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请教]政府投资、外贸顺差两者与当下的通胀有关联吗？有多大关联？主因、次因？
[b]央行副行长易纲称： 贸易顺差过大系通胀之源[/b]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26日在北京表示，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
易纲认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应该用多种手段渐进式治理通胀。他分析说，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物价上涨。
易纲指出，当前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主要矛盾已由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他还表示，外汇储备投资实物能力很有限，“铁矿石和石油越卖越贵，黄金市场容量小，兼并收购敏感，租用土地难度大。”易纲分析，当前对中国不利的“怪圈”是：美国开动机器印制钞票，用于购买中国商品；大量美元流入中国，人民银行购汇，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储备投资美国资产，投资经营和保值增值难度越来越大(零利率意味着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很低)。
如何跳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他称，应采取宏观经济手段、法律和行政手段等多种手段多管齐下，坚决避免采取极端手段应对当前面临的通胀。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是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关键，但减顺差不是靠压出口，重点应增加进口。
易纲表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目的是为结构调整赢得时间。当前采取一系列人民币汇率渐进式变革虽然有效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但问题并未解决。
据易纲透露，1994年-2002年，中国热钱在流出，流出最严重的一年是在1998年。热钱的净流入是发生在2003年-2010年。他指出，据测算，十年来境外流入中国的热钱有2890亿美元，其中2010年为355亿美元，其实热钱流入并不高，不用过分紧张。 [b][size=5]政府投资扩张导致通胀[/size][/b]
[b][size=5][/size][/b]
韦森
【内容提要】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迅速扩张，基础货币增加了5.6万亿，M2存量则净增了25.06万亿，导致2010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广义货币之所以迅速扩张，主要原因是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促动下商业银行信贷急遽膨胀的直接结果，而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只是次要原因。由于过去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为各级地方政府铁（路）、公（路）、基（建）投资所推动的，因而20多万亿的银行信贷也大部分流向了国有部门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这个研究视角，我们发现，2010年以来的中国通货膨胀问题，决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宏观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而在根本上是一个政府体制和基本制度安排问题。
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这次通货膨胀，既非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说的那种成本推动型的，也非需求拉动型的，而是政府推动的投资扩张所引致的“信贷膨胀溢出型的通货膨胀”。从这一研究视角也可以预见到，控制不了各级政府的基建和其他项目投资的冲动，就很难控制银行信贷。即使未来央行通过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和加息来部分控制贷款规模，各级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在政府发动的基建扩张的宏观政策推动下仍可以通过发城投债等其他渠道进行投资项目融资，广义货币存量继续膨胀就或将是不可控的。如果广义货币存量继续攀高，中国未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只会继续增强，而不会减弱。
对目前这次通货膨胀形成机理认识上的困惑
2010年初以来，中国消费品物价指数（CPI）开始缓慢攀升，尤其是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CPI月度环比数据逐月攀高，到11月已达到同比5.1%的高位。之后，尽管央行采取了一再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9次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和3次升息了，但近两三个月CPI上涨幅度仍盘桓在近5%增幅水平上居高不下。近期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际农产品价格也已经上涨了一段时间，加上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为刺激经济复苏而纷纷采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故目前看来2011年中国的CPI上涨压力目前仍不容乐观。温家宝总理最近在两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反通胀作为2011年政府宏观政策的首要任务，也说明了政府决策层对目前物价上涨压力的担心。
这次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此经济学界有争议。目前，学界大多数人乃至处在货币政策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大都还是相信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主流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个货币现象。按照这一经典理论逻辑，CPI上涨，主要原因是央行货币“超发”太多，导致流动性泛滥，最后必然导致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和CPI上涨。然而，近年来，也有一些专业经济学家团队的研究发现，广义货币M2的增长与CPI上涨关系并不明显。譬如，从2006年到2007年，M2增长并不多，但2007年下半年之后我国曾有一段较快的CPI上涨时期，最高接近了两位数。2008年第四季度之后，乃至2009年全年，M2超高速增长，全年广义货币增量高达13.9万亿，但2009年全年CPI几乎是负的。过去人们一般相信，CPI上涨与货币供应量增加一般有半年的时间差，但中金公司经济学家团队的研究数据表明，即使把近几年的M2变动曲线向前平移12个月，与CPI变动曲线也不怎么拟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机理到底是怎样的？
不管广义货币增长曲线与CPI变动曲线是否拟合，2010年以来，通货膨胀确实在中国发生了。这次通货膨胀，首先表现为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超高速增长，其次才表现为物价上涨。从前者来看，仅最近两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存量就从2008年12月份的47.52万亿增加到2010年12月的72.58万亿，增加了25.06万亿元，增幅高达52.74%。粗略计算，这两年广义货币的净增量，已是这两年GDP增量的2.59倍，与2009年中国GDP总量之比，也高达74.7%。
这么天量的广义货币增量是怎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被创生出来？这是否是央行“超发货币”的结果？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央行所公布的数据，然后再来看用什么理论能给予进一步的解释。从《中国金融年鉴》和Wind所给出的数据中，我们发现，从2008年12月底，到2010年12月底这两年期间，中国经济体内部的M0只是净增了1.04万亿，基础货币（高能货币）也才增加了5.6万亿，但是，同一期间，M1却增加了10.05万亿，M2存量则增加了25.06万亿。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基础货币增加了5.6万亿，那么这两年广义货币增加与基础货币的增加之间的差额19.5万亿元是怎么创生出来的？难道这25万多亿的货币增量乃至近73万亿的广义货币存量是如《一千零一夜》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是某个渔夫从一个叫“央行”的魔瓶中所释放出来的？
流通中广义货币的“外生”与“内生”解释
照目前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说法，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外生供给的，因而央行可以通过银行基准利率、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以及公开业务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来调节一个国家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水平。按照这一经典货币主义的理论，通货膨胀最终是由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来决定的，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那句名言来说：“通货膨胀永远是、而且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据这一主流理论和认识，各国货币当局乃至我国政策决策层的通常做法是：物价涨了，央行就升息，或提高银行准备金，或通过公开业务市场收回流动性；物价跌了，就用反向的货币政策手段来增发基础货币，来控制“流动性”。
到底货币供应如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所教的那样是一条垂直曲线可以由中央银行来任意左右移动因而是全部外生的？或者说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都可以任由央行“收发自如地”来自由和精准地操控？按照纯货币外生论观点，你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如果按照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内生说”来看待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就可能会达致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凯恩斯认为，货币供给并不完全是由央行可以自行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因素所决定，因而流通中的货币尤其是广义货币M2，是由一国经济活动内生地创生出来的。对一般人来说，说货币不是央行发出来的，而是经济活动内部生成的，那肯定是一个天方夜谭。大家一定会问：这怎么可能？
事实上，从经济思想史上来追溯，“货币内生说”已经有很久远的历史了。如果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货币数量论是现代货币主义的鼻祖的话，那么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则是内生货币论的始作俑者。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斯图亚特就提出了货币供应不是由政府所决定的，而是与经济体系的活动相适应的内生货币论的思想萌芽。稍晚一些，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提出过一些货币供给是由经济体内生的观点和想法。后来，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Johan G. K. Wicksell）在19世纪末进一步提出货币供应是由或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货币内生论的理论猜测，到20世纪30年代在凯恩斯那里得到了较系统地阐发。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明确地提出，货币供应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和个人从商业银行的贷款所决定的，因而并不是能由中央银行所能完全控制的“外生变量”。按照这一理论逻辑，在信用货币时代，“通货膨胀”之所以发生，不是M→PY，即货币发多了导致物价和名义GDP全面的上涨（依照货币数量方程的外生供给说），而是PY→M，即资本资产头寸的增加和生产总量的扩张导致了货币存量增加（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内生说）。
凯恩斯的这一思想，在后凯恩斯主义（Post-Keynesianism）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明斯基（Hyman P. Minsky）、戴维森（Paul Daviso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特别是摩尔（Basil Moore）那里得到了更明确地阐释。按照这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当人类经济社会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后，货币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而产生，因而事实是银行贷款创造银行存款，而并不主要是因为央行在主动地向经济体内注入货币。例如，在1982年出版的一本《对货币主义的惩罚》一书中，摩尔就指出：“在任何时候，或在一切时候，货币存量是由需求来决定，而利息率则是有中央银行所决定。”其后，在1988年发表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内生货币供给”这一影响甚大的文章中，摩尔又进一步指出，信用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很强。由于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要受制于商业银行、企业以及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活动，导致央行无法控制基础货币的供给。由此他还认为，连货币乘数也是市场过程交易过程中的货币需求决定的，因而，不仅广义货币，甚至基础货币，都也可以被视作为内生的。沿着这一论辩思路，这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发现，如果中央银行无力控制一个经济体内部的贷款量，那也就无法控制经济体内部的货币存量。
货币内生论的这些见解，近些年来逐渐被一些中国宏观经济学家和货币经济学家所接受。在经济学尤其是货币银行学界，讨论和介绍货币内生理论的文章开始出现，并有不少专业研究者尝试用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发现中国的货币供给确实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另外，国务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等专家在2001年的研究曾发现，自1996年中国政府正式确定了货币供应量这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开始，中国政府决策层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就几乎没有实现过，因而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呈现出了下降趋势。这也反过来印证了货币供给并不是央行所能完全控制得了的这一判断。同样，要理解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这两年中国经济体内25万多亿广义货币M2的创生，看来也只有依照货币内生论才能给予一些解释。
从“银行贷款创造存款”来解释广义货币迅速膨胀
理解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贷款创造存款”的内生货币理论原理，我们就能沿着这一思路来慢慢梳理出来这两年中国经济体内广义货币M2存量高速增长的“外生”和“内生”原因了。
在现代复杂的经济与金融体系中，货币供给取决于多种复杂的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央行的三大货币政策选项，即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央行基准利率和公开业务市场操作，因而也不完全取决于央行基础货币供给的增减。货币供给作为央行基础货币增减与各类银行主体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通过其经营活动而创生（广义）货币的互动过程，受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经济发展状况、政府的整个宏观政策以及外汇储备增减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当今世界各国的货币银行体系极其复杂，但至少有以下三点大致为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大部分学者所认同：（1）不管目前各国的金融和货币银行体系多么复杂，也不管具体的银行制度多么不同，中央银行的对基础货币的净投放，外汇储备的净增减，可以被视作为一国市场经济运作中货币“外生注入”的两个原生来源；（2）一旦“外生注入”的基础货币进入一国经济的“货币血液运行系统”，在经济的扩张时期，会通过银行贷款和存款不断地放大货币供应量，从而内生出更多的广义货币供给；（3）央行公布的广义货币存量，只不过是这“外生货币注入”和“内生货币放大生成机制”交互作用的一个最后结果。
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和央行发布的月度数据，并根据Wind的资料库数据，我们现在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自2008年12月底到2010年12月底，中国的基础货币从12.9万亿增加到18.5万亿，净增了5.6万亿（其中2009年只增加1.8万亿，2010年则快速增长了3.8万亿）。同一期间，M0净增了1.04万亿，M1增加了10.05万亿（尤其要注意M1中主要是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净增了9万亿以上），M2则净增了25.06万亿。从上述数字中，我们现在可以大致判断，这两年广义货币增加和基础货币的增加之间的差额19.5万亿元，应该是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促动下各商业银行信贷急遽膨胀而“内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理清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的促动下，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收支并没有出现巨额赤字（或言中央政府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推手，200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第二十九条也明文规定政府不得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弥补财政赤字，“不得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但各级和各地政府拼命扩大铁、公、地（铁）等基建项目投资，铁路和其他国有企业也趁机大举借贷，导致各商业银行几乎无任何节制地向国有部门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增放贷款，这是近两年中国经济体内广义货币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央行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的银行信贷规模净增了9.59万亿，同比增长了32.99%；2010年全年又新增贷款7.95万亿元。结果，即使按照央行公布的数字，两年全国银行信贷规模就总共增加了17.54万亿，比上面我们计算出的19.5万亿“内生货币”数字只差不到两万亿元。从这一视角我近来一直推测，这两年全国的信贷规模可能比央行报出的17.54万亿还要高。这已经为一家外资银行专家团队的研究数字所印证，该研究发现，2009年和2010年，中国全国整体银行贷款约为22.5万亿。即使我们用央行所给出的信贷规模的数字，17.54万亿的贷款规模，也差不多是2009年中国GDP总量的一半了！从这一事实中，我们也可以确知，银行贷款的急剧膨胀，才是中国近两年的M1和M2快速膨胀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沿着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理路认清了是“贷款创造了存款”这一点，也就会对目前中国经济体内积存下来的近73万亿的广义货币存量有了新的认识。这乍看来近乎天文数字的像是一个巨大货币流量的“堰塞湖”，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运行而存留下来一个看来既“虚幻”但确实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数字镜像”。说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是因为它是由亿万居民家庭和个人以及企业、公司和单位的存款所构成的（到2010年末，中国本外币存款余额已经73.34万亿元，比M2存量还多了近万亿！），这么大的存款数字，一旦每个存款账户户主都来银行取兑，各银行就不得不给现金——除非银行自己宣布破产。说它是个虚幻的“数字镜像”，因为各银行可用的“储蓄钱”的很大部分已经贷了出去（到2010年年底，全国人民币贷款余额已经高达47.92万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更是高达50.92万亿元）。再加上被央行法定准备金冻结的近14万多亿元和4.46万亿流通中的M0，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各银行的平衡账户中究竟还剩“几个子”可用了。由此来看，在各银行储蓄的“坝”中所“挡下来”73万亿的M2，在很大程度上竟然只是个虚幻的巨大存款数字而已。正是因为这一点，不久前央行再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各商业银行均纷纷告急，惊叫缺乏资金，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也随之迅速飙升，单周和双周拆借率均攀高到6%以上，各银行又都在用各种能用的手段拼命拉存款，可见是到了燃眉之急的程度。最后，逼得央行不得不在今年1月份又向市场再注入4千多亿的流动性。单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在中国银行体系到底处在什么状况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当今中国，最可怕地可能还不是经济体内钱太多，而是只要央行一收紧流动性，银行部门、证券市场和实体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就缺钱。这一“实”、一“虚”，一“钱多”、一“钱缺”，就给政府决策层尤其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出了道真正的难题：就73万亿广义货币数量之“实”来说，看来中国经济体内确实“钱多”，因而不采取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可能物价上涨的势头就很难拟制得住；就银行平衡帐户中这73万亿广义货币之“虚”来看，因为“储蓄”大都被贷了出去（超额准备金在2010年1月就接近0了），各银行又都特“缺钱”，故而央行一提高法定准备金，各银行就纷纷告急，一些在建项目又自然随之会“缺血断氧”。这一“实”、一“虚”，一“钱多”、一“钱缺”，就决定了决策层和央行只能在货币政策上走钢丝。弄不好，会通货膨胀上去了，但经济增速却下滑了。这种最坏的结果，就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时尚术语叫“滞涨”（stagflation）。
目前中国的通胀主要是“信贷膨胀溢出型”
沿着后凯恩斯主义的“贷款创造存款”的货币内生论的理论思路，我们基本上已经理清了这样一点：自2008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中国经济体内的广义货币存量之所以迅速增加，以致出现了目前政府决策层乃至全社会所共同关注的“通货膨胀”问题，其直接原因是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促动下整个银行系统贷款的急剧扩张，并不是央行在刻意和主动地“超发货币”。甚至连这两年5.6万亿基础货币的增加，也主要是因为这两年中国外汇储备攀高了近万亿而需央行增发基础货币来对冲外汇占款的结果。
如果我们弄清了基建投资的急遽扩张以及相应的银行信贷的快速膨胀是近两年中国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主要推手，那么，我们会自然进一步追问：这两年多20多万的银行信贷都流向哪里去了？
目前，从央行和其他研究机构所的资料库中，我们还找不到2010年全年全国信贷按所有制构成来划分的流向数据，我们还不能对这两年商业银行信贷的整体流向做个全面的评估，但至少从目前所能得到的2009年的数据，可以粗略地估算到，即使把各商业银行向“乡镇企业”的贷款也算作是对民营部门的贷款，这十几万亿的商业银行的贷款80%以上还是都流向了国有部门以及各级政府所发动的投资项目（包括与各级政府有关的地方融资平台）。
认清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之所以重要，首先是这一事实可以对前一段时间中国学界争议很大的“国进民退”和“中国模式”有了进一步的数据验证。在过去两三年中，不但4万亿投资大都投向了国有部门所主导的铁、公、基投资项目，就连银行贷款的绝大部分也随着政府的投资导而流向国有部门和各级政府所主导的基建项目。现在我们必须超前的认识到，靠过去两年多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所促动的商业银行信贷的迅速膨胀，在一个方面使中国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外部情况下保持一个9%左右的GDP增长，但这种主要靠银行信贷所推动的基建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却为未来数年乃至十几年的长期增长留下巨大隐患。随着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开和隐形负债的遽增，一些公益性项目和建成后会常年继续亏损的投资项目将如何偿还银行贷款？这一问题迟早要提出来。
其次，如果我们理解了银行贷款创造存款的这一经济扩张时期的广义货币供给的逻辑，就会认识到，现在要控制中国CPI上涨的势头，单靠央行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和加息，并不能完全奏效。如果决策层一方面继续采取大规模政府投资的扩张计划，如建数千万套经济适用房，再来一个4万亿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还要如十二五规划所确定那样在未来5年投资近十万亿来发展7个战略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另一方面又要控制银行贷款和通货膨胀，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政府所促动的大规模投资只会扩大银行的信贷规模，从而创造更多的流动性。即使中央政府不允许地方融资平台进行银行借贷，甚至把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提高到20以上，并且继续加息，但地方政府如发现从商业银行贷不到款，也会通过发行城投债等其他金融工具进来行投资项目融资，而这将与商业银行信贷增加一样会在经济循环过程中创生更多的广义货币。这样一来，即使从现在起决策层一直保持较紧的货币政策，如果各级政府和国有大企业（如铁路、电厂等）的基建投资规模却在另一方面不断扩大，那么未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当下，一个明显且简单的道理是：控制不了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基建投资的冲动，就不可能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地方政府债券融资，从而“通货膨胀”在未来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根据上述推理逻辑，可以判断，在市场经济初成的当今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中，如果政府越来越是市场的最大参与者和最大投资主体，银行信贷规模不断扩张就很难抑制，随之广义货币存量的继续膨胀就似乎是不可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理解中国模式，认识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以及把握目前乃至未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治理，都必须理解当前中国独特体制安排这个前提背景。目前乃至可见未来的中国通货膨胀问题，决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宏观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而在根本上是一个政府体制和基本制度安排问题。从这个研究视角，我们发现，2010年以来的这次通货膨胀，既非传统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说的那种“成本推动型”的，也非“需求拉动型”的，而是由政府推动的投资扩张所引致的“信贷膨胀溢出型的通货膨胀”。近些年来PPI乃至CPI与向前平移半年与M1曲线高度拟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中国经济体内的M0多年来基本上变动不大，只是每年春节前后有些波动，而M1的变动主要是由企业活期存款变动引起的，由此我们可以判定，中国最近两次物价快速上涨（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和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这次CPI上涨），主要原因是投资膨胀引致M1迅速扩张，先导致PPI上涨，然后再传导CPI上，最后引起物价全面上涨。由此看来，当今中国宏观经济的这一典型特征和运行机理，决非是弗里德曼的经典货币主义理论和市面上所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在《美国大萧条》这部名著中，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最后一代传人罗斯巴德（Mury N. Rothbard）曾发现，自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繁荣后的任何大萧条，都是对之前在政府干预下不负责任的“扭曲和不当投资”的一种清算。不管你是否同意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说，也不管你是否赞同罗斯巴德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但这一判断今天却值得我们深思。也许再过10年后，人们才能回过头来领悟罗斯巴德这一警示的真谛。 [b]通胀的源头是贸易顺差过大吗[/b]
中国经济网
27日，有多家媒体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某报告会上表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笔者认为，易纲副行长的这一结论，既不符合我国当前物价上涨的现实，更不利于抓住主要矛盾，采取综合性措施，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
一、贸易顺差持续下降怎么会导致物价过快上涨呢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贸易顺差在2008年达到2981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后持续下降，2010年顺差已经降至1831亿美元，今年1月份同比更是大幅下降53.5%。因此，贸易顺差对这轮物价上涨的推动效应是不断减弱的。同时，我国外贸结构也决定了贸易顺差不是国内物价上涨的主因。从商品结构看，我国出口商品主要是国内产能过剩的行业，不会带动国内价格上涨。从贸易方式看，我国一般贸易已经出现逆差，2010年达到473亿美元，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顺差，2010年达到3229亿美元，这一块与国内市场没有太大的直接关联。
二、较多的货币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基础因素之一
去年7月份以来，我国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增加。从上涨构成分析，主要是由食品等农产品和不可贸易的住房价格等上涨引起的，结构性特征明显。2010年，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贡献超过70%，居住价格上涨贡献超过20%；今年1月份，食品价格上涨贡献仍超过60%，居住价格上涨贡献接近30%。
导致这轮物价上涨的成因相当复杂，外有全球流动性大量增加、美元持续贬值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不断增加；内有货币存量规模较大、部分农产品因自然灾害供求偏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明显上升。因此，当前这轮物价上涨是国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较多的货币是推动这轮物价上涨的基础因素之一。
三、国外经验表明贸易顺差与国内通胀并无直接关联
众所周知，德国、日本均为出口大国，连年保持较大贸易顺差规模，但德国物价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日本则多年被通缩困扰。再如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常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影响，其国内通胀形势日趋严峻。这些充分说明，只要国内宏观调控得当，贸易顺差并不会必然造成国内通胀；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市场因素对国内影响越来越明显，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传导的影响，即使贸易逆差，也未必就能消除国内通胀。
四、抑制这轮物价过快上涨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
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最紧迫的任务。考虑到导致这轮物价上涨的成因非常复杂，去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提出了稳定物价的二十四字方针，即“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综合施策、重点治理，保重民生、稳定预期”。今年2月27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与国内外网友在线交流时，再次就解决好物价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了四项主要措施：一是控制货币流动性，管好物价上涨的货币因素；二是努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三是搞好流通；四是管好市场。
[b]“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值得商榷[/b]
盛大林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日前表示，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易纲认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应该用多种手段渐进式治理通胀。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物价上涨。他表示，减顺差不是压出口，重点是增加进口。（据2月27日《新京报》）
近几个月，我国的CPI都在5%左右的高位徘徊，而且呈现出持续攀高的态势。控制物价总水平、管理好通胀预期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只有找到通货膨胀的源头，抑制通胀才能对症下药。那么，通胀的源头在哪里呢？易纲认为在于贸易顺差过大，并给出了“增加进口”的对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的贸易顺差确实很大，2.8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由贸易顺差日积月累出来的，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就意味着基础货币投放的快速增加，而且这部分增加是“额外”的，也是实体经济所不需要的。因为要对冲外汇储备，市场上凭空多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占基础货币发行总量的将近一半——“兑水”如此之多，通货焉能不膨胀？
中国在外贸方面确实存在着“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倾向。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在推行“出口退税”政策，虽然税率和范围曾经数次调整，但对出口的鼓励原则始终未变。在进口方面，虽然关税在持续降低，但非关税贸易壁垒却层出不穷。对外贸易的这种思路确实应该改变了。由于我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短期内难以改变，所以平衡外贸、减少顺差的重点只能放在增加进口上，但在国内需求恒定或增长不明显的情况下，进口商品的增加势必造成国产商品消费的减少，国内的产能过剩以及就业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大，这也是中国难以承受的。
除了减少外贸顺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当然有，那就是终结强制结售汇制度。因为根据这个制度，外汇收入者必须将外汇卖给国家指定的外汇银行，然后由央行统一回购，而央行本身并没有钱，它只能开动印钞机——中国天量的外汇储备以及额外的基础货币投放也正是由此而来——如果央行不去收购市场上的美元等外汇，不就不用投放对冲性的基础货币，通货膨胀现象不就可以消除了吗？
外汇的强制结售汇制度是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之所以实行这一制度，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非常短缺。应该说，这个制度对于稳定中国经济、扩大中外经济交流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中国的外汇已经由“太少”转变为“太多”，制度产生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逆转。虽然强制结售汇制度对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一定的作用，但它所产生的弊端更大——要知道，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其实是对国民的一种掠夺；此外，强制结售汇还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强制结售汇制度确实应该寿终正寝了。近年来，要求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对此，身为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应该比谁都清楚。易副行长之所以只字不提强制结售汇制度而把问题归结到外贸顺差上，显然有“推卸责任”之嫌。
[b]“顺差过大是通胀源头”之说不科学[/b]
李健
为了抑制外贸顺差过快增长，2005年以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同时积极扩大内需、增加进口。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十一五”期间，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投资和消费增长加快，内外经济的失衡有所缓解。2008年以来，进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口，贸易顺差相对值持续减少。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顺差与GDP之比已经由2007年的7.6%下降至3.1%。外贸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趋于协调。
引起当前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最主要因素是流动性过剩，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包括进出口不平衡的影响。然而，如果说外贸顺差结汇加大了我国基础货币投放量的话，那么近几年这种意义上的投放实际上是下降的。2010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72.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20万亿元，增长了19.7%。而贸易顺差结汇造成的人民币投放量不过1.2万亿元，仅仅占了M2余额的1.7%。把这1.2万亿元说成是此轮通货膨胀的源头，显然不够科学和严谨。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和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我们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重点是调结构和促平衡。促平衡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应当看到，近几年我国进口增长加快既是政策调整的成效，也有投资大幅飙升的原因。一旦投资增长放慢，进出口趋于平衡的势头就可能难以持续。因此更需要努力建立和巩固有利于进出口大体平衡增长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必须懂得，贸易顺差是一个历史产物，除了被我国现时的国际分工地位所决定以外，很大程度上还与国内消费不足、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要素价格失真等问题相互作用和依存。所以，减顺差不是出口限制一点、进口增加一点这么简单的事情，不能一蹴而就，而必须与其他方面的调整和改革相携而行。
通货膨胀问题十分复杂。治理当前通胀各方都应承担责任。如果以为顺差是通货膨胀之源，减顺差就可以降通胀，无疑是“头痛医脚”了。我国资源、能源进口比重高，需求较具有刚性，而出口市场却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不排除出现相反方向的贸易不平衡，从而造成更大通货膨胀压力的风险。因此，稳外需仍然是一项重要任务，而抑制通胀则需要多管齐下。
[b]外贸顺差是通胀源头之一[/b]
乔依德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一次会议上说“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货膨胀的源头”。这种说法，引起了不少议论。依我看，他的这种说法正确地揭示了对外经济的变量和内部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有时人们往往会忽视。
就我们国家这次发生的通胀而言，对其原因的分析，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农产品价格上升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有人认为工资的上涨推动了通胀。但不可否认，这两年为了抵御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货币发行量太多。说到货币，这是一个常常迷惑人使人产生幻觉的奇怪的东西。所谓在“直升机上撒钱”，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而货币的发行在某种程度上是消极的、被动的，是有需求才会产生的。
就我国而言，货币的需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银行贷款，它需要大量的货币，另外是外汇人民币占款的需求。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央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而不得不发行基础货币来购买这些外汇，尽管央行对此通过发行票据等方式来进行对冲，但流动性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有数据表明，这两年由于银行贷款上升，央行发行了15万亿元的人民币，而外汇占款达到了20万亿元人民币。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外汇储备增加中，外贸顺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为2.818万亿美元，与2009年相比增加4280亿美元，而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为1831亿美元，贸易顺差占外汇储备的42.8%。外贸顺差对外汇储备增加所起的作用可见一斑。很显然，逻辑的链条是这样的：外贸顺差→外汇储备上升→外汇人民币占款上升→货币发行量增大→通货膨胀。
当然，这些逻辑链条是可能成立的，不是必然成立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成立。如，有人不同意易纲的说法，认为有很多外贸顺差国家，例如日本、德国，为什么它们没有通胀？说明贸易顺差与通胀没有关系。但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德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央行不用干预外汇市场，外汇的需求是自动调节的，也不存在外汇占款，换言之，在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贸易顺差与通胀确实没有关系。但是，在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情况下，外贸顺差到通胀的完整逻辑链条为：外贸顺差→央行干预外汇市场、抑制汇率升值→外汇储备上升→外汇人民币占款上升→货币发行量增大→通货膨胀。
其实，翻开任何关于货币银行化的经典教科书，都可以读到，货币政策是通过三个渠道实施的，即：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的调整和外汇操作。也就是说，央行通过外汇的买卖可以影响到一国的货币政策，这一点在我国很显著，只不过大家不注意罢了。注意到有评论说，易纲先生没有讲外贸顺差是通胀的唯一源头，所以他的说法没错，我同意。不过如果他说外贸顺差是通胀的源头之一，那就更准确了，也可以避免不少不必要的争论。总之，笔者认为他的说法没有错，是成立的。 [b]顺差通胀说引争议 外贸扩进口成共识[/b]
耿雁冰、师同
中国的通胀是贸易顺差造成的吗？两天来，这一议题成为京城舆论的热点。
风波起自2月27日。当天，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一时语惊四座。
这句话在网上被热炒，并被境外媒体广为报道。
顷刻间，争议沸沸扬扬——如果易纲的结论成立，则要抑制当下的通胀趋势，就要从外贸下手。
“以我对易纲的了解，他不会简单地说‘贸易顺差是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胀原因是多方面的，贸易顺差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3月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主任隆国强对本报记者表示。
这场争议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3月1日，进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带来一份观点与易纲相似的提案。这位饮料大王在提案中建议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扩大进口，从而减少贸易顺差，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
“德国日本为什么没通胀”
2月27日，在北京某报举办的一个论坛上，易纲应邀作了题为“应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佳选择”的演讲。
这位央行副行长一开头就提出：“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回顾宏观经济四大指标，我们在经济增长、新增就业以及物价稳定上执行得非常好，但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还较为突出，由于顺差较大，国家外汇储备增长就比较快。这就是为什么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求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易纲表示。
他认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是我国当前面临通货膨胀的源头。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在外汇市场上要买进外汇，而在买外汇过程中，央行吐出基础货币，尽量对冲，但仍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
对此，隆国强也承认，人民币货币发行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是银行的外币资产增加，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贸易顺差只是推动流动性增加的原因之一。
“流动性过剩并不直接转变成通胀，它有可能转变成资产泡沫，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了，但未必导致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这与贷款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而这就是金融体系、金融政策的问题。”隆国强说，“说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胀，中间还是有传递的，与贸易顺差就没什么关系了。”
隆国强还强调，贸易顺差在整个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是有限的，假设贸易顺差占GDP的3.8%左右，里面还包含经常项目顺差、其他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顺差，此外还有热钱流入，贸易顺差对于流动性供给推动的作用仅仅是一部分。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的看法与隆国强相同。他援引海关数据说，2010年中国贸易顺差约1800亿美元，其GDP占比为3.2%，远低于德国、日本。德国自1952年以来，连续58年保持贸易顺差，顺差占其GDP最高时曾达到8%。日本自1981年以来，连续29年贸易顺差。在这两个国家都未发生通胀。
而且，最近三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这一数据已从2007年的11%下降至2010年的3.2%。这与2009年以来国内通胀压力日益增长的轨迹并不同向。
“不主张秋后算账”
“我们要搞清楚通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农产品涨价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国际上的价格传导、成本推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多种因素共同构成。”隆国强分析道。
国家统计局方面早前在解释1月份CPI数据时也表示，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中，食品价格上涨和居住价格上涨幅度最大。
2010年，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贡献超过70%，居住价格上涨贡献超过20%；今年1月份，食品价格上涨贡献仍超过60%，居住价格上涨贡献接近30%。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现在货币对物价的影响是外生的，内因还是由于食品供求关系，现在又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因素——石油。今年CPI保持上涨或者推高是国际商品价格形成的传导。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则在2月28日的一个论坛上指出，目前的通胀局面与2009年超发货币有关，但不主张“秋后算账”，因为当时的各项政策也是迫于当时的严峻形势。
隆国强认为，抑制通胀要多管齐下，汇率要适当升值，降低进口成本；要增加粮食、农产品的供给，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成本。
“农业生产资料成本涨价，如柴油、化肥、农药上涨都是石油涨价带来的，而中国油价是与国际接轨的，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上涨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他说。
宗庆后建言扩大进口
尽管在顺差是否通胀源头的话题上争执不下，但通过增加进口来平衡顺差，是各方都一致开出的药方。
易纲虽然认为从源头上解决通胀问题就要减顺差，但他强调，“减顺差不是压出口，应将重点放在增加进口，大力发展服务业，并且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
商务部在这方面的看法也一致。在2011年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十二五”期间要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在稳定出口增长、保持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更加重视扩大进口，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
据悉，商务部近期将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扩大进口问题，以期在不压出口的前提下使贸易顺差趋向平衡。
这也是宗庆后此次准备向两会提交的那份提案的主旨所在。
在这份提案中，宗庆后认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西方国家又在施压人民币升值，导致外汇储备面临大幅缩水。而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扩大进口，可以降低外汇储备，减少损失。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收支的平衡，减少贸易顺差。
“扩大进口幅度增加意味着把过剩的人民币消化掉，从而有助于抵制通胀。”他说。
为此，宗庆后建议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扩大进口先进的装备与技术、扩大引进设备进口免税的目录，引进装备和技术推动重点行业的发展，例如节能环保、高新技术行业，以促进我国企业结构转型和发展。 [讨论、请教]政府投资、外贸顺差两者与当下的通胀有关联吗？有多大关联？主因、次因？
--------
肯定有关联，关联很大，主因次因二者不相上下。
现在搞保障房，商品房限购，意味着政府投资还要继续加大，但是可以消耗流动性的商品房量更少，意味着通胀还将继续恶化。然后继续搞更严厉的限价，限购，再不行，开始打击投机倒把，强制低价回购商品房，没收有多套房子的人的房产。最后搞土改，分配房子，从资本主义再回到社会主义。 在共产党领导下，搞zoufeng_1234所谓的资本主义，绝无可能，所谓“回到”云云，纯属痴人说梦。zoufeng_1234对现政权的了解，停留在幼稚园阶段。 [quote]在共产党领导下，搞zoufeng_1234所谓的资本主义，绝无可能，所谓“回到”云云，纯属痴人说梦。zoufeng_1234对现政权的了解，停留在幼稚园阶段。
[size=2][color=#999999]亚平 发表于 2011-3-24 20:09[/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91009&ptid=104453][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从邓开始，至少是朝资本主义这个方向走的。现在有往回走的意思。所以我夸张一点说“回到”。
从打黑开始，法律也在走回头路。五不搞，重庆模式，煤矿国有化，都在走回头路。 减少出口，抛售美元国债，购买美国的物品，把纸币还给他们，把资源买回来！
这样的话，国内的纸币少了，物品多了；美国呢，纸币多了，物品少了。中国通货紧缩，美国通货膨胀，可不可以这样干？ 共产党的体制特点决定了，它对经济的掌控必然是全方位的，这不是哪个领导人改变得了的客观现实。
朱时代，将金融系统改成垂直领导，就是想让银行摆脱地方的控制，事实上摆脱得了吗？前天下午，工行的一个领导来我办公室闲坐，他说真是头疼，市里各类会议，哪怕是计划生育会议，也要点名一把手参加，现在银行竞争那么激烈，一把手的心思全在业务上，哪有时间和心思参加这么多无聊会议。我说，你们是垂直领导的，行长、副行长都由条线任命，不睬就是了。他说，哪敢啊，银行办在地方上，方方面面都需要市里支持，得罪了市里领导，吃不了兜着走，这是他的原话。
所谓“重庆模式”，起码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这一条上，我看不出和苏州的做法，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要有差别，也是在力度上，原先，在“政府主导”的力度上，苏州在全国范围内，居于绝对领先地位，这也是苏南模式的核心要义所在，而黄奇帆主抓重庆经济工作后（从他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开始），在“政府主导”的力度上，比苏州有过之而无不及。 [quote]减少出口，抛售美元国债，购买美国的物品，把纸币还给他们，把资源买回来！
这样的话，国内的纸币少了，物品多了；美国呢，纸币多了，物品少了。中国通货紧缩，美国通货膨胀，可不可以这样干？
[size=2][color=#999999]李苗 发表于 2011-3-24 20:35[/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91019&ptid=104453][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减少出口，大量出口企业没有单子倒闭，员工失业。怎么办？
抛售美元国债，美元抛出去，换成什么东西回来？政府就会买波音飞机，那不还是促进美国就业市场繁荣。买了飞机回来没人坐，还不是浪费，最后还是上了共济会的当。
关键不是抛不抛美元国债，而是要让国民富起来，藏富于民，最会管理钱的人是钱的主人，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国民自己有了钱，到底是藏美元还是藏人民币，去越南投资还是去美国旅游，还是在国内包二奶，他们自己会作最佳选择，不需要政府来决定。 减少出口就能减少顺差？这个恐怕也未必。中国的外贸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的特点，就是大进大出，如果是进料加工，进来的原材料是要花外汇购买的，出口减少，进口便也自然减少。如果是来料加工，虽然原材料无须支付款项，但若是无法出口、或减少出口的话，进口关税是要补缴的，企业损失也大。 让国民富起来，关键是要有制度保障，而不是靠明君恩赐。我和一些人探讨过一个问题，我认为老共未来一旦发生财政困难、甚至财政危机，首先盯上的便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有人不相信，说，从世界各国来看，中产阶级都是政治上最稳定的阶层，老共既然要维稳，中产阶级理应是主要依靠对象，怎么会成为盘剥对象呢，想想也简单，中国大陆的高收入群体，基本上都是与权势阶层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低收入群体，本已无可盘剥，再要从他仅能维持基本生计的微薄薪酬中挖去一块，他不跟你拼命吗，所以只能是打中产阶级的主意，在现体制下，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