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阮：山涛论
[table=98%][tr][td][align=center]徐高阮：山涛论 [/align][/td][/tr][tr][td][/td][/tr][tr][td]标签： [url=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keyWords=%C9%BD%CC%CE&searchfield=keywords][u][color=#0000ff]山涛[/color][/u][/url] [/td][/tr][tr][td]● [b]徐高阮[/b] [/td][/tr][tr][td]
竹林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他们是魏、晋之际一个锋芒很露的朋党。他们的消极狂放都只是对司马氏专政谋篡的一种抗议。他们多数有接近低微的色彩，与司马氏所代表的大族阀阅正处在对照的地位。他们虽不是人人有放诞之行，但确都爱好老、庄，崇尚自然，反对那些大族阀阅所标榜的形式上的礼教。他们又不是孤立的人物，他们的倾向也就是魏末及入晋以後许多名士的倾向。
不过七贤才性各异，他们在政治上的使命和遭际也彼此不同。嵇康激烈而蒙祸，阮籍至慎以全身。这两个人都有不凡的才情，绝高的声誉，真可成为精神的领袖，但也正因此似乎注定不容有实际作为的机会。只有山涛是个深沉坚忍的角色。他在中年走入了司马氏的政府，但那只是选择了一条奋斗的曲折路线。他在後半生幾十年里一直还是名士间的重望；他在政府中作了反当权份子的一个长期的首脑。也许正是山涛的经历最能够显示七贤在政治上的积极目标和他们背後的政治力量的真正性质。
山涛（汉建安十年，205生）长阮籍五岁，长嵇康十八岁（注一）。东晋袁宏的《山涛别传》（《御览》四〇九引）说涛初不识二人，但“一与相遇，便为神交”。《晋书•山涛传》说涛先识嵇康，後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注二），叙在涛四十岁前。可见涛结交嵇、阮总在年轻的叔夜才致已经成熟的时期，涛自己总已将近四十。因为涛说当世只这两个人可以为友，他的妻韩氏曾特意窥察嵇、阮，并且看出涛的才致不及两人，“正当以识度相友”（《世说•贤媛篇》；涛自己也说，“伊辈亦当谓我识度胜”（《御览》四四四引《竹林七贤论》）。然而这个以“识度”胜的山涛，在他已近四十之年，却与宏放慷慨的嵇、阮，尤其是年轻得多的嵇康，一见即为神交，更说只这两个人可以为友，可见他一定也有潜蕴的奇气，深藏的抱负。
比山涛年少将三十岁的王戎（魏青龙二年，234生）（注三），看“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与王同辈的裴楷也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赏誉篇》）。这两个人所说的至少总是山涛五十以後的气象。东晋顾恺之的《画赞》更说，“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而其器亦入道，故见者莫能称谓，而服其伟量”（《世说•赏誉篇》注引）。这是山涛近八十岁的生涯赢得的身後评论。正是这个极有深度的山涛担负了实际政治上一种不寻常的，极需要坚毅和忍耐的任务。他也正因为担负了这样的任务，才更使人认得他的潜沉幽远的禀赋。
魏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249）初，司马懿杀曹爽兄弟和他们的与党，是决定魏室运命的第一个猛烈打击。这是懿在七十三岁（嘉平三年，251）高龄病死前两年多的事变，是为着确保司马氏地位的必要行动。正始八年五月，这个大谋略家就托病不出，可以说已开始秘密作政变的准备。
山涛是在正始五年（244，四十岁）才作本郡河内的属佐，二三年间历任主簿、功曹、上计掾，被举孝廉，又被司州辟为部河南从事（注四），已是督察京师行政的要职。这也正是循着政治升进的一条主要途径。而这二三年间曹爽正用全力扩张权势；何晏任吏部尚书，毕轨任司隶校尉，李胜任河南尹，都是爽在这一时期的布置。何晏本来是尚清谈崇老、庄的前辈，他和毕、李等人与曹爽同日受诛是当时名士的重大损折。留传下来的旧史虽没有写出山涛与何晏等的个人交谊，但他的升进到督察河南的职位总可以表示出他与当时的吏部、司隶，以及河南尹的可注意的关系。他在州郡的迅速上升总不能超乎曹氏当时扩张权势的布置之外。因此他虽还是职在地方，却对中枢高层的动静消息抱异常的关切。
《晋书》涛本传载着他和石鉴在司马懿初托病时的一段夜谈的故事：
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傅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石鉴的轻嘲虽未必足以证明他对政局的变化全没有关切，山涛的早虑却已可表示他在司州的见用不是普通的仕进。在曹爽被诛前预作远嫌避祸之计的也不止涛一人。阮籍在政变前一年馀也托病辞曹爽的参军。然而阮是早已见狂放不仕之形，他被曹爽召为参军，以及後来得司马父子或高贵乡公授给参议、侍从的官职（大将军从事中郎，散骑常侍），都似乎只是虚领荣街和禄位，不是真正的进取。所以他辞曹爽，虽然记载不详，也似乎只是轻松的举动，不像山涛弃职那样带一种紧急的意味。山涛不仅可以说有亲曹氏的色彩，而且是正在接近中枢的实际行政上迅速升进。当然他的职位还低；他还有隐身退避的馀地。他应当还要保留未来的政治机会。所以他不能不时刻保持特别的警觉。他不能不在一个最早的时机从前进的路上迅急撤退。
山涛是河内怀人，与温县的司马氏同郡。他又与司马懿的妻张氏有中表亲。自弃职隐身後幾年，总在司马师执政（嘉平三年，251，涛四十七岁）後二三年，涛以亲戚见师，被举秀才；重登政治的阶梯。魏朝末年，司马昭特命他的儿子炎拜涛，说他是“乡闾宿望”（涛本传）。然而这样的乡闾和姻戚两重关系不能掩去山涛和司马氏间的家族门第的差别。
涛父曜只是冤句县令，涛自己早孤而贫，但少年就有声誉。《世说•政事篇》注引虞预《晋书》载涛十七岁时（黄初二年，221）他的族人对司马懿谈论“涛当与景[师]文、[昭]共纲纪天下者”，懿却作戏言答说：“卿小族．那得此快人也!”
这一句话就不只点出了山涛的家族身份，而且点出了魏、晋之际和入晋以後政治危机的一个根源：士大夫中的不同门户的对立。
曹操的父亲（嵩）是宦官的养子。操在汉末重建中央政权的过程里击败了袁绍那样四世三公的家族的人物，吸引了许多不同门第的俊杰，并且公开打破东汉以来世族所造成的衡量人才的标准，以不计家世和重才不重德代替较量家世和只重道德虚表（注五）。司马氏专政又是世族的得势。河内在秦、汉之际是司马氏建殷国之地，懿以上幾代既连出显官，又是礼教著名的门庭。有功于晋室受禅的幾个大老，琅玡王祥，陈国何曾，颍川荀顗，都是世族的表率。曹爽所援引的一批名士家族背景不齐，但都不属典型的高门（注六）。何晏、夏侯玄等倡言名教本于自然，就是上接曹操的通脱趋向，正违逆着世族专重礼法的传统。司马师在青年时也曾与何晏等接近（注七）。总是为了争取名士而有意表示思想的开明，不是真正背弃他们自己家族的风尚。竹林七贤的放达更为显着，实际上他们中间接近寒素的色彩也极重。嵇康还不至于靠劳力生活，但他确惯与向秀合作锻铁，这也许表示他们正以低微自傲。阮籍虽有名父（瑀），阮姓还不是世族，籍与咸并且说是贫家（注八）。刘伶的家世最晦暗。他的容貌既丑，鹿车带酒似乎更显得伧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还用繁丽的文辞和翱翔的意想遮饰着对士君子的讥刺，刘伶的《酒德颂》则简短粗率，朝着贵介缙绅直吐极端的轻蔑。司马昭在执政前也曾想为他的儿子（炎）求婚于阮籍，这也是为了求得一个名士的政治支持，不顾两方门户的差别。阮籍则连醉六十日，使对方的意思不能提出。
当然这也没有产生单纯的阵线。嵇、阮和山涛还得到琅玡王戎那样大家青年的追随。另一个高门人物，泰山羊祜，与竹林名士结了更重要的盟谊。在晋中朝的一次真正最有决定性的政治大权的争夺里，正是山涛，以一个长老的地位，支持那次争夺中的一方面的主角羊祜。但这种盟谊和那次政争在旧史里幾乎全被掩盖了。後文正要论列这个题目。
然而大族、小族的界限还是那个时代里政治分野的一个重要因素。竹林名士显然有一个小族的背景，总是一个广阔的背景。山涛晚年（七十岁以後）在晋朝特别被要求长期主管吏部，也许最足以显示他在小族份子中的地位。世族得势的政府却不能不用一个典型的小族人物在一段长时间里一直掌管这控制官吏进身和升降的部门，足以表示那个政府不能不顾到非世族份子的愿望，总也是广泛而有力的愿望。这又足以显示山涛正是那些非世族份子的一个领袖，因此他的长期主管吏部对于满足那广泛的愿望才正是必要的。
司马氏在诛曹爽後，还要有十年间连串的整肃，镇压，凶谲的行动，才能接近禅代。司马懿在死的前一年，嘉平三年（250），削除了淮南的王凌。从正元元年到景元元年（254—260），师和昭相继杀夏侯玄、李丰等，废齐王芳，平毋丘俭、文钦（淮南），破诸葛诞（淮南），一直逼出了高贵乡公（曹髦）进攻相府被刺死的事变（景元元年，260）。
山涛在这些惊心的岁月里，过了退隐的一段，只有若干年似乎不关轻重的经历（郎中，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赵国相）。要到景元二年（261，涛五十七岁），即高贵乡公事变後一年，他才就任吏部郎（年份据《魏志•王粲传》注引《山涛行状》），这是吏部尚书之下实际掌管铨选的关键位置。涛在晚年自己主管晋朝的吏部，曾形容这吏部郎是与选用事务“日夜相接”的要员（《北堂书钞》六十引山涛《启事》）。但他自己在这个职位只有很短的经验，到景元四年（263）就被转调作大将军（司马昭）的从事中郎（注九）。可见的旧史传全没有写出什么因素引出了那次吏部郎的任命：是司马氏的胜利迫成了山涛的就范和升进，还是连串的斗争之後不同的政治力量还要寻求新的平衡？也没有文字说明山涛在这个职位的时间的短暂：这只关涉个人的浮沉，还是牵连着政局的大势？在山涛就吏部郎前幾年里吏部的主官和郎中的人选没有可察的明白记载（注一〇），也许正足显示当时没有有重望的人物在职。但用山涛为吏部郎的任命，以及涛的接受这任命，却实在都不是简单的事情。照有名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看来，那次任命实在经过很长的酝酿。康在那信里说出他写信的时间是才听到了山涛新任命的消息，据信里提到的康的男孩（绍）的年龄计算，是在景元元年（260）（注一一）。那信里又明明提到康自己“前年从河东还”听说涛曾提过以康“自代”。那个”前年”算来是甘露三年（258）。初有涛为吏部郎的拟议或者更要早些，至晚也在康“从河东还”的同年（注一二）。可见从初有以涛为吏部郎的拟议到任命的发布至少有二三年的时间。山涛就这吏部郎职位又不在任命发布的当时，而在景元二年（261），也就是嵇康听了那任命的消息并写了那封绝交书的明年。因此从初有那任命的拟议到山涛的就任至少经过四个年头（258—261）。这就更可见得那次吏部郎的选择总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一件有重大理由而又很费周折的事。任命这样迟迟决定和发布的原因里总有山涛的重大考虑和犹疑。
山涛在初有那次任命的拟议时的一个行动，就是提出以嵇康“自代”，最可以表明涛自己在当时的严肃立场。康在当时本来正为了谢绝司马氏一次征召的意思而托词在河东避过一段时间（注一三），而在从那远方回到京城或他的寓土山阳时（注一四）听到了山涛的那个提议。一个“淳深渊默”的山涛，用嵇康绝交书的话来说是“傍通多可而少怪”的山涛，却要提议让一个锋芒最露的嵇康，而且是素为神交，又是已经表明不受征召的嵇康，替自己接受这操纵铨选的关键位置，那就大概不会是要借一个美好的官缺酬答一个朋友，也不会是认为只有这个朋友的才识恰好配这个职位。而大概是为了表明他自己在面对着一个重要的邀请时没有离开自己的一群，表明他自己还深信这个朋友是一个广阔的方面最有众望的人物，表明他自己认为这吏部郎的任命如果意味着一种政治的让步，则接受这任命的还应当是这个朋友。吏部郎的任命，加上山涛的提议以嵇康自代，大概可以推想是两个政治力量之间的一种协商。山涛用行动使人明白，没有个人的就范或交易。
嵇康对山涛那次举荐的表示并没有立时的反应。那件著名的绝交书虽然有一个谢绝推引的题目，却并不是在山涛有那次推荐表示时写的，而是在涛有那次表示之後二三年，并且是在涛的任命已经公布之後写的（前面已经提过）。嵇康在信里还明白说到涛提议举他自代的事已经过去了（注一五）。那信也绝不是两个朋友为了什么荐举的事而分裂的凭证，而是嵇康假借了一个没有实在意义的谢绝推引的题目（注一六）针对眼前时势而发的一份反抗的宣言。信里所说的种种很不中听的不堪任官的理由，显然只是为了托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这一句最激烈的讥刺。康在涛提议以他自代之前为着谢绝司马氏的一次征召不过是托词远避，他在绝交书里的激烈表现则大大不同于往日托词的意态。因为他这时所面对的已不是一次征召，也不是一个朋友荐举的提议，而是一个新的政治情势，是司马懿诛曹爽以後十年来终于出现的最严重的情势。前面提过，嵇康写绝交书是在景元元年。高贵乡公在司马氏的相府前被刺死就在这年的五月。山涛就吏部郎任是在景元二年，康写信给涛在听说涛的任命之後，在涛就任之前，大可推测是在元年的後半，应当是紧接着高贵乡公那次的事变。因此他那信里所说的“每非汤、武”和“在人间不止此事”已不是泛泛讥刺司马氏篡夺的长期趋向，而是直指着已迫近的禅代和新发生的魏主的死难。 嵇康在那信里又不止吐露了他自己一个人的声音；他所表示的可以说是他的幾个亲密的朋友和以外许多人当时不能表示的心情。司马昭害嵇康（四十岁，景元三年，262）（注一七）只借了一种非政治的理由（注一八），而三千个大学生在康下狱後请求任命他为博士，有些豪杰还要追随入狱，已构成一个明显的政治抗议（注一九）。这虽然只是一个一现的运动，也足以标出司马氏专政之下直到这时还有广大的潜存的反对力量。晋受魏禅是嵇康死後三年的事（咸熙二年末，已是公元266年初）。可见司马氏在走向禅代的前夕之时不能不容忍着这样的反对力量。
山涛就任吏部郎正在高贵乡公死难与嵇康受害这两个祸变之间。史传没有写出他是抱着怎样的意态就这个职位，读史的人也许可以想象他不得不忍耐着痛苦的情势，正仿佛司马氏政权不能不包容着反对的力量。但这绝不是达到了真正的妥协。涛的就职距离任命的最初拟议有四个年头之久，而不出二年多他又离开吏部转就大将军从事中郎，那是景元四年（263），已经更接近了禅代。如果原来以涛为吏部郎的任命可以说是意味着求一个政治的平衡，他的早早离任也许正可以表示他的在这个铨选职位在当时急趋向于皇权大变动的局势之下已没有什么实质的重要。
这又绝不是山涛的重要的消逝，而正是他将要显出更大得多的重要的转机。因为入晋以後的历史将要表明禅代并不是政争的结束，魏末相对抗的两个势力在晋武帝一朝还要演出新的不断的争衡，而且正在临近禅代的变动紧凑的两年里便要看得见那些新的争衡的起步。山涛则正要在那些争衡起步时，在新朝的争衡里，显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先进者的地位，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和组织者的地位。嵇康临诛对他的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涛本传）。这句话应当不仅说的是遗孤的有托，还表示康对山涛的政治上的信赖。
晋室受禅以後的朝廷不再有司马氏父子那样一手控制全局的人物。但泰始（265—274）初幾年里就有两个对立的势力要拥出各自的领袖。一方面的人物是贾充，是司马氏一个真正的心腹份子，是景元元年事变中下令刺死高贵乡公的人。贾家本是儒学的旧族，充的标榜孝道正是追随着王祥、何曾等礼教大家的门风。另一方面的人物是羊祜，他的立场最值得精微的分析。旧史特写出祜在禅代之际对晋室有“佐命之勋”（祜本传），然而他在早年确与曹氏有一段不平常的关系。泰山羊氏本是九世二千石的名门，祜自己也是拘谨守礼，然而他所爱接近的却是低微的份子，放达的名士。贾充与羊祜在泰始初幾年里的竞争大权是晋中朝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政争。以後十幾年里迭起的政争都只是这次政争的延续，而且，在回顾中看来，这次政争的结果也许幾乎决定了後来那些政争的最终结果。
然而这样一次有决定性重要的争衡在旧史里却幾乎完全被掩盖住了。这就使以後十幾年里不断的政争的面貌和真正性质也都模糊了。只有《晋书•山涛传》叙涛在泰始四年（268）因为得罪一个“权臣”而被排到冀州一节包含着这次争衡的一点消息，却是真正重要的消息，但也是被隐秘起来的，要有重重探测估量才可以确实得到的消息：山涛大概参与了泰始初两、三年里一次贾充与羊祜的争衡，而且是一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都还更重些的人物，是一个不凭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够企图左右政治大局的人，是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是站在羊祜背後支持他竞争大权的人。
羊祜比山涛晚生十六年（黄初二年，221）（注二〇）。这两个人都不是单纯的人格，而祜似乎更是一个包括一切的人格。论家世和禀赋，他与山涛有些相近的地方，却也有很大的差别；论政治的凭藉和趋向，他们有些不同的地方，却又有基本的一致。祜的人格似乎包括了一切难于兼备，甚至于互相矛盾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似乎样样要归结到一件事情，样样要归结到他是一个一出来就显得十分重要的人物，一个当然有资格在晋朝竞争政治大权的人物，也是一个当然要得名士阵线拥护的领袖人物。只是山涛终可以说是一个比羊祜更重要些的人物，因为在祜成为那样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他正是祜的主要支持者。
祜和涛都与司马氏有姻戚的关系，不过祜更是近亲。司马懿的妻张氏是涛的从祖姑的女儿；祜则是司马师妻的同母弟。两个人自己的家族地位更有差别。山家被司马懿明白叫做“小族”，羊氏则到祜时是九世二千石的名门。山家的人在涛少年时说他将来应当与师和昭“共纲纪天下”，司马懿虽是戏言却直说以山家的地位怎能出这样的“快人”。祜的本传则记着他大概十二岁时就有一个神秘的父老预言他在六十岁前要“建大功于天下”。这尽管也许是後来的附会，史官却似乎觉得正合他的生来的身份。祜在政治上进取的途径也不是涛所能比。涛是四十岁以後才循着从州郡属佐起上升的路开始前进，到了五十幾岁才得吏部郎的任命。他是在入晋以後，很经过波折，到了六十八岁，才得吏部尚书的任命，就任那年整七十岁（泰始十年，274）。祜则在青年时不受地方的征辟。他到了三十五岁，不凭经历而被征作机要的宫中侍从（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到了禅代之际（咸熙二年末，改元泰始，已入266），他才四十五岁，已经是禁兵统帅（中领军——中军将军）。再过两年多，才四十八岁，他已经是尚书左仆射（泰始四年，268）（注二一），到了他接近最高的行政权力的时候。
祜和涛的禀赋很有相近的地方。涛的近八十岁的生涯赢得一个“淳深渊默”的题赞，祜的传略也可以使人看出他的深沉。涛在晋朝主管吏部，据说每有官缺他总是先“密启”幾人，然後公开奏举（《书钞》六十引王隐《晋书》）。祜半生参与晋朝枢要政事，据说他的建议“皆焚其草”，他的推荐人物也都不使人知，因此被称为“慎密太过”（祜本传）。但这两个人的资性还是大有不同。涛只被认为“识度过人”，似乎全没有表面上可见的才气。祜则似乎具备了一切先天的优越，正配他清华的家世。他大概十二岁的相貌已引起人对他的大期望，够作一个夸耀的题目。长成以後，他既博学能文，又有修伟的躯干（七尺三寸，不及嵇康的七尺八寸）（注二二），美观的鬚眉，而且善于谈论。看後来的事业，他更是文武兼长。他能统率宿卫的重兵，能总领防吴的武力，能计划并且预备亲自指挥（只是没有如愿）一个吞灭敌国的事业，而他又常是那样雍容文雅，所以成了历史上的儒将典型。他在襄阳营中“轻裘缓带”“畋渔废政”的传说，他的功成“角巾归故里”的志愿，他在平吴计划被搁置後登临岘山在酒会中的诗人般的咏叹，他对敌国人民和将领所表示的德信，他死後襄阳人民为他悲泣，为他立碑的故事——这一切尽管也许经过文学的点染，总帮助表现出一个似乎全德的人才。
如果只看山涛与羊祜在政治上升进的缓速，则涛对司马氏的关系显然比祜疏远，而祜应当是晋室更可靠的亲信。但实际上祜和涛在司马氏与曹氏的对抗过程里却竟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立场，甚至于祜的偏向曹氏比涛还要更明显些。祜在青年时因为天资才学受本郡守将夏侯威的激赏而娶威兄霸的女儿，霸是渊的长子。曹操的父亲嵩本是出于夏侯氏；渊是操的族兄，并且是曹氏的功臣。祜在青年时不受地方的征辟，已可见他的身份不轻，他的出处很持重。祜本传载他与王沈同时被曹爽征召，沈劝他就征，他答说，“委质事人，复何容易？”後来曹爽败灭，沈以爽的故吏被免职，还佩服祜的远见。祜与沈在被爽征召时的商议正彷佛山涛与石鉴在司马懿初托病时的夜谈。王沈与石鉴同样对时局似乎不经意，倒可见他们在当前两姓的争斗中大概与任一边都没有重要的牵连。王沈後来在高贵乡公攻击相府前竟是向司马氏预报消息的人（注二三）。羊祜不受曹爽的征召，则又彷佛山涛在司马懿托病时的急退。祜也像涛一样在政局中必不是没有偏向，因此要格外警觉。但是祜又有涛所没有的刺人眼目的行动。曹爽被诛时夏侯霸正在征西军中，于是投蜀，受了郑重的接纳。这是魏、蜀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魏朝内政上的一件大事。霸在国内的姻戚都与他的家族断绝，只有祜还维持并且加厚对他们的亲情。祜本传说他在夏侯霸事件刚过後连遭母、兄丧事，乃至“毁慕寝顿十馀年”，并且形容他在这段时间里“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这也彷佛山涛在曹爽败灭後的“隐身不交世务”，只是祜的行动更触目得多。祜的待善夏侯氏应当不只表示他对岳家的人情或道德的风格，还表示他在时局中的独立。丧制和哀思，无论在当时或在为他立传的人的笔下，可以说都正好掩饰他在政治上的挫折退避。
祜的“寝顿”实际上不到十年。司马昭在正元元年（255，高贵乡公在位第二年）二月为大将军，开始执政。祜本传说“文帝为大将军，辟祜未就；公车征拜中书侍郎。”祜的就征若在昭执政的第一年，距夏侯霸事件（嘉平元年，249）不过七年。伹这约七年的时间正当祜二十九岁到三十五岁，是人生最盛的时期。以祜的门第，以他与司马氏密切的姻戚关系，以他本人出众的才品，他却要把一段最好的年华在退息隐避中消度。这也许正足表示他在当时的局势里不是一个没有份量的人物。他在两姓对抗中总不是没有明白的偏向；他对于那些年里正在强化的司马氏的地位总是持了不轻易承认的态度。
祜的亲曹倾向是使他在政治上有一段长期退避的因素，然而也是使他在禅代之际和入晋後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因素。禅代虽然终于不能避免，而一个亲曹氏的政治力量，无论在禅代的前夕，在晋朝的初年，甚至在入晋後将十年，都还显然存在着。晋武帝一朝的两个对立势力的一方正是这个亲曹的力量。他们虽然没有恢复旧朝的企图，却在司马氏皇权之下有不懈的竞夺政治大权的意志。羊祜就在这样的两个力量的对立中兴起。但他绝不是凭着任何居间的地位得势；他所靠的竟是那些在晋朝还不忘魏室的份子的支持。
晋朝政府里的亲曹力量并不完全掩饰他们的面貌。武帝一朝的不断的政争中听得见对于司马氏谋篡的陈迹的公开追诉。《晋书•裴楷传》载着武帝问，“天下风声何得何失？”楷当时在宿卫（屯骑校尉、右军将军）（注二四），答说，陛下“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这大约在武帝受禅後六年，即泰始七年（271）（注二四），楷的对答是这年里一次排贾充到中央之外的活动的一部分。楷虽然没有说出什么是他所指的充的罪恶，但充正是篡夺过程里最凶险的一步行动的显著象征，楷的所指总也不在别的事实。这样的言论在晋的朝廷里不但被容纳，而且收了效果。贾充在当时是车骑将军、侍中，守尚书令。武帝听了任恺（侍中）、庾纯（中书今、河南尹）的建议，任命充为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保持着车骑和侍中的荣衔而夺去了在中央的政治实权。这是泰始七年七月的事（年月据《武帝纪》）。不但是任命已下，而且百官的饯别已经举行。只是到了十一月将临出发的时候，因为荀勖、冯紞设计使充的女儿结婚太子，充才得被留在原职，一次排除他的计划才被打破。
然而不久还要发生一次强烈的反对情绪的爆炸。贾充在泰始八年七月又得了司空的尊号（年月据武帝纪）。大概就在这以後不久（注二五），在他的一次邀宴朝士的集会上，庾纯拒绝他的劝酒引起互相讥讽，竟变成彼此不留馀地的冲突。充也许没有料到後果而责备纯“父老不归供养”；纯则显然不惜决裂，乘机揭开裴楷没有明白说出的政治题目。他直呼贾充的名字说，“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反问“何罪？”至于如此，纯竟叫出“高贵乡公何在？”（纯本传）。宴会立时被惊散，纯靠两个同情者羊琇、王济的救护才免于被充左右扣留（注二六）。
庾纯的一叫引出一场公开的政潮，更显出两个对立势力的相持。贾充以司空、车骑，尚书令的崇高权势不得不用解职作抗议；庾纯则自己缴出印绶，于是以醉酒犯上的罪名被免去河南尹与关内侯。接着在诏令之下还有一场许多人用奏议参加的辩论，但回避着政治的忌讳，只检讨纯的父老不归和醉酒失常。一个完全替纯辩护而反对免官的意见虽然不能被采纳，总结辩论的诏书却承认纯在孝道和礼节这两方面都不算有过，免官只是为“将来之戒”，还说“疑[当时]贾公亦醉”（纯本传）。有纯那样公开的犯忌，还有这样迂远的辩论和这样宽容的诏书，可见在司马氏皇权之下偏向旧朝的势力还有何等份量。又过了幾年，已经是武帝在位第十年，即咸宁三年（277），纯又被任为国子祭酒（注二七），更可见他还得博士及大学生的众望。这件事令读史的人想到魏末嵇康入狱时大学生三千人的请愿。
作为司马氏篡夺行动的代罪者而被仇疾的人也不只一个贾充。比充勋望更高的何曾在晋室是第一功臣；诛曹爽前他随着司马懿托病，废齐王芳有他预谋，司马炎袭晋王他作晋国的丞相，禅代之际他领衔劝进，入晋朝後他位至上公（太保、太傅）。曾死在咸宁四年（八十岁，278，武帝在位第十四年），博士秦秀议应当谥为“缪丑”；策命谥为“孝”（曾本传）。而贾充身後也有完全相同的遭遇。充死在太康三年（六十六岁，282，武帝在位第十八年），又是秦秀议应当谥为“荒”：後来另一个博士顺承帝旨议谥为“武”（充本传）。秀论这两个人虽然只说他们的私行（注二八），但何、贾的事业与晋室的兴起有那样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在晋朝有那样的权势、地位，秀为他们前後拟的恶谥就不能不说足以表示一种总不只是一个人的对禅代的不满与憾恨。秀能够两次强烈发泄这样强烈的情绪，他的背後必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在司马氏皇权之下这样明白的偏袒魏朝的倾向又牵连着受压抑的家族和放达的风尚。如果羊祜亲曹氏的倾向是他在晋朝得到一个广大方面的支持的一个因素，他的接近低微和放达份子也是他後半生在政治上显得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祜虽然是名教中的贤人，有幼年丧父“孝思过礼”的美德（本传），却也留下解释老子的著作（注二九），可见得他还是有崇尚自然的思想。他本人尽管是深沉缜密，他所爱好提携的人物却有显明特异的色彩。《晋书•郭奕传》载着奕作野王县令时祜到界会邀见，奕因为送祜出界幾百里而被免官，大概是祜盛年时代的事（注三十）。这个郭奕恰好也得山涛赏识，被涛称作“高简有雅量”（《御览》二二九引山涛《启事》）。郭家是“累世旧族”（《世说•赏誉篇》引晋诸公赞），但奕在晋朝雍州刺史任上因为拔用一个“门寒”受排斥的亭长李含而被认为“知人”（奕本传）。奕自己或者不能算狂放，然而“少所称先”，却独为阮籍“心醉”（《晋书•阮籍传》附咸传），咸正是追随着叔父籍的“任达不拘”而遭礼法之士讥嘲的著名份子（咸传；《世说•赏誉篇》引《名士传》）。山涛在晋朝主管吏部，为了引用咸任吏部郎而与贾充有一场坚持的冲突，只是终于没有成功。（这是下文的一个题目。）从郭奕对羊祜的亲密忘形到他对阮籍的“心醉”。足够透露祜与奕和阮籍、山涛一辈的爱好的相同。
祜在晚年策划平吴，最靠两个人帮助。一个是在中枢参与谋议的张华，这就是凭一篇《鹪鹩赋》被阮籍叹为“王佐之才”而有了声名的人（华本传）。他那篇文字本是借一个“育翩翩之陋体，无玄黄以自贵”的微寓比喻他自己朴素的身世，倾吐他不凡的意气。他所歌咏的“飞不飘扬，翔不翕习，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尽管是淡泊静守的哲学，但他所礼赞的“匪陋荆棘，匪荣苣兰”，“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还是表达着坚强不屈的情志。这又当然不只寄托着一个人的怀抱，而正发抒了一个广大方面的心声，所以一篇短赋便得到阮籍重大的赏识。华的父亲（平）是渔阳郡守，但华少年孤贫，曾过牧羊的生活，所以他後来最能鼓励穷贱的人才。他虽是修谨有礼，伹当然是阮籍那样放达的名士的朋友和追随者。另一个帮助羊祜的人是与张华同时赞助灭吴计划，在祜死前被荐举接替南方军事的杜预。这又是一个有受压抑的身世的俊杰。预的父亲恕因为得罪司马懿而被免作“庶人”（《魏志•杜畿传》附恕传）。预自己少年微贱，所以豪放不受拘束；在送他出发到荆州去的集会上，称为“名氏雄俊”的杨济竟觉得“不堪”而离席（《世说•方正篇》）。读史的人便不难推测祜和华、预的关系绝不只是二三个人间的投合，而代表着祜与一群自由色彩的名士们的盟谊。
羊祜、山涛这两个人的家世和禀赋的重要差别，加上他们政治凭藉和趋向的基本一致，便使祜显得是一个比涛更复杂些的人格，一个似乎是包括一切的人格。祜不只是比涛对司马氏姻戚更近，他的清华的门第更不是涛的“小族”可此。祜与涛同样有深沉的性格，而祜的似乎全德的天资又不是涛的仅以“识度”过人所能及。在曹氏与司马氏的对抗中，祜与涛都有亲曹的倾向，只是祜更有十分触目的表示；他们在入晋以後当然同样有那些不忘魏室的份子的支持。祜的门第虽高，他却正是涛所代表的非世族份子的盟友。他自己以“孝思过礼”，“恂恂若儒者”知名，却和拘谨的山涛一样又爱好目然放达的倾向。因此他可以说是一个包括了种种难得兼备的，甚至于似乎互相矛盾的因素的人格。而这一切便似乎样样要引到一件事情，引到羊祜在政治上一出来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成为在晋朝有资格竞争政府大权的人物——但他绝不是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凭着任何居间地位得势。在司马氏皇权之下，他是那个偏袒旧朝，反对阀阅，标榜自然的名士阵线所要拥护的领袖。
只是山涛终可以说是一个比祜更重要的人物。因为在祜成为那样重要的角色时正是涛站在他的背後，而且，到了争衡的一个有决定性的时机，正是涛站在一个有决定性影响的地位，虽然是落在挫败的一方。但这点消息还要经重重探测才能估定。
司马昭在咸熙元年（264）正月西征在蜀叛变的邓艾，只到了长安。因为艾和接着他叛变的钟会失败得迅速，昭当月内便回到洛阳，随着在三月便以相国晋公进爵为晋王。第二年五月炎立为晋王太子（二十岁），八月昭病死（五十五岁）。炎的受禅就在这年十二月（改元泰始，入266）。
《晋书•羊祜传》叙钟会在蜀被诛之後祜拜相国从事中郎，应当是咸熙元年正月司马昭回洛以後的事。这篇传接着写祜“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随後就是武帝受禅，祜“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这段记录已可表示羊祜在禅代之际似乎一步成为一个显明的重要角色，但其中还有幾个疑点要追究清楚，才能更多估量祜这一步前进的意义。《晋书•文帝纪》载司马昭在咸熙元年五月奉魏帝命建天子旌旗之後，晋国已置御史大夫至中领军等官。羊祜自相国从事中郎升任的是晋国的还是魏朝的中领军？祜迁任这中领军在咸熙元、二年里哪一段时间？是什么情势使祜自相国的谋议之职一步进到“悉统宿卫”，“执兵之要”的地位？中军将军更是禅代告成後特设的新职（注三一），一个崇高的统宿卫的名号。祜又为什么得这崇号？
读史的人虽然容易误认羊祜自相国从事中郎迁任的是魏朝的中领军（注三二），《晋书•司马望传》（孚传附）却清楚地载着望（懿侄）自魏末到晋初多年是兼中领军不动，可见祜在禅代之前迁任的绝不是魏朝的，而是晋国的宿卫统颁。祜本传没有记明他“迁中领军”的确切时间，但王隐《晋书》的残文在祜“迁中领军……事兼内外”下还有“祜以大事既定，辞不复入”二句（《书钞》六十四引），已可使人推测晋国的中领军的任命是十分临近着禅代发动之时的一步安排，是应付那个禅代”大事”的一个必要手段。
《晋书•武帝纪》载着咸熙二年九月（司马昭死後一个月，禅代前三个月）晋国才任命了丞相（何曾）、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而没有提到中领军；又载着十一月（禅代前一个月）“初置中护军以统城外诸军”（注三三），也没有载出这中护军的任命。这都不是当日史官或後世修晋书的人的遗漏，而正足以指示晋国的中领、中护这两个关键武职的任命都还要等待到一个最後的时机。魏末统率禁兵的是先以卫将军，後以骠骑将军、司徒兼中领军的司马望；统率京都“城外诸军”的是中护军贾充，在禅代前三个月还加了晋国卫将军的头衔。因此晋国的中领军、中护军的实际任命就将是宣布接管只在名义上还属于魏朝的京城内外全部武装力量，那也就应该是到了禅代已经发动的时候。旧史虽没有写明，贾充统率城外诸军的权力在禅代之际总是保持不动（注三四）。他以晋国卫将军兼魏朝中护军在禅代发动时如果变成兼晋国中护军，那只是名义的转移。羊祜的迁任晋的中领军则是一件更重大的事。因为晋国当然早有自己的宿卫（注三五），晋的中领军便要统率晋的宿卫，更去接管魏的宿卫。《羊祜传》写祜“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便不是写一个魏朝中领军的份内职掌，而是写祜在禅代发动时自受命为晋国中领军起的一整串重大而迅速的行动：就了中领军职，一手统率晋国与魏朝的宿卫，走入宫廷去执行职务，掌握了京城内全部兵力的指挥权力，控制着宫廷内外两边的局势。王隐《晋书》的“大事既毕，辞不复入”两句写的便是祜的一整串行动在禅代大功告成之後的一个收束，虽然他并不能真得到退休。
禅代的告成又必然引出羊祜的军衔的进级。这不单是对祜的“佐命”功勋的酬报，也是宿卫统属的新情势的要求。司马望在魏末和晋初（拜太尉）一直保持着兼中领军的地位，可见魏朝的宿卫在禅代之际没有脱出晋室这位近属的掌握。羊祜以晋的中领军“悉统宿卫”，在禅代大事进行中便暂时成了望的主将。因此晋武帝的新的朝廷便要设置“中军将军”这一个新的职官，一个高过中领军的禁兵统帅。这才能够一面使望保持以兼中领军控制魏朝旧宿卫的权力，一面使祜有总统宿卫的崇高地位。
从祜的迁任晋国中领军到他就新朝的中军将军，可以断定是从禅代发动到告成之初的短暂时间里包含着许多重大行动的一段发展。这段发展足以显示羊祜在禅代之际一步成为一个显明的重要人物。他虽然不必是能实际操纵晋国与魏朝两部分宿卫武装，但他与统率城外诸军的贾充已可算有对等的声势。中军将军的崇号更只是为他而设，所以在仅仅两年略过之後，到泰始四年（268）二月，他从中军进到政治中枢（尚书左仆射），这个总统宿卫的军职就已撤消（注三六）。这也更加托出羊祜在禅代过程里的特别地位。他在迁任晋国中领军之前的约两年里只是相国从事中郎，他的本传说他在那个职位是“与荀勖共掌机密”。但他在禅代之际一步成为这样显明的重要人物，便可见他本身在政治上具有不是仅仅那个“掌机密”的职位所能表示的份量。读史的人可以想象他在当时洛阳的一般人心里，在宫廷内外的军心里，一定有他的不平常的影响力，被认为必须借重来帮助皇权转移的完成，他才被要求在那重大的关头担当一个非常的任务。
然而，仅看史传上羊祜在禅代之际的地位和行动，以及他在禅代後的升进，还不能估定他那样的影响力的根源和他的政治方向：他的影响力是单单他个人的，还是正显出他是魏末相对抗的政治势力的一方的代表人物？他是纯然顺应着皇权转移的大势，还是帮助两个对抗的势力寻求妥协平衡？他是在政治的对抗中凭着居间的地位得势，还是代表着一个方面在求妥协平衡中更作新的进取？山涛在禅代之际没有羊祜那样显然煊赫的声势，但是他在接近禅代的约两年里，在禅代告成之初，也曾担当不止一件非常的任务，反复显出他具有在皇权转移中必须借重的政治影响力。如果他的政治方向也是仅看禅代之际还不能估定，他在当时的被借重却巳特别透露了他与将要消逝的魏皇室的不平常的关系。
司马昭西征叛变的邓艾，带着魏天子同去，山涛以大将军从事中郎受委任暂作军司马，领五百亲兵镇邺，因为那是曹氏王公所在。《晋书•文帝纪》和《山涛传》都记载着涛镇邺这件事，涛传还写着昭在出发前对他的叮嘱，“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然而曹氏王公早在魏朝盛时已受了压抑宗枝政策的折磨（注三七），自司马懿死前被一律安置在邺城以来更是像囚人一样没有力量（注三八），所以司马昭这时虽然要作小心的布置，山涛的五百亲兵并不像有严重的军事镇压的态势。涛的被借重应该不足表示他的威棱，反倒似乎可以显示他与魏室的亲睦。司马昭带魏天子西行，当然不是怕这软弱的君主留在京中会自己发难（像高贵乡公那样），而应该是怕洛阳的反对势力若有可乘的危机时刻要利用皇室行动。他委任山涛镇邺，也不会是怕在邺的那些没有力量的人起事，而应该是怕洛阳有人果然企图不利司马氏，又当魏天子不在，便要从邺城皇裔中找一个可以拥戴的角色。因此他对山涛的特别委任便不是要靠那五百亲兵的武装力量，而大概是靠涛在洛阳和邺两面的政治影响力，靠他对魏室的亲睦，阻断那些曹氏王公被洛阳利用的机会，消除洛阳可能有的野心形成的一个必需条件。司马昭离洛阳时总放下可靠的留守武力（注三九），但是他还要有了山涛镇邺这一步安排才算有万全的部署。所以他对涛说的“後事深以委卿”便有切当的用意，彷佛说整个後方的安危正系于涛赴邺的使命。
司马昭从顺利迅速的行役回来，随着由晋公进爵为王。当年十月，炎立为世子。第二年五月，世子进为太子。《山涛传》载着昭曾“以涛为乡闾宿望，命太子拜之”，又叙出一个理由是昭为了立长子炎或立次子攸（继伯父师）曾有所犹疑，在问过裴秀的意见之後又问了山涛才确定“太子位”。只是《武帝纪》所载的继承决定的事更准确：昭的犹疑是在定世子位时，即是咸熙元年的事，而立炎的确定是靠何曾等的“力争”。涛本传所载的涛受了咨询，而且他的赞成立长也有帮助决定的作用，还应该是可信，但是他与何曾站的地位不同也可以看得分明。何曾与司马氏有不可分的运命，曾在魏末又是重臣（司徒），他帮助司马昭立自己的直系继承者既是当然，他的“力争”与他的地位也相称。山涛虽与晋室有亲，但是他得司马氏的任用很迟。为了晋世子的事在涛之前受咨询的裴秀是尚书仆射，而涛不过是相国长史（由从事中郎迁）。然而这就格外显出涛是一个具有不寻常的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司马昭命炎拜涛，说他是“乡闾宿望”，也就令人想到是含了更深的用意。昭一定不仅是看重那一层乡闾的关系，也不仅是要表示感谢涛帮助了继承的决定，而是看重并且要表示感谢涛，作为一个有大影响力的人物，对晋国地位的尊重与对将要到来的禅代的承认。
等到禅代告成，涛又单独受命以司管诸侯的主官（大鸿胪）名义送让位的天子到邺。这正表明涛被看作是前朝最後所亲赖的旧臣的代表，甚至于是那个旧朝的遗留势力的一个象征。不过山涛究竟只是以一个有亲魏室色彩也有影响力的人被利用来帮助皇权转移的完成，还是作为一个大政治势力的代表将要在新朝之下为他所属的方面担当重要的使命？涛在魏末这样被司马氏借重又与羊祜在禅代之际的骤然煊赫可有什么关联？他们可是有共同的背景，又可是有共同的方向？这一切只看史传上的禅代之际也还都不能估定。
新朝的最初两年多里，羊祜在政治上实在是猛骤前进，可以说是紧追着贾充。充在禅代後放弃了统率城外诸军的权力（注四〇），但由卫将军升到车骑将军，加散骑常侍，任尚书仆射，已是位势极重而总握着最高行政实权的人物。同时任尚书令的裴秀虽有名望，但似乎不是实际上的要角。到了泰始四年正月，就是禅代後第三个年头的开始，秀升作司空，充便接替作尚书令，仍保持车骑的兵权和常侍的近职，随後并由常侍进到侍中。羊祜则在同年二月解除禁兵统率权，由中军将军转为卫将军，受命为尚书左仆射（司马由同时受命为地位较次的右仆射，年月都据《武帝纪》）。《羊祜传》还载了武帝以祜为仆射的诏命，说祜在中军“虽处腹心之任，而不总枢机之重，非垂拱无为，委任责成之意”，而要他担任的新职是“总齐机衡，允厘六职，朝政之本”。这就是羊祜已到了在中枢行政权力上与贾充可以抗衡的地位。
只是祜在这个地位的时间极短，又与贾充的久任成了十分的对照。依祜本传的记载，他是因为武帝“将有灭吴之志”而受命去都督荆州军事，时间是在泰始五年（269）二月（据武帝纪），距他就任左仆射不过整整一年。而且他是到了荆州便要长期留下去。直到死前不久因病请求回到京城（咸宁四年，278，五十八岁），他在镇守南方的任上整十个年头（注四一）。
充则自泰始元年便是尚书仆射，四年起是车骑将军，守尚书令，八年起是司空，仍守令职，咸宁二年（276）起是太尉录尚书事，直到太康三年（282）三月病死；算来他以逐步增强的地位掌握中枢大权超过十七年。祜作仆射时是卫将军，在都督荆州任上进位车骑，紧接着因为军事一次挫折贬为平南将军（注四二），到咸宁二年又升为征南大将军，三年封南城侯（不受，年份据《武帝纪》）。但这些荣赏都不能帮助他同到中枢。祜本传在他力辞封侯得许之後叙他“每被登进，常守冲退”，因此“名德远播，朝野具瞻”，“缙绅佥议当居台辅”，只是武帝“仗祜以东南之任”，所以这种议论便被搁置。到祜病死前回京，山涛（已是左仆射，吏部尚书）才建议祜作尚书令，但祜已到了最後的日子（注四三）。另一方面则尽管朝廷中似乎布满贾充的政治敌人，在祜离开尚书後两年多也有任恺等排除他的谋划，在那次谋划失败之後又有庾纯那样对他的爆炸性的攻击，甚至在他死後还有博士对他的极端贬议，而充在世时的继续当权可算没有遭过真正的摇动。
以祜与充的遭际这样相此，便可以推测祜在泰始五年的离开中央虽说是负了准备平吴的使命，却是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里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一次决定性的挫折。祜作仆射是到了在中枢政府上与贾充可以抗衡的地位，而他的离开尚书便是他在馀生里永久丧失了回到中央政府的机会。然而祜的这一步挫折，如果是确实的，在历来读史者的眼里却也许幾乎是完全看不出了。不只是可见的史传都不点出祜的政治上的挫折，而是以祜与充为主角的一次最高的政治争衡，在晋朝当时，在祜生前和身後，绝不容宣告。如果羊祜的被排在当时朝廷里不是没有人理会的，充在祜出京後也自己表请“立勋边境”经皇帝慰勉，才“从容任职”（充本传），正是要洗除他有主谋的嫌疑。一次排除贾充的谋划演到公开的地步，庾纯对充的攻击更是公开的，另一方面缙绅议论祜“当居台辅”也是公开的。《晋书•任恺传》写着那次排充的谋划失败之後恺的友好（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等）与充的亲近（杨珧、王恂、华廙等）闹到“朋党纷然”，竟使武帝要召宴充、恺，替他们调和，而他们因为“帝已知之而不责，结怨愈深”。但是充与祜的相抗还是绝不能提起，因为那才是争衡的真正焦点，标示出两个人物，两个势力，对中央政治大权的竞夺。
祜本人在朋党对立中的偏向也并没有掩饰。他的本传明写他“嫉恶”邪佞，因此“荀勖、冯紞之徒甚忌之”，其实荀、冯就是充的嫡党。但是祜本人还有重要的行动掩饰他与充的相抗。《贾充传》载着那次以充都督秦、凉的任命撤消之後武帝对充说出祜曾“密启留充”，因此充还对祜致谢，说“始知君长者”（注四四）。这段记载也许反泄露羊祜虽在荆州还与中央的政治有牵连，充致谢的语气更表示出他对祜的猜疑，伹是祜的“密启”正是争衡中的一个主角掩饰他本身地位的作法。排除贾充可以说便是有利于羊祜，所以祜不待这个谋划的成败揭开便要作留充的建议。他的“密启”如果不能遮蔽当时人的眼目，却还足以混乱後世读史者的理解（注四五）。而一篇《羊祜传》用力写祜的准备平吴使命，写他在南方军中的闲雅风度，他的感人的德性，他的澹泊的襟怀，他的诗人的气质，以至他死後在荆州百姓和吴国将士中引起的悲痛，正好塑成一个可钦佩可同情的完美的英雄典型。这篇传记也许正隐托着祜的无限抑郁，以及为他立传的人的无限不平，但传中文字的苍凉只令读史的人兴起感叹，却恐怕更理会不到，也不屑去理会，祜後半生在政治上的大挫败。
只有《山涛传》里一节极简短而含糊的记载可以说包含了武帝朝初两三年里一场同时牵连着涛和羊、贾的争衡的消息。这又不是一篇传记里偶然保存了别处迷失的史料，而是因为涛在那场争衡里占了—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也许更重要些的地位，又因为那场争衡具有高度重要而不容宣露的性质，所以最初为涛立传的人大概有意在曲折隐蔽中留下一点线索，好让後世的人凭着去追寻那场争衡的真相和涛在争衡中的任务。涛在禅代告成时送过魏天子到邺之後只有一个奉车都尉的荣衔。他的本传在他任奉车都尉之下叙出他被排到冀州一节，应当就是泰始四年贾、羊分任尚书令、左仆射时的事：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这一节里所说的“羊祜执政”自然是指祜任左仆射，可奇怪的是这一节文字完全没有说出祜的“执政”与裴秀、山涛的事有什么关系。昕谓“时人”与“权臣”自然是指贾充（注四六），而这样闪避与影射的笔法也更表明这一节叙事里必有重大的隐秘。
所谓裴秀的受危并没有别的记载可考，秀的本传里也没有一点他受危的痕迹。秀在当时并没有特别显着的锋芒，而且他是由尚书令进为司空，让出了总握枢要的位置，所以他本身也不应当成为贾充排击的目标。秀与山涛诚然是很有交谊，涛被调出到冀州，也许在调出的诏命公布时，秀还有书信慰问，说“方伯之任殊亦为高，但论道之士不宜处外耳”（《书钞》七二引王隐《晋书•山涛传》，依孔广陶校）。然而他的意态这样轻松，似乎也可见得他不会是当时一次争衡里的主角，不会是引起山涛被排出中央的人。
倒是尚书左仆射与尚书令的职位相联，阶秩极近，而羊祜又是在禅代之际突然显现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走上了声势可以抗衡贾充的地步，然後又迅速到了这个与尚书令一同总握枢要的位置——而他的背景和倾向与贾充又是有重大的不同——所以祜与充这两个人在尚书的不能并立应该可以说正是必然的情势。事实上羊祜任仆射仅一年就退出中枢，而且从此到他死前不能回来，虽然有吁请用他作台辅的呼声也不能回来，因而在以後贾充继续当权的十幾年里，尽管朝廷中似乎满布着他的政治敌人，但始终没有一个声势地位可以与他正面抗衡的对手。所以泰始五年羊祜的受命到荆州，尽管说是为了“灭吴”大计，却可以推测是祜在政治上的决定性的挫折与充的最大胜利。这就是晋初的一个政治大变化。决定这个大变化的契机便一定在于祜到荆州的前一年，即泰始四年贾、羊并在尚书时环绕着他们两人的一次极重要而极不可宣告的争衡。
从旧史传的文字无法推断裴秀与这一争衡有怎样的关系，秀在当时以元老的地位也许不能避免被这争衡牵入。山涛既是得罪“权臣”而被排，秀还有慰问信说“论道之士不宜处外”，又可见他的意态虽是轻松，他也不是绝然不在局内。但是山涛得罪“权臣”这一节记载所涉及的主要背景还可以说应该是贾充对羊祜而不是对裴秀的排击。“及羊祜执政”一语更应该是有意暗示这个背景，而不是仅仅昧然指明一个时间。所谓“时人欲危裴秀”和“涛正色保持之”这两方面的行动，尽管记载过分含糊而无法追察，却可以说一定最後牵连到羊祜。
山涛在当时的行动一定是要维护政争中一方面的真正主角，而且他这行动是有力量的，所以他本身才成为另一方面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而必须排除的障碍。涛本传载明他的得罪“权臣”而被排出是跟着羊祜“执政”的事，就是泰始四年二月之後不久。祜受命出镇荆州是在第二年三月。这就可见得山涛被排竟是羊祜外调的一个前提。泰始四年涛六十四岁，祜四十八岁，以年辈论涛也恰合是祜的支持者。如果祜可以说是一个有资格与贾充竞争掌握中枢大权的人，涛则可以说正是祜背後的一个有影响力的长老。在对面的贾充，那年五十四岁，也可以算得出有他的有权威的前辈，那就是何曾，七十二岁。不过何曾早就是晋室最倚仗的重臣，泰始三年已进位太保（年份据《武帝纪》），他要支持贾充总握行政最高实权的地位，并且有力量支持，正是当然的，彷佛他在魏末当然要帮助司马昭立炎为世子，并且有资格去力争。曾本传虽只载出後来充由尚书令进位为司空（仍录尚书事）时他“卑充而附之”，又载出充与庾纯的冲突爆发时他“党充而抑纯”，但他对充的支持必不只是後来的事，充初任尚书令时他已当然在充的背後。而山涛只是在接近禅代时才被司马氏借重，泰始以来他还只有奉车都尉这样稍有尊荣而可以参谋议的名位，却能够参与中枢政治上一次最高的争衡，一次环绕着尚书令、仆，至少牵连着司空（裴秀），太保（何曾）的争衡，而且成为争衡中的一方面为了一个目标而必须排除的障碍——这就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一件比他在魏末晋王立世子时受咨询更应该说是不平常的事情。
这件事情便表示山涛背後，也是羊祜背後，有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就是魏末十幾年里走向禅代的司马氏不能不容忍的那个反对力量。涛在禅代前的两年里不止一次被借重，祜在禅代发动时一步走到显赫的地位，两个人各显出了不寻常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的根源便都在于他们的共同背景里的大力量。只是山涛并不是纯然被利用来帮助皇权转移的完成，羊祜也不是纯然顺应着禅代的趋向而在两个势力的对抗中凭着居间的地位得势。他们两个人在接近禅代时被邀请的行动实际上成了後来的新的争衡的起步，指示出他们背後的那个力量在求政治的妥协平衡中还要作新的进取。一个原来是反对禅代的力量在新的皇权之下成了反当权份子的力量。羊祜到了尚书，到了与贾充可以抗衡的地位，便是这个反对力量迅急前进到了中枢政治大权争夺的焦点，到了一个不可调解的冲突。这时山涛便正站在羊祜的背後。而涛与祜的先後紧接着迅速从中央被排出去，便是这个反对力量遭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挫折。
在历史的回顾中可以把泰始五年羊祜被排出中央的决定性重要看得更清楚。因为以後十幾年里迭起的政争都只是祜被排出前的那次政争的延续，而正是那次政争的结果也许幾乎决定了後来这些政争的最终结果——不但决定了祜被排出中央之後便直到死前不能回来，也不但决定了贾充直到死前在中央再没有像祜那样一个可以与他抗衡的对手，甚至决定了武帝一朝里在充死後的政局变动。
只是山涛还可以说是一个比羊祜更重要些，比泰始四、五年的政争两方的主角羊祜与贾充都更重要些的人物。如果祜是站在政府的中心可以与充抗衡的角色，涛则是一个不凭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够企图左右政治大局的人。如果泰始五年祜的离去中枢幾乎决定了以後十幾年里迭起的政争的最终结果，则泰始四年涛的被排可以说便决定了祜的离去。
涛同时的人说看他“如浑金璞工，人能钦其宝，莫能名其器”，又说见他“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他身後得的评论是“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但这样一个深沉幽远的人物，在他也曾尽一份力量帮助建立的新皇权之下，在他自己六十四岁之年，却以“正色”的表示干与一次最高的政治争衡，因而得罪“权臣”，招致被排出中央的结果——这就可见得他是以一个政治势力的首脑份子的地位临到了争衡的一个有决定性的时机，所以不能不担负一个有决定性的任务，更没有深藏回旋的馀地。
这又令人想到深沉的山涛在魏时曾举锋芒显露的嵇康代自己为吏部郎，可以推断是以此表明他紧守自己的政治的立场，一个名士阵线的立场。那是禅代前大约七年（甘露三年，258），即泰始四年之前十年，涛五十四岁。十年後的山祷，虽然经过了皇权的转移，可以说还是属于那个旧日的阵线，只是已进到一个长老的地位——不只是年辈居上，而且具有政治的权威。裴秀给涛的信说他是“论道之士”，“不宜处外”，也许绝不是仅仅表示私人的情谊，而正是宣达一个政治的方面对一个有权威的长老的慰问（注四七）。 [/td][/tr][/table] 这个长老在边镇不久便将被要求回到中枢来。如果羊祜有长期被排在外的理由，山涛却有被要求长期在中枢的理由。在继续发展的争衡中，山涛将显示得更明白是保持平衡不可少的人物，是争衡的一方真正的首脑。
羊祜在荆州的十个年头里洛阳迭起的政争还是泰始初幾年环绕着祜与贾充的争衡的延续。祜离开中枢之後两年半，朝廷之内一个排除贾充的谋划幾乎真正成功（泰始七年）。这个排充的谋划失败之後一年多，就有庾纯公开问充“高贵乡公何在”引起来的政治大风波（泰始八年或九年）。又过了三四年，就有两个新的关系更重大的争衡的线索显露出来。一个线索关系着南方的军事。因为平吴统一的迟早可以决定羊祜回到中枢来的机会，所以平吴大策成了政争的一个关键。另一个线索关系着帝位的继承。因为贾充的势力坚强不倒，反贾的一方公然发起拥护武帝弟齐王攸（羊祜甥）（注四八）代替太子的运动，想藉帝位继承的大变化来制胜。这两个线索都伸展到羊祜死去之後。循着这两个线索的争衡都要引到强烈爆发性的结果。两个线索合起来最後造成武帝一朝政治的一个重大的结局。
羊祜在咸宁二年（276）十月进为征南大将军（年月据武帝纪），于是上疏请决定伐吴，祜本传引的这篇疏中说到蜀平（264）以来十三年，算来这年是祜在荆州的第八年。疏里已说晋的兵力十分足够，吴的弓、弩、戟、楯和马骑都不如“中国”，晋军只要过了长江，吴就可以平定。後来平吴的迅速成功证明祜的估计是正确的，据祜传的记载武帝也深深同意祜的见解。但这个大计还不能真被采取，大概西面境内有胡人叛乱的牵制成为反对派的一个理由，因此祜传说，“会秦、凉屡败”，祜有第二个表说“吴平则胡自定，但当速济大功耳”，结果是“议者多不同”。实际上秦、凉二州各有一个刺史（胡烈、牵弘）在讨伐叛胡的战斗中败死在泰始六、七年（据武帝纪），贾充的政敌正是利用了那个题目设计使充都督秦、凉军事，而充的这个任命在颁布之後半年还能够取消，以後幾年里也没有西边紧急的记载。到了咸宁五年（279）正月才有凉州被胡人（鲜卑树机能）攻破的事件（年月据《武帝纪》），而且引出了募兵讨虏的对策，但平吴的大计就是这年秋季里决定的。西征募集的勇士只有三千五百人（注四九），而南伐的大军总数二十馀万（据《武帝纪》）。伐吴行动在这年十一月开始，凉州对胡人的战役在十二月得到胜利（年月据《武帝纪》）。这些都显示两方的军事轻重不能相比，而征伐尽可以并行，因此西边的情况不足以成为延缓平吴的真正理由。祜在第二次上表後因为“议者多不同”而叹息“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又说，“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後时？”这就是不承认西边军事牵制够成为延缓平吴的一个真正理由。祜那样的悲郁便可以说显示他感到深受了军事理由以外的阻挠、压抑。祜传只载平吴的主张“议者多不同”。《杜预传》说武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惟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张华传》也说武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不可，惟华赞成其计”。这三篇传都透露伐吴的建议遭到重大的阻挠，但没有载出谁是反对的人。祜在咸宁四年夏季带病回到京城，对武帝面陈伐吴之计，武帝命张华（中书令）在祜修养中问祜的筹划，祜指出吴国已可“不伐而克”；华深表赞成，祜便说“成吾志者子也”（祜本传）。这年十一月祜在京中病死，死前他已荐杜预（度支尚书）接替自己都督荆州的军事职务。这都是华、预为祜的伐吴建议的支持者的确切记载。然而反对方面的人物则可见的旧史传里全没有写出。这又不是由于史料的残缺或史家的疏漏，而是由于在羊祜作建议的当时那反对的方面原是处在不公开的地位。依据旧史传里关于祜死後继续发展的平吴争议的记载可以推测出祜在时反对他的建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後来公开阻挠南伐决策，甚至于在南伐军事发动後还企图破坏决策的贾充、荀勖、冯紞，也就是一个政治上反羊祜的力量（注五〇）。这个力量在当时的反对平吴也便可以推测不会是根据真正的军事考虑，而是根据深秘的政治谋划，是为了阻止羊祜得到成就了平吴大功而回到中枢的机会。正因为他们的反对平吴牵涉着这样重大的政治关键，他们的活动在当时朝廷中便不能指出，在当时的史官也不能记录（注五一）。羊祜等传里说“议者多不同”，“朝议多违”，“群臣多不可”，也便不是真说祜的建议引起普遍的反对，而正是借一种不实指的叙事写出幾个特定的不可指名的人的反对活动。
杜预到荆州後不久即对吴国西边（西陵）的守军作了一次袭击，取得一个战役的胜利，并且以送还战俘揭破那方守将对吴主（孙皓）的隐瞒败丧实情，使吴主更换了守将。这应该是咸宁五年上半的事。随後预作了必要的安排，便请求定伐吴的时期。因为武帝的回答是“待明年方欲大举”，预又连上两个表力陈不可延缓的理由，预本传载了两个表的紧要部份。第一个表中说到“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指示出这两个表是这年秋间上的（注五二）。第一个表说“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便是指出一个阻挠力量的存在。第二个表追溯羊祜建议遭阻挠的往事，说“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大计，故益令多异”，便是点出羊祜当初与武帝的商议对朝廷是不公开的。这就可见得後来写成的羊祜与张华的本传载武帝“密有灭吴之计”，“潜与羊祜谋伐吴”，并不是泛写晋朝的军事策划对国人或敌国保密，而是特写武帝与祜的计议对朝廷不公开。杜预以边防军事负责的地位批评羊祜与武帝的密商，一定不是批评为了军事理由的保密，而是批评为了非军事理由的不公开。因为计议是这样不公开的，所以群臣中反对的人也是站在不公开的，不能指名的地位。预表所说的“多不同”，“益令多异”，便不是真说祜的主张遭遇很多人的反对，而是借不实指的说法指出那个不公开，也不能指名的反对力量的存在。预表的文词最可以说明《羊祜传》、《张华传》里“多不同”，“多违”，“多不可”这样的写法的由来和真正意义。
《晋书》贾充传、荀勖传、冯紞传和王濬传写出贾、荀、冯三个人，不涉及第四个人，协同竭力阻挠伐吴决策的故事。而这四篇传所写的可以看明白只是羊祜死後的故事，是从反对王濬的催促决策开始的。濬是祜拔识的人物（注五三），在泰始八年从广汉太守升到益州刺史（注五四），又经祜的推举进到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注五五）。他在咸宁三年曾派一员益州别驾（何攀）到京递呈伐吴的建议，并叫这人到襄阳与祜作仔细的讨论（注五六）。但引起贾充等的强烈反应的不是濬那回的建议，而是祜死以後他又上的催促决策的表。濬上这个表大约是在咸宁五年的夏季，随後就有杜预连上的两个表（注五七）。这两个人的催促就促成了大计的诀定。《荀勖传》载“濬表请伐吴，勖与贾充固谏不可，帝不从”。《王濬传》则写出更完整的故事，说濬这次上疏得到武帝的采纳，“贾充、荀勖陈谏，以为不可，惟张华固劝，又杜预表请，帝乃发诏”动兵。《冯紞传》没有提到王濬，只在平吴後补说“初帝谋伐吴，紞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不可。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这“同共苦谏”显然也就是荀勖、王濬两传所写的从反对濬开始的故事。《贾充传》也是在平吴後用极简单的文字补叙决策前的事，说充“本无南伐之谋，固谏不见用”。这补叙中的“固谏”还就是咸宁五年有了王濬的催促决策以後，直到大计决定的最後关头，贾、荀、冯三个人“同共苦谏”的故事。
贾、荀、冯和王濬的传都没有透露羊祜在咸宁二年和四年主张伐吴时朝廷中反对他的人是谁，贾充传说的“本无南伐之谋”似乎明示充是一向不赞成伐吴的。但这六个字也可以说正是小心避免了说出祜在时充可能有的反对伐吴建议的活动。咸宁五年秋季杜预的第二个表指责眼前反对的人只是因为“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这是点明眼前反对的人就是当初反对羊祜的人。这个表又说“近来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後难，故轻相异同”。这是说眼前反对的人是有特别依恃的，应该就是指像贾充那样有特别依恃的权臣和他的党友。但预这些话毕竟还是十分隐约，他说到羊祜当初遭遇的阻挠还只用“多不同”，“益令多异”这样似乎所指很广泛的言词代替实指一个特定的反对势力。根据贾、荀、冯，王传和杜预表文推测羊祜在时反对伐吴建议的人就是後来“同共苦谏”的贾充一党，并不是别人，也不是广泛的朝臣，应该是不错的。但这样的推测还是不可简单到消除了旧史传里没有写出羊祜在时反对伐吴建议的人是谁这一事实。
《杜预传》载预的第二个表递到宫廷正值武帝与张华围棋，华就在棋秤旁催促武帝当时作了决断。《冯紞传》所写的紞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一定不只是决策之前的事，而是在武帝采纳了张华的紧急建议之後更要作的事。《资治通鉴》在武帝采纳了华的建议并任命华作度支尚书筹划征南的漕运之下叙贾、荀、冯三人“固争之，帝大怒，充免冠谢罪”。这段叙事虽在今日可见的旧史里查不到来源，但应当是可靠的材料。充的谢罪正是伐吴决策前的阻挠活动一直进行到最後的结果。冯恨华，不过充的势力并不因为政策决定中的挫折而摇动。咸宁五年（279）十一月伐吴的部署公布，坚持反对的贾充却受命为南征的统帅（大都督）。这就是一个弥缝政治大裂隙的方法，也是大裂隙存在与贾充一方势力强大的明证。第二年，太康元年（280）正月已有入吴军队的捷报，二月王濬的舟师已攻下武昌（年月据《武帝纪》）。而就在这样军事迅速胜利的中途，贾充还从统帅的驻地（已自襄阳移到项）上表说“吴未可悉定”，主张召回诸军，并且说“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在中枢的荀勖则呼应说“宜如充表”（充本传），只是武帝不听。这虽够使充等在平吴之後大感觉惭惧（但仍受优礼），也正足显示他们的势力始终不倒，而完成羊祜遗志的有力份子张华已被他们看成了一个主要的敌人。
华的政治运命又与一个要直接决定皇太子地位的重大争执有不可分的关系。贾充曾靠纳女为太子妃挽回他幾乎丧失的权势，反贾的一方则终于有了拥立齐王攸以代太子的运动。这并不是只为了疾视充一个人的外戚身份，因为他有两女分嫁给齐王和太子（注五八）。反对拥立齐王也不只是充一人或一系的势力。在充死前幾年里已有一个将接替充的权势的人起来，就是弘农杨骏。杨家既是显着的阀阅，骏又是武帝先後两皇后的父亲。骏与弟珧、济三个人迅速成为显贵。贾、杨两家虽终于将有利害大冲突，但他们在反对拥齐王的势力的斗争中正是联合的力量。咸宁二年（277）初武帝有一次重病，当时已有“朝廷属意于攸”的征象（《贾充传》）。因此第二年（咸宁三年，278）便有杨珧（卫将军）领衔建议一向留在京城的诸王公一律就国（年月据《武帝纪》），这就是为了驱除齐王攸谋立法准备。攸在咸宁二年八月由侍中、太傅接贾充任司室（充转太尉），并保持原有的两职，他的政治地位正到一个高峰。咸宁三年八月有诏命使幾个重要的王兼任都督，把他们的王国改到近都督任的所在，要他们就国；没有官守的王公也都要就国。这一次的诏命并不包括对齐王地位和国土的改变，但使诸王公就国的立法就是以後对齐王的重大行动的根据。接着诸王公的受诏就国便是在朝廷政治危机暴露中决策并完成平吴统一这个大关头。而一过了这个关头，正当统一盛业完成之初，武帝也没有疾病不安的消息（他死在平吴後十年，即太康十年，289，五十五岁），太子的存废的决定竟似乎已不容等待。泰始七、八年间显露出来的反贾充的朋党一份子和峤在平吴後作侍中，他的本传载着他因侍坐对武帝直陈太子“恐不了陛下家事”。随後峤与荀勖在侍坐时同时奉命观察太子的进境，勖回报说太子“明识弘雅”，峤则说“圣质如初”（峤本传）（注五九）。这就是不但争端已经揭开，而且对抗的两方各没有一点退让。齐王攸传则写出荀勖、冯紞都是攸所疾视的人，他们看到“朝望”在攸，对武帝说恐怕“陛下万岁之後，太子不得立”；武帝问“何故”，勖说“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同传又写出冯紞建议遣王公就国应从齐王开始。拥齐王的关键人物则是平吴後名声大盛的张华。华的本传写他以中书令的机要地位促成伐吴决策，随後以度支尚书掌管军事供应，而且在大军前进时维持既定的决策不变，因此已得众人的钦服；他又能承担文官制度与仪礼的改革，以及皇帝诏命的草定，所以“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只是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早等待机会排他到京外，恰好武帝问他“谁可寄托後事者”，他答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而这个回答“微为忤旨”，勖便有了离间成功的条件。于是华受命都督幽州。这是太康三年（282）正月（据武帝纪），距元年三月灭吴还不满两年。勖的离间当然出自他的一方排除政敌的决心，华的率直也正表示他临到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选择。
华的选择及紧跟着的结果自然不是仅关乎他一个人的升沉际遇。华受命到幽州在那年正月（据《武帝纪》），才两个多月後，即四月，贾充便病死（六十六岁，年月据本传）。到当年十二月，便是齐王受命都督青州；明年（太康四年，283）正月、二月又先後下诏增加对齐王的“崇锡”之物和齐国的封土，都是催促齐王就国的手段。但齐王病发，没有奉诏，请求留京守先后陵又不得准，到四月即病死（三十六岁）。这就是拥齐王的运动走到了破灭。而张华的被排又可以看出是齐王受逼迫的一个前提，彷佛羊祜受命离开中枢之前有山涛被排到冀州。华被排後两个多月便有贾充的病死，这也就是充在死前看到驱除了一个有关键重要性的敌人，一个虽不具有羊祜那样圆满的条件，但可以凭拥护齐王而为一个方面和他本身开展无限前途的敌人。荀勖、冯紞的成就都正是贾充的成就。华本传又详载着他到幽州後声誉还增长，朝廷中有征召他回来执政的议论，仍是冯紞进言，说华在方镇掌兵的危险性，使武帝反将华召回而授给一个太常的闲职，且跟着以太庙栋折为理由免除他这个职位。齐王的受逼迫果然在朝廷中引起激烈的反抗，正如荀勖所预言的。有平吴的大军功，己任尚书左仆射的王浑为反对遣齐王就国上书（见浑本传）。浑的儿子济（侍中）的妻是公主，他叫他的妻与甄德（侍中）的妻，也是公主，进宫去哭谏，引得武帝动怒。羊祜的从弟琇（中护军）与成粲（北军中侯）合谋见杨珧，预备动刀，因为珧“合谋构出齐王”（琇本传），只是珧躲避不出，使凶谋不成实现。当初庾纯与贾充公开冲突时正是羊琇与王济救护了纯，使他免于被充的左右扣留。武帝诏命研讨增加对齐王的“崇锡”之物，幾个博士上表不答所问而指说命齐王就国不当。这表的起草人是庾纯的儿子旉；连署者有秦秀，曾主张谥何曾为“缪丑”，谥贾充为“荒”。幾个博士都被交廷尉论罪，定了死刑，最俊得免死。庾纯曾看过旉的草稿，没有拦阻，後来因自首才得无罪。这一切人情激动的表现是武帝一朝长久的政治危机走到一个破裂的高潮——也是终局——的标志。一方面羊祜已早死，张华已受了决定性打击，寄在齐王身上的希望已悲惨地破灭，再没有可以代替他们任何一个的人了；另一方面则像贾充那样有身份，有经验，有力量的领袖也巳消逝，继他起来的杨氏兄弟终将证明不能比他。
山涛在泰始四年离开中枢到冀州刺史任，在六年转任北中郎将镇邺（注六〇），第二年（泰始七年，271，六十七岁）便被召回京城，作侍中（注六一）。他又先後被任为尚书，太常卿，都不就，因母丧回到乡里。他在泰始八年便被请求作吏部尚书（注六二），仍以丧病坚决辞谢。直到十年（274）七月武帝杨元皇后死（年月据《武帝纪》），他回到洛阳参加殡礼，才在迫促下就吏部职，已是整七十岁。从此他便要主管吏部九个年头。他在咸宁元年（275）受命为太子少傅，又作尚书右仆射，加侍中，领吏部（注六三），四年（278）进为左仆射（注**），侍中与领吏部不变，直到太康三年（282）末进位司徒，才离开这两个职位。活到七十九岁，死在太康四年（283）正月，在齐王攸死前不足两个月（注六五），已是攸受就国逼迫病发的时候。
从泰始七年到太康三年，从一次排除贾充的谋划幾乎成功到齐王攸受出京的逼迫，是洛阳的政治危机一步步暴露而走向一个凄烈的终局的十二个年头。如果依《山涛传》的记载，则涛在这十二个年头里似乎是一个沉默保守，站在那些重大的争衡之外的人物。他总是辞让授给他的官职，屡次以老疾求退。本传甚至可以给他加上“中立于朝”的标记，只是在晚年的最後看到后党杨氏的专权才作过些终证明无益的“讽谏”。但他实在默默中担负着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一个反当权份子的任务。他的长期主管吏部便是他背後一向存在的那个政治大力量继续存在的象征。他的铨选人物的记录显出他为保护与鼓励一个方面的代表们尽到了工夫，不顾重重的打击。他虽然似乎远离着政治大权的争衡，军事大计的决定，帝位继承的困恼，却正是那些风波中属于—个大阵线的人的朋友和实际的首脑。他又不是完全站在後面，到了一个关头上他也要与敌对方面真正的主脑人物——贾充——作了正面的对抗，尽管在旧史传里这也是被尽力遮盖的，却已够点明他在一个长期的政治阵线里的究极地位。
涛在泰始八年以“丧病”的理由坚决不受吏部尚书的任命，到十年再受逼迫才肯就职。朝廷对他这样的要求和等待，他自己这样的推避和迟疑，便表示这吏部的任命和他的最後接受这个任命都必有不寻常的重大意义。自武帝受禅到初有以涛为吏部的任命，这六七年里可以查出有武陔、李胤两个人先後作吏部的主管，都是无煊赫的门第而有清高的品节的人物（注六六）。但他们在吏部主管的职位似乎只是过渡的角色，他们的本传都只载了吏部尚书的经历，不仅没有在职的清楚年份，也没有在职的长短，更没有在职的事迹。一个政治锋芒锐利的任恺也曾被放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但恺本传明写出那一任命是恺和他的朋党排贾充到外镇的谋划失败以後充的一个报复手段，为的是使恺离开他的亲近皇帝的侍中职位（注六七）。那次排充谋划失败在泰始七年末，恺传接着写的朋党纷然，充、恺怨深，以至充有调恺的设计，应该是泰始八年的事，以恺为吏部也许正在那年山涛拒绝了吏部的任命之後。恺传还有“在尚书选举公平，尽心所职”的记录，但充和荀勖、冯紞已乘他“侍觐转希”的机会进行毁谤，说他“豪侈，用御食器”，并且指使尚书右仆射高阳王珪弹奏，直接达到罢免。珪自泰始七年三月任右仆射，十年正月死在任上（年月据《武帝纪》），他被指使奏恺总不能迟过泰始九年。恺在吏部便只是泰始八、九年间一段匆促不幸的经历。在泰始十年涛就职以前还有卢钦曾以仆射领吏部，这也是一个朴素的人物。
涛本传说他在主管吏部的长时间里题选谨慎，“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後显奏”。这是有根据的。今日可见的山涛《启事》的片断中还有这样“启拟数人”的例子。但这样谨慎的山涛并不回避推荐那些尖端的人物。他曾荐和峤自黄门侍郎作吏部郎，认为他“最有才”（《通典》二一山涛《启事》），但没有成功。峤是反贾充的朋党一份子，并且是一个趋向鲜明的人。他在少年便慕舅父夏侯玄的风度，玄是魏时为司马师所杀的名士。峤作到中书令，因为鄙视同时任中书监的荀勖，不与勖同车，打破了“监、令同车”出入朝的惯例。後来他与荀勖奉命同去看太子的进境，回来对武帝作了正相反的报告。任恺是与庾纯共同用计促成以贾充镇秦、凉的诏命的，後来在吏部尚书任上被奉免官，而涛到了吏部便举他作河南尹，因为深知他“通敏有智局”（恺本传）。只是恺的河南尹又因盗发不获被奏免。裴楷曾对武帝说陛下“尚未比德于尧、舜”，只因为“贾充之徒尚在朝”。涛举楷作侍中，说他“通理有才义”（《御览》二一九《山公启事》）。庾纯是因为与贾充公开冲突而自河南尹、侍中被罢免的，在咸宁三年又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注六八），这应该也由于涛的推荐。涛一次为侍中出缺举了三个可选用的人，一个是雍州刺史郭奕，是羊祜赏识的人；一个是右卫将军王济，曾与羊琇同救护庾纯；再一个便是国子祭酒庾纯（注六九）。济与纯都作到了侍中。羊祜是更大的人物，在他最後的日子里也曾经涛极力举作尚书令，说是可以“整肃朝廷，讥刺时政”（《书钞》五九引山涛《启事》）；又举作太博，说是可为太子“仪刑”，又可“与闻国议”（《书钞》六五引山涛《启事》）。只是这都不能实现，因为祜已经被病压倒。涛在吏部自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世说•政事篇》载有人在尚书的阁柱上写了韵语讽刺山涛所受的包围：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秋，王济剔嬲不得休。（注七〇）。
“大牛”的此喻也许恰好形容涛老年更加显着的沉默的态度和他的坚强的地位。“鞅秋剔嬲”则说的是幾个气盛的後生对选举事务的无限热心的干涉。和、裴、王正是反贾充的朋党里最露锋芒的份子，峤与济在拥齐王的运动中有尖端的记录。史传写出山涛在主管吏部的长时间里前後所选的“周遍内外百官”（《书钞》六十引王隐《晋书》；《世说•政事篇》），他在这样广泛的选举事务中自然受那些包围左右的人纠缠挑剔的影响。但和峤辈终日与涛谈论不休的一定不会限于单纯的评选人物；他们论人的见解不能不牵连着他们对朝廷中的政治争衡的观点。涛是选官部门的首长，对政争应该要守“中立”，但和峤辈在重大争衡中的言论和行动一定可以代表他们与涛互相影响而形成的立场。
涛在咸宁元年进位右仆射，四年更进位左仆射，领吏部不变。但他的本传里这两次升进的纪录都已成了错误。元年的进位只说在“咸宁初”，跟着写涛“固辞以老疾”，直写到他“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再被诏书慰勉“乃起视事”。四年的进位则写入“太康初”，应该是平吴以後，涛入了七十六岁（太康元年，280）以後。涛在咸宁元年尽可以有固辞仆射的事，但别的史料够说明涛“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应该是在咸宁四年他再进位到左仆射以後的一个举动。这又不是为了辞谢一个新的任命，而是为了接受新任命之後不久便遭遇到一次构成重大压迫的敌人的进攻。这个进攻直接来自贾充；进攻的目标就是吏部里的关键位置——吏部郎的空缺；进攻的用意就是占取吏部这个关键位置，同时剥夺吏部主管对这关键位置人选的主张权力，给山涛在任官用人事务上已建立的支配声势以打击。涛在咸宁四年七十四岁，正当他泰始四年被排那件事之後十年，重入政府就吏部尚书之後的第五年，已从右仆射迁任左仆射，到了一个接近政治高峰地位的时候。而且涛迁左仆射在这年三月，羊祜还没有报病人京（祜入京在夏季），平吴正在准备，祜建立了大功自南方回来在当时还正是一个大希望。涛这时在吏部的声势，加上左仆射的声势，从抱着这样的大希望的一个政治的方面看来也应当是格外重要的。所以贾充这一年（六十二岁，太尉，录尚书事）对吏部的进攻，对涛的压迫，也就是一个重大的谋略，是一次袭击，也是一次政治威力的表示。涛本传所写的“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实在就是涛对这袭击与威力表示的坚决抵抗里的一个节目。本传叙涛这个举动虽然错排了时间，更完全没有写出涛发丧离职的背景，但用力写了涛的求去，录了一个左丞白褒（注七一）的弹奏及武帝反复慰勉的诏书，正足配合本传外的史料说明这一场重要的战斗的整个经过。
涛自己在魏时曾得吏部郎的任命，又曾提议以嵇康“自代”，可称为禅代前的政治争衡中一个有重大意味的事件。涛在主管晋朝的吏部任里为一次举吏部郎的人选的“启事”曾论这个位置的紧要，说是“与辟事日夜相接，非但当正己而已，乃当能正人”（《书钞》六十引）。这次他举的人是杜默、崔凉、陈淮。又一件“启事”则举的是崔谅、史曜、陈准（《淳化阁》帖三），这个史曜得了任命。咸宁四年涛与贾充为吏部郎人选的冲突便起于曜出缺这个机会。贾充荐举一个陆亮，是根据一个进攻的谋略；涛也提出了人选，阮咸，则正好表明涛的与充正相反对的立场，一个名士阵线的立场。
《晋书•阮咸传》只说涛举咸掌选，武帝认为咸“酖酒虚浮”，不用，没有写出荐举的时间和情势。干宝《晋纪》的残文（《书钞》六十引）也只说涛举咸为吏部郎，“三上帝弗能用”。《世说•赏誉篇》注引山涛《启事》注明“诏用陆亮”，便点出涛举咸是与充举亮同时的事。举咸的启事说吏部郎人选的条件和咸的优点：吏部郎主选举，宜得能整风俗理人伦者。史曜出处缺，散骑常侍阮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
像叔父籍—样为当世礼法者所讥的阮咸，照武帝说来是“酖酒虚浮”的阮咸，在涛看来却是“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的典型，是“妙绝于时”的“整风俗理人伦”的人选，也就是不但“正己”还要“正人”的人选。这就显出了两个绝然相背的论人观点。老年的山涛在这个时机表明了完全没有改变他三十幾年前与嵇康、阮籍结交时的怀抱。他自己虽然是从来守礼，他所爱重的却还是自然放达的倾向。他从没有被那些世家大族的礼法者动摇过。他举阮咸的启事又比什么理论的分析更足以解释爱好自然放达之士的思想里的积极因素。他们所尊崇的是真正能够克制自己而不受外物引诱的人格，他们的目标正是人伦与风俗的整理。
《书钞》六十引王隐《晋书》说到陆亮是“诏旨所用”，涛“争之不得”。《世说•政事篇》注引晋诸公赞点明了贾充举陆亮是在涛初迁任左仆射的时候（那就是咸宁四年），详细写出了充这一荐举是出于对涛在吏部的权力进攻的谋略，也写出了涛的反应：亮性高明而率至，为贾充所亲。待山涛为左仆射领选，涛行业既与充异，自以为世祖所敬，选用之事与充咨论，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说充，宜授心腹人为吏部尚书[郎]（注七二），参同选举，若意不齐，事不得谐，可不召公与选，而实得效所怀。充以为然，乃启亮公忠无私。涛以亮将与己异，又恐其协情不允，累启亮可为左丞（注七三），非选官才。世祖不许，涛乃辞疾还家。
这一节记事就是涛本传听写的涛“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的故事的真正面貌。本传虽把固辞，被弹奏，得慰免，“辄还外舍”以至最後“乃起视事”这一串节目写在涛“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之下，但只说涛“久不摄职，为左丞白褒（注七四）所奏”，这并不涉及涛是否接受仆射的新任命。左丞也当然不能为涛不接受一个新任命而弹奏。诏书只说“涛以病自闻，但不听之耳，使涛坐执铨衡则可，何必上下”；又一个诏书则说“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便当摄职，令断章表”；在涛“还外舍”以後的诏书则说“山仆射近日暂出，遂以微苦未还”，“若体力故未平庸者，便以与联舆还寺舍”。这三次诏书也都只安慰涛的告病，只是说一个在仆射职的老臣不视事也无妨，说他应当视事以断绝言官不该有的议论，最後才要以尊重的方式要他回到官舍，而全不是说到他辞谢一个任命，要他接受这个任命。因此不论这一串节目，发生在什么年份，若直接写在一个迁仆射的任命之下，含糊造成一个山涛“固辞”这仆射的任命的故事，便是一个明白的错误。但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便不仅是没有把故事的时间叙清楚，而是完全没有写出故事的背景。如本传所写的这样一串山涛固辞，被弹奏、得慰勉，离开官舍以至重视事的故事一定有重大情势作背景；这就应该是像贾充蓄谋对涛的权力进行压迫这样的情势。
涛与贾充谁先一步提出补吏部郎的人选虽然无从考定，但他们两方面的荐举有同等的积极性而又在同一段时间里尽力进行应该容易判断。晋诸公赞已写出充的荐举陆亮是因为他早已感到对选用的事“每不得其所欲”，才有人劝他把一个“心腹人”放到吏部里可以抵制尚书的位置上，在要抵制山涛时代替他自己出面干涉。充的荐举应当是在吏部郎出缺後很快就提出。涛则以领吏部的地位在吏部郎出缺时自然有提出补缺人选的职责和权利，这也不会担搁多久才作。他提出阮咸这样的人物更是一步真正的进取。这时是咸宁四年，已是涛主管吏部的第五年，从晋诸公赞所记贾充方面的感受也够看出涛已在选举事务上表现了不可轻视的力量。涛自己又从尚书右仆射进到了更有权势的左仆射，已是一个总持行政的地位。而羊祜的成就大功还正是一个大希望。如果这时再得一个色彩显着而在名士中有声望的阮咸补吏部郎，那就不只是涛在选举部门得到更强的控制，而且意味着一个阵线在整个政治局势中得到一步重要的伸展，足以使一个广大的方面受很大的鼓励。十七年前（景元二年，261），涛自己（五十七岁）在一个痛苦的局势中就一个吏部郎的职位，不出二年多便离去。阮咸若在这时补吏部郎，他自然会有大不同于涛在魏末勉强就这个职位时的境遇；他将抱着振奋的心情望着个人与一个阵线的前途。但这样圆满的结果是那个敌对的方面不能容许出现的。贾充既蓄意打击山涛在选举上的权力，自然更不能容忍涛以阮咸补吏部郎这样的企图。这便要引到一场决斗式的冲突。涛荐阮咸做到“三上帝弗能用”才止。充荐的陆亮则被涛幾次奏说“可为左丞，非选官才”。这就是七十四岁的尚书左仆射与六十二岁的太尉录尚书事的一场决斗。决斗的结果不只将决定一个吏部郎的任命，而且将显出两方政治大力量的强弱，甚至预示终极的胜负。诏旨用的陆亮虽然在吏部不多时就坐事免官（注七五），但他当时的得到任命已是贾充对涛在吏部的权力和涛所属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攻击获得了预期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使山涛不能不作出强烈的抗议，不能不坚决辞职——辞尚书左仆射和领吏部的职。这才是涛本传的一段大概错排了时间的“章表数十上”以至托词“辄还外舍”的故事的真正背景。武帝不能不拒绝阮咸而用陆亮，但也不能不竭力安抚山涛，不听左丞的弹奏，说“不得有所问”，指责这弹奏“甚妄”，说只是为了“不喜凶赫”才不加追究，最後只承认涛“以微苦暂出”，还用舆车把他请回。这就显示两个对抗的势力的相持使皇帝不能不竭力维持平衡。
(注一)：山涛生年，据晋书四三本传载卒太康四年(283)，七十九岁，推定。阮籍生年是汉建安十五年(210)，据晋书四九本传载卒魏景元四年(263)，五十四岁，推定。嵇康生年是魏黄初四年(223)，据考定卒景元三年(262)，四十岁(据晋书四九本传)，推定，参看页92注一一。
(注二)：陈寅恪先生以为『竹林』非实有之地，大概先有『七贤』之标榜，东晋初入承西晋末僧徒比附佛书之『格义』风气，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东晋中叶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着之于书，而河北民间亦以其说附会地方名胜。看陈着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民国三十四年(1945)，成都，哈佛燕京学社印，页三至四。
(注三)：王戎生年，据晋书四三本传载卒永兴二年(305)，七十七岁，推定。
(注四)：涛任司州部河南从事，据晋书四三本传及太平御览二六五引王隐晋书。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虞预晋书作为『河内从事』，误。汉、魏州部郡从事用本州岛岛岛岛岛人，不用听部郡人；涛是河内人，故不能作部河内从事。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本(民国三十九年，1950)，严耕望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页二三九至二四一。涛为部河南从事，受政局影响迅急离去，正因是在京畿要任，非在河内。
(注五)：看魏志一武帝纪建安八年(注引魏书)、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注引魏书)关于用人诸令。
(注六)：据魏志九曹爽传注引魏略邓国、丁谧、毕轨、李胜、桓范、何晏传略，惟飏称『邓禹后』；范『世为冠族』，但两人近世无显要可考。何晏祖父进只是因妹选入掖庭为贵人而得官，见后汉书六九进本传。晏母为曹操所纳，晏本人并被收养。
(注七)：魏志九曹真传附何晏传注引魏氏春秋，『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
(注八)：看晋书四九阮籍传附咸传，世说仁诞篇，御览三一引竹林七贤论。
(注九)：晋书山涛传末载明涛转大将军从事中郎的年份。但晋书二文帝纪载，景元四年(263)三月，大将军府增谥从事中郎二人；咸熙元年(264)正月，命从事中郎山涛行军司马镇邺。涛就吏部郎在景元二年，转大将军从事中郎当在增谥之年，即四年。
(注一〇)：自正始十年(249)何晏以吏部尚书被诛后，魏朝仅余的十几年间主管吏郎者可能有和适(魏志二三和治传)、崔赞(晋书四五崔洪传)、卢钦(晋书四四本传)三人。但前两人任职年份全不可考；卢钦则在咸熙中(264-5，据魏志二二卢毓传)，应已是山涛离吏部后，洪饴孙三国职官志列钦在嘉平元年(即正始十年)，误。参看钦本傅。至于山涛继何人为吏部郎，也不可考。魏志二八钟会传附王弼传注引何邵作弼传，弼未弱冠见吏部郎裴徽。弼死在正始十年，二十四岁，可见徽在正始期中任吏部郎，或者在职甚久。艺文类聚四八引王隐晋书载王戎『二十四为吏部郎』，依戎年岁计算，当是甘露二年(257)。但不确。世说新语识鉴篇载，『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涛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晋书三五裴秀传附楷传及文选五八王俭(仲宝)褚渊碑文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均同世说。但赏誉篇注说，『按诸书皆云钟会荐裴楷、王戎于晋文王，文王辟以为掾，不闻为吏部郎。』裴楷为王戎同辈，较戎尚少，据晋书本传死当惠帝元康(291-9)中，五十五岁(本传)，在甘露二年不能长于二十一岁。刘孝标世说注谓不闻二人为吏部郎，可信。
(注一一)：绝交书：『女年十三，男年八岁。』康子绍，晋书八九本传载『十岁而孤』。魏志二—王粲传附康传载康『景元中坐事诛』，同书二八钟会传载诛康是会谋，在会作司隶校尉时。魏志四陈留王纪载景元元年十二月以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钟会传载景元三年冬会由司隶校尉转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故钟会任司隶只是景元二、三两年，因而嵇康以会谋被诛当不迟过景元三年(262)。通鉴即叙康诛在三年。此年嵇绍十岁，故康作绝交书当绍八岁，即景元元年(260)。本文作者将发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年代和背景，详论古今中外人关于绝交书年代的记载及考订。
(注一二)：上页注一〇举王隐晋书载王戎二十四岁为吏部郎，及世说识鉴篇等载吏部郎阙，钟会荐裴、王，遂用王，虽皆不确，但可使人推测戎二十四岁时，即甘露三年，吏部郎阙，会所荐人未得用，后即有用涛之拟议，本篇设想用涛之拟议不迟过甘露三年，正合。甘露三年或更早为补吏部郎大有筹虑，似可无疑。
(注一三)：魏志二一王粲传附康传注引魏氏春秋：『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此与绝交书所说『从河东还』当相接。
(注一四)：同上举康传注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康『从河东还』当是还至山阳。
(注一五)：绝交书：『前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
(注一六)：绝交书：『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此不惟不是说涛『议以吾自代』，亦不是说涛有荐举表示，而是预虑涛有牵引之意。此即只是一假借的题目。
(注一七)：看注十一。
(注一八)：魏志二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魏氏春秋，文选十六向子期思旧赋李善注引干宝晋书，世说雅量篇注引晋阳秋，均叙康友吕安被兄诬不孝下狱，康为保安受逋。
(注一九)：世说新语雅量篇引王隐晋书：『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杰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遣散。』北堂书钞六七引晋文王教：『嵇康学生三千人上书，请康为博士。』
(注二〇)： 羊祜生年，据晋书三四本传载卒年五十八岁，武帝纪载是咸宁四年(278)，推定。
(注二一)：祜本传载是尚书右仆射，误。武帝纪载泰始四年二月祜为左仆射，司马由为右仆射；晋书三八琅玡毛由传载由为右仆射。
(注二二)：依魏正始期常用常用尺合24．26公分计算，羊祜身高为l77公分强，嵇康为189公分强。罗振玉藏魏正始弩机尺两寸，每寸2．426公分，可据以推知当时常用尺。看罗福颐着传世历代古尺图录，民国四十六年(1957)文物供应社版，二一。
(注二三)：看晋书三九王沈传，魏志四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
(注二四)：晋书三五裴秀传附楷传载楷对武帝问与任恺、庾纯进言出充同时，即泰始七年。楷传叙对问事在楷由屯骑、右军转侍中后，不会。楷转侍中由山涛荐，尚迟，看页92注十二。
(注二五)：晋书五十庾纯传载群臣议纯犯充事者称充『司空公』；议者中有太尉荀顗，据武帝纪是泰始十年(274)四月卒。故纯事当在八年七月充为司空不出年余。又纯传识者中有何曾，传文称太博，据武帝纪会为太傅是咸宁四年(278)二月，但纯事仍当以卒时为限。
(注二六)：当时琇是中护军，济是侍中。看晋书五十庾纯传。
(注二七)：书钞六七引臧荣绪晋书载咸宁三年(277)诏以纯为祭酒。
(注二八)：晋书五十秦秀传载，秀识何曾『骄奢过度』，议贾充『舍宗族弗授，以异姓为后，悖情逆礼』
(注二九)：晋书祜传、经典释文、隋书三四经籍志三、旧唐书四七经籍志下，均载羊祜注老子。
(注三〇)：晋书四五郭奕传载奕早年为野王令时有奕送祜出界事，在魏时。世说赏誉篇载，『羊公还洛』，至野王界，遣人邀郭，后有郭送祜出境事。所谓还洛当是祜从泰山至洛，故野王为所经。此当是祜早期事。
(注三一)：书钞**引晋起居注：『太始元年，置中军将军，总宿卫，羊祜为之也。』
(注三二)：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列羊祜为魏中领军最末一人。王树椒西晋禁兵考(民国三十一年,1942，六月，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第二期)，何兹全魏晋的中军(民国三十七年，1948，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均认祜任魏中领军。
(注三三): 晋书武帝纪载,咸熙二年十一月，晋国『初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军』。钱仪吉补晋兵志谓『四字疑当作中』，可采。因『四护军』无可考，入晋后无四护军，亦似无设四护军之理。
(注三四)：晋书四十贾充传载，禅代告成，充由卫将军拜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同书三九王沈传载，武帝受禅后以沈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城外诸军事。可知禅代后充不复统城外军。
(注三五)：晋书二四职官志序：『及文王纂业，初启晋台，始置二卫，有前驱养由之弩；及设三部，有熊渠佽飞之众。是以武帝龙飞，乘兹奋翼，犹武王以周之十乱而理殷民者也。』
(注三六)：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四年二月庚子，罢中军将军，置北军中侯，甲寅，以中军将军羊祜为尚书仆射。
(注三七)：看魏志十九陈思王植传；二十武文世王公传总评。
(注三八)：晋书一武帝纪载，魏嘉平三年(250)，司马懿在削除王凌后杀楚王彪，并『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天子。』
(注三九)：晋书文帝纪载，昭西征时遣护军贾充持节督诸军，据汉中，则是洛阳城外诸军的统帅已出征。但京中兵力当仍有可靠的控制。
(注四〇)：晋武帝受禅后以王沈为骠骑，统城外诸军事，见103页注三四。沈卒于泰始二年五月，见武帝纪。令贾充与太傅郑冲等十四人定法律，内有护军王业，见晋书三十刑法志，又见充传。
(注四一)：祜本传载祜因病自荆州入朝，至洛阳值景献皇后(祜姊)殡。依武帝纪此是咸宁四年(278)七月事，据泰始五年(269)二月祜受命出镇荆州已是九年四个月。
(注四二)：武帝纪载，泰始八年七月以车骑将军贾充为司空，九月，诏车骑将军羊祜率众救吴降将步阐，十二月荆州刺史杨肇为陆抗所擒。祜以此贬军职，见本传。
(注四三)：书钞五九引山涛启事举祜补李胤尚书令缺。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四年九月，以尚书令李胤为司徒；十一月，祜卒。
(注四四)：祜于泰始八年代充为车骑、开府，见106页注四二。祜有让开府表(文选三七；本传)，内有『使臣得速还屯』语，可见泰始八年祜曾还京，当接充督秦、凉事撤消后，故有武帝告充及充谢祜之事。
(注四五)：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四八羊祜亦党贾充条：『羊祜亦密启留充，一时名德而党恶乃尔。急功名之士，非道德中人，貌为力雅，岂真君子?』
(注四六)：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二一山涛传条：『祜传云，王佑、贾充、裴秀前朝名望，祜每让不处其右。此传所言，似秀之危出于祜意，且以权臣目祜，与彼传殊相矛盾矣。羊公盛德，何至有此?』盖误解而疑。
(注四七)：裴秀卒于泰始七年(271)，四十八岁，则泰始四年才四十五岁。故秀比涛位秩虽高，年辈则晚。
(注四八)：祜姊为司马师妻(景献皇后)，无子，齐王攸为师嗣。看晋书三一景献羊皇后传，三八齐王攸传。
(注四九)：晋书五十马隆传载隆以司马督受命募勇士。
(注五〇)：资治通鉴似即如此推测，然有过当而致失实之处。其卷八十晋纪二，武帝咸宁十月，祜上疏请伐吴，『议者多有不同，贾充、荀勖、冯紞尤以伐吴为不可』。此『议者多有不同』句当是据祜本传『议者多不同』增字而来；贾等三人『尤以伐吴为不可』句当是据晋书贾、荀、冯及王浚诸传所载祜死以后浚表请伐吴而遭贾等反对及贾充传所载平吴战事发动后充等犹请罢兵等节意度补入，非可信为有今不得见之旧史为据。参看后文。据祜死后事断贾、荀、冯三人当祜在时即反对祜之伐吴建议固当不误，然通鉴径书有此事则似已消除旧史不迳写出此事及此时当时原不公开之实情，遂令读史者不察此事之隐秘性质及此隐秘之重要政冶意义。『贾……尤以伐吴为不可』句则分明说当时反对之人甚众，贾等三人不过其中尤可注意者，此即误认祜传『议者多不同』句实写多数人之反对，而不知其为隐指贾等少数人之活动，亦令读史者不易知贾等为惟—反动势力。
(注五一)：晋书所本最早之晋史为王隐所著。隐父铨少有著述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受父遗业，东渡后终成晋史。铨所述作当有本于晋中朝史官。看晋书八二王隐传。
(注五二)：通鉴晋纪武帝咸宁五年引杜预此表。胡三省注云，『是年闰七月』。
(注五三)：看晋书四二王浚传。
(注五四)：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八年六月益州刺史皇甫晏为牙门张弘所杀，弘旋被诛。王浚传载浚受命继晏为益州刺史，诛弘。
(注五五)：浚传载『浚为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军事，语在羊祜传』。祜传载祜除征南大将军，『会益州刺史王浚征为大司农，祜知其可任… … 表留浚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祜为征南在咸宁二年十月。
(注五六)：看晋书四十五何攀传。华阳国志八载攀至洛在咸宁三年冬十月。
(注五七)：文选四十九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干宝晋纪载王浚、杜预先后上疏，语同晋书王浚传，惟载明咸宁五年。预连上两表为闰七月后，见页114注五二。浚表在前，约为夏季。
(注五八)：充本传载，充有女为齐王妃，又以荀勖计以女为皇储妃。
(注五九)：晋书三九荀勖传所载略同，并有『于是天下贵峤而贱勖』语。惟和峤传云荀顗、荀勖及峤同往，还则顗、勖并称太子『明识』云云，多出荀顗，误。顗早卒于泰始十年，见武帝纪，峤等往观则太康间事。魏志荀彧传注引干宝、晋纪载荀顗、和峤同观祭太子，裴松之已发其误。
(注六〇)：晋书三七高阳王珪传载珪于泰始六年由北中郎将任入朝，涛应于是年继珪任。涛自冀州刺史转北中郎将，镇邺，见本传。
(注六一)：艺文类聚四八引竹林七贤传载泰始七年以涛为侍中。
(注六二)：书钞六十引晋起居注载泰始八年诏以涛为吏部尚书。
(注六三)：涛本传载咸宁初涛转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书钞六石引王隐晋书，『山涛转少博，年已七十，表疾求退，不听』；又，『山涛年七十，表疾求退，武帝手诏不听，迁尚书右仆射』。咸宁元年涛七十一岁，故本传所云『咸宁初』应即是元年。
(注**)：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三月甲申，尚书左仆射卢钦卒，以尚书右仆射山涛为尚书左仆射』。涛本传载，又载『太康初迁右仆射』，显误。
(注六五)：晋书武帝纪载，太康四年正月戊午，司徒山涛卒；三月癸丑，大司马齐王攸薨。自正月戊午至三月癸丑，计五十七日。
(注六六)：晋书四五武陔传，『泰始初拜尚书，掌吏部，迁左仆射，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陔以宿齿旧臣，名位隆重，自以无佐命之功，又在魏已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怀逊让，终始全洁』。陔在魏官至司隶校尉，转太仆卿。晋书四四李胤传，『泰始初拜尚书……迁吏部，尚书仆射，寻转太子少傅……领司隶校尉……[咸宁初]转拜侍中，加特进，俄迁尚书令……虽历职内外。而家至贫俭』。
(注六七)：晋书四五任恺传，『或为充谋曰，恺总门下枢要，得与上亲接，宜启令典选，便得渐疏……充因称恺才能宜在官人之职，……即日以恺为吏部尚书』。
(注六八)：看页99注二七。
(注六九)：据书钞六十引王隐晋书。
(注七〇)：世说政事篇，『或云潘尼作之』；注引王隐晋书谓潘岳作，词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秋，，和峤刺促不得休』。
(注七一)：(编者案，原阙)
(注七二)：原作『吏部尚书』，补郎字。
(注七三)：原作『左丞相』，删相字。书钞六十引徐广晋纪载涛『启[陆亮]可为左丞』。
(注七四)：(编者案，原阙)
(注七五)：书钞六十引徐广晋纪载亮为吏部郎，『后果以私被黜』；世说政事篇载亮『寻为贿败』，注引晋诸公赞谓亮『在职众不能允，坐事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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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徐高阮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但在大陆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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