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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加坤 发表于 2011-2-18 22:27

权力隐士——说故事的人 刘震云

写实
刘震云
唐诗还被人瞧不起呢
他的故事和他的幽默质地相同,
再强烈的情感,再深邃的思想,
都可以转化为与吃饭、杀猪有关的形而下表达;
他的故事很招男人恨,
因为《手机》,『开会』那么好的理由,不能用了;
他在一地鸡毛似的琐屑里,讲述平凡人的传奇……
文︱鞠青  图︱汤剑华
“不年不节的,怎么就包起饺子来了?”
这是刘震云在采访现场的调侃,意思是自己既没出新书也没上映新剧,顶不住我们言辞恳切还有自身的良善禀性,师出无名地坐到了录音笔和镜头前。
这样的话语方式被媒体总结出一个词――“刘氏幽默”,其主要特征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能跟吃饭、杀猪一类形
而下问题扯到一起,比如说起我们办公室的文艺青年不大瞧得起电视只看影碟听音乐,他呵呵大乐:“这不跟杀猪的看不起贩驴的是一回事吗?”
没人比他更看得起杀猪和贩驴
没人比他更看得起杀猪和贩驴。从《温故1942》、《我叫刘跃进》到《一句顶一万句》,主人公皆为此辈中人。他甚至宣称:“读十年书,还不如听做泥瓦匠的舅舅表哥一席话”。
他总在书写琐屑,厕所、豆腐、卑微职业从事者,偶尔写个机关干部,也是认为自家一斤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峰会还要重要的一地鸡毛似的人物……
他有在琐屑中发现高度的特殊能力。他这样描述30年前的某个情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在村口河边徘徊,哈姆雷特般思索,是去敲梆子呢还是当厨子?在他看来,哈姆雷特和河南乡村少年刘震云思考的问题有同样的高度,都是人生根本问题,一个是“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死亡),一个是如何生存。
他哥们冯小刚调侃他:“特别能勾着别人掏心窝子,原本大家对生活的认识十分朴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经刘老师三言两语由表及里一分析,茅塞顿开,从此养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
他大约是保留了某种未被教化污染的洞察力,在蹲街头竖个“泥工”牌子找活干的农民工身上,也能体会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同样强烈高级的精神活动。他从不认为,孤独、自我、死亡这些深刻的命题,是知识分子的专属。
在窥见生活琐屑所能达到的高度的同时,他也洞悉着写作的本质:“他们心里有孤独,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就好像我家要垒鸡窝,在建筑工地当大工的表哥,有责任替我砌起来一样。”
他的故事里没有传奇,全是凡人生活,年龄越大他越发现,社会、历史、政治这些大家伙,其实是依附在个人生活之上,“世界有边儿有沿儿,但是一个人的内心,是漫无边际的。”
与琐屑相匹配的,是他几乎要被指为简陋的极简主义语言,他用最简单的汉语写着最复杂的人心。他的故事和他的幽默质地相同,再强烈的思想和情感,到他笔下都可以转化成“两个朋友追一只狗”一类的表达。
弃绝形容词的写作,让他的故事获得了某种自由。
从文字到影像,换一种方式阅读
奇妙的是,这种似乎注定将成为小众的个人化写作,却获得了最大众化的传播。今天中国大街上随便抓人问,没几个不知道《手机》的――这片子很招男人恨,“开会”那么好的理由,不能用了。知道《手机》的人当然也知道冯小刚、葛优,却未必知道这个故事最初的讲述者为何方神圣。
冯小刚在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里阐释刘震云的剧本对自己的意义,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作家还不知道电视剧剧本长什么样:“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就是我作为一个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综观刘冯二人多年来的合作关系,这段话,真诚远大于戏谑。
1992年,陈道明成功演绎了那个小人物――“扔到人堆里找不着的小林”,《一地鸡毛》成为中国电视剧涉足家长里短、苍白生活本相的领先之作,它所表现出的对个人存在的关切,极大地颠覆了旧有的大与小之间的关系,传递出个人大于生活、生活大于社会、社会大于政治和宗教的非主流价值观。
从那时到现在,18年来他和影视圈始终关系紧密,作品不断被搬上屏幕,对这种转换他乐见其成,从文字到影像,不过是“换了一种阅读方式”,可故乡老庄村的人也能看到了。偶尔还能听村里人提点意见,  比如“范明  (《手机》里扮演黑砖头)说的哪里是河南话啊简直就是山东话嘛。”
他甚至毫不吝惜羽毛地跑着龙套,从失恋男到只有一个哈欠的麻将男,他都愿意凑个趣帮个忙,偶尔上个<鲁豫有约>之类的访谈节目,能让鲁豫小姐乐得合不拢嘴。在我们的拍摄中,他和镜头的关系显得比大多数写作者熟络,一边轻松打趣一边保持姿态挺拔。
在他眼里,艺术形式和人一样无分高低贵贱,小说、电影、电视剧,只有好坏之别、文本本身无高下之分:“李白杜甫写诗的时候,唐诗还被人瞧不起呢,那时流行的是六朝骈文。”
柳敬亭的传人,集上说书的他声音清亮,言语从容,不急于抖机灵,话与话之间微微仰面思索,偶尔留下仿佛是ending的间歇。他认真夸奖某个没读多少书的表哥比自己聪明,说女儿认为他“有点笨”,并忽然甩出一句:“你不觉得我笨吗?”
这个北大的状元、玩转影视和写作两个圈子,当然不仅不笨,还有一种让人稀罕的聪明。有一种说法是,和王朔北京式的调侃比起来,貌似敦厚的刘氏幽默后劲更大,听的人过老半天回过味儿来,还能乐上一回。他却一再申明:“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让人疑心如同赵本山推广二人转,他也正致力于把“刘氏幽默”推演为“河南式幽默”。他形容,“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浅薄,如同秋风扫落叶,来势汹汹却不留痕迹。河南人的幽默则像一座雪山,外表不动声色,精华深埋其中。”
如果要把幽默这枚标签贴到他的作品上,他却显得不大乐意领受:“我没有刻意去幽默,我只是用特别平淡的口气在讲这个事儿,无非事儿本身就可笑,可笑之中是悲剧,但大家看得倍儿乐了。”
聪明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这对他那些“鸡零狗碎”的故事能够长久保持吸引力至关重要。诚实让他守住了常识,让他总能捕获那些被琐屑所覆盖的情感和道理,让他的故事新鲜生动从不缺少共鸣。
他算得上关注社会,从钓鱼岛到民生种种。但他也仿佛活在故事中。问他开什么车,他答“我开严守一开的那款车”,他跟中戏毕业的摄影师逗趣:“中戏很难考吧?牛彩云都没考上呢!”采访中,他大段复述自己小说中的段落,似乎可以把那本书背下来。
显然,他爱书里的人,和他们建立了比生活中的朋友还要深刻的关系,老曾、老裴、牛爱国,还有女儿突然没了的老汪,“一直往西走往西走,走到不伤心的地方,就落下脚了。”他深情款款诵读这些句子,感觉他爱它们。
可是他不愿被划归“文学界”,宁肯做“老刘家的大小子”。70年代末读北大时总喝粥,一毛钱一个喷喷香的猪肉饼不大舍得吃,可是在街上看到要饭的就会给钱,五分、一毛、五毛都给过,还对同学说:“你看,都是我兄弟。”
离开老庄村三十多年,还是被媒体形容为“拎上一桶子泥便成为民工,披上袄袖着手便成为村头张望的河南弟兄”,大约因为他看世界的角度并无大的改变,比如姑娘肩上的LV和老乡肩上褡裢究竟有何本质上的分别?世界再大,不过就是老庄村那点事儿。无论是在德累斯顿吃土耳其烧肉,还是在星巴克喝咖啡,总有什么事物会让他联想到那个叫“老庄”的村庄,那是他人生坐标的原点,是他辨识东西南北、善恶美丑的参照系。
村上春树说:讲故事的语调比故事性更重要。年过五旬的刘震云,没有肚腩赘肉,步履轻盈面色红润早睡早起。看来,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他都完好地保持着自己的调性,看不到挣扎的痕迹。
电视剧
是他们的一个阅读方式
记者:和老家的乡亲们还说得上知心话吗?
刘震云:说得上啊,知心话其实就是特别平常的话。
记者:按我的理解知心话一般还是比较私密的,比如闺密之间说的那种。
刘震云:闺蜜说的也都是平常的话。 无非是人啊、人和人的关系啊,可能会延伸到朋友、爱情、职场、陌生、熟悉、忠诚、背叛,出不了这些平常的话题。绝不会闺密之间说:我这儿跟一蛇谈恋爱,发生了白蛇传的故事。回我们村这种谁跟蛇谈恋爱的话也很少说(笑),基本上还是刚才说的这些平常的话题。平常的话题可能各人的看法不一样。村里的人可能上学少一些,但上学少不一定见识少、见识小,可能特别质朴的话能够洞穿事物的本质,回到村里我没有离开的感觉。
记者:他们会和你聊你的作品吗?
刘震云: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作品拍成影视我也并不反对。我的书基本上都是读书人在读, 我们村的人会看电视,如果我的作品被改成电视剧,他们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妈也不识字,她也看电视剧,这是我同意改电视剧的初衷之一。我身边的这些亲人,电视剧是他们的一个阅读方式。如果我的书转换成这样一个阅读方式,我的朋友们会很高兴,我为什么不同意呢?
记者:从《甲方乙方》开始,你的龙套生涯很红火呢,对自己的外貌有何自我评价?
刘震云:一般以下。
记者:谦虚了吧。
刘震云:没有没有,他们都这么说,说我长得不好看。
记者:心里有没有也想当明星什么的?
刘震云:没有,明星是另外一个行业。
记者:没想着弄个主要一点的角色?
刘震云:(笑)导演不会答应的。我这一辈子再努力,也达不到
陈道明、王志文、葛优的演技。因为他们是专业的,我就是坐那儿两分钟,凑个趣,所有人一乐,完了。我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就好像他们三个现在开始写小说,我敢保证,他们用30年的功夫都写不到我现在这么好。我演戏达不到他们的高度就好像他们写小说达不到我的高度一样。诶,这个一定给它写上。让他们就别再写东西了,没戏。
生活中人都是浮皮潦草的
记者:作为一个编剧,你有没有责任意识?
刘震云:严格说起来我也没做多少工作,有时候也就挂个名。有专门的人在做,人家做得比我好,那是一个专门的行业,像宋方金、高满堂、兰晓龙,肯定写电视剧比我好得多,他们的作品我也挺喜欢。
记者:你看过《士兵突击》?
刘震云:看了,喜欢。另外,“责任”这个词儿我不太喜欢,因为它容易被社会化和公共化。搞文学要不要有社会责任,要不要有良心之类的,这词儿我都特别讨厌。要说责任,只能说我在和老曾老裴牛爱国聊天时特别地有乐趣,我有责任把这个乐趣聊得特别深,聊得更有乐趣。再换个例子,我没有责任接受 《名牌》的采访,只是说我跟你这个天聊得特别愉快,因此我有责任聊下去。
记者:你会被自己的作品打动吗?
刘震云:我不是被自己的作品打动,是被作品里的人、
他们的谈话打动。我曾经说过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在倾听的过程中不是被作者刘震云打动,而是被书里的人物的谈话打动了。
像老詹和杨百顺(作品中的人物)的关系,40年发展8个徒弟,风里雨里传教,传的是天主教,却住在和尚的破庙里。留下一张图纸,像哥特式教堂一样宏大的教堂。图纸上的窗户都推开了,这时杨百顺心里的窗也开了,知道老詹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师,没有把教传给别人而是传给了自己。这样的感觉人间稀有,因为大家平常都特别忙,静不下心来体会这种深层次的情感的自我流动、相互流动、相互交融,但在书里能够做到,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会有会心的、心头一颤的感觉。
记者:你说起书中的人好像都活生生的,一点不像在说一些虚构人物。
刘震云:他们有时比生活中人更真实,更深入。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像老裴跟老曾(《一句顶一万句》书中的人物)聊天那么深入,因为生活中人都是浮皮潦草的。
记者:这是我们做这个专题的一大动力,小说中人好像比生活中的人更有生命力,更持久。
刘震云:这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清朝成千上万的人,但现在记住的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的生命力就那么强。这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它比真实更真实,你在身边发现不了这么多真实,所以你要到虚构里去发现真实。
记者:我听过对您最愤怒的指责:“怎么好像在写旧社会,生活难道不应该是充满希望的吗?”您会怎么回应?
刘震云:美好不一定都是鲜花,都是风和日丽,有时候美好可能就产生在疾风暴雨之中,就产生在丑恶之中,有时候丑恶也就产生在美好之中。像牛爱国(作品中人)和他的战友,谈的是杀不杀人的事儿,但这俩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却是非常美好的,美好就藏在了凶险之中。我觉得我作品中的美好特别多,是感情深处的美好,而不是表面生活景观的美好,表面词语的美好,这是两回事儿。
记者:您的故事好像都在说个“理儿”?
刘震云:所有的故事都在说理儿吧?当然也说人物情节故事语言,但一个作品本来是一个活的奔跑的动物,有骨头有肉,理儿就相当于骨头,其它东西像血肉,血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这才是一个特别丰满的动物。
记者:你说 “每个人面对自己和自己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躲闪”,这话适用于你的故事吗?
刘震云:这话适用于谈话、自传,但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狄更斯塑造的人物形象可能比邱吉尔要真实,海明威、斯坦贝克·福克纳作品中的人物可能就比奥巴马的自传要真实。让你完全把你的恋爱史写出来,能写吗?
小说中的人物就不必躲闪了。
孔子肯定比阿玛尼要时尚得长
记者:你被认为是中国少数具有时尚气质的作家之一,说说你对时尚的看法?刘震云:你觉得我时尚吗?我觉得时尚有两种,一种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做派,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还有一种时尚是认识,对所有问
题的认识,是不是特别独特,独特也是一种时尚。我觉得后一种时尚可能更根本,不在乎人穿什么。从外表我不时尚,你看,我这棉袄我妈给做的,就那种农村的棉袄。
记者:但你又说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都有独特之处,那怎么分出来谁比较时尚呢?
刘震云:这个独特还有高下之分,孔子独特,刘跃进独特,但孔子肯定比刘跃进见解要高嘛。不矛盾啊。孔子的思想从春秋流传到现在,还不时尚吗?他肯定比阿玛尼、GUCCI要时尚得长。
记者:那你平时会关注社会问题吗?作为一个写作者。
刘震云: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社会问题呀,像牛爱国戴绿帽子、老
詹的信仰、两人剃头谈杀人不杀人。社会问题不在天边,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身边发生的都是社会问题,我对生活中任何一个新鲜发生的事、任何一个新鲜的人都有兴趣。任何一个新鲜的思想、新鲜的语言、新鲜的比喻我都有兴趣。
记者:你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
刘震云:激情这个词有点过,一个人如果对这些都失去了热情,我觉得做别的行,做一个作者肯定不行。当一个作者的人除了热情这个人还得要有趣。比如一个人从事核物理研究,从事航天飞机,研究月球,不爱跟人接触,人特别枯燥,说话都跟砖头似的它没问题。但一个作者特别没趣,味同嚼蜡,肯定干不了这行,不如干别的去。
记者:你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满意吗?
刘震云:主要还是喜欢。我要不喜欢早不干了。
记者:那么费脑子的一件事,还是种享受?
刘震云:那我反问你,你喜欢干什么呢?喜欢做饭吗?喜欢谈恋爱吗?谈恋爱不费脑子吗?你就喜欢这个费脑子嘛。
记者:可以理解为写作对你就跟谈恋爱是一样的?
刘震云:对,特别准确。一个不喜欢谈恋爱的人你猜怎么着吧?会说你粘乎了一晚上到底都说什么了,挺烦的。有的就喜欢打麻将,我就不理解,打麻将的人只要是坐到那儿,从今天6点到明天6点,没事儿,精神一直高度亢奋。还有钓鱼,不喜欢钓鱼的人也觉得钓鱼这人是疯了,明知道鱼的智商不如你,和那鱼斗,坐一天,风吹日晒,特别高兴。这就是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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