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产业资本重回实业舞台——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b]本报记者 王敏/文[/b]近年来，中国“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多年活跃在经济舞台第一线的民营资本，因为商业运营成本的不断上升(工业原料价格上涨、资金成本增加、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等)和市场环境的恶化(外需疲软、贸易摩擦加剧、政府以外的消费能量依然有限、赋税压力不减等因素)，不得不将自己的产业资本变成投向房地产、大宗商品市场或直接逐利型高息放贷那样的金融资本。怎么样引导产业资本重回实业舞台，促使企业放弃低附加价值产业、走向高端的结构调整？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实业资本遭遇内外夹击
《中国企业报》：本报记者了解到，近几年中国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以制造业发达的温州为例，在不久前公布的一份“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名单上，有40多家制造企业涉足房地产开发，其中不乏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业企业。您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孙立坚：短时间因为高端人才、风险资本和创新技术的匮乏，他们很难通过自己进行产业升级来抗衡商业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压力、大宗商品涨价、加息、节能减排成本等)给他们带来的挑战。另外，金融危机后，他们擅长做生意的海外市场迅速萎缩、外需疲软、贸易摩擦加剧、政府以外的消费能量依然有限等等，而国内市场的新增长点又集中在国企和央企主导的中西部大型建设上，他们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找到一席之地。在社会整体通胀预期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他们发现炒楼、炒大宗商品赚钱要比做实业来得快。
近期，日本大地震和利比亚局势的紧张等因素，进一步推高了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而且，国内物流成本偏高、大宗商品市场借国际高价格投机炒作的倾向也只增不减，这就使得本想停留在实体经济领域搞生产的企业，也因为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攀升而不得不退出实业。
这样，多年来一直活跃在经济舞台第一线的民营资本，不得不将自己的产业资本变成投向房地产、大宗商品市场或直接逐利型高息放贷那样的金融资本，而没有出现我们所期待的放弃低附加价值产业、走向高端的结构调整的效果，从而使得央行即使管住了银行的信贷投放，但是却无法管住大量产业资本的虚拟化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的问题。相反，目前加息等紧缩货币政策手段，反而可能会让更多的产业资本因为融资成本上升退出实业舞台。
所以，解决企业生产成本压力，要比紧缩货币政策、收缩楼市中的流动性更为关键。
《中国企业报》：产业的严重空心化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通胀？
孙立坚：当然会。目前成本不断上升，产业资本转变成金融资本的风险就会加大，而且，这些产业出来的钱会更加利用自己进货的方便，靠生产资料涨价的特征，低价进货，高价卖出。尤其是真正做实业的是政府投入，结果他们不计较成本的花钱方式，更加让靠价差赚钱的民营资本找到了新的商业模式。结果，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峻。
紧缩货币政策效果十分有限
《中国企业报》：为解决通胀，央行已在年内两次加息，您认为加息能解决多少通胀问题呢？这对“产业空心化”又有怎样的影响？
孙立坚：加息对解决负利率，遏制银行资金流入市场进行投机炒作有一定的作用。但利率直接关系到企业融资成本，所以，加息会进一步增添企业做实业的负担。另外，加息还会引狼入室，因为最近热钱又有大量进场的痕迹。美、欧、日不退市，不加息，靠中国单方面加息，不可能改变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引发的大宗商品涨价和农产品涨价的现状。中国目前还是投资主导型经济，大宗商品定价权完全由欧美市场掌控，所以我们的货币政策难以抗衡输入性通胀。
《中国企业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今年还有加息空间，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如果继续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加上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这对“产业空心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孙立坚：从银行的负利率问题考虑，我们不得不及时加息，以确保社会资金不会大量离开银行系统涌入市场中，从而防止它们来进一步催生投机和资产泡沫的现象。另外，输入性通胀也需要我们适度利用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来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千万不能忽略给企业减压的实际效果。否则，升值过快、加息过多，就会让企业在实业的舞台上，感到盈利能力越来越弱，从而不得不退出生产的舞台，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更加严重。
关键是要以企业承受能力作为衡量我们今天宏观调控政策是否恰当的尺度，千万不能以牺牲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作为稳定物价的代价。即使短时间物价回稳，但是并不可持续，将来刺激经济所需要的财政投入会更大，从而造成通胀的压力再起，到时形势会变得比现在更加严峻。
对于目前中国通胀压力高企不落，我认为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目前要做的应该是怎样在生产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疏导产业资本回到真正做大财富的实业舞台上。这才能从本源上遏制或抗衡成本(非需求)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问题。否则，一味地去强化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对解决这类通胀问题可能效果就会适得其反。说到底，这本是一个解决货币配置的问题，而不是解决货币超发的问题。
降低企业税负是当务之急
《中国企业报》：不少外部因素如欧盟碳关税和日本大地震的后续影响，在不断推高中国社会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缓解通胀，尽量减少“空心化”现象？
孙立坚：手段有以下几个：一、给企业减税，而且最好是企业减税和整顿楼市政策两者并用。二、梳理工业原材料价格的形成机制，打破垄断和不必要的流通环节，以此降低国内工业原材料价格。三、用好战略储备的供应策略，帮助企业对冲现时点国际金融资本投机操作和地缘政治波动所带来的工业原材料价格狂涨的不利局面。四、放慢影响工业成本的市场化改革步骤，在经济活力充分体现的时候，再加快工业要素市场的价格自由化的步伐。否则，改革效果会适得其反。
《中国企业报》：在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降低企业税负能让产业资本回到实体经济吗？
孙立坚：我相信，能。欧美国家的政府今天也在给企业大量减税，企业成本负担已经有明显的好转。配合现在政府对市场价格机制扭曲问题的整顿，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继续鼓励民营资本做自己擅长的实业，这些都是让大量产业资本重回实业舞台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当然，中国今天商业成本负担的加重全靠减税是不可能的。所以，放慢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控制好利率的水平、有的放矢的选择新能源战略是必要的。不要再给企业添额外的麻烦。那种认为靠成本上升倒逼民营企业产业升级的想法是不切合中国国情的，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成本上升非但没有出现结构调整，反而诱发了流动性泛滥的问题。
巧用创投配置金融资源
《中国企业报》：如何发挥金融体系的作用，引导产业资本重回实体经济舞台？
孙立坚：通过消费和投资两个渠道来做。一是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让代表中高收入群体的企业家安心地在国内消费。做到让先富起来的人先消费，从而把收入通过市场机制转移给为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手中。这比对高收入者实行重税效果要好很多。二是要像欧美国家那样，通过对企业慈善投资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和通过建立遗产税的做法，来杜绝因世代财富传承创造出更多机会不平等的不合理现象。对今天中国而言，机会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有害！需要彻底解决此问题。仇富心态会影响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的活力。在这里，我们也要强调要加大法律制裁的力度，严厉惩处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甚至谋财害命的“致富”行为。
《中国企业报》：金融机构还具有专业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可以吸收目前大量存在于投资体系外的产业资本，然后配置到高效率和高收益的实业投资项目上，这方面的积极性如何调动呢？
孙立坚：如果没有一批从事创投业务的、社会责任感强的专业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机构存在，那么，流动性泛滥的问题甚至都不会在监管日益强化的正规的银行业内、股市、楼市渠道中出现，而是在“豆”你玩、“姜”你军、“蒜”你狠、“盐”死你这类事前无法有效监管的灰色投机渠道中频繁现身。
金融专业投资团队和企业家出身的专业团队结合在一起，在良好的政策制度的扶持和约束下，把合法募集到的社会资金投到将来能够带来巨大财富增长的项目上，而不是为了形象工程进行不顾回报的低效率资金投放。有效地把资金投入到高收益的项目以后，即使我们民营资本今天不搞企业，他们的钱通过专业化的团队配置到实体经济中利润增长高的项目，那么，也不会出现产业资本闲置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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