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寂寞米塞斯
我试图用最日常的语言来描述米塞斯：在这个世界上，他曾经一个人寂寞奋战，为我们找到了自由。这样一位与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相关的经济学家，不应该仅仅成为书斋里的藏品。这个世界的每个局部，可能都有米塞斯的身影，他是市场的发现家，是自由的守望者，是一位能预知人类命运的先知。从米塞斯到哈耶克
眼下最好的消息，当然是米塞斯的伟大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34年前，台湾的夏道平先生就将这本了不起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命名为《人的行为》，并在台湾出版。
历史往前回溯，1949年，中国所谓翻天覆地的年代里，米塞斯就将这部伟大的书稿交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可叹中国大陆直到今天才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一套简体版。此前，作为一个经济学爱好者，我曾经托人从台湾购买这本书，而此前的此前，我曾经从网上下载夏道平的繁体版，然后不厌其烦地一页一页打印出来阅读，1000多页A4纸堆在我的书桌上，厚重复厚重。我觉得这一大叠厚厚的纸张，已经不是纸张，我的书桌上堆满了自由。
先看看米塞斯珍珠一般的句子：
“欧文以为在私有财产废除之后，人就可以成为不朽；傅里叶更是胡说八道什么充溢着柠檬汁而非盐水的海洋；马克思的经济制度轻率地忽略了物质生产要素的稀缺事实；托洛茨基则宣称，在无产阶段的天国里，一般人的人格将会升华到亚里斯多德、歌德或者是马克思的水准，在这个水准之上，还会有新的高峰突起。”
“除了自由，简直没有一个别的名词可以指称以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替代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法；以宪政代议政府替代君主或寡头专制；以人人自由替代各种奴役制度这种伟大的政治和文化运动。”
“如果没有可看得见的国民，就没有可看得见的国。”
“经济学对于有权力的人的妄自尊大是一个挑战。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你就不可能懂得经济思想史。”
几乎每一句都是警世格言，让人坐立不安。可是有多少人知道米塞斯这个陌生的名字？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并不显赫，一些时候甚至有点狼狈，他一直独立行走在经济学的路上。
直到2000年，在去世多年之后，豪迈的《自由》杂志推举他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但即便如此，知道米塞斯的人们少之又少，大家只记得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哈耶克。可是有几个人知道，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关门弟子，某种意义上，没有米塞斯，就没有哈耶克！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1921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教授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哈耶克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哈耶克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两人相视大笑。
从这个时候开始，哈耶克便开始在米塞斯门下工作，米塞斯甚至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扬克斯教授。日后，哈耶克感激地说，如果没有米塞斯协助，他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呆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上。
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哈耶克与米塞斯的交流、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米塞斯和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当米塞斯以92岁高龄在1973年去世时，哈耶克在写给米塞斯的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他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
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历史不幸被米塞斯言中，他自己的命运也不得不被裹挟其中。
从奥地利到美国
在米塞斯的诸多著作中，对哈耶克产生深远影响的，是那本《社会主义》。这本书源自米塞斯1920年的一篇论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一段时间之后，他将之扩充，整合成一本全面批评计划经济的著作，等到开始系统写作鸿篇巨著《人的行为》，米塞斯意识到，这本《社会主义》仍然是必须收入其中的学术基础。
今天看来，米塞斯为人类社会呈现了一种清晰的真理，但在当时当地，却是被大多数国家嗤之以鼻的歪理邪说。米塞斯刚好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思潮和计划经济方法高歌猛进的时代。
这一蔓延全球的集体性癫狂，始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当美国的股票市场崩盘，银行体系崩溃，整个30年代出现经济大箫条，失业率超过25%，以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而美国总统胡佛的政府刺激政策，以及后来罗斯福的新政，更是强化了政府计划表面的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就在美国、英国等老牌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疲于奔命的时候，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龙头的苏联，却在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1928年-1937年，美国和欧洲的市场经济一片楚歌，但苏联人的计划经济却一路高歌。1929年，苏联人大规模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工业化，其增长速度是过去经济发展史上没有过的，人们似乎觉得一种新的，更加优越的发展模式正在诞生。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范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太多的人相信苏联人找到了真理，人们以为一个乌有的美好社会即将出现，连英国人罗素、法国人罗曼·罗兰、中国人胡适之也曾经短时期内认同这样的结论。
米塞斯至少提前半个世纪看到了这种宏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死期。“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总是不能被人们悦纳”，不论是奥地利，还是德国，不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当局者似乎都对米塞斯的论述不屑一顾。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各国经济出现严重的滞胀，一批愿意思考的人们才发现，凯恩斯的所谓政府主导经济其实漏洞百出。为了找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方法，新奥地利学派开始从米塞斯那里重新挖掘真正的自由经济源泉，由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倡导的奥地利学派才开始迎来复兴。
可叹这个时候，伟大的米塞斯已经去世多年。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发现了真理，可是这个世界却亏待了他。
米塞斯是犹太人，他不仅生活在一战、二战这样暴力仇杀的时代，而且生活在一个邪恶的希特勒反犹主义时代。他一生颠沛流离，1934年，他不得不离开奥地利，去到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任职，1940年，日内瓦同样遭到了希特勒的逼迫，纳粹疯狂地屠杀所有犹太人，米塞斯只好仓惶出走，迁移到美国纽约。
可是在美国，米塞斯的经济学思想同样遭到了主流经济学的排斥，没有一所一流的大学聘请他为正式教授，所以他只能在纽约大学挂了一个客座教授的名分。从1945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退休为止，米塞斯从来没有在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领到过薪水。他的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只是靠美国的一些私人基金会支持。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即使米塞斯名声式微，生活拮据，但无论是在日内瓦，还是在纽约，他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批批优秀的学者，大家凭浓厚的、共同的学术兴趣交流，分析，探讨，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米塞斯周围进进出出，围绕着哲学、行为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神学进行面红耳赤的辩论。这些人当中，后来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成为各个领域的学术泰斗，这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哈耶克和罗斯巴德。
1970年代，罗斯巴德回忆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时，将米塞斯称为“守望自由，传递奥地利经济学的灯塔”。
从米塞斯到中国
表面看，米塞斯和中国并无直接关系。但中国近100年的经济史变迁，却刚好佐证了米塞斯理论的正确。
按照杨小凯先生的经济史区间划分，一百多年以来，近现代中国经济的演进，大致划分为三个区间：
第一区间是以洋务运动为主体的晚清经济改革。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企业建设、企业家阶层开始诞生的时代，虽然它的企业形态主要由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来组成，但国家重商主义的战略思路，以及由此催生出来的民间商业力量，第一次象征性地走上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轨道。
第二个区间是民国时代的黄金十年，1928年到1938年。十年之内，国家经济出现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商业的自由竞争意识前所未有地彰显，中国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家族企业。
第三区间则是1978年以后一直到今天，中国经济接续晚清经济改进的传统，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将中国经济推到自由市场的门口。
阅读米塞斯，我们惊讶地发现，上个世纪初期米塞斯就说，一种看上去持续不断的，不可阻挡的经济高潮，实际上只能引起经济衰退。随后蔓延的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完全验证了米塞斯的预言，而接下来胡佛总统的政府刺激经济策略，又继续用同样的错误，将美国大萧条延长了5年。
面对汹涌的经济危机，米塞斯建议，政府必须停止货币扩张，不要人为控制工资、价格、消费或者投资，让经济运行自行出清，走回正轨。然而他的主张败给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没有受到重视。之后几十年，他的理论与主张都被主流经济学排斥，直到80年代全球计划经济国家分崩离析，人们才忽然意识到，伟大的米塞斯其实早就为我们找到了真理，只是我们鼠目寸光，总是追求短期利益，一次又一次与真理失之交臂。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是世外桃源，百年中国经济的命运，事实上也隐含在米塞斯的学术表述之中。可以这么认为，从晚清经济改进的年代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终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一直深深陷入到米塞斯反复批判的社会主义人造市场的迷狂之中，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迷茫一样，中国经济被看上去很美的计划经济耽误了百年。
同样，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寿终正寝，自由市场选择终于成为发展的主要方法论，中国人邓小平基于一种发展的本能，用改革开放的口号，终于不算太迟地赶上了世界新一轮自由市场发展的大潮。
也就是说，中国人耗费百年光阴，终于很不情愿地、欲抱琵琶半遮面地回到了米塞斯的经济学轨道上。
从米塞斯看当下中国经济的显性错误
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是人类经济学思想的极致。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套我们梦寐以求，但却以为永远难以企及的经济学思想体系。
米塞斯一辈子坚守他的“个人主观主义行为学方法论”。他总是从个人的自由选择出发，始终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个经济学世界的出发点。个人主观自由是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经济学的终点。
因此，米塞斯的经济学建立在行为学的基础上，从来不对目的加以评价，而只对达到目的的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按照这样的学术原则，米塞斯认为集权社会主义制度、通货膨胀政策、国家法西斯主义、政府干涉主义、民粹公平主义等等思潮，都是在手段范畴之内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目标无法通过他们自己主张的手段来实现，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甚至还会加重人类社会的灾难。”
事实上，米塞斯为中国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参考。可以肯定地认为，百年中国经济的错误，首先是一种方法论的错误。历史作证，无论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还是毛泽东的“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许还包括眼下正在蔓延的“国进民退”、“收入分配福利调整计划”，都在经济的方法论上出现了巨大的谬误。
人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动的人，不能像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术那样来处理人，那种试图通过统计方法来找出所谓经济规律的经济学，是误入歧途。目的看上去美轮美奂，但通向美好目标的手段，却反市场、反自由、反个体，这样的手段在过去已经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人们必须在这样的灾难历史中走出来。
米塞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将货币理论与边际效用理论进行了整合，这如同整合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构建了综合的经济学体系。所以张五常说，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差别，就是在于“宏观经济学多了一个货币”，微观经济学从未做到对货币进行分析，但伟大的米塞斯做到了。
货币价值边际效用，听上去似乎很晦涩，但聪明的米塞斯却为我们呈现了人类社会最为真实的经济史：我们今天需要货币，是因为它昨天的购买力，而昨天的购买力，又来自前天，这是一个时间隧道，因此一直可以回溯到人类货币的起点。这当然是一副遥远的经济学图景，以货易货的时代，人们的交易媒介不是货币，而是具有某种用途的替代物品。随着交易水平的提高，终于有一天，黄金或者是白银充当了这种交易媒介，因为黄金和白银，本身就具有边际效用。
米塞斯的这一发现，启迪了人类社会重要的“自由货币制度”（free banking）。货币从一开始就来自自由市场，因此米塞斯极力反对政府任意印刷纸币增加货币供应。按照米塞斯的理论，我们能够发现，中国经济的第二重错误，就是不断用政府力量上演所谓宏观调控，这其实是借宏观经济学之名，人为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应量，通过操纵通货膨胀，牺牲民众福利，获取利益再分配的好处。而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的天量货币刺激政策，事实上首先破坏的，是货币自由市场。这种人为设计的货币供应量，只能扭曲市场价值信息，扭曲生产结构，促进更加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
第三重错误，应该是中国经济一直不能理解、不能适应商业周期。
米塞斯认为，由于人性绝对的趋利特征，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事实上是自由市场的一种自我修正。“如果我们把产品的质量改进和数量增加称作经济进步的话，我们应该把市面的忽然兴旺叫做退步，把萧条叫做进步。市面兴旺是经由错误投资而浪费稀少的生产要素，同时也经由过度消费减少了物资的存量，他的所谓利益是以穷困做代价的。相反的，萧条是走回头路，走向所有的生产要素都用在使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境界。”
准确地说，不仅中国政府对商业周期无法理解，中国的企业也完全是瞎子摸象。有一种现象这些年一直经久不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说的就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无序。问题的本质在于，经济的繁荣与萧条，类似于中国成语“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境界，需要人们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长远的视野。如果政府面对繁荣就忘乎所以，面对萧条则惊慌失措，我们的企业也会六神无主，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而只会产生一批跟着政府瞎撞的生意人。
米塞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对“人造市场”，而中国经济近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部人造市场的历史。这既是一种经济习惯，也是一种文化习惯，总以为一切都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政府不仅制造每个人的生活，还自以为是掌管每个人的生意。计划经济、公有制，成为政府挥之不去的乌有之梦。
这正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特征，忽略甚至取消市场价格机制，天真地认为市场层面的成本、交易费用、边际效用等自由秩序，可以由长官意志替代。这是第四重错误：对市场的不敬畏，官本位文化秩序下人性之恶过度膨胀，以至于几代中国人不懂价格，不懂边际收益，存在典型的经济学盲区。殊不知，这种人造市场完全没有可供计划者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没有货币计算的市场反馈，因而天然缺乏必须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工具，这直接导致，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永远在黑暗里摸索。只有遭到市场毁灭性的报复之后，人们才会在强人政治的带领下，以改革开放为名发展经济。按照米塞斯的逻辑，这种名义上的改革开放，就是回到自发秩序，回到经济学常识，向市场妥协，向自由低头。
米塞斯最后一个伟大的学术贡献，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进程下，将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凸显出来。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前所未有的肯定企业家的市场创造性价值。在他的眼里，成功的企业家正是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动、事先作出调整、为公众谋取最大消费者剩余的发起人和创造者，他们的天职乃是利用稀缺资源最有效率的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以满足他们最紧迫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企业家，市场将无法自由演进，只有企业家，才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主体动力。米塞斯甚至注意到，有两类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食客与傀儡。
这样的分析简直是为古老的官僚中国量身定做。由于对分工缺乏认识，百年中国经济流变中，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围绕在政府周围的企业家，事实上都是政府利益的寄生虫，他们胸无大志，有奶就是娘，和一部分鼠目寸光的官员结合在一起，生理性地追求短期利益。官商结合成为中国经济演进的主旋律，百年之间，庞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更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由此，中国经济的第五重错误，是政府的过度膨胀干扰分工，缩小市场，严重抑制了企业家的自由生长。 [b]当下阅读米塞斯[/b]
黄春兴
中国大陆学术社群在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上，超前台湾许多。然而，米塞斯 (L.Mises) 这本巨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台湾翻译为《人的行为》）却是异数：英文版问世已经超过半世纪，台湾也有了两次译本，在大陆却迟到今年，几乎等到所有自由经济名著都完成中译之后。
不过，这样也好，毕竟米塞斯的自由经济理论较弗里德曼、科斯、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学者都更彻底，若太早曝光，或许会夭折。
自由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太大了：从改革开放开始，大陆学术社群引进了还不算自由开放的凯恩斯理论，先把计划经济体制推向政府能调控的“受束缚的市场机制”（米塞斯的用语）；接着再引进科斯的交易成本与制度学说，让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各种放权让利的体制改革有个说得通的理论说法；到了上世纪末，引进的哈耶克市场理论又呼应着民营企业的快速蓬勃发展。
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转型必须以人们的观念和自发行为先行，其后的政府政策才会成功；这点，的确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获得验证。
然而，上世纪末也同时引进了周旋在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间的新古典经济学。由于这个学派缺欠对经济结构和市场过程的深刻认识，当它垄断执政者的观念和政策制定后，注定要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不少结构性的困难，如贫富差距扩大、产业结构扭曲、地区发展失衡等。而这些结构性困难，都是米塞斯这本巨著的主要章节。他严谨地论述其发生的原因，也说明如何矫正的原则。这巨著的确来得迟，却来得巧。我期待它能成为大陆发展自由经济的第四波思潮。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亚当·斯密不同于重商主义之处，在于他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放在市场下的分工和专业化上，因为这可以全面地让工人薪资随着经济增长同步提升。
19世纪兴起的奥地利学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理念，反对以政策扭曲经济社会结构的方式去追求经济增长。譬如，对台湾经济发展贡献甚大的蒋硕杰，在上世纪70年代曾持奥地利学派理论反对低利率政策。他称低利率政策为“五鬼搬运”，让富人在神不知鬼不觉下“搬走”穷人辛苦累积的财产，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台湾的政府没采纳他的建议。不幸的是，台湾的基尼系数自此日渐恶化。
蒋硕杰是哈耶克的学生，而哈耶克可以说是米塞斯的学生。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大师，这本巨著是该学派体系最完整的教本。由于奥地利学派反对计划经济以强制的均化政策去伤害经济增长，因此被社会主义者恶意地丑化成“富人阶级的帮凶”。
奥地利学派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因为政府除了可能以“社会公平”为名重创经济成长外，也可能以“经济增长”为名重创社会公平，就如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
社会的区域或部门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甚至区域或部门之内也存在差异。换言之，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以结构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并会随着人的行为和市场机制的自由运作而不断调和与发展，因为“人的行为先天就是朝向于降低自己的不幸”，而“市场机制提供平台让他们以行动去改善自己的幸福”。
奥地利学派关心的是推动这结构不断调和与发展的背后力量，即人的行为和市场机制不要受到干预与伤害。一旦人的行为与市场机制受到束缚，调和与发展的力量便将受挫，将导致结构性差异的僵固化。其结果若不是重创经济增长，就是重创社会公平。
米塞斯写这本书，是为了让知识社群能理解政府强制干预人的行为与市场机制的严重后果，因此，他要建立一套具有强大说服力的严谨逻辑体系。
米塞斯认为：“缺欠经济学知识是无法理解自由主义的，因为自由主义是应用经济学——基于科学基础的社会与政治政策。”这里的“科学基础”，就是经济学。
在书的计划经济的章节中，他重述“社会计划不可能论”。在政府干预的章节中，他强调政府干预如走在一条滑向计划经济的斜坡，因为政府干预的本质是逐渐自我强化，最后终将被吸纳到计划经济的黑洞。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哈耶克约略同时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这两位奥地利学派大师共同担心的，就是政府将虚构的经济效益凌驾在真实的人的行动之自由与权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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