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花落知多少，闲话金庸
绝情谷底，两鬓星星的杨过黯然神伤，一只纤手搭上肩头柔声说道：“不是老了，而是我的过儿长大了。”生命如前尘，如旧梦，而在金庸的笔下又是如此的优美雅致深情。从1955年金庸受同事兼棋友梁羽生所托涉足江湖至今，金庸武侠风靡华人世界已是堪堪五十载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容易把人抛的流光证明了一切。无论是当年被人视为诲淫诲盗的黄黑小说，还是时下得到正统文学的承认，金庸笔下的江湖还是本来的旧模样。金庸的意义都映在各自不同的读者心中。一次看到一段余杰对金庸的评价：“至少金庸在白话文的运用上有很大的贡献。”金庸武侠的成功和金庸的文字有很大的关系。时至今日，武侠名家数不胜数，但在语言上能和金庸媲美的几乎没有，梁羽生过于平淡，黄易则略显单薄，温瑞安却过于随意，唯一能和金庸相提并论的古龙的语言独树一帜，极具特色，随意找出一段，就是诗，但是其中的缺陷使之整体上略逊一些。金庸的文字恰似王羲之的正楷，端庄有矩，灵性与神采又跃然纸上。既深得古典文学的精髓，又很好识得白话文的三昧。关于金庸文字的出色已有很多中肯与经典的评论了，我认为金庸语言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精髓的理解，并成功地把这种诗情画意不露痕迹地融入白话文之中。众所周知，武侠名家之中古典文学功夫最好的当推梁羽生，梁氏一手过硬的诗词功夫令其他众家望其项背，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而金庸显然在这方面要逊色很多。但结果是，梁氏诗词虽好但文字却流于平淡，尽管有很多诗词的点缀；金庸诗词可能极其的一般，却不妨碍他的文字更具有古典魅力。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梁氏虽善作诗填词，却不能融入小说的语言之中，反而显得生硬以至有些近乎掉书袋。例如在《女帝奇英传》中，李逸与武玄霜相遇弹琴一段，不但大段引用《诗经》，还一起奉上了译文。而《神雕》程英为杨过疗伤一节中，一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将程英真挚的感情与温婉的性格表现得恰到好处，极具古典美，又不见半点晦涩。又如《射雕》靖蓉太湖泛舟逢路乘风，诗情画意，报国壮志，这些本是古典诗词之长，金庸却能用白话文将其展示得一览无余。
金庸语言另一个特色是畅达明快。金氏以庞大的读者群体而著称于世，其语言的流畅是其小说倾倒世人的保证。这也是为什么金氏武侠对于世人已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依旧吸引众多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节奏如此之快的现代的社会，金庸的文字可以让心态趋于浮躁的世人依旧可以一口气读完，着实不易。畅达明快的背后离不开深情与幽默。金氏武侠爱情的美丽与江湖的多姿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一点不禁让我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扬扬洒洒百万字笔力不衰，那是一种热烈感情的支撑。金庸庞大缜密的情节与感人至深的感情就是印证。当人们为“塞上牛羊空许约”嘘唏不已的时候，当人们为“东西相隔如参商”黯然神伤的时候，当人们为周伯通的童心会心一笑时，当人们为韦小宝的狡黠颇加袒护时，还要感谢金庸的深情与幽默。
看过很多关于金庸武侠的评论，既然是武侠，当然小说的中心离不开一个“侠”字，金大侠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成为了金庸武侠的一个标签。果真如此吗？先说一下“侠”，关于“侠”的起源是属于学术问题了，但总的来说“侠”起于中华民族的尚武之风，并经过墨家的推动发展起来的。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轻生为义的作风，无疑是后来侠客们义气行事，替天行道的理论上的倡导。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巨大的转变，侠客们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大刺客”，一诺千金的季布都是这个时代的侠客。以至汉初的朱家，郭解。汉武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墨家从此绝迹，当然被韩非认为“侠以无犯禁”的侠客从此也逐渐失去了表演的历史舞台。后来的游侠已是游离于社会正统的边缘阶层了。时至盛唐，“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此时游侠虽盛，也是向往于建功立业的热血青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连建功立业的游侠们也渐渐销声匿迹了。在国家统治较为稳定之时侠客们是地下活动者，当外族入侵社会动荡时侠客们就成了反抗的带头人。到了明清时代，游侠已经有地痞无赖之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游侠的社会处境。侠代政府与法律立言必然破坏正统统治的秩序，所以侠客不可能得到社会正统的承认。侠的归宿也只能是武林团伙，绿林好汉，秘密社会了。所谓的江湖也只是得不到社会承认的地下场所。看看传统的侠义小说诸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或如王度庐，白羽等旧派武侠小说。尽管其中不乏对侠义精神的宣扬，尽管他们笔下的江湖更真实，也有更多的现实意义，但总有一种过时的感觉。因为侠客和他们的江湖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了，已经死亡的事物诉说得再生动也只是死亡，只不过提供给人们无聊之时的消遣罢了。也许真正的“侠”只有去古文明中寻找了，应该是左思所说的“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论。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 ”的狂放，应该是李白笔下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的侠骨，应该是王维吟出的“意气相逢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豪迈。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侠同时又是文化的游离者，侠代表的是一种对理性的正统的叛逆和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代表了一种理想与浪漫。李太白天马行空无迹可寻的诗篇中洋溢的激情与豪放折倒了千百年来的中国人，当后来者认为太白之诗不可学时，可曾想到自己可有扁舟只身，仗剑去国，远游四方的激情与豪放？而武侠并非是为侠客作书立传，而是书写理想与浪漫，自由与超越。诚然武侠宣扬了一种侠义精神，但更多是代表了诸如生死相许的至情至性，笑傲江湖的不羁与潇洒般的人性的光明与美丽。金庸武侠的魅力也在于此。金庸笔下江湖不再是那个残酷的真实江湖，金庸群侠也早已不是遵守江湖规矩的旧侠客。金庸的江湖是一个“诗化的江湖”，江湖的侠客也不过是拥有侠义之心的社会人，刀光剑影是他们的道具，江湖是他们的舞台，上演的是他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挥洒的是他们个性与感情，展示的是人性的复杂与难解，张扬的是人性的光明与美丽，洋溢的是理想与浪漫。
金庸出身海宁名门查家，当年一门七进士的辉煌铸就了家族的钟鸣鼎食，书香门第。金庸可谓深得家传，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身上烙下了深刻的烙印。不同于梁羽生的传统气息的是，金庸更有一种士大夫的味道。在深受传统熏陶的同时，新文化及西方文学也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金庸酷爱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这为金氏精于构造情节，富有华丽的表现手法打下良好的基础。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金氏也经历了救国存亡的青年时代，那个时代的爱国的热情，反抗的激情也是金氏武侠后来的一大主题。来到香江，金氏开始与以前截然不同却是成功辉煌的人生。从《大公报》一个普通的青年编辑，到涉足武侠，从武侠至尊到报业巨子，金庸在香港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地方用他非比寻常的才智成就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承受了复杂多变的命运。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处于中国与世界的交界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交接地段。西方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新社会的深刻变革，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潮运动，大陆的政治运动，东西方文化价值的碰撞，都一一降临在香港。而既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又有高超西方文学手法的金庸巧妙地把东方的古典神韵，西方的自由理念，现代物质社会渴求的理想浪漫借助武侠融为一体，以一个虚幻的江湖满足人们对精神家园的需求。而金庸又是历尽世间的变幻与沧桑，谙尽社会的复杂与纷扰，这又是远非梁羽生这样的书生，古龙这样的浪子所能比的。于是金庸的江湖又是社会的一种折射。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摧。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金庸的江湖不再是旧派武侠中黑白道的撕杀，也不是末流武侠中门派的争斗。在被诗化的江湖中，既折射出了社会的千姿百态，又成为了人们寻求失落的诗意人生的寄托。有人说：“足球不过是人性深处对抗自然的原始野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武侠又何尝不是如此。在金庸的江湖中，揭去历史尘封的记忆，在烽烟四起的乱世，在民族相争的年代，马踏大漠，舟行江南，雕飞高山，槎扶大海，在尽情的恣意汪洋，“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将原本是血腥残酷的江湖诗化为任情使气的幻界。金庸笔下的江湖与其他各家相比，多的是一种古典田园牧歌的幽雅，多的是逐渐消逝的生死相许的深情，多的是肝胆相照的男儿血性，多的是世间众生的复杂与多姿，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社会所缺少的神游天地，至情至性的理想与激情。西子湖畔，陈家洛轻拈红花，压倒乾隆的满旗绿营；大漠深处，翠羽黄衫运筹帷幄，跃马纵横，大破兆惠铁骑。两世情仇，金蛇郎君血海深仇中铭刻了对仇人之女的生死不变的真情，惊心动魄里透出爱情的深邃。大漠风沙，江南落花，走遍塞北江南，历尽重重劫难，郭靖黄蓉一对世间奇儿女演绎了世间真情，民族大义；比武招亲，铁枪神庙，一生情苦，穆念慈代表了爱情复杂与无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奇人风范，令人心旷神怡；全真七子的豪侠风范，江南七怪的手足情深，亦是相得益彰。风雪漫沧州，胡一刀苗人凤一时瑜亮，英雄相惜，胡氏夫妇，雪中同行，生死相依。湘西村女，药王高徒，程灵素像七心海棠一样平凡之中蕴涵着爱情的高贵。一曲“问世间情为何物？”与杨过小龙女相互印证着，金庸为元好问的感叹作了完美爱情注释。杨过的轻狂与偏激，小龙女的淡泊与至情，金庸用尽所有的文思与才情迸射出最耀眼的感情烟花与最疯狂的爱情赞歌。身世的凄苦，礼教的大防，贞操的禁区，肉体的残缺，世人的冷眼，时空的别离，生死的契阔，金庸用尽所有能考验爱情的阻挠，证明了“只教生死相许”的不朽与崇高，以致程英的温雅周至，陆无双的活泼心热，公孙绿萼秀雅脱俗，郭襄的冰雪情怀都不得不一一黯然失色。浮槎北溟海茫茫，金庸的想象力成就了《倚天》宏大壮观。张无忌看似没有个性，但他代表了乱世之中的一片纯洁。从仙乡福地的冰火岛，到清净优美的蝴蝶谷，再到世外桃源般的昆仑山谷，那是乌托邦式精神家园。张无忌不远万里送杨不悔回昆仑，一路上两小相依为命，历经艰辛，那种真挚的人性关怀与重信守义的侠义之心显得更加的真实与动人。而赵敏的光彩照人则夺尽了风头，“范遥眉头一皱，说道：“郡主，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既已如此，也是勉强不来了。“赵敏道：‘我偏要勉强。’”算尽冰雪聪明，活泼宜人，一往情深，单是那份执着与倔强，无论张无忌神功盖世还是德服天下，或是妙手回春，都逃不过那份盈盈笑语。尽管绍敏郡主与明教教主亦是一波三折，波折之中却是充满了温馨与旖旎，感动了多少多情的少年与思春的少女。而“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的悲壮与刚烈则被明教群雄尽情的演绎。“长剑向前一送，登时刺瞎了彭莹玉的右眼，跟着剑尖便指在他左眼皮上。彭莹玉哈哈一笑，右眼中鲜血长流，一只左眼却睁得大大的瞪视着她。彭莹玉凛然道：‘大丈夫做人的道理，我便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胜雪的白衣代表冰心玉壶，烈红的火焰代表信念与豪情。萧峰的英雄盖世与苍凉悲情，段誉的多情性真，虚竹的顺其自然，慕容复的权欲熏心，天龙八部，众生皆苦。魔教东来，五岳同气。在看似道义至上实则利益至尊的强权武林，真正能清醒自由的又有几人？刘正风曲洋也只有一曲笑傲江湖可以慰藉，也只有令狐冲与任盈盈才有一颗素心来摆脱身不由己的无奈。机灵狡黠的韦小宝一路传奇的经历更多的是勾勒出了一幅众生百相图。正像金庸当年回应梁羽生的一样，写小说本就是为了自娱与娱人，金庸的江湖确实给了我们审美的愉悦。
相比真正或是传统武侠的侠客也就是所谓的“儒侠”，金庸群侠却显得离我们更加的接近。像那种着重于实践侠义道德的儒侠梁羽生笔下却是不少，但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了。金庸开始亦是走的传统的路子，于是就塑造了陈家洛这位儒侠。《书剑恩仇录》一直不受人好评，原因并不在于此书。单纯原书来看，非才力如金庸辈者不可为也。红花会的英雄业绩称得上荡气回肠，十五当家的也是各具特色，连李沅芷这样的配角也刻画的活灵活现，更不要说翠羽黄衫和香香公主。真正的原因在于陈家洛的失败，也许在真正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他的选择可以为人理解，但其价值观念显然已不再为现代人所接受了。在紧接着的〈〈碧血剑〉〉金庸可以挑选了袁崇焕之子作为主人公，真是用心良苦，可惜洋洋洒洒的小说远不如附录的〈〈袁崇焕评传〉〉有吸引力，传统的侠客英雄毕竟已经远去了，不能引起现代人共鸣的人物注定要被淘汰。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才有了〈〈射雕〉〉的横空出世，一举奠定金庸江湖王者的地位。从此正如金庸所言走上了遵守根本道德，反叛不合理的社会正统，描绘人性的复杂多样，彰现人性的光明与积极的社会人的路子。抛却〈〈射雕〉〉众多配角的生活化，郭靖与黄蓉只不过是有侠义之心的热血少年罢了，真正打动读者的是郭靖的淳朴憨直，黄蓉的聪明可爱。靖蓉二人的爱情才是故事的中心，一切的美好与动人也基本上围绕此开始的。至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少年的郭靖更多的是面对邪恶强权的热血与无畏，等变成郭大侠的时候，金庸的注意力已不在这对金庸很有感情的夫妻身上了。杨过相对于郭靖要复杂一些，少年的凄苦，身世的悲惨，造就了这位既乐观又悲观，既狂放又自卑，既深情有略带轻浮的性情的少年，整部书不乏杨过对于人生社会的迷茫，是非的判断，以及后来的行侠仗义，但杨过的性格与人生更多是由爱情来展示的。爱情对于杨过才是第一位的，并不是说杨过重私情轻大义，而是这是因为金庸创作角度决定的。张无忌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位朋友，尽管他的经历比起两位前辈更加多姿复杂。在〈〈倚天〉〉这部极具想象力的作品中，无忌离奇的人生像是说明他是一颗化解仇恨孕育安宁的灵珠，尽管他也是同样的德义过人，却能被人接受，并且爱情填补了空白。赵敏近乎野蛮的深情，小昭细微幽深的真爱，周芷若复杂温柔的爱意，以至殷离旁人难以理解的爱恋，与张无忌的宽厚善良，掩盖了很多的缺憾。与金庸的主人公相比像夏雪宜，黄药师，洪七公，谢逊这些陪角更有侠客气质，尽管刻画的也很是精彩，但却只能是陪角。因为金庸写的是被武侠化的理想的社会人。
或许有人会说，你忘了说〈〈天龙〉〉，〈〈笑傲〉〉和〈〈鹿鼎〉〉。再回头算一下，从〈〈书剑〉〉直到〈〈鹿鼎〉〉，结局基本上都是主人公的隐退。再细读一下，金庸小说贯穿了一种空漠出世之感。尽管在金庸的深情与浪漫之中洋溢着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但像〈〈红楼梦〉〉中“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哀伤才是金庸小说深深隐含的气质。斟酌一下〈〈射雕〉〉三部曲，实质上并无太大区别，郭靖，杨过，张无忌三人经历各不相同，性格差异也很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爱情其实是他们生命的唯一。面对人生与社会，他们都是迷茫的，有一种深深的悲观。〈〈射雕〉〉中有郭靖在华山苦苦思考是非善恶，虽说最终想明白了，但恐怕金庸也很难对自己借洪七公之口作出的解释满意，仅是“仗义为善”就能解决一切吗？比如旧版〈〈射雕〉〉中穆念慈虽明知爱错了人，却最终殉情铁枪神庙。而最重要的是“两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这又如何解释？爱情不过是他们的避难所罢了。杨龙之恋，张赵之情各有动人之处，实质上也是大同小异，爱情是他们唯一的自我拯救方式，甚至爱情代表了他们全部的生命意义，其他所有变化万千的经历均源于爱情结束于爱情。并且这三段动人的爱情实质上是很单一的，两人相爱，至死不渝，而至于他们为什么相爱，爱的历程上思想上的历程都不是很清楚至少称不上深刻。金庸用尽各种障碍困难来考验相爱的有情人，在应接不暇的曲折之中，在荡气回肠的抗争中，只有有情人执手偕老的崇高与伟大。某种意义上讲金庸用脂粉的艳丽掩盖的爱情的复杂，接着用美化过的爱情掩盖了主人公有些苍白的人生。所以我们看不到那种灵魂深处的剧烈矛盾，没有生命与命运碰撞的悲剧美，所以金庸给我们的是一种感动，而不是灵魂上的震撼。
金庸毕竟是金庸，少年时古希腊悲剧留下的震撼使他不甘心停留在〈〈神雕〉〉三部曲的层面上，他渴求用武侠追求生命的本质。于是〈〈天龙〉〉的出现应是金庸寻求突破的心血。果然〈〈天龙〉〉一改〈〈射雕〉〉的单薄，几乎涵盖了整个大千世界，尽管在结构上没有前面的作品严谨，但确实在境界上有了全面的提升。金庸以佛法解释生命，“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不禁想起〈〈金刚经〉〉上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破相扫执对于沉迷世间幻象之中迷茫者确实是当头棒喝。但萧峰又是怎讲？
通常的说法是萧峰是一位完美的悲剧英雄，集中体现了“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的人生七苦。丐帮前无古人的英雄帮主，离奇复杂的身世，一个变态女人的变态感情导致他本来被认为完美人生彻底解体，三十年价值观念的彻底崩溃，八载的侠义威名，兄弟深情荡然无存，迎接萧峰的只有父母师友的血海深仇，无处可述的冤屈，痛苦地重新建立对自我的认知。金庸更是刻意利用萧峰身兼宋辽两种成分最终摆脱狭隘的民族观念，成为超越单纯民族局限的英雄。萧峰胸口的狼头更具有象征意义，代表了一种无畏无惧的野性与真纯。纵观萧峰的一生，好比〈〈水浒〉〉中的鲁智深，才是真正可以具有佛性的至人。当然萧峰的境界也要高于郭靖，不仅是萧更合理的民族观念，更来自他对生命的认识。但是萧峰真的是悲剧吗？记得在一张帖子里，引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解释：“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金庸的本意或许是像把萧峰刻画一位古希腊式悲剧英雄，但他那种本质的气质，最终将萧峰演变成一种悲惨。天龙八部，众生皆苦，世间的苦海任何人都逃脱不了。〈〈天龙〉〉那种“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荒漠与虚无更加的明显。似乎金庸在告诉世人：“人的软弱无力与悲观失望，及遭受的苦难是必然和无法摆脱，生命的本质是死亡，世界的归宿是虚无。”尽管金庸也许只是想惊醒世人，但〈〈天龙〉〉最终变为虚无。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固然是空，但生命也只是是一场虚无吗？萧峰在与命运的抗争中逐渐由悲壮暗换凄苦，塞上牛羊的约定是萧峰唯一的拯救，阿朱的死宣告了萧峰的死亡。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有赤手屠熊缚虎的勇猛，有金戈荡寇鏊兵的神武，更有燕山十八骑，奔腾如虎风烟举的英豪，更有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的惊天地泣鬼神，但萧峰所有生命的热情都埋葬在那个“塞上牛羊空许约”的雨夜，他似乎更像一只孤独绝望的狼在荒原上独行，也只有烈酒能激起他些许豪情，死亡对他只是一种解脱。野律洪基的苦笑，宋军的冷血，是一种虚无的冷漠。〈〈天龙〉〉与萧峰所表现的那种悲凉与空漠不是佛家的“破相扫执”，禅宗对把禅定义为在普通的生活现象中去领悟，去达到那个永恒的生命的真谛，从而飞跃地进入佛我同一，物己两忘，宇宙与心灵融合为一体的那种异常奇妙，美丽，愉快，神秘的精神境界。也不是真正的悲剧美，更像是同是佛教徒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究其本质来自于自苏轼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中国封建文明逐渐衰落而对整体人生产生空幻，荒漠，无所寄托的虚无感。直至〈〈红楼〉〉对整体社会与人生的彻底否定，延续到王国维对个体生存的否定，厌倦，恐惧而以艺术作为精神慰藉。这也就决定了金庸要归宿于一种变相的虚无。开始的时候金庸用华丽来掩饰生命的本质，等自己揭开了真相却认为是虚无。这也是金庸内在的矛盾。对比真正的悲剧，金庸的人物缺少一种对抗命运的震撼。正如尼采所说，人物怀着对生命极度热爱，对抗命运的强大与无情，在痛苦的颤栗之中，强大的生命力疯狂地扩张，从而超越命运与苦难，达到生命价值的永恒。而读者或观众达到一种深度的震撼，真正认识并超越生命的本质，战胜由生命短暂与脆弱产生的孱弱，绝望，恐惧，真正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不禁再次想起〈〈云海玉弓缘〉〉中厉胜男那种对抗命运的爆炸般燃烧的生命力，那是对命运与死亡的征服，而那种强烈的震撼是无法在金庸的虚无中感受到的。〈〈云海〉〉才是真正的悲剧，而〈〈天龙〉〉更像是一种悲观的表现。金庸的文字与情节均是炉火纯青，梦里落花一样的优美与深情，古典神韵的完美体现，任情至性的浪漫情怀，传统大义的娓娓道来。一切都已经接近完美，形式上金庸已经达到了伟大的高度，惟独差最后一点灵魂深处的震撼。金庸归宿于梦里花落的优美与虚幻。
〈〈笑傲〉〉是一则政治寓言，更多的表现的是真正渴求自由中在利益倾轧中的迷茫和挣扎。几乎所有的门派都是利益的追逐者，有人说方证与冲虚是最大的阴谋家。二人也真是德高望重，但又何尝不是在江湖领导权的争夺中求一杯羹呢？两人对令狐冲的拉拢更是不动声色，不费少林武当的一兵一卒解决五岳剑派的阴谋家们和魔教的新老魔头。只有恒山是唯一的净土，吴天德在福建的深山中义助恒山派充满了少有的人性的温馨与真诚。魔教与正派化干戈为玉帛是一种胜利，冲盈的爱情修成正果。但〈〈笑傲〉〉中有一股有些近似〈〈连城诀〉〉的严酷与阴冷，总有一种空漠的惆怅—金庸的必然。
〈〈鹿鼎记〉〉的意义在于它的讽刺性。官场与妓院的比较，着实是对中国悠久的官场哲学的揭示。金庸编织故事的能力也在此书达到完美的体现，〈〈鹿鼎记〉〉可以当作是武侠版的〈〈清明上河图〉〉。〈〈鹿鼎记〉〉略带灰色的幽默，充满离奇的有趣，像是奇幻好玩的历险记一样很有吸引力。韦小宝是代表了一些中国人的性格，但更多的是体现了金庸对这个机灵狡黠的顽皮少年的偏爱，并把读者的感情也给带过去了，一起把他作为自己的朋友了。金庸追求趣味性性的笔调使的韦小宝无法像阿Q一样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中国人真正的典型其实是曾国藩与薛宝钗，追逐利益的不择手段与老谋深算很好地隐藏在了娴熟地遵守社会规则的宝相庄严之中，像韦小宝这样有些近于无赖，就流于下乘，也只是他年纪小，倒显得有些可爱，真正成年了，也只有一句“老子不干了”归隐江湖罢了。
金庸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精彩的江湖，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看金庸群侠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就是在欣赏那些花儿的花开花落，为他们的幸福而幸福，为他们的悲伤而悲伤，为他们的感动而感动。可惜的是，金庸是如此的接近伟大与不朽，却总是差了那一小步，也许生命中本就有很多不可强求。正如“王子猷雪夜泛舟访戴安道，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人问徽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或许金庸本就是凭一种梦的冲动开始自己的江湖，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过于看重成就的高低就着相了。
后记：我是看着金庸的武侠成大，当年夜深雪落，缩在被窝里看郭靖黄蓉们的故事，陶醉在他们的世界里。长大了忽然发现那已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多年沉淀的看法说出来聊一笑，总是罗嗦了一点，总是不忍漏掉那些感动过自己的那些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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