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url=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3262.shtml]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3262.shtml[/url]胡适在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０日《东方杂志》第１８卷第１３号发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文章宣称“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胡适这样说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杜威最注重教育的革新，他的教育观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二，胡适给了我们一种哲学方法：“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胡适告诉我们，杜威的哲学方法就是“实验主义”。而“实验主义”可分为两大内容，一是“历史的方法”，一是“实验的方法”。对“实验的方法”，胡适作了如下解释：
“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第一件——注意具体的境地——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假问题，省去许多无意义的争论。第二件——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的两种方法，大加推崇，说：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杜威先生虽去了，他的方法将来一定会得更多的信徒。国内敬爱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于推行他所提倡的这两种方法，使历史的观念与实验的态度渐渐的变成思想界的风尚与习惯，那时候，这种哲学的影响之大，恐怕我们最大胆的想像力也还推测不完呢。
因为这两种理由，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该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以“特约评论员”为署名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真正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的教师胡福明。此文随后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并由《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此文的发表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并带动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此文的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脱胎于胡适所说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从“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由一粒种子开出的一朵“更灿烂的花”；从胡适的一篇文章到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就是一种方法结出的一枚“更丰盛的果”。 “实验”和“实践”不是一回事啊。
搞不清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大概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现在只具有一点社会史学价值，连思想史价值都谈不上。不像胡适1921年时提出的观点，倒还有点思想史价值。 78年的实践标准讨论，从一开始就是个政治事件，胡福明写的文章，和胡适没有任何关联，他也没有兴趣来探讨什么纯理论问题。胡福明可不是书呆子，离开学校去党政机关工作，是他原来就有的想法，给光明日报写稿，不过是他实践想法的第一步而已，当然，引出那么大的反响，是他始料未及的。我认为他的选择是对的，以他的学术能力，留在高校，评上教授都很困难，投机成功，则走出了另一番精彩人生。 看不出胡福明的人生有何精彩。
那个时候，上面急着要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胡福明审时度势，投其所好，炮制出这么个东西。他实现了他个人的做官梦，却害了一代人、两代人。直到今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被当作是普遍真理所信奉。任何邪恶的实践目的都可以打着检验真理的旗帜要求付诸实践。
胡适复述杜威说过的话——但根本上讲是误解的。胡福明提出了一个愚弄普通老百姓的理论。 对精彩人生的理解各有不同吧。胡福明后调入省委宣传部，一路当到省委常委，现已安全退下，这条姚文元之路，胡福明走得很顺畅，总比呆在高校里，平平庸庸混到退休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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