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如果“该死”的富士康真的死了
正视“泰罗制”对工人的异化在反思中，很多媒体都注意到，将责任都归咎于雇主富士康未免有失偏颇。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从富士康开出的工资、保险、年假、加班制度等硬性指标来看，这确实是一家符合规定的外企。它跟其他普通的代工企业没多少区别。它并没有违法用工，而且，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每日都有数千人排队求职想进富士康。或许，我们应该找找更深层次的原因。
但这绝不意味着富士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第N跳。
从很多媒体的深度调查文章中，中国代工企业的工人的一些生活细节得以呈现在公众面前，残酷的现实提醒我们必须正视“泰罗制”对工人的异化摧残，提醒我们必须以更宏观更长远的眼光来衡量我们的得与失。我们可能会发现，这种把人机器化的“泰罗制”生产方式，对个人、对社会的隐形伤害，并没有被充分估计。或许，我们是用一种透支在支撑眼前的发展？
在富士康这样的中国代工企业里，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做到极致，人的自由意志、情感需求、精神追求，均不在企业考虑视野。在这里，每个动作被精确计算，人和流水线融为一体，以达到劳动力利用的最大化。工人就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智能零件，每天都按规定的指令程序，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
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人完全没有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毛”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不雅却通行的称呼。在这个只有机器和像机器的人的世界，他人，对于自己的意义确实轻如“毛”，没有多少人文上的意义。
这种机械作业、军事管理下的流水线生活，严重伤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伤亡事故增加，工人易于衰老、残废甚至过早死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是对此的最好写照。而在工人劳动能力下降之后，他们很快就被淘汰出工厂，老板会另外招雇年轻力壮的工人。在富士康，员工大多数都是20岁上下。
这种工作生活方式对工人所造成的隐性和长远的伤害，并不容易被年轻力壮的工人所察觉，他们所看到的是眼前的劳动换来的报酬，但这个报酬里面并没有包含为隐性伤害而付的费用。“N连跳”之后，不论是工人还是富士康，还有我们的社会与政府，都应该重新审视这些隐性伤害的成本，并对此作出补偿和防范。
还有，如果城乡二元社会的长期存在，户口、社保、子女就学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新生代工人依然难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依然要面对严重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除了富士康们，中国经济还能靠什么？
沿海地区的代工工厂，是中国财富之源。但很显然，这些工人的生活质量其实远低于30年前的工人。30年前，至少还有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下班后还能和家人在一起。为什么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吃苦耐劳的工人，但这些劳动者却有很多连最基本的正常生活都过不上？我们的进步和增长都体现到哪里去了？
更可悲的是，尽管公众舆论对富士康这样的“血汗工厂”发出了排山倒海的讨伐，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残酷的问题：如果“该死”的“富士康们”真的死了，中国当下的经济还能靠什么？
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到，如果我国的市场足够开放，在整个工商业领域，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只有代工工业和互联网企业两大块。当然，那些高污染企业和特色资源型行业不应被计算在内。
或许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代工行业利润率极低，对财政的贡献并不大。房地产企业和日进斗金的央企巨头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这种看法完全可用天真来形容。虽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移动等三家企业，均名列“全球十大最赚钱企业排名榜”，但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即便是在美国严重受挫的2008年，中石油的净利润率也仅是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1/5。但中石油的员工总数却是后者的16倍。这样的企业有竞争力？
再如工商银行，众所周知，眼下中国的银行尤其是国有垄断性银行，绝大多数利润仍主要来源于传统而原始的“利差”，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利差比国外成熟市场高出14倍，而这一巨大利差的形成，正是央行政策早就规定、安排好的。垄断格局下的政策性、制度性力量，才是其所以能“日进斗金”、享受饕餮般利润盛宴的基本途径和方式。
地产、金融、烟草、通信等这些中国财政收入的大户，与其说他们赢利能力比富士康等代工企业强，不如说是收费能力更强，或许将他们的利润看成是一种税收比较合适，多少都是可以随便调的。
很显然，是千百个富士康，亿万个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用不合理的廉价劳力支撑了其他垄断行业的高额利润。支撑中国经济的，到底是谁？
为什么中国只能依靠血汗
广东东莞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5月14日发布公告，此次普查时间截至2008年末。结果显示，东莞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2.49%。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的出口代工业的利润总是如此之低，为什么富士康只有靠挤压劳动力成本才能赢利？为什么我们的工人终日辛劳却连最基本的正常家庭生活都过不上？怎样才能提高富士康们的利润率？
可能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产业升级啊，做自己品牌啊，这样就能不再蜗居于产业链的最末端，利润就上来了，就不用再做“血汗工厂”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凭什么产业升级？谁不想升级，谁不想做产业链最高端呢？我们必须弄清楚，做产业链高端、做品牌的最核心要求在哪里？
谁都知道有品牌才有高附加值，企业主做梦都想做品牌，日韩用了20年，就诞生了一批享誉国际的品牌，我们用了30年却为什么就是做不起来？
最近两年，由于金融风暴的缘故，很多代工企业转型做内销，但却困难重重。
企业主除了面对繁琐的营业执照办理过程，还要应付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所造成的大量地方性行政事业性收费。另外，公正的法治环境的缺乏也使得企业处处碰壁，销售环节到处是“三角债”或“多角债”造成的恶性循环。稍微做起来一个产品，又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被假冒伪劣打垮……
对转身向内的企业来说，这些都是隐性成本，没办法计算，也没办法预期。许多费用在暗中产生和交易，国外没有这类成本，中国独有。把这些费加起来，最后的产品价格比美国欧洲还要高，这样的产品有何竞争力？而且，高价并没有给企业带来高利润。
说白了，产业升级首先得法治等大环境升级。世界上占据产业链最高端，享受最高利润的国家，无一不是法治最健全的地区。
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于体力和智力两部分。智力部分就是技术，就是管理，其背后实际是这个国家的法律与体制。而如今，我们属于社会组织，属于智力的这部分价值极低，只能是靠体力去拼，这样的劳动，没有技术和管理的附加值，能有高的价值吗？除了做“血汗工厂”，我们又能做什么？ 看来亚平对重庆现在的当家人及其发展战略非常关注呀，把收集到的相关信息都转发上来供燕友们共欣赏，其中也许表达着亚平对重庆的薄黄俩位当家人施政方略的赞赏。其实，从经济史常识的角度来看，我以为薄黄俩爷当下在重庆的所做所为，于重庆的百姓和长远发展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大到什么程度呢？以失败收场吧。 xsc1536是重庆人？
从长远来看，这套制度走向崩溃，几乎是必然的、注定的，重庆实践、或其他地方的各类做法，究竟是加速了、还是延缓了这一（崩溃）进程，才是值得研究的。 我不是重庆人,但小学的语文老师是一位重庆大美女,她居然可以用很好听的重庆话讲课和朗颂诗词,以至忘了她都给我们传授了些什么该文知识,只是班上不小男孩都学会了讲重庆话,于是,在幼小的心灵里对重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上是对有关与重庆关系的交待.
看来我对亚平有些误解.我认为,薄黄在重庆所实施的政策,是违背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因此,其所进行的实践和探索,就只有负面意义,对其进行研究的唯一理由,就是揭露其错误的本质,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毛泽东曾在其矛盾论中有一个理论,即矛盾的转化需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当发生转化的外部条件暂时还不成熟时,所应该做的事情,是促使转化条件的尽快具备.毛的这种观点,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很合理的,但若以民主制度来衡量,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了.民主制度可以在政府犯严重错误之前就加以制止.所以,民主制度才是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不应该继续用砸碎一个旧世界后创建一个新世界的旧式革命来推动中国的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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