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在增长与通胀间寻找平衡
财新《中国改革》 记者 胡舒立 发自美国纽约对话人：斯蒂格利茨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纽约曼哈顿上城，哈德逊河北岸。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他的夫人安雅住在一处老式公寓楼的四层，宽敞而清雅。
那晚，好客的主人盛情相邀，我和朋友们欣然前往。进门后先见到女主人安雅，然后斯蒂格利茨从他的书房出来热情招呼。接下来是很长时间的痛痛快快的交谈。和我在许多公开场合见到的很相似，斯蒂格利茨自然而坦诚，简直像个孩子，他可以静心倾听但也有问必答，既没有架子也绝不辜负听众。我们的交谈范围甚广，从中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落马谈到高铁建设，又从不久前的“限房令”议及中国通胀。交谈中可以感觉到他对中国的熟悉和兴趣。参加这次晚宴的客人除了我，还有两位财新同事、两位哥大学者以及安雅的父母，话题也越扯越宽。
很快地，因为他的智慧，这位67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成了晚宴的中心。他说的不一定全对，在座的人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这些话是伟大学者的思想流淌，人们都会竖起耳朵。
晚餐前前后后三四个小时，斯蒂格利茨与朋友们仍谈兴未尽。我们在门厅穿戴，斯蒂格利茨过来坐在一张小凳上继续和大家对答着。安雅在一旁笑道：有人是“苦力马”，有人是“秀马”（working horse and show horse)。约（斯氏昵称）就是一匹“秀马”。嫁给一个这样的经济学家多好，我想说的时候说说，不想说话可以不说话啦。我大笑。
而斯蒂格利茨似乎没有听见这些议论。面对连绵不断的提问，他的回答也是滔滔不绝。早在席间，我就问过他——我们的交谈可不可以报道，他率性随和地说，“可以”。录音机便一直放在面前。
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与许多荣誉联系在一起：1979年的克拉克奖得主，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又以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者著称。在经济学领域，斯蒂格利茨都很有建树，特别是对信息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中称其学术成果“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他关注对全球化的管理，被认为属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他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评者。
这里是那天晚间聚会交谈的摘要，顺序略有调整。提问者不仅有我，还有同事汪旭和其他人。这里权做“众问”，请听“斯答”。
谨防矫枉过正
众问：中国领导人最近公开表示，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为7%，你认为这可能吗？
斯蒂格利茨：应该会更高一些。中国领导人是在试图传递一个信号，希望抑制当前的经济。但是，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运行经济。这就好比期待奥巴马做演讲就能令美国经济增长。事实上，奥巴马已经演讲过很多次了，不过效果绝对为零。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力可能会大一些，但是要完全达到目的也很难。
矫枉过正的风险太大了。如果中国今年的增长率目标是7%，但是，由于收紧货币政策，最后增长率是5%，那将会是一场灾难。我同意中国领导人的观点，经济的增速肯定会慢下来，但是，具体数字会是多少难以确定。
最好还是这样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意思：“如果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的话，这并不是失败。”
众问：现在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就是稳定。中国在放慢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应当如何取舍？哪一种危害更大？
斯蒂格利茨：与其说我担心通胀，不如说我更担心政府对通胀反应过度，做出很多愚蠢的决策。现实情况常常是政府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工资、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尤其是食品和能源在消费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就像骑自行车，只有保证一定的速度才能维持平衡。如果速度慢下来，就会出问题。中国政府想把经济增速控制在7%左右，但是，如果矫枉过正，导致增速过低的话，也会出现大问题。
众问：汇率升值对抑制通胀的影响大吗？
斯蒂格利茨：很多美国人认为汇率升值对于抑制通胀影响很大，但我觉得他们错了。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因为通胀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石油和食品价格，假如汇率变化5%，会让通胀降低5%，可是如果食品价格上涨50%，那么，即使汇率变化之后，食品通胀也只是从50%降到45%。这对于抑制通胀有些许帮助，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
众问：那提高利率效果如何呢？
斯蒂格利茨：如果实际利率低于通胀率，提高利率是有必要的。何况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但是，提高利率会让某些经济问题更加糟糕，因为这会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以谋求高额回报。所以，应当采取不提高利率而又能抑制经济的方法，诸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土耳其就降低了利率，同时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最重要的工具。
社会公平与经济稳定
众问：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确令人担忧呀。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限购令”，例如北京，就是把买房权和户籍挂钩，想据此压住需方，压住房价。
斯蒂格利茨：户口可不是好办法。解决这事应当靠征税，不能靠户口。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公平非常重要。
众问：征税该怎么征？你有何主张？
斯蒂格利茨：和世界上大多数缺少储蓄的国家不同，中国并不缺少储蓄。欧洲和美国由于担心储蓄不足，希望对资本收益征税较低。而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储蓄太多。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累进的、渐进的税制，同时要进一步改革财产税。对于资本收益和房地产征税，不仅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也能够提升经济稳定性。
就税收政策而言，政府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制定了一项根本无法推行的税收政策。对房地产征税相对容易，因为政府在房地产业可以监控任何一笔交易，虽然人们也可以有办法作假，但是，终归比其他行业难得多。我的一个建议是征收小额金融交易税。由于税额不大，民众不会反对，不会改变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却可以增加政府收入。
众问：刚才谈到，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公平非常重要。在实践中，重点该放在哪里？
斯蒂格利茨：首先，中国政府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作用，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财政，要靠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完全模仿美国模式，把教育、医疗这类公共服务市场化，那将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在这类问题上，单纯的市场化会造成很大的社会成本，最终对效率构成负面影响。中国的教育领域明显出现了这种机会的不公平，例如，农民工的子弟被排除在城市的正规教育体系之外，这应该是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
其次，中国政府应当关注就业问题。最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就是提供完全就业。长期的失业状态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其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达到完全就业的状态，需要政府起作用。我担心，如果中国政府过于关注通胀问题，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过高的失业率。
还有，关于社会保障问题，市场对保险的供给往往是“失灵”的，诸如失业险、企业年金险、事故险，等等。而且，由市场提供保险还会带来很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需要在社会保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就像其他任何大国一样，中国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特殊利益集团，情况也就会越来越困难。美国现在近乎瘫痪的政治局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中美镜像
众问：中国的房地产显然是有泡沫的。会不会出现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情况？
斯蒂格利茨：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在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中，房子是100%贷款购买的，亦即100%的负债。而且其利率是诱惑利率（teaser rates）。这种利率一开始为3%，后来就会涨到6%。购房者起初能承担利率，但到后来就承担不起了。于是，购房者的支出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收入，房价也下跌了。
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有“无追索权贷款”的国家。“无追索权贷款”意味着房主不可能破产清偿，你随时可以把房屋钥匙扔给银行然后转身走人，不必承担任何后果。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旦房价下跌，人们就说：“我不还贷款了。” 然后，他就可以不用付房租免费再住两三年，因为办手续通常要花两三年时间。法律系统的工作效率很低。
众问：美国这种体制是怎么形成的呢？银行的责任何在？
斯蒂格利茨：这一整套体系的设计很不合理，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设计出这样的体系。这个体系过去之所以还能运行正常，是因为当时的银行负责任，只会借钱给有偿还能力的人，而且只借给你80%，所以，当房价下跌10%甚至是15%的时候，你仍然有钱花在房子上。
但是，现在银行变成了强盗，完全不负责任，甚至还会想办法从穷人那里窃取钱财。他们可以借给你100%的房款，然后收取高额利率，试图从你身上获取超额利润。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体系。
我想再举个例子，西班牙房价也大幅下跌，但是，他们取消赎回权的案例却很少。购房者还是继续偿还贷款，因为他们实行的是“追索权贷款”。如果你还有资产，即使你宣布破产了，你还是需要继续偿还贷款。
中国现在面临的房地产泡沫和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件好事。
众问：你对人民币汇率调整有何看法和建议？
斯蒂格利茨：那种将中国视为“汇率操纵国”的论调无甚意义，因为“操纵汇率”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缺陷。如今各国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国汇率，无节制的财政赤字和低利率政策均可能导致货币疲软。
美国的贸易逆差不能全然归咎于中国。真正重要的不是美中双边贸易，而是多边贸易平衡。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小于德国等国家。而且，除了汇率以外，国民储蓄率也是影响一国贸易平衡的因素。如果美国不提高这项指标，其多边贸易逆差将难以大幅减少。
事实上，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真正的全球贸易扭曲，美国政府补贴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农民，将使中国农民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担心人民币汇率调整会对中国农产品价格有影响。升值可能对投资者有益，但同时会给低收入群体带来问题，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前首先需要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我还建议中国征收出口税，这可以避免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一些缺陷。
“金融魔法师”不可信
众问：顺便说一句，请问你对当今美国政治有何评价？
斯蒂格利茨：你只要稍作观察就能发现，美国的政治议题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假使律师阶层支持民主党，共和党就会说，我们需要改革司法体系。政党成了非常狭隘的特殊利益的支持者。
共和党的支持主要来自大企业。共和党人太意识形态化了，他们基本上认为，即使与选民意愿相背，也必须为国家做正确的事情。如果10个人里面有7个都不信共和党人所说的话，共和党人就会说：“你根本不能信任选民。”共和党人会继续推行现在的削减预算政策，他们不会称之为“预算削减”，他们会说这是“负责任的政府”。他们会说政府必须量入而出，不能杀鸡取卵。但是，他们不会明确宣称他们会削减哪项计划。因为如果你在保留农业补贴和银行救助计划的情况下宣称：“好，现在开始削减社保和企业所得税”，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共和党人的主张将会是前后矛盾的。
众问：你对奥巴马提交的新预算案有何评价？
斯蒂格利茨：奥巴马可以在任何事情上妥协。我认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原则的人。“两党赤字委员会”的预算建议就是要削减赤字。这是个非常糟糕的委员会，基本上没有什么信用，因为它是好政府（good government）、集团政府（group government）以及支持减税的右翼分子的大杂烩。
众问：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有何评价呢？
斯蒂格利茨：量化宽松政策的本意是通过注入大量流动性，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但是，银行业会将这部分资金投资于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国家目前并不需要这些资本，因而不得不采取资本管制措施，来应对这些资本流入。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和行动来保护自己，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全球金融市场面临分裂。
众问：你是否更偏好通过财政政策应对危机？
斯蒂格利茨：是的。我一直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政府采取的刺激政策，才遏制了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大萧条”、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现在还不到担心赤字的时候，应当集中精力提高总需求。政府不能只看到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面，要通过投资谋求未来的回报。
有些批评者认为，财政政策对后代不公平，但是，货币政策尤其是量化宽松政策也会产生极其糟糕的跨代效应。美联储购买的巨额抵押贷款和长期债券在未来将会大幅缩水。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可以促进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其回报率早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
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私人金融市场中有大量资本被错配。危机发生以后，由于资源利用不充分，造成了更大的浪费。因此，我认为关键在于债务重组，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救助经验表明，债务重组是经济复苏的关键。对于那些在当前鼓吹财政紧缩、推迟债务重组的“金融魔术师”的说法，我认为不值一提。
重造全球再平衡
众问：造成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原因很复杂，有些因素是共生的。如果非要明确谁的责任多一些，是中国人过度储蓄，还是美国人过度消费，你怎样回答？
斯蒂格利茨：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的话，世界也就很难维持下去了。美国人应该改革消费模式，因为他们消费了过多的资源，带来了过量温室气体。根本问题并不是全球储蓄太多，而是储蓄没能得到有效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对于储蓄的配置不是很有效。
美国居民的家庭收入水平已经比10年前降低了，他们应得的财富大部分都被高收入阶层攫取了。中产阶级的收入并没有增长，消费却增长了。现在，美国人主要是借贷消费，但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债务到期，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打折。而在中国，企业并没有通过工资或者红利分配利润，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供给推动的。但是，现在这种状况也是不可持续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愈演愈烈。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也需要改革。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在放开资本管制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吸收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在放开资本管制方面的教训。因为一个简单的政策很有可能带来高度不稳定的后果，这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的增长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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