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莱：中国经济或许大势已去
观测中国经济，首先得走出一个误区，以为中国现在搞的是凯恩斯主义。这也是张维迎先生持的一种观点。张维迎我还是挺尊重的，可他老是站在自由主义一极，然后就想当然，把现在的中国经济放在凯恩斯一极批判，这就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在经济学领域，自由市场派与凯恩斯主义麦芒对针尖，可它们讨论的背景都是标准的市场体制，理论框架也以此为前提，而不是一个在谈市场经济，一个在谈权贵经济。他们假设的政府，也是一个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却是一个“善”的政府，这种政府具有民选的性质，也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儿。在这种模型之下，即使搞凯恩斯主义，政府也会恪守游戏规则，只在宏观领域做文章，而不会把手伸进微观领域，更不会直接动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定价权等权利，或者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跑到场子中间与民争利。此外，一个假设的“善”的政府，它的宏观政策目标也应该是善的，它如果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一定是为了增加就业，而不会夹带别的私货。这些凯恩斯政策的前提，在中国很难都具备。好了，说完前提条件，现在说正事儿。我现在要说的正事儿就是：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已近尾声，接下来很可能烂事儿一大堆，最有可能的是出现长期的滞胀局面。至少，中国经济即将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将转入经济中低速增长，民生无法根本性改善、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冲突会越来越厉害的时期。
一，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已近消耗完毕，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又无法形成。中国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三驾马车的拉动：地产经济，政府基础投资，出口贸易。如今，政府投资这一块，看上去虽然依旧凶猛，但疲态已现，如午后西下的斜阳。其中的原因，在于具有这种大规模投资能力的地方政府，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地方的基础投资，该投的都已经投了，无论普通公路和轨道运输、高铁、高速公路、航线、通讯等，都已经饱和，甚至出现了过度投资的状况。今后政府如果仍得靠这种投资拉动经济，就得向西部转移，在西部地区复制东部的投资密度和规模。可西部脆弱的自然环境，稀少的人口都表明，这种投资拉动模式如果真的移植到西部去，绝对是一笔大亏大赔的买卖，而且还会贻害子孙。我昨天就在跟一位西部来的朋友喝酒，谈到那里的公路不收费，他说，收什么收啊？几小时见不到一辆车，收的钱还不够发工资；而且在茫茫荒原处，几个人孤零零地守在一个荒凉的地方收费，不冻死就得吓死、闷死。
房地产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政府已经不得不给它降温，而不是靠它继续拉动经济增长了。但中国的房地产之虚火是如此病入膏肓，以致政府打压了近一年时间，高房价仍在挺着，这把虚火一时半会儿仍无法降下来。可以想象，在通胀威胁步步紧逼的情境下，在高房价已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的背景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已不大可能再主要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至少已无法靠房地产来保障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当然，政府可以发展廉价廉租房，但照样问题重重。首先是地方政府如果把土地主要提供给廉价廉租房，它们的土地财政就会大大缩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和兴趣持续支撑廉价廉租房建设，值得打一个问号。其次，如果廉价廉租房成为百姓们获得住房的主要或重要渠道，现存的商品房市场就有可能彻底崩盘，它带来的问题，可能会远远超过已解决的问题。
出口贸易也遭遇了一系列的瓶颈，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高企，国际市场的打压和挤逼，汇率不得不一再提升，产品升级和创新有心无力等等。上个月，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这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很可能预示着一种新趋势的到来。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出口优势和能力正在相对下降，出口增长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至少，中国贸易盈余的大幅增加已不可能，主要依靠出口贸易大幅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迫使政府为控制通胀而放弃高增长目标；中国通胀的原因之复杂，涉及面之广，抑制通胀的成本之高，代价之高，难度之大都表明，被迫牺牲增长目标而重点防堵通胀，将成为政府的一项较长期的政策。通胀当然是一种货币现象，可它成为一种物价上涨现象时，结构性的原因便会直接凸显出来。说到结构的层面，老姜可以这样说：地球上所有国家物价上涨的原因，我们这里都有；地球上其他国家不存在的原因，我们这里也存在。首先应当看到，现在出现的通胀或涨价现象，都是从产业链的上游伊始，传递到中下游的，而不是收入高涨导致需求上升，并进而拉高了终端市场的物价。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为何我们的下游产品，尤其是消费品，一方面在涨价，另一方面却又大面积出现了过剩。也说明现在很多产品的涨价，都是成本推动型的被迫式涨价，不涨价有些企业、尤其是那些中小型企业就很可能亏损倒闭。这种由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基础性资源性产品推动的物价上升，应当说中国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世界性现象，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国际化，很难避免这种冲击。其次，中国的通胀压力，也不只是来自资源性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兴风作浪，还与国内已经和正在到来的劳动力成本的的上升有很大关系。中国已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其中占了一大半。多年来中国产品的廉价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打压劳动力价格成就的。但到了今天，不管是人口红利的好处已快用尽也好，农民工维权要价的意识提高了也罢，中国反正已经无法继续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高增长了。在底层社会的民生和收入已成为政治问题之后，中国的任何地方政府，恐怕再也无法通过伴大款、打压工人的涨薪要求来制造经济繁荣了。劳工薪资的上升已成为一个长期趋势，并必定成为一个推高物价的长期因素。
说到通胀或物价上涨，还得说一点我们的特色，这就是垄断造成的成本上升、物价上涨。中国的基础性产品、能增值的优良资源等，都已被利益集团把持，形成了特有的行政性行业垄断、部门垄断，权贵阶层垄断等现象。由于这一点，中国的通讯成本高过了欧洲，油价比美国还凶猛，形形色色的路桥费、政府罚款、行政性收费、行贿受贿等，更是造成了中国物流成本的奇高、交易费用的居高不下。这些成本传导致下游产业和市场，甚至造成了国内大宗产品价格在绝对值上高于欧美的奇观。糟糕的是，这种现象看来没有趋减的迹象，因为政府仍在为这种垄断推波助澜。这不仅表现为政府部门仍在大搞国进民退，继续漠视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困境，而且仍在百般袒护大型垄断国企。比如，国家发改委最近多次发出指示，要求经营大宗民生商品的企业不得涨价，却同时多次为中石油的涨价辩护开脱。不错，国际油价是在攀升，但攀升的不止是石油，还有农产品，而且石油等能源产品的涨价，也不只是影响中石油，还会影响一般的食品加工企业。现在全国都在防范通胀，你发改委怎么能一边要求食品企业不要涨价，一边却把中石油的涨价说得头头是道？一家小型食品企业，单位毛利可能就那么几分几毛钱，不涨价可能就会倒闭；一家巨无霸石化企业，内部消化成本的能力肯定是有的，难道就不能为抑制通胀做点贡献，把涨价这件事儿推一推？如果中石油这点都做不到，要么是无能，要么是无耻。
三，中国经济已进入“还账期”，这种“还账”既是资金债务式的，政府财政式的，也是民生式的，环境式的。这些都意味着，过去那种大投入高增长的浪费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尤其是各地方政府一直扮演着头号投资者的角色。政府的这些投资，不少来自土地财政的贡献，还有很多是借款。土地财政就不多说了。土地总有卖完的日子，不少沿海东部城市，实际上已没什么土地可卖了。土地财政已近黄昏，可累累债务却摆在那里。不少地方政府都负债累累，现在这些债务已进入还本付息的高峰期。老姜很是怀疑各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原因是这些借债投入的基础项目，大都不具备高回报的性质，有些根本就没有回报。不仅无回报，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维护维修费用(如那些天价造出来的奥运场馆)。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政府就会迟早进入捉襟见肘的日子。政府没钱了，也很难再借到钱(除非制造更大的泡沫)，还得还钱，还得维护高额的行政支出，大手笔投资的能力和热情就会持续下降。此外，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在民生和环境上的欠债也太多，也都进入了多少得作点补偿的时期了。这些，也会严重制约政府继续充当头号资本家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有外国的，也有很多是自己银行的。靠大举借债发展经济，不仅政府在这样做，那些准政府的大型央企也在这么做。央企这些年来的奇迹式壮大，除了与垄断了实体与信息资源有关，也与他们垄断了金融市场有关。中国几家大银行的钱，大部分借给了这类企业；这些企业资产的突发式膨胀，也主要靠的是对金融市场的操弄。至于他们本该做好的实体经济怎么样了，却问号多多。广东最近就有一家大型国企露了陷儿，这家号称广东窗口的厅级大型国企，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自诩成绩辉煌，如今却爆出了资不抵债、上层高管贪腐无能的丑闻。老姜要说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好，大型国企也好，都早已跟国内的金融机构绑在一起了，很可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这些企业或政府出现重大的、集体性的债务和财政危机，那些银行很可能就会被殃及鱼池，甚至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现在有些专家，在那里大谈国际金融大鳄的阴谋，美帝的阴谋，甚至扯到了共济会，我觉得他们还是关心一下现实的危险更好些。
四，权力导致利益结构的极度扭曲和固化，利益结构扭曲又导致经济(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不仅大大抑制了国内的需求市场，也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需求和供给。中国已形成权贵经济及阶层，这已是公认的事实。权贵经济的形成并稳态化，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逆导向：想想看吧，如果拿到一块地就能成为亿万富翁，搞到一个政府工程，哪怕弄些边角料来做做，也能赚上几千几百万的，有这等好事儿，谁还有心去好好经营企业？谁又会心甘情愿冒风险搞什么创新开发？大家都削减脑袋往权力部门钻啦。权力经济就是食利经济。有本事食利的家伙，首先依靠权力寻租，寻到之后，便大肆购置能带来更大或可持续的收租资产，权力资产收入，已成为中国高收入阶层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结构也随之扭曲：那些除了权力贡献，即无创新又无技术含量的经济领域，成了最火爆最赚钱的领域，成了中国的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的聚集地，而与权力沾不上边的竞争性行业部门，哪怕有技术有管理有创业精神，却过得战战兢兢，随时面临亏损关闭的命运。
与这种结构相对应的，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这种分化主要是资产性收入差别造成的，而不仅仅是工资性收入造的孽。十二五期间，政府将把主要精力放在民生上，提高普通百姓的收入，成了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在权贵阶层把持着主要的资产性收入的背景下，这种加薪式的改善民生的措施，已无法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两极分化问题不解决，绝大多数民众的购买力不能与经济增长的幅度相匹配，扩大内需就是一个伪命题。内需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继续增长就缺乏市场的支撑。
我们的这种经济结构，收入结构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我看很难。如果不难，也就不会年年喊调整结构，喊了十几年，却至今未有任何起色。实际上，中国最佳的调整结构的时机已经错过了。现在，利益板块已经凝固化，利益集团已对垒分明，该抢占的资源山头已基本抢占完毕，楚河已分界，面包已切割，这时再来调整结构，重新划分利益疆域分面包，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了。这时的结构调整，哪怕看起来只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了。
当然，维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有一招，那就是继续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不过，老姜并不看好这件事儿。不看好的原因，是由于它已经过了拐点，城市化的社会边际收益率已开始下降。这不仅与前面说的利益板块已固化，城市前期的巨大收益已被既得利益者瓜分和盘踞，后来者已获利无门有关，而且还会造成这些恶果——在现有的利益、权力分布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的城市化，将按照惯性原理，使资源进一步向北京、上海这些既得利益大都市集中。由此，城乡环境会进一步恶化，城乡差别将更加突出，两极分化将更严重，社会问题也会更多更恶劣。这样的城市化，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收益，将远远超过由此造成的社会治理成本。直到它的环境、财政和福利净损失达到极限。 [b]中国经济的致命短板[/b]
姜莱
昨天闲来无事，去我发博客的网站走访了一遍。在《选举与治理网》，看到我的《中国经济或许大势已去》博文后面跟了许多评论，大部分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有一位叫“Sundia”的网友，把我痛斥了一通，说我不了解国情，在中国走的地方太少，不知道长三角地区的高科技产业有多么发达，中国的汽车有多么密集，中国的海外商会是怎么回事儿，海外投资又有多少成果等等。我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但对他（她？以下暂且称“他”）的说法不以为然。不仅不以为然，而且觉得这位朋友武断得可以，逻辑古灵精怪。
比如，他说我不知道中国的城市很堵车，堵车的原因是中国生产了很多车，这些车不是抢来的。哈哈，这我都不知道？不仅我知道，小孩都知道。你抱着一位会说话的婴孩，推开临街的窗户，他就会惊呼：哇，汽车真多！他旁边的小姐姐，如果读小学一年级了，就会对他说道：老弟，告诉你吧，这些车都是我们中国生产的呢！我当然又比他们强一点，因为我还知道，这些车大部分用的是外国品牌。这些车即使100%国产化了，也只是表明它们的零部件全部在中国加工制造，而与它们是否由中国设计开发未必有鸟关系。这些车在中国生产并痛苦或快乐地跑着，但它们的很多核心技术在国外藏着。
又比如，这位“sundia”网友说我孤闻寡陋，不清楚华人在海外设了很多商会，在海外投了不少资，中国的上海、杭州、西安等地有不少优秀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绩不错。这些我当然知道啦。我有一些在海外生活的朋友，他们就是这类商会的活跃分子。我也知道中国这些年来的海外投资增长迅猛，势头风头都十分了得。在这件事上，我跟这位网友不同的地方仅在于：我对中国的这类海外投资并不都看好，认为有相当部分的投资是非常失败的，而且我还断定，这些失败的海外投资，与国内风行的投资文化、理念、经验、管理模式等不无关系。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外投资和贸易是国内经济的外溢，你国内的那一套问题多多，拿到国外去怎么就会大显神通呢？中国在利比亚、沙特、部分黒非洲的投资，你能说不是失败的吗？你跑到非洲去，以为这些国家也没有真正的工会，没有罢工，以为这些国家的百姓也很好忽悠，工资能拖就拖，福利能免就免，用钱搞掂官员就能一路看到绿灯，或者假装人家也是如此，结果，你的钱砸进去之后，才发现吃了大亏。就算你挣到了钱，由于你习惯于走官场而漠视百姓的做派，在当地却埋下了对中国的恶劣印象甚至仇恨。据我所知，由于复制了国内那种只崇拜官场、藐视平民利益和感受的行为模式，这些年来，中国海外投资给某些当地居民留下的负面印象，有些方面超过了当年西方列强殖民时的水平。
至于国内的那些高科技企业，我就想对这位“sundia”的朋友说了，你说得还不够呢，我还可以给你补充一大堆呢。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之外，中国各省市都有这类企业存在。中国这么多年来搞了多少高科技园、创意园、新兴产业基地等等？可能很难统计得完全，原因是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不仅各省会城市在搞，各地级市也在搞。老姜就参与过一批这类项目，给他们当所谓的顾问，做所谓的策划，也清楚里面的黑幕和水分。这类项目有成功的，如这位网友所列举的，但相当部分是忽悠。即使有那么些成功的案例又怎么样？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的不良态势吗？这正是我后面要讲的。
“sundia”网友还说了件趣事儿，说他走了全国十五个省市，都不敢说摸透了中国的国情，你老姜怎敢乱说？说到这件事儿，我倒是想跟这位朋友交流一下：如果你只是走了十五个省市的话，对不起，我比你走得多，至少我所有省市都去过。我也不是走马观花。在西部，我参与过上市公司的筹组，在那里呆的时间不短。我给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官员上过课，跟那里的牧民一起生活过，去过新疆最南端的和田，知道中国西部有多大。我曾经驾车在青藏高原上奔驶，半小时之内见不到一辆车，一小时之内见不到一个人。我对中国西部感受最深的是，像宁夏的银川，青海的西宁，甚至贵州的贵阳这些首府和省会城市，你只要离开三五十公里，看到的就是另一个世界，那里的荒凉、贫苦、落后令人触目惊心。可我在文章中为何不写出这些来？因为它跟我的主题无关。我前面那篇文章并非要说西部有多么落后，而只是想说明，西部的自然环境和人口数量都决定了，那里不可能复制东部基础投资的规模和密度。比如青海的格尔木，那里能形成一个都市群吗？显然不能，气候环境不允许，人口密度决定无此必要。没有这种可能，在青海境内大搞道路基础投资，在西宁与格尔木之间修一条高铁，就是在摆乌龙。西部不可能复制东部的基础投资规模和密度，东部的这种投资饱和后，政府的这方面的总投资就会下降。这种投资下降后，政府就至少失去了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种传统动力，这不是简单不过的逻辑吗？
最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写一篇涉指宏观走势的文章，有没有个体的体验，是不是经历过某些事儿，并不重要。现在是信息社会，材料数据摆在那里，我们需要的只是一颗健全的脑袋，能对这些材料数据进行鉴别，知道哪些东西比较靠谱，哪些不合常理和逻辑。我倒是觉得，对经济的宏观形势进行评论，最好是能把个人的实践和感受去掉，因为这很容易造成坐井观天。正如一位女人，如果她找了一位好丈夫，就容易认为天下男人都是绅士；倘若她碰上了一位吃喝嫖赌的老公，很可能就会把天下男人视为恶棍。老姜也如此。我曾经在石化系统呆过，薪水较高，那时我便以为中国人的收入都不错，后来才知道这是幻觉。
有了这点常识，问题就能简化了。回到我与那位网友的分歧，我说中国的经济正走向垄断化、权贵化、非民营化、难以集约化，他说中国有很好的高科技企业，现在只需回答的是，究竟是我说的那些事实，还是他列举的例子正在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如果再具体点，还可以继续追问道，你说的那些高科技产业，在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中究竟占多少比重？它的发展前景真的很乐观吗？真的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吗？它的核心技术在我们手上吗？最主要的是，决定这些核心技术未来走势的科学潜能，真的掌控在中国人的手中吗？
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中国经济的致命短板——创新能力前景堪忧。这是一件最不能忽悠的事儿，忽悠了对谁都没好处。而只要我们不在这件事儿上忽悠，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的创新能力是比较弱的，而且暂时看不到改善这种处境的迹象。
不错，中国这十几年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据说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接近30%，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据说也已接近半壁江山。可这些数据要用来证明中国的创新能力，是有很多水分的。我说它有水分，不是指数据造了假，而是基于这两点主要理由：第一，中国的这些高新技术产业，涉及到核心技术环节，很多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IT产业如此，所谓的清洁产业如风能发电、电动汽车如此，甚至传统的家电产业的相当部分也如此。第二，高新产业也是以企业为单位统计的。一个企业的产品，从创新开发到成品制造，可能有N个环节，这些环节有些与创新直接相关，有些技术含量高些，有些低一些，有些则纯粹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如电子产品的组装。而人们对高科技经济进行统计时，是不可能进行这种严密的划分的。一些企业的产出，只要产品是高科技的，哪怕它的最后产出都来自农民工的手工组装，也被装进高科技经济这个框子里了。这不是故意忽悠，但也是一种忽悠。这种忽悠照样能掩盖真相。
如果不被这些统计数据迷惑，那么中国的创新能力究竟如何，我们就可以直达问题的根部了。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为何因为存在这一根本问题，就能断定中国的创新能力好不到哪里去？文章写到这里，我正好去客厅休息了一会，看到了凤凰卫视正在重播的《世纪大讲堂》，梁小民教授正在电视上演讲。他讲的课题正好与这个问题有关，我就省点心事儿，把他的见解简述一下——梁小民教授谈的是日本的问题。日本为何坐稳GDP老二的位置后，不久它的经济就陷入了停滞状态？梁教授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日本缺乏创新能力。由于没有形成这种能力，所以在地产、普通制造业的增长因金融泡沫而失去后劲之后，日本也就失去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日本的经济之所以没有大的创新能力，是因为它奉行的乃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它的新技术开发创新，很多都是由政府来主导的。
梁小民教授说得非常之到位，这也是我想说的。不过，我想说的是中国。比起日本来，中国民用产品的创新能力可能更弱一些。与中方合作、在中国生产的许多电子、家电、汽车产品的核心技术都捏在日本的手心，就是一个明证。我尤其想要说的是，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更不完善，政府插手经济更加厉害。而且我们的行政干预是全方位的，不仅干预经济，对教育和科学研究的行政干预尤为来劲儿。这一点特别让我悲观。因为教育和科研的行政化，对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打击才是根本性的。60多年了，我们竟连一个诺贝尔科学奬也没拿过，就很能说明问题。
诺贝尔奖与经济生活中的创新有关系吗？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的发展、延伸、走向、领先地位的可持续性等，背后的王牌就是基础科学。基础科学不行，很难形成真正的有国际优势的核心技术，形成了也很难保持其领先地位。诺贝尔科学奖虽然看起来是少数顶级科学家的事儿，实际上反映的却是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这个民族的科学素质的高低。正如奥运会奖牌获得者的背后，反映的是这些获奖者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竞技体育的总体水平。老姜发现，排除小型国家之后，这个地球上的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前，连一个诺贝尔科学奖也拿不到的！
政府对教育、科研、经济生活的过度行政干预，为何会扼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创新能力？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我只想通过梁小民教授所例举的一个例子，说明其中的原因之一。梁教授举的是半导体的例子，他在《世纪大讲堂》中提到，当初，美国和日本都致力于发展半导体技术时，他们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日本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美国则放任企业自己去琢磨这件事儿。竞争的结果是，美国的半导体技术远远走在了日本的前面，也最终控制了这块市场的技术终端。在这种技术的创新上，政府为何斗不过企业？我猜想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半导体技术如何取得突破，可能有N种选择，但只有一种选择是正确的。相对单个企业来说，政府由于拥有资金、信息、人才的优势，能作出多种选择，但也无法覆盖N种可能。对每一个单独的企业而言，与政府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穷尽自己企业可能搜罗的资金、人才、信息，顶多也就能作出一个或数量可怜的几种选择。问题是市场经济中企业数量庞大，对半导体技术有兴趣的企业也不少，他们各自的发展思路集合起来，就足以覆盖甚至超过N种可能了。半导体技术的突破，也就顺理成章地在自主开发的美国企业内发生了。对每个社会而言，政府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也不要无知自大，以为自己能包打天下。尤其像创新这种事情，政府更不可能比民间性组织和个人高明。否则，抛开思想自由不谈，大学要独立办学干什么？企业为何又要摆脱政府的束缚？ 姜莱兄分析中国经济前途甚忧，讲了许多理由，很多经济学家、企业家到政府官员也执类似观点，于是就有了大量的富裕阶层和官僚阶层的海外移民潮，悲观的人们想避过中国大陆可能出现的这个波折期。但是，也许还没有那么悲观，统治集团手中还有牌可打，这张牌极为有效，且多次运用，每次都使中共化险为夷。这张牌，就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人祸三年的经济恢复、文革后的改革开放，都很见成效。现在，中共手中还握着这张牌，危机时刻，只要主政者头脑清醒，手段得力，及时推进一定程度的私有化，开放市场，破除国有垄断，鼓励创业，将出售国资的财产用于建立全面公平的社保体系，就可以暂时稳住局势，毕竟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想革命，但凡能活下去，就不会揭杆而起，如果能小有改善，小有希望，就会积极支持政府。只是，中共从此就要做好经历国民党在台湾所经历过的历史的准备，如果此后再想玩一次国进民退来保持主政地位，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好好，还是乐观一些好。不然，俺等小民出不了国，也得生活呀。俺还盼望5年工资翻番呢。 几个月前，我在这里有个回帖，转一下：
我的判断是，老共的执政尚能延续很长一个时期，未来几年内不会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其中很重要、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原因在于，老共手中仍然掌握相当丰厚的资源，这些资源都是可以变现的，即便未来遭遇金融、经济危机，由此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可以通过出售资源来应对财政拮据。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批判，说出来的结果可能是正确的，但并不能得到真知。
亚平说的，听起来好象有道理，但在通货紧缩的情形下，有谁会拿货币买实物去呢？当资源产品一个劲地跌价，货币愈发值钱。 [quote]几个月前，我在这里有个回帖，转一下：
我的判断是，老共的执政尚能延续很长一个时期，未来几年内不会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其中很重要、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原因在于，老共手中仍然掌握相当丰厚的资源，这些资源 ...
[size=2][color=#999999]亚平 发表于 2011-4-27 09:29[/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96676&ptid=105143][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好像张维迎有这方面的言论，就是要等着他们资金紧张，慢慢把国有资产拿出来卖，这样中国就进一步市场化了。 大苗讲的是宏观的情况。在中央集权体制下，财政危机首先会发生在地方，比方说，一旦土地收入难以为继（比如我所在的市），地方政府的财政、以及投融资平台出问题的话，除了开征新税（比如房产税），政府可以变卖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其实在我们市早就有过实践，十年前，乡镇企业走入困境，各乡镇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新来的市委书记一声令下，全市所有乡镇集体企业，不论经营好坏，一律转私，结果不仅使各乡镇卸去了包袱，而且还回笼了相当部分资金。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可以促使经济焕发出活力的，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老共在度过难关后，再来搞一次国进民退、回归垄断，外界也很难去约束它。 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可以促使经济焕发出活力的，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老共在度过难关后，再来搞一次国进民退、回归垄断，外界也很难去约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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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可以促使经济焕发出活力的”能够慢慢得到大家认识，我们希望的就是再次国进民退的时候不能完全回到以前的状态，而是有所前进。所以这个需要耐心。 实物经济，其精细化还是很有发展空间，但粗放化的发展已经到顶。私有化合市场化，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用词，解除国家垄断而已。解除垄断，能扩展的市场空间有限，趋向社会平均利润率这个道理，决定了投资驱动的能力也有限，而效率的提高，则会淘汰多余的资本。
以各国的情形比照，真正亟待并有巨大发展空间的是服务业，与实物经济比较，服务业的敏感性很强，政论，哪怕擦边的，是很热销的服务物品，再比如金融产品的开放，则极大削减公权力的空间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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