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重的文化痼疾
最严重的文化痼疾——《问教余秋雨》自序
吴拯修
挨批一定有道理?
新世纪四年，余六十而“致仕”。退休之后，只能挣寿命；摆脱瞎忙，不缺的是时间；无以消遣，光爱看点书。陪妻去闹市，她泡服装店，我在书店等。书看得很杂，天上地下，无所不看。常在书摊转，总会碰到余秋雨，当然是他的书。?
余氏大名当年时有耳闻。上世纪90年代初，由海外而海内，华人中平地卷起一阵旋风，余先生腋夹《文化苦旅》闪进文坛，经过一番用心炒作，被簇拥到聚光灯下，一时间领舞于文坛。在炒作力度特大的江浙一带，有书店或大或小，常有“余秋雨”，颇有“无靓女不成宴席”之势；初高中莘莘学子，几乎无手不捧“余秋雨”，把先生的艳词丽句抄录在父母都不让看的本子上，日锁抽屉夜置枕边。我因尚在职场打拼，无暇拜读先生大作，未吃猪肉只见猪儿跑。但爱屋尚且及乌，何况儿女们崇拜的偶像，“他们的”余秋雨自然也赢得了我的敬意。钦佩和自豪之感油然而生，钦佩先生的魅力，为先生而自豪，毕竟先生属于我们“文革”老五届大学生（1966—1970）这一代。?
是时，“文革”前的作家包括“重放的鲜花”?①一辈，随着年龄的增大已渐行渐远，或走向边缘或淡出文坛，活跃在文坛的几乎都是“文革”老三届知青。凭什么让这些昔日中学生独领风骚？老五届大学生中佼佼者当然不乏其人，但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者还真是寥寥无几。而今杀出余秋雨这匹黑马，岂不令我辈同代人欣喜异常，长舒一口郁闷之气。?
但是，且慢。?
是何等花团锦簇文字惹得一些少男少女们似痴似醉？随手从青年学子们手中逮过几本先生的书，但见书名诗意绵绵，却如女用化妆品的标签，竟猜不出里面有些什么。翻看一些篇章，耐着性子读完，第一感觉是中老年不宜。论文笔，那些虚幻的形容词，一连串的排比句，直晃得人头晕。素未谋面的词语，犹如米饭中的沙粒，很是咯牙噎喉。论内容，大多尚文藻少真情，外金玉而中空空，看上去很美，骨子里很虚。据说文学已经转型，只是怀疑自己，莫非多年不看文学书，读书观未能与时俱进，不能玩赏眼下的时尚？?
又看了些相关的评论书籍，才知对余秋雨的文章一直争议如潮。爱之者，尊其为散文大师，称其文为旷世巨品，溢美之词，无以复加，俨然“五四以来，一人而已”，理当顶礼膜拜；恶之者，贬其为“秋雨同学”，出书指谬，责其忏悔，称之文坛首骗，视其作是文化垃圾，本该废物归箱。?
忽然红到头发根，忽然又被批得满头是包，生性最不好奇的人也会感到好奇。?
走红有道理，挨批也一定有道理。?
三叹余秋雨?
闲着也是闲着，我找来余先生已出的书籍，以及散见于各处的演讲和文章，也读别人对他的评论和有关他的传记。努力去读懂余秋雨，理解余秋雨，一头栽进“余学”的研读之中，开始了我的“阅读苦旅”。?
苦旅之苦，在于它是一场马拉松。余秋雨著作丰盈，演讲频频，涉猎范围广；加之版本驳杂，新旧混出，篇章重复组合，好比加长马拉松，陡增了许多分量。潜心研读不比“三上”（枕上、厕上、车上）消遣，劳心累体，苦旅之苦，可以想见。?
苦旅之苦，还在于它是一场障碍跑。马拉松本不应该有障碍，但是余秋雨偏要读者，“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都江堰》），去“翻阅”各种障碍：无心挥出的差错、有意设置的“谎”言、生涩的“活文字”、空洞的排比句、随处可见的自吹、无缝硬插针的损人……?
一一拜读余先生的文章，收集他在各种场合发表的言词，慢慢地明白了发生在余先生身上的一切。不禁掩卷长叹，深为余先生可惜，慨叹余先生为盛名所累，惜他走错了三步棋。?
一叹余秋雨越走越远，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被指谬的第一时间里，作出了错误的回应。他不仅没有像易中天那样找到迅速下来的台阶，反而像一个桥上失足的盲人，死死攀住桥沿绝不撒手，以为脚下是万丈深渊，其实离地不过半尺，放下即是实地。指谬者不过是发现了差错质疑一下，连批评的毛都算不上。而且有的差错简直不值得说第二遍，说声谢，道个歉，就可烟消云散。他却小题大做，无理狡辩。从把“致仕”歪解成活文字开始，就注定要坏事，他也不考虑对其他差错能不能可持续辩解。余秋雨自己把简单的问题搞成了一锅粥，又引出别人两本专门挑错的书?②。到了这一步，他也只好硬着头皮一道坡爬到黑，越爬越高，在高高的“错误山”上，坚持着四七就是二十七。比如，〖JP3〗咬定“一切小学地理课本的开头都是底格里斯河”?③（《千年一叹•我的〖JP〗大河》）绝不松口。而今《借我一生》出炉，更是撤掉了最后一架可能的梯子。他是不肯，即使肯，也不能找到下“山”的路了。?
有时第一句话真的很重要。一旦开了头，就如张中行的刘姓朋友所说，像进了管子的鱼，只能顺着往前游，难以回头了。一步赶一步，有时候会把自己逼进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二叹余秋雨越描越黑，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受到“文革”曾经失足的质疑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断然否认。其实“文革”之事本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否则何至于清查余秋雨达两年之久。余秋雨大可坦然承认做过的一切，剖析当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思想状况，抒发丰富的人生感悟，既能获得世人的尊敬，又可借此为契机，为自己找到一个谈论人生的切入点，来个老年顿悟。谁知余秋雨竟一再声称：“我一生中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文革”’期间最少”，“十年“文革”中没有写过一篇大批判文字”云云。连最基本的事实他都否认掉了，这就注定只能且战且退，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角落。?
三叹余秋雨，“谎”话越说越离奇，以虚假冲销事实。为了掩饰学养的不足，他不断地自夸自誉，或者“出口转内销”转述他人的话来吹嘘自己，是如何早年聪慧，好学勤思，博闻强记，一辈子都在读书。他不仅仅把自己装扮成大师，还要把自己装扮成绝不出错的圣人。为了开脱“文革”的失足，他不仅要把自己打扮成“文革”的受害者，还自我拔高进一步标榜自己是反“左”勇士，是如何如何先知先觉，反对造反派；抵制批邓，并称病逃避批邓；在上海第一个开会悼念周恩来，由他致悼词；曾因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而受到清查，在受清查时上书中央呼吁彻底否定“文革”……自我涨大的“谎”言越说越离奇，说到后来，他几乎就是活着的遇罗克、张志新了?④。?
“最严重的文化痼疾”?
余秋雨先生说过：“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每天都在想中国知识分子与虚假的关系问题”（《借我一生》444页）。?
我也在想。余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网撒下去如此宏大，我无力把握。我想的只是说这话的余秋雨，这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与虚假的关系问题。?
余秋雨1963年入大学，按中央当时的安排，似应于1965年9月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文革”开始前几个月返校，随后停课闹革命。除了停课劳动、军训以及虽未停课但长达一年的学习“九评”，真正学习的时间不到两年。当时高校课程的安排，一年级是普适基础课，二年级是专业基础课。应该说，余秋雨连专业基础课都没有来得及学完。他的主要写作实践，是在“石一歌”、上海写作组和《朝霞》搞大批判。可以说，余秋雨是吃“文革”的“狼奶”长大的。学养不足加上学风不正，“假、大、空”就成为余秋雨写作的主要密码，而且至今一脉相承。
?
余秋雨先生自己也说过：“确实，一个人的文笔是生命的自然流露，其中埋藏着近似基因的东西，不管负载什么内容，相隔多少时间，都不会改变深层‘密码’”（《余秋雨简要读本》前言）。?
“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余秋雨这种“假、大、空”竟然能继续大行其道，被奉为正朔，是因为在某些当权的公仆眼中，它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要引领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也是人们必须重视讨论“余秋雨现象”的重要原因。?
余秋雨先生最近又说了：“为假冒伪劣圆谎，大家都只在乎好听而不在乎真实，这是我国近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文化痼疾”（《问学•余秋雨》329页）。?
最严重的文化痼疾，鞭笞得很正确。但他身站高台点人头，忘记了一个人：他自己。?
我为什么要和余秋雨问真论假？?
余秋雨的作文写得怎么样，其实跟我水米无干，爱看不看。余秋雨的文品优劣，同样跟我没有一分钱关系。我为什么要批评余秋雨？?
对批评者的身份动机的归纳，余秋雨的答案简直是五花八门。我却一条都对不上号，进不了他的序列。说是盗版，我只买书，不卖书，九久网上书城不是我开的。说是中文系出身，出过几本书，我却连文人都算不上。说是嫉妒他名利双收，我当然会嫉妒，可是不认识的人怎么嫉妒得过来？退休之后，政府每月有钱打入信用卡，堪称温饱，无须靠卖文致富。说批评者原来都是他的崇拜者，学数学的人只信科学，什么鸟都不崇拜。是心有不满，拿余秋雨出气？其实是越写越生气，哪里出得了气？?
最近说得更邪乎了，在近作《问学•余秋雨》中，说批评者有暴民心理，“他们见财、见色、见权都会产生一种犯罪冲动，他们无处宣泄这种犯罪冲动，只能通过对名人的幻想或诬陷来勉强寄托。”我们的社会是如此糟糕吗？有这么多的暴民有犯罪冲动，却又找不到地方，只能把余秋雨当作宣泄的“厕所”吗？?
尤其惹我不爽的，是他的随处可见的撒“谎”。老年人不可以这样欺骗年轻人，著名学者不能这样戏弄普通读者，大陆文人戏弄海外华人更是不该。?
平生最厌自吹和撒谎，余秋雨两样都沾，他的文字和演讲的虚假撞痛了我的神经。这世上假货已经够多，沉默就是纵容。?
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宽容，但对于不是“善谎”的谎，文过饰非的谎，我们真的不能。?
余秋雨散文有一种小说化、戏剧化的特色，文学评论家王彬彬称之为“小说化”散文。余秋雨先生认为艺术无所谓真假，我也是认同的。因此他的所有艺术虚构，都不在本书问真论假之列。余秋雨本人叙述的亲身经历才是本书讨论的主要对象。?
余先生“那么多学生也没有正式登场呢。论才情，论笔力，论机锋，只要出来一个就能噎住多少嚷嚷？”但他们说：“反击无聊也是无聊，再说，老师不让”（哈马忻都《吾师余秋雨》，作家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或许有一天，余门高足忽然有聊起来，要破门而出，进行反击，噎住我嚷嚷。我想只管放马过来，老夫壶茶以待。??
①自上世纪7 0年代末期起，一批当年的“右派分子”复出文坛，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王蒙、刘绍棠、从维熙等，谓之“重放的鲜花”。?
②一本是金文明著《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书海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一本是张港著《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③详见《大师也有错》。本书所提到的余秋雨散文的知识性差错，均已由张港指出，不再一一注明。?
④遇罗克、张志新均因在“文革”中反对极左政治路线遇难。详见《中国共产党大典》和《国史通鉴》。 余是做生意多过做学问。
靠着徐家汇一只股票，余的身价近亿，当然徐家汇目前还“跌跌不休”。 这书要买一本去！ [url]http://www.czjs.gov.cn/zwgk/zwgk/jrjs/shxw/201101/t20110104_197694.htm[/url]
记住，有个江山人名叫吴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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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梁 来源：今日江山 日期:2011年01月04日
吴拯修，祖籍徽州，1944年出生于浙江江山。1962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1968年毕业分配到浙江金华。当过工人，做过会计，做过工程师，当过厂长。1984年进入金华市政府工作，历任市商业局局长、外经贸局局长、贸促会会长等职。2004年退休后，进入文坛，专业问教余秋雨。
这是马寅初先生两声“呜”的故事，看来十分美妙有趣。不过，你务必耐着性子把后面的故事接着看完，务必！
五十年代，马寅初著名的人口学理论受到严厉批判，并因此被撤销了大学校长的职务。他儿子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时，他正在洗澡，他听了只“呜”了一声，没再说第二句话。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冤案被彻底平反，并获得了比过去更大的荣誉，当时他已百岁高龄，他的也已高龄的儿子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他又在洗澡，听了之后仍然只是“呜”了一声，不再说什么……
怎么样？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感染力？是不是足以让人沉思遐想？文化大师余秋雨说：“我觉得他这横跨数十年的两声‘呜’极有魅力，‘呜’出了高贵，‘呜’出了操守，‘呜’出了大宁静。”此乃经典评语，道出了芸芸大众的心声。
然而，吴拯修在《问教余秋雨》中却告诉我们，这故事“绝对不是真的”。书中引用了马寅初儿子马本初对新疆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邵纯先生说的话：
“我父亲是辞职不是被撤职，1960年1月3日他亲自到教育部提交了辞职书，3月18日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后，从北大燕南园回到家中。他85岁时一条腿麻木，91岁患肠癌，做了两次大手术后卧床，自己怎么洗澡？1979年9月15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率众到我家宣布为父亲平反。我父亲接受献花后，坐在轮椅上与众人合影，由我代表父亲宣读了答词……”
瞧，所谓横跨数十年的两声“呜”，完全是无稽之谈，纯属虚构、臆说、杜撰。谁这么无耻，这么大胆，竟然编造如此谎言，亵渎马先生及芸芸大众呢？遗憾，非常遗憾！吴拯修在书中告诉我们，说谎者正是被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顶礼膜拜的文化大师余秋雨。吴拯修说，余秋雨在台湾东海大学演讲时编造这个子虚乌有的故事，是“有意所为”，“相当于足球运动员的假摔”。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余秋雨的谎言，不止这一个，而有一大串，甚至是谎叠谎，谎圆谎；他连常识性的谎言都会编，都敢编，几乎成了“说谎大师”。比如，余大师面对西安市有关领导和几百个听众，大侃“世界文化”，说：“公元前5世纪发生了什么呢？……公元前5世纪全世界最出名的大师同时出现在这个地球上，苏格拉底只比孔子大14岁，孔子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他们是同时代人，我们所有后代了不起的人全是他们的学生。”吴拯修在书中指出，这些人物的生卒年份从《辞海》上一查便知：孔子（前551－前479），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约前369－前286）。显然，这4位思想家，出生于3个不同的世纪，苏格拉底的年龄其实比孔子小，就是我等粗俗浅陋之辈，也不会相信“孔子比孟子大12岁”是真的。那么，余秋雨为什么如此编造呢？吴拯修援引一个个事实告诉我们：余秋雨要向世界级大师进军，第一个目标就是孔子，而他编造故事就是为自己的出场作铺垫。
在这里，吴拯修就是一个“事有据话有理”的揭谎者。揭谎的整个过程，犹如抽丝剥茧，条缕可寻，丝丝入扣，丝尽而蛹现，让谎言无处藏身。
极为有趣的是，比起大师级的说谎者，揭谎者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这个“小人物”其实是个早已“致仕”的“老夫”，写书“问教”文化大师颇有传奇色彩。
我第一次听到吴拯修这个名字，是在几个月前。友人在电话里反复讲了几次，我才听清楚这个陌生的名字是怎么写的。友人说，吴，是口天吴；拯，是拯救的拯；修，是修理的修。呵呵，修理的修！后来，我果然在网上看到有人以《笑看吴拯修如何“修理”余秋雨》为题作书评。
友人向我提起吴拯修，当然是因为他写了这部“一鸣惊人”的长篇文学评论《问教余秋雨》。不过，起初，在电话里听说“这是一本专‘咬’余秋雨的书”时，我一丁点兴趣都没有。“咬余”，还时髦吗？
也真是的！余秋雨，一个戏剧学院的教授，出专著、发表演讲、上网写博客、上电视做节目，总是引起吹的、捧的、咬的、嚼的一起粉墨登场，沸沸扬扬，纷纷攘攘，且一闹腾就是十多年。唉，活像一出“长”不忍睹的滑稽剧，早该谢幕了！时至今日，提起余秋雨，我直觉没劲；而“咬余”，则觉无味。有时，我甚至想，泱泱我中华大地，难得冒出这么一个才华横溢、学贯古今的文化大师，切不可把他“捧死”、也不要把他“咬死”，能放他一马的地方就放他一马……
“这本书……文笔犀利，语言幽默，读来蛮有趣、蛮有意思的……还是值得一看。”嗜好读书的友人，力挺吴拯修，力荐《问教余秋雨》，可谓情真意切，言之凿凿。
而我，只是轻轻“哦”了一声作答。心想，就文笔来说，比起被“咬”的余秋雨大师，“咬余”的作者还能怎么样呢！早先，我读着《文化苦旅》、《霜冷长河》中的散文，虽然难说爱不释手，但还是被余教授过硬的文笔功夫所折服。
然而，友人说，作者吴拯修是金华的一个退休老干部，实际上是我们的江山老乡，读大学时学的是数学……“真的？……看样子，我们这位老乡是位奇人！”一听吴先生是一位比本老夫还老夫的“老夫”，又是理科出身的老乡，我立马来了兴致，对《问教余秋雨》这本书的情绪，似乎从冰点陡然蹿升至沸点。先是上网查找求证，浏览了吴拯修的博客，还通过电邮“采访”了他。其间，我大致花了两个星期可供读书的时间，把一本《问教余秋雨》翻过来又翻过去，细读了数遍，觉得吴先生的文笔的确了得，但这并不显得那么重要。作为一个江山读者，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本27.5万字的书，“咬”的是余秋雨的谎言，字里行间流露着的却是作者“较真”的秉性。这种秉性，正是江山人最典型的个性特征。
1944年生于江山清湖的吴拯修，算不上名人，也称不上文人。1962年从江山中学高中毕业后，他考入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应用数学专业，学的是数学；大学毕业后在金华走上工作岗位，从矿山工人做起，当过会计、工程师、数学教师，又经多年科长、厂长之职的历练，尔后乘改革开放之东风坐上地市级商业局、外经贸局的头把交椅，一步一个脚印走着与文学水米无干的人生之路，直至“致仕”，闲居家中，也不曾在世上留下半个文学的印记。
一个文化圈外的人，吴拯修怎地成了“咬余专业户”呢？说是“文人相轻”、“文人相妒”吧，他既不算文人，又何来相轻相妒呢？说是近日有仇、往日有冤吧，他压根儿不认识余秋雨，向来井水不犯河水，未有任何过节；说是靠批评名人出名吧，正如吴拯修本人所说，“几近古稀未免太迟，张爱玲说，出名要尽早呢！”；那就是想借助名人效应卖文致富了，可是，时下似乎什么都在飙涨，包括印书的纸，惟独印在书纸上的字未见怎么涨——的确，除了少数名人、大师，一般人靠写稿卖文只能吃粥喝汤，真的还不如去卖茶叶蛋。更何况，“咬余”揭谎，是一桩何等苦不堪言的苦力活！是一桩何等容易招惹是非的麻烦事！一个直奔古稀之年的“老夫”，什么事不好做，什么活法不可以，何必“破门而出”来赶这趟浑水呢？
“咬余者”可以有千千万，里面不该有他吴拯修；他吴拯修的活法有万万千，不该有种活法叫“咬余”。
他，吴拯修，这是怎么了？
或许，他表面上学理从政，而骨子里却更爱好文学，实际上文学才是他的最爱，因而他有作为一个退休局长“出家”为文的功底与潜质；或许，正像他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所说的，是母校浙江大学的“求是”精神在鞭策着他，让他容不下文化大师一再撒谎。他在自序中说，“这世上假货已经够多，沉默就是纵容。”
不过，在我等江山人看来，这部《问教余秋雨》的横空出世，却是缘自吴拯修是位江山人。他身上流淌的若不是江山人的血液，他骨子里若没有江山人眷恋故乡的情缘，或许他就不会有这番惊动海内外的“咬余事业”，也就不会出现这般当代文史上罕见的“文化奇观”。
你道他“咬”上余大师的起因是什么？正是涉及江山作为毛泽东祖居地的严肃话题。
5年前的一天，吴拯修在书店看到了余秋雨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由于皆是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生，两人的经历相仿，他对余先生这本描述自己真实一生的书立马产生了兴趣。于是，他站在书店翻看起来。没有想到，他竟然在书的第11页，也就是在第一卷第一章第6节开头，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祖母无名。
只知道她姓毛，嫁给我祖父后就不再有自己的名字，成了“余毛氏”。我估计连大大咧咧的祖父也未必知道他妻子曾经有过的名字。她比毛泽东主席大一岁，应该算是同龄人。近来有历史学家考证，毛泽东的祖辈也是从浙东到湖南去的，与蒋介石先生的原配夫人，也即蒋经国先生的母亲毛福梅女士属于同宗。这事细想起来有点好玩，所以人们也就不去细想。我祖母显然出自浙东毛家，是否与谁同宗，也不细想了。只知道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处处需要登记名字，登记人员写下一个“毛”字后用目光询问她，她说：“你随便写一个吧。”
毛泽东的祖辈是从浙东到湖南的吗？吴拯修作为一个出生于毛泽东真正的祖居地——江山的读者，完全不相信余秋雨所谓“历史学家考证”的结论是真的。然而，余秋雨的名气实在太大，他又无法相信一个大师级的文化名人竟会公然撒谎。怎么办？这当然是一桩需要“较真”的事，绝不能姑妄听之。
他跑回江山老家反复求证，进一步弄清了不属浙东的江山作为毛泽东祖居地的来龙去脉。在掌握大量素材的基础上，他写下了“咬余处女作”：《一个离“谱”的“谎”言》。文中列举《清漾毛氏族谱》所记载的湘浙毛氏渊源关系、韶山毛氏宗亲到江山清漾村认祖归宗、毛泽东嫡孙毛新宇专程到清漾参拜先祖等事实，一语双关地“咬”余秋雨“打造”了一个离“谱”的谎言，为“离谱”一词作了绝妙的注脚。吴拯修在文中说，余秋雨耸人听闻的“浙东毛氏说”，绝不是溜嘴所犯的无心的错误，而是有意的撒谎，目的是为了“拉名人来站台造势”、“震吓读者，哄抬身价”。经他这一说，读者如我，觉得余秋雨先生的确大有通过妙笔生花来光宗耀祖的嫌疑。可不是吗？瞧，“浙东毛氏说”一出，大师笔下的有姓无名的祖母，似乎也与毛泽东、蒋介石、蒋经国等大人物沾亲带故了。让大师颇有些遗憾的是，偏偏碰上一个敢于较真的江山人，把离“谱”的把戏戳穿了。的确，“这事细想起来有点好玩”。
或许，真的“有点好玩”，吴拯修自此迷上了“揭谎咬余事业”。他为了“咬余”而“爱上了余著”：系统地研究余秋雨的作品，包括余的戏剧理论著作、博客文章、能够看到的演讲稿，以及林林总总的“涉余”评论。他收集了50多本相关书刊，包括“文革”时期的文字资料，总量超过2000万字。他往返穿梭于浙沪之间，遍访可访之人物，尽搜能搜之材料。比如，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把自己在文革中参加过的一个写作组，说成是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而专事“编写教材”的组织。吴拯修竟然从上海一古玩店的故纸堆中寻觅到一个铁证——这个写作组某成员当年使用过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阅览证；阅览证的“系别”一栏赫然写着：“《鲁迅传》编写组”，而“《鲁迅传》编写组”正是以“石一歌”集体笔名写大批判文章的写作小组，并非从事“编写教材”的，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而一举戳破了余秋雨精心编制的谎话。
在写出一篇篇“咬余”作品的同时，吴拯修又于2009年6月24日在互联网上高调开博，并发表“开博宣言”：《将揭谎进行到底》——
余（我）本非文人，政界一吏耳。“致仕”以来，研究余（秋雨）达四年有余。发现该大师撒谎度日，恶果流布，三鹿牌文化奶粉也。毒害娃娃、误导青年。揭谎打假，匹夫有责。老夫毅然开博，决心与众“反粉丝”一起，将揭谎进行到底！
哈哈，一个揭谎打假“老顽童”形象跃然网上。这“开博宣言”，大声读来也是“有点好玩”。
不过，说好玩，也不尽是好玩。数年来，早过耳顺之年的吴拯修，“劳其肤，累其骨”，筚路蓝缕，以启“咬余”。纵然写出受到众多学者、教授、编辑好评的书稿，但在联系出版时，却前后有60多家出版社因为没有通过“最后审查”而搁浅。当然，书稿周游一年多，《问教余秋雨》最后还是在2010年8月由有胆有识的金城出版社出版，算是揭谎打假之幸事。
由此说来，吴拯修的“咬余”事业源于浓浓的乡情。《问教余秋雨》的初稿，吴先生曾以《有毒的记忆》为题在湘滨文学网上发表，其时用的笔名正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名山“江郎山”。他的“咬余处女作”，客观上也为江山作为毛泽东祖居地的“正宗”地位打了假。作为江山人，我们应该谢谢他！记住他！记住，有个江山人名叫吴拯修。
诚然，我们记住吴拯修，并非他仅仅是江山人。当今社会，从事揭谎打假这门“职业”的人，仍属“稀缺资源”，吴拯修算一个。对这种“稀缺资源”，谁都应该记住并加以呵护。
吴拯修“咬余揭谎”，“咬”的是余秋雨，痛的是说谎者。一切说谎者，在《问教余秋雨》这本书面前都得低下头来，清夜扪心。试想，风光强势如余大师，也有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狠咬他的谎言而不放；凡夫俗子如你我，还是坚持做个老实人为妙！谎莫说，说谎终被揭！无论从文从商，还是从政从军，开口、作文之前，想一想吴拯修及他的书，或许不会后悔。
“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记住吴拯修这个名字的同时，最好也能记住他在《问教余秋雨》后记中的最后这句话。
（写于2010年12月26日） 小余童鞋每个字都是靠扯谎编成的，他不姓贾才亏了姓贾的这一姓。 咬余，可惜了这文笔！
余一落水的东东，咬他作甚?还是干点正经事的好。 吴先生这句话颇有意思：“‘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余秋雨这种“假、大、空”竟然能继续大行其道，被奉为正朔，是因为在某些当权的公仆眼中，它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要引领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也是人们必须重视讨论“余秋雨现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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