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看摩罗的转向 （转）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看摩罗的转向楚望台
今天摩罗先生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发布他的新作《中国站起来》。据说钱理群先生在这个会上临阵脱逃了。而梁文道在书托上题了一句“刚刚展卷拜读摩罗先生大作《中国站起来》，真是文气浩瀚，佩服。”我不知这是夸他还是骂他。
有位姓韩的朋友，他的笔名就叫做崇拜摩罗。读了摩罗先生的新书之后，他愤然写了一篇书评《精神界战士摩罗神经错乱了吗》。开篇就写：
“摩罗正在起变化，《耻辱者手记》中那个对自己底层奴隶体验发出泣血悲鸣，并为自由呼号的精神界战士已经彻底消失了。我很难理解，一个曾经站在个体本位价值上，去追问社会正义的人，如何能转变成一个陶醉在国家、民族这样虚华的意识形态符号中，并为发现了所谓的殖民主义而顿足捶胸，还以此介入什么崛起论的思潮之中。”
“陶醉在意识形态符号”里面的作家并不鲜见，比如《中国不高兴》的作者诸君们。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海绵体，一充血就要兴奋起来。因为缺乏足够的神经元，他们无法将现象和逻辑联系在一起。偏偏这样的书，出一本就畅销一本。我以为这类作者和读者的存在，恰恰证明了中国崛起的难度。
我不讳言我对摩罗的私人尊敬。摩罗文字的感染力和穿透力曾一度影响过我，如果他日见面，我仍愿意称他一声老师，即使他今天成了我鄙弃的作者之一。写下这篇文章，是为回应这位韩姓朋友的诧异。摩罗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至少在十年前就开始了。
我们检视一下摩罗写下的三个文本吧。如果说这样的解剖使人难堪，那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堪。
……我总觉得，我们再不忏悔就来不及了。即使我们今天就开始忏悔，我们也许还是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罪恶积累太多。……这些残酷的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卑鄙和下流，是人类历史上所曾出现过的最严重的卑鄙和下流。所有这些罪孽，早就像黄河的淤泥一样古老而又深厚。这是怎样不可思议的弥天大罪啊。有时候我禁不住这样担心，我担心上帝的宽容本身也是有限的。对于那些过于伤天害理的罪孽，也许他也是不会原谅的，他是一定要将那些严厉的惩罚加给这些过于下流的作孽者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真的是在劫难逃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所有那些罪孽中都有我们的耻辱与下流。
——摩罗，《致郭铁成先生忏悔书》，1998
……存在的虚无感和精神的虚妄感紧紧地缠着我，内心的那份失落和凄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我面对稿纸时，我基本是按照八十年代的思想和体验向前延伸，也就还围绕着“耻辱”、“非人”等等词语说话，背后好像还有诸如“真的人”、“自由人”之类的信念作支撑。可当我面对内心那颗孤独的灵魂时，我对“人”、“生命”、“真理”、“正义”、“价值”等等东西全都产生了根本的怀疑。……前几年，当我意识到自身文化资源的缺乏时，还老是强调要仰赖人的本性与本心，仰赖人的内在与良知。可是现在，我不得不承认，人本身是不存在的。……我很有点佩服创造了上帝的那个动物群体，也很有点佩服创造了释迦牟尼的那个动物群体。他们那么早就知道靠自己这种动物自身的力量是解救不了自己的，他们那么早就体验了面对自身的无奈与无望。于是他们就为自己创造出一个高于自身的存在，用以引领自己们摆脱虚无和虚妄。而生活在欧亚大陆东部的这群动物，却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挣扎得更苦更累。我既没有上帝可以仰赖，也没有“人”可以仰赖。
——摩罗，《写作的限度》，1999
……本书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尽早摆脱殖民时代所加给我们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挺起精神脊梁，以饱满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伟大气魄，将今天崛起的趋势变为明天崛起的现实。……今天的中国人，如果不适时地从“国民劣根性”的自卑体验中走出来，就无法建立民族自信，就无法完成底层与精英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就只能永远卑躬屈膝地拜倒在昔日歹徒面前。“国民劣根性”的自卑体验，其实就是被打败之后精神崩溃的体验。……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
——摩罗，《中国站起来》，2009
在三段文本的背后，分明站着三个摩罗。一个是充满罪感的耻辱者摩罗，一个是充满无力感的彷徨者摩罗，一个是将国家奉作了偶像的得道者摩罗。十年后的摩罗，旗帜鲜明的宣判了前两者的死刑。中国站起来，摩罗开始跪拜。
相比习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摩罗至少是真诚的。他没有回避自己内心的孤独和虚无感。摩罗曾重新定义了“无赖”这个词并用在自己身上：无赖就是精神的无可仰赖。一个相信天地不仁，又看破人心惟危的知识分子，他的后路只有两种——或者成为一个嬉笑怒骂，嘲讽一切、解构一切的犬儒主义者；或者成为一个奉国家为偶像，将个体生命意义寄寓到民族命运洪流中去的国家主义者。摩罗和很多人一样，成为了后一种人。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我本以为他会变成一个新儒家的。
我想国家崇拜的心理原因，无外乎人生苦短四个字。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民族国家中去，可以使那有限的生命在历史和修辞中拉的长些。我充满恶意的假设，如果摩罗先生垂暮之年，他崇拜的偶像哗啦倒掉了，摩罗先生又将情何以堪，会不会发出故国应笑我的感慨来。
启蒙者说：上帝死了。现世的生存体验又告诉我们：人不可信。摩罗作了选择，许多批判他的人还没有选。从继承五四到批判五四，其实从来都没有走出五四。我说的不只是摩罗，而是从五四到**直到今天的几代知识分子们。从左派到右派，从折子派到造反派，大体如此。
摩罗二字，本是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里取出来的。十年前的摩罗，是“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十年后的摩罗，是“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於天下”。从过往的“唯一的资本就是我的底层人出身”到今天的“用庸众为牺牲”，他成了朋友圈里的背叛者，像孔庆东一样成了钱理群门下的不肖门生。可是认真想一想，他又何曾背叛过鲁迅，背叛过尼采，背叛过五四一代？
据萧瀚君说，摩罗的转变是因为读多了人类学的东西。这同样不奇怪。人不相信超验启示时，必然要向过往的经验寻求正当性。而摩罗没有弄清楚的是，人类学不是一种确定性的知识，它几乎可为现在流行的任何行为观念作注脚。你想找到什么，就能从人类学里找出什么。比如摩罗先生就从弗雷泽的非洲部落里，翻出一种“三百万年前的民主”。其实摩罗先生何必舍近求远呢，在中国人的历史想象里，不早就有一个“郁郁乎文哉”的三代么？
世界观是价值选择的根基。启蒙运动引进了一个断裂的世界观，并引申出自相矛盾的价值观。只是发生在我们内心这些矛盾和冲突，在公共讨论中被有意无意的回避了。我们自以为吐尽了共产主义狼奶，其实不过是历史进化论的余毒未消。
读到摩罗先生激情迸射，战天斗地的“站起来”，我想起来的是《摩罗诗力说》里的这一句，然后打一个冷战。
“嗟夫，吾以明神之力，已得大悟。为邦人之自由与人道之善故，牺牲孰大於是？热力无量，涌吾灵台，吾起矣！”
从“吾起矣”到“站起来”，经过了一个世纪。日光之下，实在并无新事。摩罗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慢慢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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