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酷评的幽灵何以猖狂
现时代的少男爱扮酷，那是指在形象和神态上冷漠得出位，义取英语cool，冷也。将酷与帅划等号，那是用现时代少女的有色眼镜去看的，少女们为此疯疯癫癫的，不惜将自己变成一个傻大姐似的，追求个性化的则成了酷男的“野蛮女友”。不过本文要说的酷评是另一码事，只是在最浅表的意义上与少男少女所追求的酷还有些接通，那就是冷漠。南朝时有句话叫“酷不入情”，移用于批评他人却缺乏同情的理解，已有酷评的味道了。
再向内里挖掘一番，则应该读一读王元化先生的解释。首先是“有的评论者往往把已经习惯了的审美趣味的惰性当作评价作品的唯一准则。”其次，“比这更糟的是不屑理解就硬以已经定型的标准率尔判定是非。我不知道评论者根据什么逻辑又有什么权力，可以把别人作品中的复杂人物性格按照自己所熟习的非此即彼的分类法去任意归类，把作品中的复杂思想感情强行纳入自己看人论事的简单划一的尺度去妄作解人，然后再把这种歪曲了原著精神实质纯属捕风捉影的主观臆断当作铁证，从而义形于色地进行无的放矢的指摘？”
以上文字引自王先生1980年写的一篇短文《让酷评的幽灵永不再现》，收入他的《谈文短简》等文集之中。他谈到写作此文的直接起因是：一位批评家以一种十分荒唐的逻辑来评价一部有争议作品，比如作品描写了一位官位很高的部队坏干部，批评者因此给作者硬安上给“最可爱的人”抹黑等吓人的罪名，因为在批评者看来，这位部队干部就等于是人民解放军的全体。王先生读后“感到自己不能沉默，因为这类批评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想补充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对于王先生考虑酷评问题可能更有刺激。那是他写作“酷评”一文的前两年，即在1978年的《文学评论》上，有文章因为王先生对于比兴问题的诠解与毛泽东关于比兴的说法有出入，而对王先生横加指摘，而此时王先生尚未被平反，中国政治尚处于两个“凡是”的笼罩之下。
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或许还记得，“文革”中对于文艺作品的批判几乎都运用了硬装榫头再上纲上线的手法。几天前收到友人寄来的一本研究七月派诗人的专著，其中提到某一首描写解放战争的诗有“年轻而勇敢的人跃入大时代冷峻的战斗”这样的句子，孰料后来有批评家出来指责诗人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争”看成是“冷峻的战斗”，言下之意诗人对于革命解放战争心有不满了。诸如此类的“批评”在“文革”时期可谓铺天盖地。正如王先生在《酷评》一文中所说的，“十年浩劫遍及全国的大批判造就了一批比著名的特耳西忒斯还要严厉，还要粗暴，横行阔步的酷评家”。先生当时比较乐观的想法是：“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这种显赫一时的大批判再没有耀武扬威的余地了”，所以虽然是酷评的余毒未清，但还是可以希望它们“永远消失不再重演吧”。
然而时隔二十多年，酷评之风反而愈演愈烈，行此道者无所顾忌地指摘并嘲笑着泱泱大国的人文教养。比如：汉武帝之后的两千年里，中国最优秀的头脑因为读儒书而变得毫无头脑；唐诗同样没头脑，宋词、元曲更只是心力衰竭后的长长呜咽；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同样是找不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没有一种伟岸的人格；鲁迅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钱钟书在“文革”中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如此乖戾而又自以为是的人格批评，这些年来时常见诸一些报章杂志。至于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寻瘢索垢、挖苦谩骂的风气，更是大有增强和蔓延的趋势。以致于有的酷评家只有开骂时方可文思泉涌、滔滔不绝，你要他静下来讨论问题，他反而会笔头枯涩起来。
如今，当我们终于明白报章杂志这类“公共空间”对我们自己和社会的正常发展多么重要时，却发现要在这个“空间”发个言，极有可能就莫名其妙地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仿佛这个“空间”到处瞪着那些人格批评家的眼睛。那些人对于违背自己心意的一切东西都要横加指摘，仿佛批评一事就是党同伐异，不是一伙的事先就可以判定其错误，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自己在这个“空间”的生存权，并继而建立起对于他人的统治权。这种心态与鲁迅说过的，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实在本无二致。
契诃夫早期的多幕剧《伊凡诺夫》中有一个叫莱渥夫的医生，此人动辄教诲别人而以正人君子自居。用剧中一位老人的话说：“这位大夫先生心地狭窄，自以为了不起。他自以为是圣芳济复生。谁要不像他那样嚷嚷，谁就是个混蛋”。“像他那样的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让他看得顺眼的。他随时要侮辱别人，把别人当作恶棍，竟好像是出于一种责任心似的”。1997年王元化先生肯定是对愈演愈烈的酷评之风有了新的感触，他在一则短文中提到，莱渥夫医生这种人，“照我看简直可以移作以后年代大陆上出现的那些酷评家的惟妙惟肖的写照”。
其实作者写出作品总希望得到反响，哪怕言辞尖刻也不足为怪，教他们不满意的主要是批评者不读而论，缺乏起码的理解，却刻意于捕风捉影，肆意歪曲。所以王先生在写《酷评》一文时，还引了莎士比亚戏剧《奥瑟罗》中的一段话作为题记：“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本来的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当年康德因为自己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受到了不公正的评论而非常不快，他在给人的信中说：“请他们不要匿名进行攻击，也不要一下子就攻击所有的东西或者攻击中间的某一点，而应该循序渐进”。然而如此去要求批评家，在当代莱渥夫们看来肯定是过于“学术”，因而有些迂执了。他们的酷评本来是靠自身的一股戾气发功的，前提是将他人卓越的见解降低到自身的思想水准去看，一“学术”就很容易陷入批评对象之彀中，或者至少会受到制约，由此锋芒顿挫，当然就很难“酷”得起来。难怪有些酷评家必须先想象“五四”是一个没有“学者”的时代，然后再断言“五四”一代的启蒙思想家宁可整个地牺牲掉学术，也要使全体社会在学术之外获益，由此终于给酷评也抹上了一层奇里斯玛色彩。
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时代病，每当读到那些戾气十足的酷评，我常常会联想到现在一些歌手动辄比拼嗓子的那副或者痛苦不堪或者洋洋得意的神态。正如王元化先生在《酷评》一文中曾经说过的：“喜笑怒骂虽然皆成文章，但是意在求胜却不应是批评应有的态度”。鲁迅说要有分明的是非与热烈的爱憎，这与酷评也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有两点，即常识和理性，我想这是批评家无论如何都不应抛弃的。况且真理难求，本来还应加上耐性。否则无知反而会给批评以最大的自由，即所谓“无知者无畏”。滥用恶感，则不仅使批评抛离教养和趣味，也会形成一道危险的斜坡，使得那些一味寻求过瘾和痛快的读者，很容易从斜坡上滑下去。
奇怪的是，有些酷评家表面上什么都看不惯，似乎与整个世界不相符合，但同时又竭力追求自身的社会化，不惜媚俗以成为公众人物。除了自身利益，人们很难搞清楚这些酷评家的价值取向究竟何在。所以我有理由怀疑这类酷评家实在只是作秀。当年闻一多批评老同学罗隆基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也”。不幸的是，就我所见，当代酷评家竟能将此正取与逆取之二途和谐于一身，而且一般是先逆取以引起关注，再正取以求功名利禄加身。
老派一点的当然很难理解这种人，这里需要使用一些新的思维。试想，我们而今置身其中的消费社会，其价值判断很难确定某种共同的标准。整个社会被利益牵着走，批评领域也很难不受到冲击。在这样的氛围中，不甘于人后的批评家要去评论他人，没有某种很出位的表现，就很难给读者以痛快过瘾的感觉。这倒不是仅仅要摆出个样子，而必须具有某种实质性的挑战内容，而且是越激烈越好，因为这与挑战者在日益市场化的批评领域进行自我推销的价格大有干系。当然，此时的批评本身已经被游戏化了，所以日后再由酷评转向肉麻，或者是逆取正取并用，不会再有心理障碍。
不过我一直觉得，不论新派老派，大凡酷评家的内心深处肯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以我的体会就是，酷评家总是将人性看得很坏。中国传统中，荀子认为人性恶是可以通过外在力量加以改造的；韩非则看得更透，认为化恶为善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利用人的利赏恶罚的自为心，才可令其听命就范。王元化先生曾在文章中说：“这种性恶论自然不会相信人，尊重人，因为照他们看，人是丑恶的、自私的、卑贱的”。而在十年浩劫中，人心如沧海横流，人性中恶的东西都浮到了面上。“文革”后期又搞了个尊法批儒，使得人性本恶、斗争哲学等等更是成为“中国思想”而被视为理所当然。其结果是，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倒能殊途而同归，致使对于他人的仇恨和蔑视换了一拨人竟也能得到“发扬光大”。而这样的人一旦厕身于批评家的行伍，无非有两点，一是自以为有教训他人的权利，二是看不顺眼的就予以棒杀。比较起来，那些已经游戏化了的新派酷评家要更滑头一些，他们可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先酷评后肉麻，但在内心深处则同样是对于他人的蔑视，甚至是对于一切真理的蔑视。 酷评，初无定指，意项较为宽泛。作者所指的某些酷评，大多是违背了一项或多项批评原理，同时意态嚣张拔扈。但另有些批评，所谓的酷只是姿态凌厉、语气决绝，不见得有违批评规范。别人（尤其是被批评者）可能周身不舒服，但就批评本身而言，则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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