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还原一个真实的日本社会
[url=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2323]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2323[/url]还原一个真实的日本社会
作者：刘柠
来源：时代周报
来源日期：2011-3-17
本站发布时间：2011-3-17 14:03:45
阅读量：14次
[img=566,37]http://www.chinaelections.org/images/article_img_3.gif[/img]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谢原婷
日本比想象中更繁荣
时代周报：我们常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对日本来说是“失去的20年”，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但直到去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国民收入也位居世界前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刘柠：这次中日经济总量排名易位是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日本的GDP、国民收入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日本经济从完成战后复兴开始，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直到泡沫经济崩溃的90年代初期，日本的增长一直是持续的。到后来进入我们所说的“失去的20年”，日本仍然在一些时段有不同程度的低增长，国富和民富都是一个增加的过程。
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经济积累了巨大的增量，这种增量是由于长期以来在日本执政的是自民党，自民党政府的社会分配机制是均富性的，所以日本国民到今天都非常富裕。近10年来，特别是在小泉内阁时期，由于在经济上实行某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但总体来看，日本仍然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国家，它在战后初期有个词叫“一亿总中流”，就是一亿国民绝大多数都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这也是日本国民的一种实感。
时代周报：日本国民的收入很高，但是却出现了长期的通货紧缩，消费不景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刘柠：如果初到日本，你会发现日本依然是一个商业高度繁荣的社会，你看不到内需不振。日本跟中国一样，也是对出口经济高度依存的，但日本对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实际上要远远小于中国，也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之下。
从日本纵向发展来看，比起泡沫经济盛行的时候，现在内需已经大大萎缩，这种萎缩主要是泡沫经济所致，1989年泡沫经济股市崩溃的两年之后，楼市、房市也开始崩溃，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人的消费信心，他们的危机意识又出来了。加上要应对随时可能降临的地质灾害，日本人在投资上变得非常谨慎，可以说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深陷债务泥潭的政府财政
时代周报：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了GDP的2倍，上个月标准普尔又下调了日本的信用评级，你如何看日本的债务问题？
刘柠：日本的巨额财政赤字确实在日益恶化，已经成为OECD国家中，最严重的赤字国家。两年前民主党上台的时候，日本政府债务是财政的190%，现在实际上已经突破两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世界上有类似情况的国家，比如希腊，也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发生了主权财政危机，但跟希腊相比，日本财政危机的构成有一个特点，它基本上是内债型的，主要是国民赤字，虽然很严重，但一般不会发展成为像希腊那样的主权财政危机。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人口在2005年已经突破了增长拐点，今天的人口已经呈负增长，它的国民养老金呈现一种慢性不足的态势，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巨额的财政赤字带来的危机感实际上还是非常强的。
时代周报：这种巨额财政赤字是否有可能通过增税来解决？地震会对日本的财政造成哪些影响？
刘柠：实际上，民主党上台以后，把财政问题作为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民主党为了跟自民党争夺政治权力，在上台时做了“四年不增长消费税”的承诺。事实上，今天日本的财政状况已经到了消费税不得不涨的时候了，所以今天的民主党政权已经收回了这种承诺，消费税随时可能从现在的5%增长到10%。现在“屋漏偏逢连夜雨”，遭遇了巨大地震，一都十二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其中有的还是毁灭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民主党设定的44万亿日元的国债发行的目标，事实上已经很难维持了，肯定要突破。所以，日本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它的财政赤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民主党上台以后实际在这上面做了不少的功课，压缩了很多自民党时期决定在建、拟建的工程。但是由于地震的降临，这一块恐怕还要突破，情况仍然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日企竞争力依然强劲
时代周报：现在日本企业的增长力如何？很多评论认为日本现在这种企业的管理很混乱，存在很多问题，你是怎么看待的？
刘柠：混乱谈不上，看跟谁比。如果跟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比，从经济效率，而不是公司雇员的工作效率上，它的确不如美国，作为经济组织，它可能不如美国的一些非常赚钱的公司，但是比起中国的国企来说，日本公司的效率实际上是不低的。
日本企业的综合效率、研发能力非常高，同时它们掌控的一些独家的、自有的新技术、知识产权等，都可以说是日本企业的财富。随着这种经济规模的缩小，（因为整个社会人口在缩小）它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制造能力，它的企业肯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转型。比如裁撤冗员，把效率不高的制造部分，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中去，日本国内只保留一部分高附加值的核心技术、开发实验室等等。事实上，日本很多企业都在做类似的转型，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转型才能保证企业在21世纪有长远的发展。
你刚刚所说的日本企业的种种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所谓日本高增长时期，整个西方社会所鼓吹的一种基于“日本模式”的日本神话，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日本企业的，这种神话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破灭，日本模式不再成立。当大家回头来看，会觉得当时那么牛的日本企业现在怎么回事，遂产生种种疑问。实际上，日本模式的“始作俑者”当然还是日本人，但是也有在西方社会被人为夸大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哈佛著名的东亚问题学者傅高义，（《日本第一》的作者）包括他本人在内也是日本模式很大的一个吹鼓手、抬轿子的人，当时西方学界、政界、媒体都非常捧日本人，当日本遭遇了这种泡沫经济的崩溃后，就突然好像日本企业不行了。
频繁换相并未影响社会稳定
时代周报：日本经济低迷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的原因、石油危机的原因等等，但有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政治上的不稳定，频繁换相导致经济战略难以一以贯之。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日本频繁换相的原因是什么？
刘柠：我认为日本频繁换相对其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当然这会影响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大家会觉得日本的政治不太靠谱，但实际上日本的政治是具有连续性的，或者说具有政治的法统。日本政治上的法统，在战后是一以贯之的，没有出现前一个首相签订的某些条约、对第三国的承诺，因为换了首相，就变得口惠而实不至，通过这次巨震中，日本社会组织的高效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首相的更迭并没有对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等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甚至说没什么关系。
作为中国人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在中国人眼中如此的不稳定，首相像走马灯，但它的社会并没有因此马上陷入动乱、无政府主义危机等等，也没有任何类似于政变等非权力性政治更迭的危险。它的公务员系统、文官系统都是高度独立于政府的，也是非常职业化的，离开了一个首相，离开了内阁的十七八个人，依然能够有效运作。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对这些东西予以更多的评价，这是政治文明的一种表现。
时代周报：我非常赞同这种看法，虽然领导人更迭频繁，但那是在一个有序的制度中进行的。那么日本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怎么样？政治热情高不高？
刘柠：日本国民的政治热情并不高，这确实成为一个问题。英文中有一个词叫做“non-political”，非政治化，日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这实际上是典型的日本社会的一种表征，普通国民，尤其是年轻人对政治持一种非常失望的、淡漠的态度，他们甚至不愿意去投票。投票率很高的一次是两年前，民主党上台的时候，因为那次自民党积累了太多的民愤，实在是做得太差了，那次很多年轻人就抱着只要不是自民党、谁当选都成的态度，把民主党给选上去了，那次是投票率的高峰，但是民主党上台以后，投票率就下降了。
政权频繁更迭的根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必须为这个社会在21世纪的国家战略转型中，提供一套切实可行并且能够让国民信服的方案，让国民看到非常具体的成果，落实在行动上就是经济的增长，这样政权才能稳定下来。另一方面，日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包括选举在内的一些细节设计上存在问题，比如选举太多，每一次选举都有可能成为政府更迭的契机，欧美国家的选举都不像日本这样频繁。
地震或将成为经济重振新契机
时代周报：中国人爱讲“多难兴邦”，你认为日本有没有因为此次地震，实现经济振兴的可能性？
刘柠：我认为是有可能的，这次地震确实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对它的国土造成了地质意义的永久性的改变，但在经济上，因为受震的主要是东北地区，它的经济份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包括北关东在内加起来就占GDP的8%，跟阪神大地震是完全不一样的。阪神工业区是仅次于东京横滨的第二大工业区，一个神户就占了GDP的4%，所以实际上16年前的地震对日本在经济上的打击更为沉重。
发达国家对包括地震在内的自然灾害，有着超乎人们想象的自愈能力，日本的阪神地震、美国的洛杉矶地震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日本经济有能力克服这次地震，而且震后的日本随着经济复兴规划的进行，很可能激活一潭死水的经济状况，甚至成为下一个阶段增长的契机，所以这次地震是一个灾难、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时代周报：近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言论，称日本的地震是受“天谴”，你如何看待他的“天谴说”？
刘柠：石原慎太郎是一个才气很高的政治家，他家里很有钱，青年时代得过芥川文学奖，他的《太阳的季节》表达了战后初期出身于富裕人家的青年的某种颓废心态，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立场偏右。他历来以敢言著称，口无遮拦，经常放言，而且他也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
“天谴说”表达他个人内心的愤怒，实际上也说明，近些年来，他对日本社会绝望的心态，觉得这个社会没救了。作为国家的精英，他对国民的劣根性充满了刻骨的痛恨，这实际上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他觉得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通通没有人谈，日本这个国家已经被人的欲望彻底地毒化了，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个事实。日本战后丧失了战前的做一个大国的政治理想，国家实力上的退化，反映在国民的心态上，人变得越来越小了。1970年，三岛由纪夫自杀的时候，发表了著名的檄文，也是出于同样的愤怒。
可见日本战后的发展，在有些人眼里这种小国寡民、和平主义的发展未必是坏事，但在有些人眼里，觉得这是放弃理想，人越来越矮化，文化中毒。作为政治家，他有他的政治立场，也有基于他个人政治立场进行表达的权利和自由，对这种权利本身应该尊重。
访谈嘉宾：刘柠（北京学者、作家）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