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背后的重庆逻辑
中国的加工贸易经过20年“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已经发展到每年1.1万亿美元的体量，这1.1万亿美元几乎全部分布在沿海，内陆地区基本没有。最近三五年，许多经济专家呼吁加工贸易向内陆梯度转移，“否则他们都跑到东南亚去了。”金融危机前后，劳动力紧张、成本提高，加上油电煤运各种资源配置上出现的瓶颈，沿海加工贸易的确有梯度转移的要求。但是如果模式不变，还是“两头在外”，那么这种担心真可能变成现实——因为东南亚就是沿海的概念。
重庆找到了突破口
为此，我们进行了专项研究，2008年，重庆找到了突破口——就是变“两头在外”为“一头在外”。把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业，80%放到重庆，形成一个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加工基地，这样，本地的零部件供应本地的整机，最大限度地降低物流成本，所制造的产品同样销到全世界。
物流是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最大的障碍之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进项物流，零部件和整机之间的供应链；第二，生产出来的产品要销到全世界，有个出项物流；第三，加工贸易需要依托保税区，是保税加工，所以有个保税物流。
内陆地区要真正把加工贸易发展起来，要解决这三个物流问题。否则，具体到重庆，离沿海2000公里的距离足以抵消劳动力、油电煤运、土地等一切优势。
整机加零部件的垂直整合一体化解决了进项物流问题。
出项物流要根据不同运输方式区别分析。
飞机。货品空运到美国、欧洲，内地和沿海成本相差无几。所以，一个产品如果以航空运输，就出项物流成本而言，上海和重庆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轮船。从重庆运到上海再转运欧美列国，要多2000公里出项物流成本；但是，如果从深圳出海到欧洲，情形就不一样了，在铁道部支持下，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集装箱“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开通了，运时缩短一半，运抵欧洲比从“长三角”出发还快两天，且运费相当。
火车。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欧洲的客户。从内陆运到欧洲，其实比沿海用火车运到满洲里到西伯利亚，1万公里横穿俄罗斯再到欧洲，路程要近、费用要低。现在从广东、上海如果用火车通过满洲里到欧洲大致是20天，但是从重庆出发的火车到鹿特丹或者到德国的杜伊斯堡等重要的物流中心区，只要12天。
所以，东南沿海到欧洲的物流方向，可以是从重庆-新疆，然后通过阿拉山口，出境后到欧洲。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知道通过西伯利亚的北线欧亚大陆桥，而不大知道南线——也就是重庆-新疆-欧洲？原因很简单，就是南线欧亚大陆桥4000多公里在中国、4000多公里在哈萨克斯坦、还有1000公里在俄罗斯——俄罗斯不乐意。这个账其实很容易算的，1万公里和1000公里的“过路费”相差太悬殊了。
我们最近协调了这件事，在铁道部和海关总署支持下，中铁集装箱公司和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铁路公司联营，共享南线货运带来的利益，并帮助协调返程运货。目前三国海关已签署了货物互通便利协议。
现在从重庆到欧洲只要12天，这样出项物流也打通了。
没有海关监管的改革突破，就没有重庆加工贸易大发展
说到保税物流。保税物流有一个基本理论，保税区境内关外，任何物资从国外到保税区，一次报关；任何物资从保税区出关到边境之外，也是一次报关。假使离沿海2000公里的内陆设了保税区，比方说重庆，现在有东西要从海外到重庆保税区，沿海还查不查？不查，2000公里，好像有点不放心；如果查，保税区还得再查一道，二次检查，既麻烦又耽误时间，谁还肯来？同样，从重庆保税区出去，也面临“两次通关”的问题。所以，在过去20年，内陆地区从来没批保税区，而没有保税区就没加工贸易。内陆要搞加工贸易就要有保税区。
这件事我们又进行了研究。现代物联网干吗的？GPS全球卫星定位干吗的？借助这两件新生事物，中国海关创新了内陆保税区监管模式，实现了“一次报关、一次申请、一次验放”。内陆保税港区和沿海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很多人没有想清楚里面的机理，以为就是模仿沿海。不是模仿，这是中国海关管理水平的重大提升、重大改革！改革原来的管理方法，达到了世界一流的境界，使得重庆真正成了内陆开放高地。没有海关监管的改革突破，就没有重庆加工贸易大发展。
重庆为什么不能搞加工贸易基地？说服惠普，形成品牌商、代工厂、零部件配套厂“1＋3＋100”的产业集群
保税物流问题解决了，出项物流问题解决了，进项物流通过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办法解决了，内陆可以搞加工贸易了。比方说，笔记本电脑可以空运，而且50%的销量在欧洲。如果在重庆进行生产，一半的产品通过飞机运到其他地方，一半用火车运到欧洲。
出项物流的问题解决了，保税物流的问题解决了，零部件70%-80%又本地化了。这个时候，重庆为什么不能搞加工贸易基地，为什么不能搞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
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我们在2008年下半年跟世界笔记本电脑“老大”美国惠普讨论。当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全世界电子产品产销大多萎缩，但是笔记本电脑的市场销售在逆势增长，有预测，4年左右将翻一番。这个预测从现在看正在成为一个现实：2008年全球笔记本电脑销售1.6亿台，到2009年达到了2亿台，今年会到2.5亿台，照此趋势，到明后年翻一番是没有悬念的——我们就讨论新增的1.6亿台，你惠普总要争夺这个市场，你在既有的市场格局中占25%，有4000万台；在新增的1.6亿台里，你是不是也要有4000万台？如果要有，放到重庆去——我不能去跟惠普说你把上海、江苏的4000万台搬到重庆来，那是挖兄弟省市的墙角。
他就跟我们讨论物流怎么办？我们说明了模式，他相信。
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大企业的老总通常是战略家，是全球格局分布的一个思考者，他理清了这个思路，就到重庆下单4000万台。他下了单，我当然可以找到富士康、广达、英业达来加工4000万台，然后就会有上百个零部件厂到我们这儿来做零部件——如果我只拿到了500万台，那去求零部件厂都求不来；但现在是4000万台，一个零部件可以年产4000万个，绝大多数配套零部件厂商就会跟着过来。所以，一年时间就有100多个零部件厂商到重庆落户，形成了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制造商“1＋3＋100”的垂直整合一体化的体系。我们当初有个用3年时间实现零部件80%本地化的工作目标，现在仅一年时间，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的60%，提前一年实现80%本地化应该是可能的。
这个进展远远快于当初我们的预计和对惠普的承诺，也说明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变，把“两头在外”变成“一头在外、一头在内(零部件加工在内)”的模式，是行得通的。
转变带动净创汇，带动就业和投资，甚至把研发也带过来了，这就改变了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
这个转变同时带来净创汇的提高、就业的增加和内需的拉动。
首先是净创汇。沿海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如果有1000亿美元出口，净创汇可能只有200亿———因为大致有800亿美元零部件是“来料加工”的“来料”，挣的只是有限的加工费和物流费用。因为这个格局，近些年，我们在贸易摩擦中吃了不少冤枉亏，人家老说我们顺差多少，我们要很复杂地跟人家辩论说我没有出口那么多——要讨论这些弯弯绕的事情。西方的政客，就咬定出口多少顺差多少。我们这个模式，如果有1000亿美元出口，就可以有700亿到800亿美元是本地制造，显著增加了净创汇——摊开来说，带动了800亿和带动了200亿，哪个更划算？
第二是劳动力。除了总装厂以外，那么多零部件一体化了，零部件厂的几十万工人不就是本土就业吗？本来带动周边国家的小企业、劳动力就业，现在就变成真正带动自己本土的更多的农民工就业。
第三就是投资。总装厂是劳动密集型的“搬运工”，把零部件搬来组装一下，形同贸易商。1000亿美元的总装厂，其实投资50亿美元就够了——主要就是流动资金，一年转10转，转20转。零部件就不同了，比方说48层的印刷线路板，里面线路多复杂！都是高科技。而且资金密集，做1000亿美元零部件，投资至少600亿美元。所以，同样招商引资，招来总装厂投资不多，招来零部件厂资本量巨大。
加工贸易模式一变，净创汇、就业的概念都变了，零部件的“一头在内”又带出了研发，又带出了资本的大量投入，整个的“微笑曲线”就改变了。
我们还在“乘胜追击”，惠普4000万台之外我们还在推进几千万台打印机，几千万台数码相机，几千万台3G手机。或者以后还有其他电子产品，包括几百万台路由器、服务器、通讯设备。我们现在不光是跟惠普，也跟思科，跟宏碁，跟其他世界级的知名品牌商，各种代工企业和零部件企业一起合作。这个过程中，重庆本土的代工厂、零部件厂，甚至到一定阶段本土的品牌商也会出来——组织体系还是分工协作，关键是要把加工贸易的“两头在外、三头在外、四头在外”变成“一头在内、两头在内、三头在内”，然后销售在外。
把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搬到重庆，带来的税收相当于一个年产200万辆的汽车厂的税收
加工贸易还有一个高端，就是结算。加工贸易的销售在海外，销售完了以后有结算，这种结算是网络状的、全球性的结算，是离岸金融。
过去20年，由于外汇管理体制的不足，中国每年上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全部在境外进行。比如过去有个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自然人和法人不能开立离岸金融账户，而加工贸易结算账户一定是离岸金融，你既然不让我开，我就到别的地方嘛。又如，过去的外汇管理，每进一笔外汇要填16张报表，大宗的上千万美元的实物贸易还可以适应，但是这并不适应加工贸易的需要——一天可以几十单、几百单，零零碎碎，而且要求随时接料、随时加工、随时出货。需要填这么多单子。
还有，我们的工农中建交，已经是世界级的大银行了，但是没有离岸金融的业务功能，没有这个业务功能他就不能做这个事，即使给你1000亿美元离岸金融的业务，你都接不下来。
所以，每年1.1万亿美元加工贸易的结算都在海外。
大量财富流失了。
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看到它有不合理的地方。去年和惠普讨论，我们问这4000万台差不多500亿美元以后怎么结算，惠普说在新加坡结算，我说为什么？他说沿海地区，整个中国、整个亚洲都在那里结算，你的当然也在那里结算。我说不行，整个亚洲到这里来，我和你是战略伙伴，我们“结婚”了，你在新加坡只是房客。以现在的通讯条件，你到哪儿结算都一样。
我们讨论了三个月。要知道，一个跨国公司1000亿美元的会计流大迁徙，可以形容这个带动会地动山摇，一般不可能讨论这件事。你和下边的中国总部、亚太总部谈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件事就是和顶级的领导谈顶级的操作，得说服他。
这件事离不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外管局同意重庆今年试点离岸金融业务，开立账户，银行提供服务，同时，可以进行黑箱管理——取代过去结构型的白箱管理，不需要每一笔业务都去填16张报表了。
这件事做成了，去年9月签约、11月开始试运行，今年开始正式运行。
这1000亿美元的结算，会带来100多亿GDP和效益，包括三块，一是要“结税”；二是要“结费”，哪个银行帮你做结算，收收付付，1000亿美元，大约7000亿人民币进出——一年总有几十亿人民币的服务费收入；三是“结薪”，几千名白领会计，都是高收入人群，也会有二三十亿人民币薪酬收入。三部分叠加100多亿人民币。中国1万多亿美元加工贸易在境外结算等于1000多亿人民币的好处外流了。
今年重庆已经可以收几十亿人民币的税——我们一台笔记本没有的时候就开始收税了，这是过去惠普在亚太的1000亿美元结算，今后重庆大体有六七百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算起来结算中心带来税收可以达近百亿人民币，相当于一个年产200万辆的汽车厂的税收。
把加工贸易“微笑曲线”全流程都留在重庆
有些事情在十年前想这么干也干不了，眼下条件成熟了，天时地利人和想到了就开始做，重庆真把结算、零部件拿回来了，相信研发也拿回来了——有的公司已经有了研发基地的规划，这些公司都表示在这里搞研发基地，整个系统的效益就比较好。
国内的外汇管理体制适度调整，国外的合作合资加深推进，去年年底，我们谈成了这些项目，现在可以说，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笔记本电脑的结算在重庆，然后整机加工在重庆，零部件制造也在重庆。
加工贸易有个“微笑曲线”，总装是“微笑曲线”的底部，销售结算是高端，零部件制造和研究开发也是高端——当把零部件集群在你这里布局了以后，实际上就等于把高科技的制造、高密度的资本投资放在了重庆。这样我们就把高端的制造研发和销售结算以及总装一体化的“微笑曲线”全流程都留在了重庆。
户籍改革、公租房和多年来教育上的大投入，给加工贸易企业营造了可以放心的“后院”
加工贸易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劳动密集，有的一个企业几十万员工，都住在工厂宿舍区，企业既管经营，又管生活，弄不好就出问题。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候的事，现在国有企业都把它摒弃了，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摒弃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是开放时代，企业管不好这事，从政府讲，也是优化投资环境的问题。
我们提出企业专注于生产经营，社会的事交给政府，这方面，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大规模公租房建设起到了优化投资环境的作用。职工出了厂门就进入了社区、城区，政府和社会协调管理的区域，有居委会、街道管理委员会。户口可以解决，有公租房帮你安家，员工就有条件结婚生小孩，像其他重庆市民一样生活。
还有教育。教育是受到最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这方面，重庆是全国不多的连续多年保证教育投入占GDP4%的省市之一，经费的保障使重庆在西部率先实现了高质量的“普九”、基本“普十二”，大学毛入学率达到30%，每年输送17万高校毕业生和20万中职毕业生，为加工贸易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在西部领先的教育体系和继续加强的教育投入，也为新老市民、为加工贸易企业员工解除了子女受教育的后顾之忧。
用科学发展观改造传统的加工贸易模式
这就是加工贸易转变发展方式的案例。
这个案例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我们有些理论家对沿海20年加工贸易进行批评，说这是苦行僧的活，中国制造不该是这个样子，不需要你这么干，加工贸易不合理。我认为这个话有失偏颇。加工贸易是现代制造业合理分工的产物，把每一个断面分给最有能力干的企业，然后用现代的组织体系进行联络，形成一体化。这是经济组织方式的一个转变，是合理的，不能因为只做了低端就全盘否定这个模式。要害是，我们不仅要做低端，也要把销售、结算、零部件制造、研究开发，把“微笑曲线”的全流程留在中国、留在大陆、留在西部。重庆至少可以说在笔记本电脑这个问题上，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 黄奇帆：富士康转战重庆
3月1日突然得到郭台铭先生的一个信息，说他的常务副总裁明天要来。开始以为他在重庆的企业发生什么问题了，需要协调解决，没想到竟然是一项意外决定。富士康决定把在沿海的几千万台打印机的生产线工厂搬到重庆来，把4000万台的监视器这个生产线也带过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2000万台电脑的生产线。三项加起产值4000亿。在投资者眼中，重庆优势在哪里？答复是，重庆的农民工供应量充足；有了户口，农民工就非常稳定；第三、重庆的农民工有公租房，企业不用去造宿舍，进了公租房的人就是社会管理，企业也没有了后勤上后顾之忧。 将重庆政府从重庆人民手中征收来的财产输送给富士康,使富士康获得超额利润,郭台铭和溥、黄两位大爷都各得其所，重庆人民则不知所得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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