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头号经济智囊刘鹤：继续探寻中国改革导航图
自4月18日开始，59岁的刘鹤开始在北京朝内大街225号上班。对于这位新到任的党组书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很多人一点都不陌生。“从组织‘50人论坛’开始，刘鹤的特点就很明显。”研究员吴敬琏说，“他能鼓励学者们发挥专长，独立地对经济问题发表咨询性意见，长于集思广益。”几天后，国务院任命刘鹤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消息也正式宣布。刘鹤出任这两项新职后，仍继续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从国家计委、国家信息中心、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一路走来。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踏上改革开放道路，刘鹤是亲历者，也是多项改革方略的设计者之一，参与“八五”以来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筹备和制定。
面向未来，刘鹤两年多前在一篇文章曾有勾画。他说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b]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以及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b]，“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高级智囊
2008年9月17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两天后，中国总理温家宝派出一位顾问，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此人即刘鹤。刘鹤的校友、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教授参加了当天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举行的会议。他说，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
今天尚无从知晓刘鹤在给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报告中讲了什么，但是七周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重磅出台。
彭博新闻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Larry Summers，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以强调他在经济决策智囊团中的重要性。刘鹤2003年3月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幕后军师。
多年的历练，使刘鹤深谙政策表述的精妙。201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公布。次日，作为执笔人之一的刘鹤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说，似曾相识的每一句话后面，都是旧瓶装了新酒，“色彩浓度和原来完全不一样。”
在布什政府时期的白宫亚洲事务主任丹尼斯·韦德（Dennis Wilder）看来，刘鹤的所有履历，似乎都让他做好充分准备，承担决策智囊的艰巨任务。
刘鹤1952年出生于北京，曾就读于北京101中学。1969年，17岁的刘鹤与当时几乎所有城市知识青年的命运一样，赴吉林下乡插队。1970年，他成为解放军陆军的一名士兵。退伍后，1974年开始，在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后转为干部，直到1978年，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首批大学生中的一员。30年后回忆起那些坎坷的日子，刘鹤说：“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
此后，刘鹤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了九年时光，先后在工业经济系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任教。1988年，刘鹤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综合局，后在政策研究室、长期规划司工作。1992年至1995年的美国求学经历，则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先是在美国Seton Hall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1994年到1995年，又在以研究公共政策见长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他是中国正部长级别人士中惟一有哈佛学历的。
肯尼迪学院的经历对刘鹤影响颇深。他一直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
美国的学习也扩展了他的国际视野。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成说，刘鹤是不多几位精通国际金融语言的中国官员。
作为中央决策层的高级智囊，刘鹤善于博采众长。他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这个非政府群体几乎聚集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记得是在1998年6月，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13年来，刘鹤作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经常参加定期会议，听取政策意见和反馈。
改革和研究的前瞻性
无论是昔日身处国家计委的改革前线，还是后来作为幕后的决策智囊，刘鹤看问题都表现出前瞻性。早在2000年，他就认为，要把信息公开化和信息发布作为政府的重要公共职能。
次年8月，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刘鹤出任副主任。主任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培炎兼任。
正值互联网和信息产业勃兴于中国，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近三年中，刘鹤着力推进的一件事，是通过电子政务推动政府改革，促进中国政府部门工作透明化。2002年8月5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发布后，他不遗余力地推动落实。
学术研究方面，刘鹤的前瞻性表现为，在多个时点，敏锐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应该关注的中长期问题。
2000年，刘鹤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结构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是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过低甚至下降；二是城乡人口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三是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四是公司或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不到位。
2005年，在中国经济走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实现两位数以上高增长之际，刘鹤认为，“高增长和低就业的总格局”堪忧，担心这种格局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和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当时刘鹤认为，要扭转这种格局，本质上就是要稳步推进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和非国有经济。如今，这三个方面仍然是未来五年转变发展方式的方向和重点。
2006年5月，在对智利和阿根廷进行了十天访问后，刘鹤在《比较》杂志发表了《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刘鹤对中国陷入拉美陷阱的担忧比别人更早，有更系统性的研究。”该刊副主编肖梦说。刘鹤近年来的几篇重要文章均发表于《比较》。
当时刘鹤关注拉美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注意到了经济大起大落、贫富两极分化、民粹主义、腐败等方面的教训。
去年10月，刘鹤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还提到：“处理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拉美的教训”；出现问题第一步，是发展战略一度失误，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然后采取了民粹主义的态度来呼应短期的社会舆论，对穷人承诺给予高福利，但政府没有财力支持，致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
2008年8月，在国内面临紧缩政策是否需要继续的争议时，刘鹤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就中国经济的现实表现看，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没必要再加大调控力度，应保持各项宏观政策的稳定，创造一个良好、透明的外部环境。
当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东部沿海出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前景迷离，令人难辨方向。
在中国经济承受着失速之痛时，刘鹤发表了万字长文，称中国经济是“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他乐观预言，“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增长奇迹继续的关键是，要果断地把握时机，今天该做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刘鹤提出了关于未来趋势的三个长期课题：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2009年12月，当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在金融危机的泥淖中挣扎，中国经济刚刚出现回升迹象时，刘鹤开始反思未来全球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在会见了美国国务院、美国财政部、美联储、英国外交部的有关负责人后，刘鹤提出，结构性的全球市场收缩将成为一个中期现象，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市场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
刘鹤认为，在外部震荡引发内部震荡和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的新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出现了一个来自信息产业的新名词——顶层设计。刘鹤去年10月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有这样的解释：“顶层设计包括基本的价值取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后顺序。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
李成认为，刘鹤的经济哲学是实用主义的，不会着迷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传统计划经济两个极端。
刘鹤赞成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刘鹤简历
1952年1月出生，北京人。1978年至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获学士、硕士学位。1995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MPA学位。曾在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98年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2001年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组长：温家宝
副组长：李克强
成员：回良玉、张德江、王岐山、马凯、张平、谢旭人、周小川、李荣融、尚福林、吴定富、朱之鑫
秘书长：王岐山
副秘书长：朱之鑫
办公室主任：朱之鑫（兼）
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刘鹤、唐仁键
财贸局局长： 张松涛
经贸局局长： 杨泽军
宏观局局长： 韩文秀
秘书局局长： 王韩民
综合局局长： 蒲淳 [b]“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b]
刘鹤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经先后制定了六个五年计划，每次五年计划都有特定背景和明确导向，但“十二五”规划与众不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中国正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外部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格局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国开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出现很多发展阶段性新特征新挑战。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十二五”规划《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必须在已知和未知的发展场景下，回答一些战略性选择的重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些问题其他国家已经在工业化过程中经历过、但对中国来说是第一次面对，还有很多是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乃至是发展的前沿性问题。理解这样的独特背景，在回答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时，保证不出现战略选择失误，是《建议》的关键所在。
内外环境背景的不同是这次《建议》与以往历次《建议》最主要的区别。正是由于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建议》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方向进行深度思考和选择。改革开放初期，在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抛弃了封闭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奉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明确提出沿海外向型发展战略。其思维逻辑是：只有全面对外开放才有可能站在世界层面发展经济，学习最好的实践经验，使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在国际分工合作中形成和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受国内储蓄不足、人力资本短缺和地缘条件等因素制约，中国不可能采取全面推进的均衡发展战略，而只能在存有区位发展差距条件下，通过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带动全局，实施由点带面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以往历次五年计划中，虽然突出强调过不同的发展重点，但坚定实施沿海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基调没有任何变化。十分幸运的是，中国实施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全球化进程加快有机结合。由于发达国家劳动成本上升和传统竞争优势失落，使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全面加快，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的国际分工、自由贸易、资本跨境流动和放松管制等经济政策和后来出现的互联网技术密切结合，使经济全球化进入黄金时代。中国迅速加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为世界的长期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是高度吻合的。中国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中，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实施开明的贸易和投资政策，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改革国有企业，重视人力资本和教育，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发挥法治的作用，这使中国经济取得很大成功。
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分工逐步形成了实体经济的三角分工局面和资本收益从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回流的金融格局。中国成为最主要的全球生产中心，接受着国际资本流入，享受了新技术的自发性扩散，发挥着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逐步形成大国开放经济的实力，但过度依赖出口；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的主要市场，起到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但过度依赖负债消费；资源富集国家则通过出售价格不断提高的初级产品获得极大利益，但产业结构单调化问题突出。由于新兴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尚不成熟，贸易顺差国所获得的外汇储备大量回流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这是使全球金融市场繁荣的原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经济经历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世界经济遭遇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也使这个三角循环受到很大震动。美国的消费市场地位明显下降，全球总需求结构出现收缩式调整，世界经济进入了增长低迷的周期阶段。展望金融危机后的中期世界经济前景，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世界最短缺的将不再是资本和初级产品，与1929年的大萧条有某种类似之处（虽然导致萧条的原因不同），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
在外部环境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人员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适应这种新的结构性变化，明确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就是要在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理念指导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十二五”《建议》的主体思想。中国政府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过度出口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具备可持续性，在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领导人做出明确判断，国际金融危机表面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在国内投资率已经偏高并且出现产能过剩现象的情况下，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重点，是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提高国内消费率。具体地说，《建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使中国的广大中低收入者逐步转变为中等收入者，以其消费能力为支撑，使中国逐步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做出这种战略选择主要是为了实现三位一体的目标。第一，要通过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发展的成果。第三，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复苏过程中为世界经济再平衡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并刚刚进入中等偏上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一整套增加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和支持出口的激励制度，但实现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更重视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必须通过全方位的结构性改革和建立新的利益激励机制才能实现转型。也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通常面临的发展陷阱，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体的改革内容将在第三部分专门介绍。从抽象的角度说，《建议》在思维逻辑层面所考虑的改革主要涉及四个基本问题。第一，怎样改变政府行为，使政府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和居民消费能力，而不再过度追求工业产出、GDP总量和出口规模。第二，怎样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使之具有开拓国内市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满足国内需求的强烈愿望和灵活的适应性，并能从中得到回报，而不至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第三，怎样引导个体行为，使之有能力抓住增加收入的机会，通过努力奋斗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成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扩大内需的主动力量。第四，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大胆又要防止偏激，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混乱，使改革能够稳健有序地加以推进。上述提到的这些改革内容看似简单，实际涉及到对未来改革方向的界定、对扭曲的经济信号的调整、对新利益轨道的设计，任务显然十分繁重。
归纳起来说，新《建议》与以往《建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国际环境这个外生变量的假设不同。以往的假设是（实际亦是如此），经济全球化处于黄金期，外部经济环境是给定不变的，因此规划者更偏重供给体系效率的提高；而新《建议》更重视市场需求问题。它的基本逻辑是，外部需求结构的变动使全球化进程放缓和市场收缩，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努力改善民生，这样才能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 探寻个球，大道就在那里，偏偏要摸着石头过河。 [b]围绕扩大内需提出的三个重点问题[/b]
刘鹤
中国扩大内需的问题早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提出了，但那场危机过后，大量资本回流美国，美国一度萧条后采取的宏观政策使国际市场急剧扩张，全球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这反而淡化了对国内市场扩大的经济激励的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引起的国际市场变化，使“十二五”《建议》必须回答如何扩大内需这个新问题。
所谓新问题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外部环境发生突变的情况下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复合函数的性质，其他国家先后经历的“线性”问题在中国同时出现，这使情况空前复杂。第二，从表面上看，这个命题似乎是老问题，但在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和巨大的经济规模面前，在复杂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和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下，以往的理论和实践不足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便有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参考，但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敢盲从。因此，面对这些新问题，使得规划制定者时时有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在诸多问题中，本文主要想说明三个相互联系的核心问题。
第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定位
■中国需要继续发挥全球主要制造中心的作用，这种状况至少会延续10—15年甚至更长时间。
■《建议》提出，中国要逐步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扮演起全球产品购买者的角色。这个提法在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其内涵比较丰富。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应当担当什么样的角色不可回避地提上日程。面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变化，需要准确进行国家角色的新定位，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走出本次金融危机的陷阱而再现繁荣。从实现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角度认识中国的经济角色，以及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定位其在世界经济中应发挥的作用，是制定《建议》的重要任务。客观评价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储蓄和消费格局、产业政策取向及人口技术条件，理性分析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发展阶段性挑战，《建议》认为，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经济角色可以简单概括为，在继续发挥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时，逐步扮演全球市场大国的角色，使中国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中国需要继续发挥全球主要制造中心的作用，这是国际经济分工格局的结果，这种状况至少会延续10—15年甚至更长时间。虽然劳动力成本进入上升期和人口老龄化速度有所加快，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从全球经济分工的历史看，日本、德国先进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至今无法被其他国家替代。由于中国的资源生态条件支持庞大制造业的潜力已到极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支持组装加工贸易的力量逐步弱化，市场需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要完善投资软环境，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弹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完善产业配套和物流配送能力，建立适应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贸易和金融结算系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传统竞争优势，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和水平。从世界来看，全球的个体消费者仍然需要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满足基本需要，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人员也不希望面临经典式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继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符合全球利益。就中国而言，38%的单位从业人员岗位、39%的税收要由制造业提供，因此，中国继续扮演好制造中心的角色是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建议》提出，中国要逐步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扮演起全球产品购买者的角色。这个提法在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其内涵比较丰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定位是《建议》基本逻辑和主体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建议》的关键词和灵魂。事实上，这个新角色的表述体现了《建议》制定者对全球化趋势的判断和对国际经济中期趋势的估计，表现了对中国宏观经济及国际收支政策的取向，也是国内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
首先，这个定位表达了《建议》对经济全球化的认同。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很多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不少经济学家从自由贸易的提倡者变成反对者，但《建议》制定者认为，经济全球化虽有起伏，但其趋势不会改变。因为，这个趋势的形成历史是人类利益本能、市场机制力量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客观结果，否定这个趋势并试图从全球经济时代后退到国别经济时代的想法，显然是十分幼稚和不现实的。由于国家间相互依赖性上升，逐步发展的中国必须从全球经济分工角度确定国家角色。
其次，这个定位反映了《建议》对中长期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判断。
G20峰会后，各国领导人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达成共识，但不少国家的平衡方式和能力令人担忧。就平衡方式而言，几乎所有国家都希望再工业化和扩大出口，但同时又对国内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束手无策。从宏观含义上说，生产能力的供给在全面增加，但需求明显在减少。G20国家总人口是42亿人，其中发达的G7集团有12亿人口，新兴市场国家有30亿人口，在人力资本质量同质化和技术创新储备不足的条件下，如果所有国家都奉行东亚模式，谁来消化新增产能？谁有能力担当世界市场的角色？如果每个国家不致力于扩大内需，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方式将使世界存在步入经典式产能过剩危机的可能，而那时许多公共财政融资能力恰恰相当脆弱。因此，世界需要一个迅速扩大的市场应对新一轮经济低迷的冲击。据瑞银研究报告分析，到2015年，中国国内市场消费将可从目前的5.4%上升至15.6%左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这显然是世界的福音。
第三，这个定位表达了中国宏观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取向。
《建议》提出了中国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但并不认为要用不适当的行政方式限制出口，中国的国情不支持采取汇率急剧升值的做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渐进升值是可以接受的政策选择。为了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同时，中国要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要继续完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同时要加大资本输出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定位反映了在开放条件下实现国际收支动态均衡的设想，支持着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理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提出这样的国家角色定位，与到2020年把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高度衔接、与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高度一致。
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过前3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地区和人民先富起来的目标，“十二五”期间，必须使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避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提高中产阶级比重，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这是实现国家角色定位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规划者清醒认识到，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倡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和生产方式，因此，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作了突出强调，明确提出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这一十分严格的指标。
第二个核心问题：城市化模式
■用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吸纳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从而使城市化进程有序推进，这是中国城市化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关系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全局。
■用合理的方式在三种类型城市之间进行合理分工，使更多的城市具备规模经济效益，从而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是中国城市化模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稳步推进城市化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源泉。中国城市化发展所创造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巨大，这将带动需求结构升级，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效益，增加服务业的比重，为制造业技术创新提供平台，进而成为创造就业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据测算，中国城市人口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将增加1.4个百分点，直接带动GDP增长0.4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为46.6%，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期，未来至少将有3亿农民进城，同时，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至少存在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如果中国每年有一千万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为有就业的市民，在这个过程中使中等收入者比重稳步提高，其能够为全球创造的市场规模将是史无前例的。《建议》要回答的现实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吸纳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从而使城市化进程有序推进，这是中国城市化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关系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全局。
从最宏观的意义上说，中国只有两类城市。一类是有能力创造净需求的城市，一类是增加净供给的城市。对前者来说，新增净需求意味着国内市场扩大和就业持续增加，新增就业者成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消费者后，供求相互促进的城市规模效应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它不但可以实现城市经济的自我循环，而且可以不断吸收新的转移劳动人口，进而加快现代经济结构的形成。“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就是要更多培育有能力创造最终净需求从而接纳农业转移劳动人口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化的大都市是最好的城市化模式选择。但受地理因素、基础设施条件、公共服务条件、经济全球化融入程度不同、就业机会多变和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中国极少数特大城市急速扩张，人口和交通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而大中型城市成长相对缓慢，就业机会相对有限，生活吸引力不足；小城镇则数量众多，但多是生产供给型产业群。用合理的方式在这三类城市之间进行合理分工，使更多的城市具备规模经济效益，使之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是中国城市化模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选择城市化模式上，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的两派之争。与发达国家作为大城市卫星城的功能不同，中国小城镇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出口产品，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规模经济效率低的小城镇遍地开花，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恰恰是在这些小城镇中，开始了乡镇企业的创业热潮，冲击了传统国有企业这个计划经济的根基，并且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力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维护小城镇模式的呼声十分强烈。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资源生态破坏等现象加剧之外，缺乏国际市场将使生产型小城镇的发展失去国际市场支持，因此，大部分小城镇的人口数量都在下降，中等城市的情况也不例外，转移的富余农业劳动力远离故土，越来越多地流向省会以上级别的大城市。同时要看到，一味支持特大城市发展的模式也走不下去。在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村转移人口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进行选择十分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外来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也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化进程。
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需要选择一个符合实际并行之有效的合理城市化模式增加大城市的数量和就业吸纳力。在一系列复杂的变量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和收入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变量。说得更简单一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节余和自我尊严的满足感等社会心理指标。这个平衡表的右项节余如果稳定地高于务农收入，就会有人口从农村流入符合条件的城市，在那里获得就业和发展机会，他们将改变“候鸟式”的生活方式，由农民变为市民，融入现代文明体系，为城市发展提供新动力，从而起到城市化对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起的重要作用。
基于这样的分析，《建议》提出发展城市群的政策导向和建设网络化城市(City Networking)的发展模式。“网络城市”是通过轻轨、地铁、其他公共交通和通讯系统，把不同区域内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内(如中西部地区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所创造的“一小时经济圈”和OECD国家提出的网络城市构想)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以此实现特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在这个模式下，大城市将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周边处于合理运输半径并被纳入城市网络的中小城镇侧重提高产业专业化分工职能，并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建议》希望通过这样的模式安排，实现城市在不同区域的合理分布，有引导地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为有就业、有住所、有社会福利和有文明素质的市民。2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到大城市就业，虽然建筑业、服务业的底层岗位是其职业生涯的起点，但在这批人中间，管理层和工程技术层面的人数明显增加，他们努力奋斗的动力比原有市民更强烈，机会捕捉能力更适应市场变化。因此，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具备逐步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条件，这是令人兴奋的大事。在选择合理城市化模式的同时，在农民工市民化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住房问题，这次规划明确提出了通过建设公租房解决住房问题的思路。
第三个核心问题：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在提高增长质量和扩大就业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采用极端的再分配方式“杀富济贫”，是《建议》在分配问题上重要的政策导向。
■经验证明，提高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既有利于增长，也有利于公平分配。
《建议》指出，“十二五”要对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其中的一层含义是，必须赶在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和人口老龄化加速期到来前，打牢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在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需要进一步明确“发展”的真正含义，虽然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但对这个基本经济概念的误解太多。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机会，也就没有收入分配的物质条件，因此谈不上发展；反过来说，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出现两极分化加速现象，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使社会大局失去稳定，因此不可能发展。怎样处理好这对关系，使中国避免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是《建议》需要格外审慎处理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尚无明确定义，但二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除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之外，大部分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在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都没有逾越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关口。虽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在这个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往往变化剧烈，在变化面前，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盲目性在这些国家几乎是普遍现象。一些拉美国家的主要教训是：第一，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采取了进口替代和大企业垄断模式，脱离全球技术变化主流，缺乏技术创新力，不重视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利益，致使劳动者失去就业机会，经济增长缺乏市场支持，“中产阶级丧失”特征明显。第二，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导致社会结构两极分化后，执政党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分配政策，政客提出高福利承诺缓解社会压力，反对党则煽动民情和制造阶级对立仇恨。但是，政府财力不支撑透支性的福利分配政治承诺，因此普遍采取超量印发货币和高额借外债的做法支撑门面，最终导致高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第三，宏观经济的民粹主义政策使一届政府倒台后，但新上台的反对党政府同样没有能力和勇气摆脱恶性循环，这使政权快速更替和恶性通货膨胀相互伴随，致使两极分化现象长期化，最终使经济根本无法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出现的同时，教育机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公立低质量教育和私立高质量教育的差距扩大，这使“穷二代”现象成为历史惯性，使贫困“再生产过程”循环反复而成为难以医治的顽症。
同样引人深思的是发达国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所暴露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有些发达国家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严重失误直接相关。
以美国为例，为了政治选票而呼吁提高低收入者住房产权拥有率，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点。而希腊等国家的情况则表明，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务信用是永恒主题。一旦增长失去动力源泉，国家信用度下降，以往建立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风险。这意味着，对任何国家来说，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设计都必须有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来支撑，都不能仅为短期的选举政治目标服务。
怎样避免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悲剧重现，是中国正在面对的重大考验。尤其需要看到，国际市场总需求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特点使中国经济增长本身面临结构转型的挑战，因为高投入、高消耗、高出口的增长条件已经逐步丧失，经济进入增长速度自然递减和产业结构急剧变化的时期，适应中等收入需求多样化特点的、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质量支撑的增长格局并未形成，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正在影响已经形成的发展共识，在这种形势下，感情用事是最容易但也是灾难性的政策取向，唯独深邃冷静的历史眼光、理性平和的态度和在此基础上经过详细调研分析后采取的有远见的政策取向，才能引领国家避开陷阱，走向光明的未来。
在认真研究国际经验教训和客观分析中国实际情况后，《建议》在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上明确提出，首先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同时，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标。只有提出这“两个比重”，消费和储蓄关系才能改善，低收入者数量才能减少，中等收入者数量才能上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
规划者认为，在“十二五”时期实现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是可能的，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收缩的客观条件。沿海和内地的分配差距在于沿海地区率先纳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带来的红利，在全球化形势逆转后，生产要素已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可能逐步缩小两者收入差别。城乡二元结构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而逐步淡化，这也是历史必然。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使劳动和资本的谈判力量对比出现明显逆转，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工资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提高是大势所趋。“十一五”规划期间，政府公共政策的重点已经更多转向并将继续坚持改善民生和提供公共服务，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将使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重出现变化。
在这些趋势可能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客观依据面前，《建议》强调了以下重要政策取向：
第一，在发展和改革中解决前进中的矛盾。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共识。《建议》强调，要坚持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增强协调性，提高质量，在经济增长中创造充分就业的机会。尤其要大力发展小型微型企业和服务业，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创业和就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据统计，个体私营经济所创造的就业在新增就业中的比重达到90%，65%的专利发明和80%的技术创新来自小企业，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小企业的潜力。在提高增长质量和扩大就业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采用极端的再分配方式“杀富济贫”，是《建议》在分配问题上重要的政策导向。
第二，加快建立在财力上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提高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既有利于增长，也有利于公平分配。《建议》强调，政府要通过提供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来改善民生，这是解决增长与分配矛盾的政策着力点。目前，政府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的比重约为38%，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低16个百分点左右，改进公共服务的潜力还很大。特别重要的是，要对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社保体系加快重新整合步伐，扩大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逐步提高标准，使之适应劳动力转移加快的新局面，为社会稳定建立安全网。对照拉美和一些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训，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要与政府的财力相适应，公共服务体系要有利于激励而不能影响劳动者的自我奋斗精神，这是《建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政策选择。
第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创造起点公平的各种条件。要完善公开透明的市场秩序，通过合理合法的竞争获得生产要素和市场准入的公平机会。要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收入，规范管理灰色收入，严厉打击非法收入。
第四，重视发展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要使低收入的群体逐步成为中等收入者，就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发展，提高劳动力对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适应能力。从长期来看，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人力资本质量差距引起的，贫困的代际遗传是由于教育质量和机会不公引起的，因此《建议》对教育发展特别是提高教育公平性和改善教育质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划。
第五，引导社会舆论。处于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当绝对贫困现象被逐步消灭后，相对贫困现象更令人难以接受。人们可能相信一些貌似有理但实际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极端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的立场，主动引导改革向上的社会舆论，鼓励人们艰苦奋斗和创业致富。必须强化改革的社会共识，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和现代公民意识，使全社会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今后这一差距可能缩小这个历史阶段性特征有理性认识。中国经历了共同贫困的计划经济时代，进入了改革开放后部分地区和部分群体先富起来的历史阶段，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过程中，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这一转型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这是引导社会舆论的基调。《建议》专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对有利于平滑实现转型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意识提出明确要求。
与赫希曼所描述的那种“隧道现象”类似，大量车辆堵在交通隧道内后，驾车人只要相信和看到车辆缓慢有序前进，就不会产生混乱；但如果车辆完全无法移动，甚至出现交通秩序的混乱，人们不相信会出现变化，就会失去耐心。因此，理性对待“堵车现象”，保持秩序并逐步改变现状，是社会宽容度的“天花板”。虽然一些国家的发展案例不支持库兹涅兹倒U型分配曲线的结论，但在中国争取出现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有序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鼓励全民艰苦奋斗，完善有利于创业和就业的经济制度，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增强法治的权威地位，就可以形成橄榄型的分配格局，从而向高收入发展阶段迈进。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此人的经济思想错谬多多，混乱陈杂，简直不一而足。仅看两处：
“出口替代”，其本质就是低估本币，形成物品出口的价格优势，以换取外汇购买有利于进一步出口的资本物品，使国民经济由出口部门的产业升级开始，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的产品和技术的替代过程。反之，“进口替代”则高估本币，使国外的产品价格显得比国内便宜，通过购置国外的重工装备来实现国民经济的装备和制造技术的替代。前者的典型是广场协议之前日本的发展战略，而后者案例，则是以战后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的拉美国家。
对于中国来讲，应该以1994年为标志，之前是“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之后则是“出口替代”。
其二：
“中国扩大内需的问题早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提出了，但那场危机过后，大量资本回流美国，……”也是瞎扯。及乎所有主权国家都不许可外币在国内流通，除却国际结算之外；但凡以产业投资形式入境的外币，都立即以金融投资形式回到国际金融市场，或是购买债券股票，或是拆借给别的商业银行，或是别的什么投资等等。国际性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是市场萧条，国际贸易萎缩，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国际货币流通而已。这里的“流通”本身就是进进出出的流动，也就没有什么“回流”说词可言。美国，作为没有对正当资金流进流出设置障碍的国家，而且很多国际贸易的结算就是在美国境内，那里，简直与“国际贸易市场”就是同义词，还又能“回流”到哪里去？ 大苗对“温家宝头号经济智囊”提出批评，用词甚为严厉呀。老邱呢，老邱说说。
不管怎么说，刘鹤的文章都是值得重视的，他当然不是最高决策者，但他的身份定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内主管中国经济的最后拍板者在经济领域的秘书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因此，他所阐释、所透露出的，是中央最高层的经济意图和政策主张。 [b][size=4]“十二五”规划执笔人刘鹤：中国要发展“市场大国” [/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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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咏红 北京特派员
中国财经要员、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年至2015年）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刘鹤昨天表示，国际环境从跨国公司寻求生产力的全球配置转变为全球总需求出现萎缩，中国因此需要利用本国内部市场加快扩张的特点，发展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市场大国”。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在强调中国“历史机遇”今昔之别时，做出上述分析。按照中国政府从历史视觉把握当前、制定战略的习惯，这番表态说明高层对于所谓“历史机遇”辨识出现根本改变，这个信息也透露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行动，在其议事日程中已箭在弦上。
刘鹤在《财经》杂志主办“财经年会”上提出，“十二五”期间中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历史机遇出现重要区别。在上次机遇中，中国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如今，中国的机遇是形成创新发展模式，借重本国市场力量兼传统的制造优势，来支撑和平发展。
他说：“（我们）既要保持和提升传统制造大国的优势地位，又要通过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成为新的市场大国。”
按照“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中国将坚持内需和消费导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城镇化，增强消费对投资的导向作用。
中国要通过加强教育，提高劳动者对市场竞争的适应能力；通过扩大就业和完善创业环境以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通过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来改善大众消费预期，还有通过完善和提高供给体系的条件、效率、弹性和质量，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刘鹤警告说，中国必须防止在增长速度方面盲目攀比，防止各地方借‘十二五’开局盲目地扩大规模，走粗放生产的老路。
他重述了“顶层设计”作为一个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顶层设计”是中共文件新近出现的名词，首见于“十二五”规划，最近也进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据国内专家解读，它是系统工程的专有名词。
刘鹤昨天形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是一场重大的改革，除了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等改革以外，也应该特别注重准确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关于转变经济结构的目标，中国政府提出已多年。但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中国调整结构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这也是与会另一名学者，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师曹远征的看法。曹远征在发言中以人民银行昨天上午宣布利率市场化将有“明显进展”，来说明调结构的动力正在形成。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好的规划方案与方案的落实之间，还存在距离。 都是实用主义的东西，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观点，好比说城市化-----------城市化是方向，但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问题，小城镇有小城镇的问题。现状如此，原因如彼，对策是一段套话，该怎样还怎样。
实用主义好一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差一点就是庸人治国。不过如果已经是庸人了，还是讲点实用主义好，满怀理想只会瞎搞。同样开发开放，第二代第三代开发的深圳浦东都成了发展的龙头，这届的什么振兴东北，开发海南，西部战略，领袖家乡，哪一个不是拿钱打水漂？这大概都在朱相帐里算成转移支付了。庸之用，确实适合给温相当参谋。 我注意到迅弟现在一是很少上燕谈了，二是即便上来也很少发言。
迅弟可能和刘鹤打过交道，不知对此人有何印象。 [b]美百人会授予保尔森刘鹤“促进中美关系领导者奖”[/b]
中新社纽约5月12日电(记者 魏晞)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当地时间12日晚在纽约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举行第二十届年会，并向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和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刘鹤颁发“促进中美关系领导者奖”，以表彰他对中美关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此外，杜克能源董事长、总裁兼总执行官吉米·罗杰斯获颁“商业杰出奖”，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史美伦获“慈善事业奖”，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则被授予“美国华人成就奖”。
保尔森在获奖演说中表示：“中美关系对于国际事务至关重要，因为有了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任何全球问题——无论是经济，国家安全，或者是环境保护问题，都会更容易解决”。保尔森同时感谢百人会对加强中美关系所做出的努力，并表示“希望与百人会继续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发展。”
刘鹤虽然未能前来领奖，但从北京远程发表致辞，表示将为中美双边的全方位战略合作继续努力。
百人会会长程守宗表示：“获奖者都是在各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他们的成就对百人会是一种启发和激励，我们会更积极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并鼓励美籍华人全面参与美国社会。”
在当天举行的百人会第二十届年会上，美中两国重量级人物围绕“求同存异”的会议主题，就有关中美关系和美国华裔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各自见解。大会的四个讨论会围绕新境外市场、社会转变对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亚裔管理跨国公司的能力展开。
百人会是一个由在商业、政府、学术和艺术界的杰出美籍华人组成的精英领袖组织，会员均为成功的美籍华裔，他们聚集各自的经验、资源和影响力，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并关注和解决美国华裔群体的重要问题。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b][size=5]中国城市化的全球地位和均衡模式[/size][/b]
[b][size=5][/size][/b]
刘鹤
中国城市化将是未来20年驱动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明确的城市化战略能够推进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结合点。
市场需求是全球经济最稀缺资源
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
仅从短期角度和用传统的新古典教义是不可能使世界走出危机阴影的。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认真思考一些短期和中长期结合的战略性问题。
最基本的问题是，这场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实质性冲击到底是什么？后危机时代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怎样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新的需求平台？
我的基本看法是，这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而实质上是对现存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危机发生后的事实表明，以往认可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运行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原有的三角形增长格局已经无法持续，而新的全球化增长新格局尚在痛苦的探索之中。
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全球形成了美国提供市场、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产品、资源富集国提供原油和初级产品的实体经济三角形分工格局，并相应出现了与各国国际收支状况相反的资本逆向流动局面。这个三角形格局，既是全球生产力国家经济向全球经济分工深化的结果，也是各国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结果。但新格局不无风险。
最大的风险是，支撑三角循环的基础并不牢固，全球经济过度依赖美国消费市场美国货币发行数量。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高度负债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由于资产泡沫破裂所导致的企业和个人债务去杠杆化将成为中期现象，这使得世界失去了巨大的市场增量，全球化中的三角形分工格局也失去动源。
在危机面前，不少人把全球化和国际分工视为元凶，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利益，纷纷出台极其短视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也提出各种既不符合消费者利益、也不切合生产者实际能力的“再工业化”主张。
这些情况表明，全球经济总供求格局将继续失衡：收入下降和去杠杆化持久化使美国主导的消费市场在相当长时间内可能丧失动能，国际市场边际增量急剧减速；总需求减少，而一些经济体的“再工业化”则使总供给增加，在没有新的重大技术突破条件下，全球性产能过剩也会加剧。在超常规的宏观政策刺激下，短期危机可能出现缓解，但经典式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所加剧。
众所周知，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市场需求，所有的短期经济干预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可以推论，结构性的全球市场收缩将成为一个中期现象，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市场将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
因此，我们必须从全球视角深入思考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未来的全球巨大市场需求可能在哪里产生？为加快形成这个未来的巨大市场，需要创造什么样的必要条件？更准确地说，需要创造什么条件使一个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者阶层脱颖而出？现在看来，从全球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状态、经济发展阶段、制度准备条件来分析，这个巨大的市场就在中国，而关键就在于稳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中等收入者规模稳步扩大。
粗略估计，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中等收入者比重达到政府提出的50%以上的目标，全球将获得一个大于欧洲市场规模的新大陆。众所周知，“金融巫术”引发了深度危机，而目前一些国家提出的“保护主义巫术”，则可能把世界引向新的灾难。唯独共同维护和创造中国的巨大市场，才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正解。因此，放弃冷战思维，为了自身利益而推动中国市场发育的观点，确实值得发达国家的政策精英认真思考。
借此机会，我想重复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观点：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目前，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对后者提出要求，而2010年中国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则使前者获得新的动力。
城市化是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的结合点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现实课题，是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孤立处理三个宏观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十分困难。
2008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全球普遍陷入衰退的情况下，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取得的成绩世人瞩目。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外部需求持续低迷和国内一些领域产能过剩并存，货币信贷投放规模较大和实体经济缺乏新增长点，使宏观经济面临资产泡沫化风险。
由于预期因素的主导，以本币数量增加为标志的资本净流入增大，加大了资产价格上涨压力。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有可能重蹈日本“失落十年”老路。不少国际学者列举了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如巨额贸易顺差、资产价格泡沫、公司治理方式和就业模式僵化等，证明中国有可能陷入与日本一样的困境。
我倾向于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与日本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中国2009年的城市化率约为46.7%，而日本1988年的城市化率为62.1%，仅此一项指标，就可以看到中国仍有巨大的内部发展空间。
对于2010年及今后的经济政策来说，最为可喜的是，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上各方面终于获得共识。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结合点。这是一项意义极其重大的决策。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现实课题，是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扩大内需政策的目的之一，是弥补外需减少进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抑制产能过剩则意味就业岗位的缩减；同时，扩大内需意味货币供应量继续增加，而在微观经济主体面临投资方向选择困难且市场回报率不确定时，会更倾向于从事投机性的避险行为。由此看来，孤立处理三个宏观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十分困难。
稳步推进城市化则可能获得解决这三个难题的更大回旋余地。从需求角度看，城市化的推进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投资需求将继续增长，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特别是中等收入阶层人数逐步上升，无疑会带来新的消费需求，对普通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将大大增加。
从供给角度看，城市化所带来的投资需求将有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钢铁、水泥等行业存在大量过剩生产能力，将这些生产能力进行兼并重组和提高生产集中度是必要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强力推进也会使社会短期成本很高。城市化创造出的投资需求，是消化这些“过剩”生产能力的主要渠道。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创造的需求，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重要导向作用，基础设施、制造业、营销网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将获得更加明确的生产方向。从金融体系的资金状况来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至2009年信贷投放量累计高达10万亿元，2010年前三季度信贷投放达到6.3万亿元，这是史无前例的。
已经投放的大量流动性需要有效消化。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扩张的支撑，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可能是另一轮资产价格泡沫。在明确的城市化政策导向下，巨大的流动性可能不再过多进入到黄金、石油或资本市场，而是流入到与实体经济紧密关联的建设领域。这样，中国宏观经济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城市化健康发展恰恰能将流动性配置到恰当的实体经济领域。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农村化，也叫“逆城市化”，呵呵。 [b] [url=http://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97909&ptid=105329]1#[/url] [i]亚平[/i] [/b]
面向未来，刘鹤两年多前在一篇文章曾有勾画。他说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以及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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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不如先把社会上整体的浮躁、急躁、压迫感，言论行动无自由感，未来无保障感，社会生活与日常食品不安全感等等解决一部分，再来谈“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估计比较让人入耳。
：） [i=s] 本帖最后由 老李北海鱼 于 2011-6-3 06:54 编辑 [/i]
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经济上只追求高速发展，把问题掩盖起来只能导致更大更集中的爆发。
我觉得以下两个问题比较突出：
[b]需求问题：[/b]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是一个问题，世界处在这个时期，原有的市场需求结构无法维持中国的粗放产能了，你借钱给别人买你东西也持续不下去了，各国都面临债务、就业、过剩产能问题。自己的内需没搞上去，光靠向外是不行的。“以市场换技术”这是当年的说法，技术有没有换到不得而知，市场倒是都搞到外头去了。需求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给老百姓松绑，现在各种所谓“刚性需求”把老百姓缚住，哪里会有真正的需求释放出来？刘文始终没有明确地谈到如何给百姓松绑的问题。
[b]投资问题：[/b]渠道都出自官方，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形同给自己人发钱。一方面加大了分配不均，一方面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民营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没法解决。拉动总是靠大型国企大型项目的投入，这个部那个部动辄就是几万亿，效果如何都是明摆着的，对消费和民生还有不少负面影响。不改善投资资金分配问题，效率和有效配置就成为空谈。世界上有哪个大国高速发展了30年还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最有价值品牌？日本有索尼、本田、雅马哈等等，德国有西门子，韩国有三星、LG等，我们有什么？四大行中石油？国内垄断优势？这不已经说明我们的投资效率了吗？
不解决[b]市场[/b]和[b]投资[/b]这样的根本问题，与民休息，空谈导航是无益的。 “使中国的广大中低收入者逐步转变为中等收入者，以其消费能力为支撑，使中国逐步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这种转变有没有具体措施，不要说又是什么“工资倍增计划”，那个东西在分配模式不改变的情况下只会推高物价推高流动性。现阶段中国的问题是要给百姓松绑，挖掉大山，与民休息。比如说，中国的青菜问题就不是青菜问题，五分钱的青菜拉到北京是两毛，进超市是一块，卖到市民手里是一块五，问题都在中间的管理环节。中国的问题是有些人捞得太过界，老百姓没有保障，缺少指望。放句话在这，这一次如果捞过界的人不打算出让一部分利益给老百姓，过不了这个坎。政治和军事极端的情形随时有可能发生。市场问题找老美也没用，老美现在也缺就业。 三十年前，包产到户，释放了农民的生产力；三十年后，等待释放的是人民的消费力、创造力与资本的活力；现在已是退无可退，拖无可拖，关机捩转就只在数月之间。 [b]刘鹤：城市化进程中的市场需求是两大增长动力之一[/b]
尊敬的曾培炎先生，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参加首届中国经济年会，我有几个观点：第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一些基本的态度。第二，从全球的角度认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城市化的重要作用。第三，我国推进城市化所要采取的形式。
第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一些基本的态度。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个国家的政府通力合作，实施了非常有利的政策，目前全球经济已经企稳回升，走向了复苏的轨道。不管怎么说，整个结构没有想象那么糟了，另外中国经济的表现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对此也感到自豪。但是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个复苏将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情况可能都比较复杂。
从短期来看，我们感觉到市场的信心正在回升，但有个问题我们需要高度关注，就是全球的经济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复苏？究竟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所谓老路是持续的增发货币、推动资产泡沫，这个老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新路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关注。在短期前景不明朗的时候，我们就要重视中长期的战略，但我们认为中长期全球经济的趋势应该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我们觉得一些国家政府、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需要衔接，全球增速可能会相对的减缓，这种状况的结果会使政府财政产生比较大的波动。流动性过剩使一些地区出现了资产泡沫，另外实体经济投资不足使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状况我们感觉到是需要关注的，不但短期要关注，中长期也要关注。
第二，可能是更长期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比重在提高，而这种状况可能会影响市场本身的活力和内在动力，这个现象可能是本次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一个最重要的背景或者说主要的区别，当今创造需求的难度相对有所下降，因为中青年时代和中老年时代的创造需求很不一样。
第三，国际保护主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有些国家正是选择了保护主义，这非常让人为难。所以我们说，从中长期后经济时代发展的趋势来看，我们感觉到总需求增速趋于减缓是一个既定的、不可回避的现象，我们想说的基本条件，可能是全球最短缺的资源在未来五年会出现需求不足的情况。
第二，从全球的角度认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城市化的重要作用。
今年中央经济会议强调，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今年的主要手段，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的战略支点，13亿的人口规模是最大的扩大内需最大的来源。
如果未来扩大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约有3亿农民逐步转化为市民，他们将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包括消费需求和融资需求，也包括农民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巨大需求，这显然是以万亿美元为单位测算的市场。所以我们想重复一句话，这句话在1998年曾经讲过，就是进入21世纪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有两个主要方面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
第三，我国推进城市化所要采取的形式。
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是，特大的城市有比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生活成本、进入门槛相对的比较高，中小城镇生活费用比较低，但就业市场前景相对弱。所以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大城市户口落不下，中小城镇也相对机会少，我们究竟怎么选择？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央政府“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发展目标，今年的会议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工在中小城镇落户的问题，所以在这些政策导向下，怎么理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觉得通过现代化的交通区域体系把一个城市和中小城镇比较有效的结合起来，而且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要更多的提供就业机会，在中小城市将侧重提高医疗、教育的补助。目前我们看到，在日本东京、韩国首尔和在我们国家的香港地区都出现了一种趋势，另外在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地区也出现了这种发展迹象，我们认为要积极的加以引导。因此“十二·五”规划中，我个人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要引导实施，另外要出台一些比较现实的推动政策：第一就是推动城市化和相应的工程建设；第二要认真研究新一代农民工怎么落户以及非常重要的他们的子女教育的问题；第三，完善教育体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第四，中国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要和建立环境资源友好型社会理念有效的结合；第五，地方政府融资制度要做好。
以上纯粹是我个人观点，谢谢大家！
[b]刘鹤：推动城镇化创造市场空间[/b]
讲述者 刘鹤 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记录者 苏慧 《投资者报》记者
短期来看，全球市场信心正在回升。但有个问题需要高度关注，那就是全球的经济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复苏？中国经济复苏怎样巩固？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所谓老路即是继续增发货币，但这样持续下去则会推动资产价格泡沫。显然，这条老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新路到底是什么？
未来最稀缺市场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个国家的政府通力合作，实施了非常有力的政策，全球经济已经企稳回升，并走向复苏的轨道。但是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个复苏将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情况都比较复杂。
在短期前景不明朗的时候，更应该重视中长期的战略，但我们认为引导中长期全球经济的趋势应该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一些国家政府、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需要时间，全球增速可能会相对减缓，这会促使一些政府的财政产生比较大的波动，而流动性过剩则加剧了一些地区资产泡沫的出现。另外实体经济投资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都是我们短期乃至中长期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二，人口老龄化比重提高也是长期的问题，这种状况可能会影响市场本身的活力和内在动力。和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不同，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最主要背景之一即是人口老龄化。其爆发点或许在很远的以后，但是伏笔却在当今就已埋下。再者，如今创造需求的难度相对有所下降，因为中青年时代和中老年时代的创造需求很不一样。
第三，从中长期发展的趋势来看，总需求增速趋于减缓是一个既定的、不可回避的现象。谁都知道国际保护主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可是有些国家还是选择了保护主义，这非常让人为难。
因此，全球在未来五年会出现需求不足的情况，最稀缺的不是要素资源，而是市场空间，所以说，未来五年，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许并不是资产泡沫，而是市场需求的短缺。此时，对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就不能仅仅站在战略层次上解读，其战术运用也拥有了更多方向。
城镇化是最大内需市场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今年的主要手段，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的战略支点，13亿的人口规模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来源。
中国要创造一个内需市场，城镇化建设是最大的内需市场。
可以想象，如果未来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约有3亿农民逐步转化为市民。假使到2040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75%，人口为16亿人，即4亿人留在农村，12亿人在城市，那么城市要盖多少住房、修多少马路？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和建设工程。
这显然是以万亿美元为单位测算的市场，他们将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包括消费需求和融资需求，也包括农民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巨大需求。
但也需要看到，特大的城市有比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生活成本、进入门槛相对较高。中小城镇生活费用比较低，但就业市场前景相对较弱。所以现实情况是，大城市户口落不下，中小城镇相对机会少，我们究竟怎么选择？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中央政府“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发展目标，今年的会议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工在中小城镇落户的问题，所以在这些政策导向下，怎么理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推动城市群建设
通过现代化的交通区域体系把一个城市和中小城镇比较有效地结合起来，建设城市群，而且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更多地提供就业机会，在中小城市侧重提高医疗、教育的补助。
目前，在日本东京、韩国首尔和我国香港地区都出现了这种趋势，另外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地区也出现了城市群的发展迹象，我们认为要积极加以引导。
因此，我个人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在“十二五”规划中引导实施：第一，推动城市化和相应的工程建设；第二，要认真研究新一代农民工怎么落户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这非常重要；第三，完善教育体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第四，中国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要和建立环境资源友好型社会理念有效结合；第五，地方政府融资制度要做好。
同样，还可从4个方面增加内需，包括节省可用的土地；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自有自住房的建设，由此带动对家电、家具的需求，带动建材工业和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的中小企业发展；此外，高科技领域也会有更大的发展。
[b]刘鹤：城市化率每提高1%就拥有万亿美元市场[/b]
每经记者何珺发自北京
以“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展望”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上，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多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厉以宁强调：“中国要创造一个内需市场，城镇化建设是最大的内需市场。”
观点一：城镇化建设是最大内需市场
“当前中国经济总体处在以建设为主的发展阶段，城市化既是中国当前的特点，也是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经济抓手。”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认为，数以亿计的农民不仅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还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拉动社会投资。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5%左右，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这一差距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持久动力。
对于城市化的重要作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表示，进入21世纪，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有两个主要方面，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如果未来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有约3亿农民逐步转化为市民，由他们创造的市场空间包括消费和融资需求，也包括农民增收所带来的需求，这将是以万亿美元为单位测算的市场。
厉以宁提醒，中国当前固然需要警惕通货膨胀，更需要注意滞胀，而避免发生滞胀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中国要创造一个内需市场，城镇化建设是最大的内需市场，这主要指县城和县乡镇。”他设想，“假使到2040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75%，人口为16亿人，即4亿人留在农村，12亿人在城市，那么城市要盖多少住房、修多少马路？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和建设工程。”
观点二：城市和中小城镇有效结合
“大城市户口落不下，中小城镇的机会相对较少，究竟怎么选择？”刘鹤指出，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特大城市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生活成本、进入门槛相对较高，中小城镇生活费用较低，但就业市场前景相对较弱。
他提出，通过现代化的交通区域体系把城市和中小城镇有效结合，并发挥各自优势。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中小城镇，侧重提高医疗、教育的补助。
刘鹤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应出台一些比较现实的推动政策，包括推动城市化和相应的工程建设；新一代农民工落户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推进城市化的过程要和建立环境资源友好型社会理念有效结合；做好地方政府融资制度。
刘遵义还提到，中国可从4个方面增加内需，包括节省可用的土地；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自有自住房的建设，由此带动对家电、家具的需求，带动建材工业和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的中小企业发展等；此外，高科技领域也有更大的发展。 如果未来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有约3亿农民逐步转化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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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出他怎么算的 刘鹤：城市化率每提高1%就拥有万亿美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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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城市化率50%，是个五十万亿美元的市场？还是说要花一万亿美元，城市化率才能提高百分之一？更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国内市场要用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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