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货币调控的中国特色
中国货币运动的两个圈圈，各有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大手购汇，为稳定人民币汇率而累积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第二个重点，是条条块块的政府及其公司具有极强的土地融资能力，经由商业银行的放贷不断创造货币。这是近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货币基础，也是国民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素的货币根源。与此相对应，中国的货币调控也形成了两个着力点。其一，央行发行多种短期央票，以回收过量放出去的基础货币。其二，央行以数量型工具，即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抑制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主要手段。近年货币调控在两个圈圈上跳舞，挥来舞去主要就是央票和法定准备金率这两把刀。让我们点评一番吧。
先看央票。顾名思义，央票是中央银行发出的债券，通常短期，三、六、九月不等，也有更长的。无论哪种期限，都是央行以还本付息的承诺为条件，向金融机构借钱。一般认为，当市场流动性偏多、通胀压力加大之际，央行发出央票，把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借”回来，锁在央行内不解冻，是对冲流动性的对症之药。至于为什么选用央票，主要理由是央行库存的国库券不够，2002年正是央行用尽了几千亿国库券，才让央票登场，并从此大行其道。
这当然有道理。但不妨多问一句：为什么待回收的流动性居然越来越多？这些年央行发出的多少万亿央票，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查数据，2002年以来央行总资产中增加最快的是“外汇占款”，也就是企业和个人结算给商业银行的外汇，又被央行用基础货币买入、最后成为国家外汇储备的那一大块。撇开细节，央行不断发央票要对冲的流动性，原来正是央行自己购汇发出去的基础货币。
问过的，央行何苦这么来来回回两头忙？也回答过，因为央行在本币币值稳定的目标之外，还要顾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为了汇率稳定，央行有如愚公移山，大手购汇天天不止。哪天只要少买一点，人民币对美元马上升值。央行出手，人民币汇率倒是稳定了——甚至再固定十年也不难——可过量的基础货币放了出去，有导致流动性泛滥的危险。于是，再发央票回收流动性。
问题是，央票并不能完全对冲被动超发的基础货币。几周前易纲副行长到朗润园做报告，提到为持有2.85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 (2010年底)，央行用了约20万亿人民币购汇，其中80%已被对冲。这说明央行兼顾汇率稳定与货币稳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积累了在开放环境里调控货币的新经验。不过他的报告可没有以下意思，即能够兼顾汇率稳定与货币稳定的货币调控方面的中国模式已经诞生。
首先，央票并没有做到百分之百回收超发的基础货币。困难应该不是技术方面的，因为再多发20%的央票，总量上不就可以做平了吗？我的理解，困难还是来自央行的多目标——当权衡要不要更多回收基础货币时，其他目标包括保增长、保就业、保财政、甚至保商业银行的生意等等，均可能构成央行决策的约束。一时低估流动性偏多带给物价总水平的压力，是很容易发生的。特别是对一个习惯于超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收紧流动性很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质疑、批评和埋怨。惟有看得见的通胀压力，才能够抵抗几乎全社会“松货币”的持久冲动。可惜，通胀信息通常要滞后很久，例如2008年上半年和今年年初我们遇见的情形。加起来看，央行用左手发出的央票，要把右手购汇花出去的每一块基础货币全部收回来，实际上面临不少困难。
最近的发现是，即便做到总量完全相等，央行干预外汇的基础货币也还有可能发生某种“泄漏”。我这里想到的是时间对货币创造的影响。大家知道，央行每天动用基础货币购汇，但是并没有——一般也不可能——每天发行等量的央票回收商业银行由此新增的流动性。这就是说，有部分基础货币已经从央行之手，经由购汇环节先落到了商业银行手里，然后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被央行发出的央票非百分之百地收回。
恰在这段时滞当中，货币运动的第二个圈圈加速转动！不是吗？商业银行今天把一笔外汇卖给了央行，今天就得到央行付出的一笔基础货币——央行则增加了相应的国家外汇储备——并在今天就可以增加信贷投放。在央行日后发央票回收这部分货币之前，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程序早就启动，并创造出了实实在在的货币增量。在逻辑上，就算日后央票的总量与事前购汇基础货币的总量完全相等，也挡不住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量。规律是：央行从增发基础货币到发央票回收的时间间隔越长，“泄漏”到商业银行的“过路货币”越多，新创造的货币量就越多。是的，时间就是金钱——这是理解近年我国基础货币增加较快、但广义货币增加更快的一条基本线索。
商业银行要增加贷款放发，就要求借款人增加抵押的资产。这就是说，可供抵押资产的增量是货币创造增量的第一个支点。讲过了，在资产形成方面，中国特色异常耀眼，其中的最亮点就是条条块块政府连同掌控的公司，都可以动用征地权把原本属于农民的集体土地直接变成国有资产，并以此满足增加向银行贷款的抵押条件。这是“供地融资”的关键环节，也是货币创造方面的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数量型调控工具”——直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为中国货币调控的一件主打武器。原本我对有关的说明并不接受，不过听多了，不由得想想处理此事的央行官员总有他们来自操作实践的道理。现在我想通的原理如下：在中国特色的资产形成、抵押和信贷发生过程中，由于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直接依托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都是数量型手段，所以中国的货币调控手段也必须以数量型为主才比较对路。否则，在物价之火上了房的紧急情况下，用价格型工具调控本质上靠数量型手段加速创造出来的货币，不免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虑。行政长官一声令下形成的土地资产和由此增发的信贷流量，非央行官员一声令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来收紧，才比较对路和管用。讲到底，在几年前本文作者戏称“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里，向对价格不敏感的主体挥舞价格工具，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
小结一下。货币运动和货币调控，逃不脱“多中有一、一中有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所有货币运动和调控中那些共性的问题，而且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那些环节。依重要性排列，我以为是：央行的多政策目标，用基础货币干预汇市汇率，以总量有缺口、回收有时滞的央票对冲，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以及数量型工具为主的货币调控。对这些环节多做些功课，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货币运动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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