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警语
我年少之时，常往家父的书架上随手取本书，翻读几页，寻几行「警语」，拿起红蓝铅笔圈点圈点，更过瘾的是一定要模仿那批作文的先生们的语气，给批一批我的意见。总地来说，那并不是我「幼好读书」的例证，祇是我有模学样、好为人师的一个游戏──而且是一个相当孤独的游戏；因为在那游戏里，我连写书的人的交情都没套上，我常是不了解他们的。去年我替家母整顿旧居，扔掉了十四卡车的杂物。有一整抽屉积满了灰尘、虫尸、顽垢的小开本旧书在临上车前又给家母救了回来。她直说抽屉里头藏着几颗有用的图章，不可弃也。结果图章没找着，我却发现了三、四十年前我对书中「警语」的许多意见，光凭那些眉批夹注来看，便知道我是多么啰唆、好辩且擅于抢白哑巴古人的一个小孩。
在《读书的艺术》那本书里，收罗了蒙田的〈谈书〉一文，我把下面这段话加了红杠：「如果在阅读中碰到甚么难懂的地方，试一两次之后我就不再去费心思了，因为我有一颗任性的心，要是我不小心就沈迷在一个问题上，那不但浪费了时间，也使自己无所适从地迷失于其中了。」书边的空白处，十一岁的我批道：「吾亦深有同感，不必勉强自己迷失于算术之中。」
在梁实秋的《秋室杂文》中有一篇〈谈友谊〉提到：「大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臭味相投，方永以为好。交朋友也讲究门当户对，纵不必像九品中正那么严格，也自然有个界限。」这一段我涂的是蓝笔──意思是不能苟同──页间的空白处则写了：「阶级意识作祟，可悲可叹！不知徐小华有何感想？」徐小华是我小学六年级时的邻座女同学。从这行批语，我才依稀想起：我当时之所以断章取义地反对梁实秋的立论，肯定与我初开的情窦、以及那位徐小华不错的家境有关。2
还有洪炎秋的《又来废话》里收录了〈作家的修养〉一文，引述赵丽莲教授对台大外文系学生的临别赠言，那句话是；「除了作自己，绝不依靠任何一个人。」洪炎秋接着写道：「这个金言，适用于从事各种学问的学徒，想要当个『作家』的人更须拳拳服膺，古来有名的作家，都是依靠自己的苦修，打出天下来的。」这么好用的励志之言，自然是红笔加圈，我还特地背诵了那句：「Never depend upon anyone but yourself.」的铭言。可是当日所下的批语却于此时困扰起我来了。我是这样写的：「从今天起不应再养成要零用钱的坏习惯。」事实上我不擅治生理财，略有收入即向父母报缴；直到四十岁结婚那一年为止，还一径过着伸手讨零用钱的生活。那么，十岁那年的我在立志独立苦修之后是怎么活下来的？或者，我究竟干过甚么独立苦修的勾当？着实是个难解之谜。
多年之后重读旧书里的警语，常觉其无甚高论，倒是我那些童稚痴騃的阅读轨迹引起了无限的感慨和思索。如今我走上作家这一行，常在谋篇行文之初想起一则警语：「作者喜用警语，是由于才力薄；读者喜读警语，是由于识力浅。」这是谁写的，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写的人还引伸了两个例子，大意是说：才力薄的人写不出充实的文章，只能靠一、二佳句娱人，彷佛外在内在皆无足取的女子穿着时装、追随风尚，「勉邀登徒子之一盼」。而识力浅的读者也无能贯通某书某文之涵义，只好寻摘警句以自欺，犹之乎乡巴佬到上海，惊诧于外滩楼房之高、路上汽车之速，回到乡里逢人只说这两件事，以骄其同侪，好像上海也便仅此二者尔耳。3
警语之有效，大概就在于它吻合一种平滑不起绉褶的脑子懒惰而便宜的思考期待。近些年我读不惯昆德拉的小说大概就同厌烦警语的毛病有关，似乎每隔几行几页，昆德拉就想唤人兴起一种拿荧光笔将一篇小说中的某个句子划下来的冲动。在差一点划下那条线来的剎那，我想起小时候的我──彼时读书，何尝识书？不过是借着书来宣泄我对这世界零落的愤慲；也借着这些零落的愤慲打搅了书而已。这还不算严重，每当我听到政治人物引经据典、大作警语之际，就又会发现那种「勉邀登徒子一盼」或者「骄其乡巴佬同侪」的肉麻劲儿。套句孔老夫子的警语：「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在《读书的艺术》那本书里，收罗了蒙田的〈谈书〉一文，我把下面这段话加了红杠：「如果在阅读中碰到甚么难懂的地方，试一两次之后我就不再去费心思了，因为我有一颗任性的心，要是我不小心就沈迷在一个问题上，那不但浪费了时间，也使自己无所适从地迷失于其中了。」书边的空白处，十一岁的我批道：「吾亦深有同感，不必勉强自己迷失于算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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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 有妙谛。“作者喜用警语，是由于才力薄；读者喜读警语，是由于识力浅。”深得我心，道俺所未能道。
作家毛姆自嘲过幼年的警句癖，他曾写过一个警句：“随心所欲，可要注意转角的警察。”他还接着自嘲道：“我到二十四岁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它以两条规律为基础，事物的相对性和人类的圆周率。后来我知道，这两条中的前一条并不是什么独创的发现，后一条也许含有深奥的道理，可是我绞尽了脑汁，这一辈子再也记不起我当时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人有趣，想找他其它文章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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