社会作出一个重大的贡献。”（第93页）但这许多“独立、独特、自由、平等”等等字眼，并没有把他培养成唯我独尊的、自私自利的官僚或市侩；在他的自述中，看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等等教条，可他却成为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那么，他这些品质都是怎么养成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对母校都心怀感激，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和严格的教导，令学校不止于是传授知识之所，而是培育人格，充实文化素养的苗圃。……年轻时能与一群如此善良的人相处，对我有莫大的影响，日后我在履行责任时，也不忘付出爱与关怀。”（第36页）这便是 “潜移默化”的力量！教育学告诉我们，责任、义务、贡献、同情、爱、公民意识等价值观念，主要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的。
如果1949年高锟没有离开中国（大陆），即使家庭及小学的教育给了他从事发明创造的人品和基础知识，在自我封闭的铁幕后的中国，中学和大学教育也不能给他提供最新的科技资讯，他不可能在前人积累的知识基础上向更高的高峰攀登；即使他有幸获得了这些知识/科技资讯，也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以祖宗十八代的原因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变成只能用别人的“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巴讲话”的机器人；即使他侥幸地在反右运动中逃过劫难，在1960年的全民“大跃进”运动中，也只能抛开对光纤的研究，而必须像钱学森那样去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性；即使他能躲过“大跃进”的厄运，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的岁月里，在“造反有理”的浩劫中，在全民疯狂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等的折腾中，也不会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专心致志地从事那“痴人说梦”的研究 ；等到改革开放，“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不再是反动言论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又开始得到重视了，终于有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天时”了，但要具备研究的“地利、人和”，至少也得等十年；一直蹉跎到思维最活跃的岁月已消逝，才有可能拾起他感兴趣的研究，可是脑袋却已经僵化……这些，便是“命运”，十几亿中国人无法摆脱的宿命！高锟之所以能够摆脱这种命运，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是因为他离开了中国（大陆），使他能够成为他自己。
“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 这是 高锟在书中引用的莎士比亚名剧《裘力斯•凯撒》里的名句。离开了中国，他才有可能发挥他的独立性，趁着生命中的高潮一往直前 。而把他的生命推上高潮的东西是什么？是教育。他说：“我之学习独立、青年时代所受的悉心培育，以及我的学校教育，都有助于把我塑造成今日之我。”（第26页）
他所说的教育，是广义的。对此他是这样写的：“生活就是一所学校。我们都受身处的社会环境塑造，学习来得艰苦曲折。父母、教师、朋友、同伴，以致社会大家庭、政客、各色人等，对我们都有所影响，我们的言行早受到各种影响规范……”在1949年之后，中国这所生活的大学校给予人们的是怎样的影响规范呢？我在《抢救历史 刻不容缓——救救孩子！》、《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典型与‘非典型’》、《一个老教师谈范美忠事件》（均见《往事微痕》第23期雷一宁专集）、《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再谈救救孩子！》（见《往事微痕》第35期）等文章中已谈得不少了。我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毕业的时间正好与高锟相同——1957年，之后，一直待在学校，除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当“运动员”消耗我的美好时光，还时断时续地在小学、中学、大学里教过书，我对中国教育之了解不可谓不深刻。也许人们不会相信，在十年浩劫中，几乎是与高锟形成他的“光通讯”理论同时，我曾写过一张大字报，谈到教育问题（见我的拙作《脱胎换骨纪实续》，即《往事微痕》第23期第192页）：“……我针对那些对教育胡作非为的做法，表明常此下去，是要遭到客观规律惩罚的。在北师大学习时，老师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至今没有定论的观点：教育是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可无论哪一本工具书，给‘上层建筑’下的定义差不多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的观点……’没有哪一本把‘教育’列入其中。再看一个客观事实，教育（广义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是与人类同时出现的，那时没有阶级；将来，到共产主义时代，阶级消亡后，教育仍然会存在。所以列宁是把教育看作社会的永恒现象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命的延续，二是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积累起来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继承。前者依靠的是生育；后者依靠的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使后人能够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没有教育，人类就不能前进；只生育不教育，人和其他动物就没有区别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这里说的‘统治阶级’，当然不只是指资产阶级。在存在阶级的历史阶段里，教育的内容免不了带上时代性、阶级性，因为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正是马、恩所说的需要摆脱的东西。教育不是‘今天’的事业，而是‘明天’的事业，这便是邓小平所说的‘面向未来’。如果执行教育大权的人（统治阶级），不能使教育超越时代、超越阶级、超越眼前的功利，必将遭到教育规律的报复，只是当他意识到这点时，为时晚矣。这便是我的大字报所写的主要内容，当然，那时我的认识并没有这么深，也没有胆量写得这么直截了当。”当然，这张大字很快就淹没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什么作用也不起。不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惩罚/报复，却是不断见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最近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
教育的作用，就是使后人能够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或曰把人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更高的高潮。
此书的最后一章，题目是“迎向新世纪”。高锟在说明新世纪是一个搜集、贮存和处理讯息的能力大大加强的“资讯世纪”后，就根据他最近参与在香港设立一所新学校的体验，提出“在社会形势转变下，教育制度是否也应全面调整？我们的小家庭生活方式是否会改变？”等等问题，接着从“个人、家庭、世界”三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对啊！世界是由一个个国家构成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家庭构成的，家庭是由一个个人构成了的，是这一个个人构成了万花齐放的世界。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都有其独特的秉赋和个性，每一个人都有成为他自己的权利，这便是天赋人权。
在“个人”这部分里，高锟一开始就说“让我由教育开始，尤其是刚踏进校门的年轻人的教育，我们怎样协助年轻人面对未来？”然后说，要“订定一个配合资讯世纪的崭新课程，其基础是让学生学会学习。”接着从各方面说明怎样才能让学生学会学习，如，要有开放的心灵，要有互动的过程，既要通过直接经验学习，又要通过间接经验学习，将日常事物融入对科学知识的探求，要使学生觉得学习是一种乐趣等等。还以下雨为例子，说明教师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解释方法，挑起学生对下雨这种现象的兴趣。他说：“在我一生中，我发觉学习是最具挑战性和乐趣的。具挑战性，是因为我们要探索、了解的，往往是一些未知的领域；兴趣，在于得到新的启发，而新的意念又带出新的挑战。 ……学习对学生是挑战和乐趣，对教师也一样。教师的挑战在于他往往要面对一大群志趣不同、程度不一的学生，而乐趣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启发他们自行学习。”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尤其是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教师。在“家庭”这部分里，高锟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人一生下来就开始学习，其实他在母体里已经开始了学习的过程……因此我们也要提高父母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我和美芸结婚时就决定，只生两个小孩，以免给人口过多的世界增添麻烦。可喜我们得到一儿一女。我们希望能好好教育他们，令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们要他们学会性别平等，男孩子要懂得缝衣服，女孩子要懂得修理汽车。他们都能完成大学教育，以所学回馈社会。如果他们也有孩子，应该怎样为下一代准备未来？……社会的转变实在太快了。为下一代准备的计划一开始便受到重大冲击……”（329页）
试问，现在人们生孩子之前，是否已为下一代准备好了切实可行的计划？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孩子有权拒绝出生，免得为世界增加一个跳楼者。
在“世界”这部分里，高锟说了句“世界面对的问题愈来愈严峻”之后，就列出好些问题，如，人口问题，地球的资源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世界日趋不平等的问题，统治者（政治）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问题，以及DNA问题，纳米科技问题……多是我不甚了了的，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发表看法了，仅把其中一段话拿来向读者请教。他说：“‘你本是尘土，也必将归于尘土。’由尘土结合而成的人类，却带来令人惊叹的文明，我们能生而为人，应该觉得庆幸。但……我们的脑袋怎样控制我们的情绪和思维，我们的沟通和梦想？我们是受外来的刺激而作出反应和思考，还是先有了思想和成见才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观察和接受外物的刺激？我们是否利用记忆系统里的模块，构筑我们所见的事物，也就是说，我要看的是我想看到的事物，我的反应只是重复我已曾有过的反应？已知的是，我们的记忆系统并不是一棵有枝有叶的树，我们也不会记忆一些互不相关的事实（事物？）。我们的脑袋里有的是功能性的模块，这些模块的功能随经验的增长而改良，而非独立个体模块的扣连。事实上，我们以一种自我重建的模式思考，也因此与其他任何人的思考是不会一样的。”（见第331页）根据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学习”是条件反射的建立，“记忆”是条件反射的巩固。高锟说的“功能性的模块”，是不是指经过学习和记忆巩固了的思想（旧有的思想）？说“这些模块的功能随经验的增长而改良，而非独立个体模块的扣连。”是不是指新思想的产生，并不是一个一个旧有思想的简单连接（扣连），而是旧有思想随着进一步的学习和实践得到改良后产生的新的思想？如果我的理解没错，则 这段话，说的是人类的思维规律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教育问题，这样的教育造就出来的“人的思考是不会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这理论，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说得比较抽象：“温故而知新，不亦说乎！”高锟在前几页（即328页）就说得比较具体了：“以上例子，说明如何通过周详的设计，引导学生将日常事物融入科学知识的探求…… 如果所有科目都能遵循这种学习模式，就不会有知识过时的问题，因为旧有的知识会引发新的讨论，并带出新的发现。每一个人都会与同伴一起向前迈进，教与学相长。低年级学生所得的基本知识，将成为他们日后累积更多学问的工具，古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终生学习，也就令人永远年轻和快乐。” 请注意，孔子和高锟都认为学习是快乐的事，不知何时开始，学校成了追求升学率的监狱，学生成了死记硬背“知识”的囚徒，教育和教学方法是把亿万学生放到相同的模子里挤压的？高锟针对目前中国/香港的教育现状是这样说的：“教师们认为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可谓数之不尽，课室变成了罐头制造工场，把知识硬塞进学生的脑袋里，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和耐心，诱发学生对周边事物的兴趣，让他们自行探索这不断转变的世界。”
人，只有在掌握了前人积累的知识（旧有的知识）之后，才能登上前人未能达到的高峰，诺贝尔奖奖励的，正是这样的人。当然，由于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天赋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是，只要能够尊重每个受教育者的天赋人权，为其独立成长创造自由平等的、宽松的外部环境，不再把教育视为“洗脑”，不再把学校变成“监狱”，不再把教育教学方法当成挤压，则每个孩子就都能成为他自己，就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幸福、快乐地生活，就都能尽心尽力地为国家、人民乃至世界做出贡献。教育也就完成了一百多年前《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任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为什么中国本土不能产生诺贝尔奖得主？答案出来了。其实这些答案，在网上早就可以找到不少，是些能够超越阿Q的人的回答，如：不是中国人不行，而是中国的制度造就了这一切；教育体制不改革，中国要想获诺贝尔奖是不可能的；中国现在的学术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因此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诺贝尔奖最看重的是具有独创性和原创性的思想成果，这恰恰是中国人最缺乏的——中国的孩子，打从生下来那天起，其未来的大部分事物就早已被预定好了，被成人安排妥当了……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 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去的必然，说要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毒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hehe！h-e，hehehehe。’”
粗粗一看，这段话是批评作文/作品充满假话、大话、空话、逢迎拍马的话的现象的，但细细看来，中国教育的弊端全都隐含其中了，中国不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都隐含其中了。传统的中国教育，就是这样用作文来训练孩子的语言思维能力的！这是《野草•立论》的全文，写于1925年7月8日。八十五年了，可怜的中国孩子，今天说话能“既不谎人，也不遭打”吗？
我在上文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教育规律的惩罚/报复，几十年来不断见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最近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我绝不是说有哪一位教师会教唆学生跳楼，而是说，这是诸多问题的集中表现，也是教育问题的集中表现，是生活这所大学校造就了这些年轻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在家里，是被六个人爱/溺爱的小皇帝/小公主，肩负着家长们“做官发财、光宗耀祖”等等的重托。在名为义务教育的中小学里，受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以及向雷锋同志学习”等等的教育，为了完成家庭的重托，他们含辛茹苦，万分艰难地啃书本、背教条。待进入社会之后，才发现一切离书本、离教条都那么遥远，上不了大学也罢，要找到工作又那么艰难！一旦找到了工作，又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起早贪黑、日以继夜地辛勤劳作，挣下的工钱还不够养家糊口；而别人，那些口口声声“执政为民、执政为公”的公仆，那些口口声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投机分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有天文数字般的钱财从天而降……这些，天天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对他们进行着教育，叫他们内心充满矛盾，不得安宁，有点儿历史知识的人，还会提出疑问：要我们学习雷锋，为什么你们不学习焦裕禄！想要倾诉，没有哪个人或组织肯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想要申诉，不是“遭毒打”，就是挨蹲大牢，只好选择一条可以得到快速解脱的路——死……现在，为他们减少工时，给他们增加工资等等都是必要的，但这并不能治本，只能治标。要治本，就得进行教育改革，而教育要彻底改革，就得“政治”先行。由于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要改革政治，首先要对统治者进行洗脑，洗掉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习惯、思维模式，洗掉他们“记忆系统里的模块”，使他们不仅不再把“升官、发财”视为天经地义，还要能不再把与他们的思想观念不同的思想观点视为“异端”，甚至视为“犯罪”。对于这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说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在此书中高锟是这样说的：“政治和浅见总是令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第331页）。
听说，不久前，出台了一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不知那里面是否融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这个观念？几年前就听说中学教材在大换血，吐故纳新，这是正常的，只是不知道以什么为标准？听说把《阿Q正传》删除了，为什么？鲁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任务尚未完成呢！因为太难懂、太长？那么把鲁迅的《立论》编入吧，它既不难懂，更不长。现在中小学生都很怕作文，把它收进中学语文课本，也许有助于解除学生的“怕”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中国教育的彻底改革刻不容缓！
2010年10月2日完稿
后记：我写此文时，是知道中国产生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那便是1989年的和平奖得主达赖，因此，文中对此有所说明。可后来转念又想，何必为这统治者不肯承认的事实浪费笔墨，于是把有关内容删除了。不料，文章写完不几天，中国又得了一个和平奖，那便是刘先生。可是，当消息传到渴望得到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耳中时，竟然异议纷纷！近日居然有人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上撰文，提议设立一个“孔子和平奖”来与诺贝尔和平奖抗衡！提出此建议的人真健忘，竟然忘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死了两千多年的孔子曾被掘墓鞭尸，连没有思想的孔府、孔庙也被砸得稀烂；后来在批林批孔时，又和刘少奇、林彪一起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现在却要把他……这正应了鲁迅的话，两千多年来，孔子只是一块“敲门砖”，现在又被拿起来不知要去敲哪扇门了。可怜的孔圣人，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我该说什么呢……
无论“政治和浅见”如何议论纷纷，但有一点谁也否定不了：与高锟一样，刘也是个“独立特行”的人，是个善用造物主赋予他的脑袋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来思维的人，是个“不谎人”的人；尽管这样的人今天仍然会“遭毒打”，或会挨蹲大牢，可他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没有妥协，没有屈服，没有跳楼……当年高锟夫妇只要两个小孩，是为了不给人口过多的世界增添麻烦；现在刘夫妇则不准备要孩子，因为在目前的环境里，他们无法给孩子预备一个好计划，使他们不致成为跳楼者。
好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现在有了第一个，便会有第……，不，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了，一定会有更多更多……
虽然，路还会很长……但科学民主的世界潮流，借助高锟发明的光纤，正在滚滚向前，无人能够阻挡……关于这，高锟在此书的结束语中是这样说的：“世界的转变愈来愈急愈巨，生活于这么一个世代，无疑令人兴奋。在资讯科技的推动下，可以集合更多人的力量，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虽无法与大自然的巧手相比，但只要齐心协力，必可加快前进的步伐……好戏在后头，我们且拭目以待，迎向万花齐放的新的春天。”
2010年11月17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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