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睿：走到尽头的“唯GDP”
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那一天，日本内阁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2010年度日本名义GDP总值为54742亿美元，这一数字较中国同期少4044亿美元。几乎所有的国际媒体均在数据发布后迅速发声：持续数十年日本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历史已被终结，新兴的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在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高速发展的中国超过经济逐步萎缩的日本，仅仅是时间问题。然而由于中日特殊的历史关系与现状，这仍然引发了巨大的波澜。甚至有人撰文考据称，历史上中国的GDP曾经三超日本，分别是直至清末漫长的封建社会、二战刚刚结束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
事实上，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来自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及其附表”，它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指标。在经过1968年与1993年的两次修订之后，SNA系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最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称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萨缪尔森对GDP赞誉有加：“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连曾长期执掌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也说，是GDP“把秩序带给了本来是混乱的世界”。
然而从GDP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似乎难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争议就从未停止，20世纪另外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应远离对GDP的迷信。“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在来到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斯蒂格利茨如是说。
GDP的光荣与梦想
与其他重要经济模式一样，1949年之后的中国最早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脱胎于前苏联，即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这一体系适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MPS与西方国家通行的SNA相比的主要区别，是SNA将服务部门与物质生产部门等同看待，而MPS仅核算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商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
但是MPS在中国的推行也并不顺利，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曾专业于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多年，他回忆称，在MPS的平衡表编制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恰逢大跃进时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这些平衡表的编制工作受到了批判，并以过分繁琐为由停止了多数平衡表的编制。”而在随后的文革十年中，“统计机构被撤销，统计工作人员被下放，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已经完全陷入停顿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统计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轨，到了1985年，国务院才正式开始在中国探索实行SNA体系，GDP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但当时主要的指标概念仍为MPS下的“国民收入”，GDP仅仅作为一个附属性指标存在，一直到1993年，国家统计局才取消了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
细心的人会发现，GDP在中国的地位确立几乎与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同步。在1991年，中国的GDP刚刚突破两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1993年，即GDP正式成为核心指标的那一年开始，中国GDP持续五年每年都上一个万亿元的台阶，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中国GDP达到了74462.6亿元。在经济危机的短暂回调之后，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在接下来八年中，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则开始以十万亿元为单位实现连级跳，到了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GDP已经逼近40万亿元，到达了以往难以想象的高峰之上。与GDP的光荣与梦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国崛起”从话语领域进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忽视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
但是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早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有不少人笑称，“GDP是个水货”，因为已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怪现象：地方公布的GDP总和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以去年为例，全国31省市GDP加总之和为43.0038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GDP为39.7983亿元，高达3.2万亿元的差距占全国GDP数值的比重8.05%。
在扭曲的数据之下，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甚至曾经极端地建议，“由于统计科学性和地方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应该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统计”。但是看起来，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全国“两会”前确认，“十二五”规划中依然有关于GDP增速的硬性要求，正因如此，大部分专家均认为地方很难不提GDP指标，“如果地方都说不要求GDP，那么中央目标怎么实现？”
肯尼迪的疑问
很多学经济学的学生大概都还记得，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因为曼昆的大名，这段话广为人知，经济学家梁小民正是它的译者，也是最早把曼昆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在他看来，GDP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正式使用GDP，是理论界的一大进步，“因为马克思是反对把服务业算入经济总量的”。梁小民坚持认为，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这样的反省也已经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在官方热推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概念之下，更多官员开始敢于公开批评GDP的局限性。2010年4月，许宪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为《GDP：作用与局限》，文中称“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理由列举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等等。文章一出，即刻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经济转向的各种揣测，但许宪春迅速通过官方媒体做出了回应，称媒体曲解了他的本意，他再次引用了萨缪尔森将GDP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话语，又强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更科学的指标能够取代它”。
隔着时空，许宪春也许是曼昆的追随者。在上述那段肯尼迪话语的后面，曼昆做出了自己同样精彩的回答：“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
梁小民也同意这一观点：“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却是万万不能的”。
谁能取代GDP
回溯几年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因素的绿色GDP概念曾红极一时，却迟迟未能进入操作层面，几乎已被确定“胎死腹中”。早在2006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将发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比如应当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
谁能取代GDP，这一直是经济学界的老话题。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纯经济福利”的概念，即在GDP中减去污染、环境破坏这些对社会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再加上家务劳动、闲暇价值这些有福利贡献却没有计入GDP的项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同样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关注福利经济学的阿玛蒂亚·森认为，目前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全新指标取代GDP，他认为只可能以GDP为关键性指标，再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综合指标库。
事实上，联合国早已开始这样的尝试，1990年，联合国在《人文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一个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阿玛蒂亚·森正是HDI编制者之一。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联合国发布第二十个报告，中国在169个国家的HDI排名中仅名列第89位，这一年的报告首席撰稿人库鲁格曼在提及中国的时候说：“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医疗和教育的改善”。
作为当前世界几乎唯一一个抛弃了GDP模式的国家，不丹在1970年就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这个小国甚至有一个“不丹全民幸福快乐委员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是将“幸福社会”的模式分成4个支柱、9个区域和72项指标，每隔两年会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重新做一次评估。
以不丹反观中国，当“幸福”成为今年地方两会的热词，已经有委员大胆提出应以“幸福指数”取代GDP之时，它的热度会持续至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之上吗？甚至，更为大胆的揣测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幸福部”或者“幸福委员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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