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忠：清理地方债务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地方债务一直是中国经济前行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2010年3月笔者曾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地方融资平台或是引爆中国泡沫经济的定时炸弹》，就对信贷盛宴之后地方融资平台的潜在风险表示过担忧！也曾提到2010年至2011年后续贷款约为2-3万亿元，如此至2011年末将达到10万亿元！10万亿元的地方债务相当于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国家外汇储备的70%！2011年6月路透社指出，中国当局准备清理2-3万亿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一石激起千层浪，地方政府债务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到底有多少？2011年6月1日央行发布《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同时央行称平台贷款在人民币各项贷款中占比不超过30%，而央行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年底人民币各项贷款47.92亿元，由此可以粗略推出一个上限值，平台贷款占比不超过30%意味着平台贷款规模的上限约为14.4万亿元！而2年前的今天又是什么情况呢？2009年5月底央行公布信息显示：全国共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家左右，总资产规模约9万亿元，总负债规模升至5.26万亿元，平均负债率为60%。5.26万亿元的负债相当于2009年全国GDP的15.7%、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76.8%、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161.35%。短短2年时间，地方政府债务竟然膨胀的如此之快！
说到底，地方债务问题就是“一双小脚穿了一双大鞋”的问题！地方政府财权过小，但事权又过大！
地方债务清理与房地产行业的隐忧！
明眼人都不难发现，地方债务清理问题与房地产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房价不断攀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地价不断高企！“高房价”与“高地价”好似一对犬牙交错的齿轮，就在这对齿轮不断运动中百姓的储蓄被掠去！2010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2.9万亿元，地方债务危机往往与土地市场密切相关，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诱饵，大量获取了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而这些商业贷款本应该是流向民企，激活民企的“救命钱”！
随着民怨的不断累积，再加上本届政府谢幕之年“树德”的需要，中央政府开始打压楼市，“限购令”、“限贷令”、甚至是直接控制预售证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房价上行的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以北京为例：据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显示，截至2011年5月31日，5月商品房期房住宅签约套数为6139套，环比4月下跌了1.3%；签约均价为19710元/平米，环比4月20480元/平米下跌3.8%，再次跌到2万元以下，往昔“红五月”的热闹场面未再现。楼市的趋冷势必影响土地市场！据统计，2011年前五个月北京共出让79宗土地，土地总收入达到264.7亿元，约为去年同期的43.7%。而2010年前五个月，北京公开出让土地96宗，成交额达到了603.4亿元。
土地是地方政府敢于大规模借贷的底气！“土地财政”的不给力势必加速地方债务危机的爆发！正如厉以宁先生所言“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不能老靠卖地来建设。”
当前中国房地产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国外各个阶层都密切关注得话题！每个人对它的评价也各不相同，对冲基金投资人James S. Chanos说“中国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1000倍以上”。暂且不说他是否危言耸听，但显然房地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体系的顽症！最近几年的房价是“越调越涨、越长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一直在各方利益中寻求平衡以及再平衡，而不是痛下决心彻底洗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如何彻底解决而不是暂时吃 “止疼片”？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急需彻底洗牌！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累积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划分不对称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一直是单一制国家，与多数大国的联邦制完全不同！换言之，中国政府的中央与地方更像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而邦联制体系下中央和地方更像是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其区别在于地方政府是不是独立法人？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总公司需要对分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现实中的表象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拥有对地方政府绝对的设立和任命权，其合法性来自中央的背书，债务自然也有中央承担！所以我国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权力和义务的不对等，及中央管理地方时的信息不对称。
就“财权”而言，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是我国最重要的四大税源，其中增值税的75%归中央、25%归地方；消费税全归中央；所得税的60%归中央、40%归地方；营业税中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部分归中央政府，其余归地方。不难发现，摆在台面上的“肥肉”基本被中央拿走，地方政府得到的“军饷”有限！
就“事权”而言，地方政府承担着本地区大部分建设任务！进而演变出跑“部”“钱”进的现象，地方政府承担的大型建设项目，需要到中央各大部委去要资金！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不哭的孩子干受穷！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中国传统“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此外，一些胆大的地方官员开始自谋“钱”路，其手中掌管的土地资源便浮出水面！进而有了土地财政的故事！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2个方向：第一、增加中央的事权；第二增加地方的财权！就第一个方法而言，中央增加事权就意味着集权的“加强版”，这种方法也是中央某些官员翘首以盼的，但从经济学的效率理论而言，显示是不妥的！行政化色彩过浓的市场往往是低效的！就第二个方法而言，地方政府增加“财权”。财权的划分就是税收体系的变革！消费税具有特殊性，必须由中央统一控制，否则全国各省到处开烟厂、酒厂了！增值税则不同，当前国家大力提倡产业升级，如果地方政府分享的25%比例有所上升，一者可以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二者可以有效的激励地方政府提升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让我们再重新梳理思路：房价攀升的遏制使得土地市场趋冷，土地财政的难以为继使得地方债务危机凸显！如果不能为地方政府真正找到一条取代土地财政的出路，地方债务危机的清理很可能不了了之！地方债和房产税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使地方政府从之前的银行间接融资转为直接融资，其融资的标的便是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融资信息的透明度，同时辅助强有力的监管！
地方债务清理反映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摇摆和犹豫”！
何为“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当前仍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见不到长期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或者叫“中国式金融危机”、“中国陷阱”！说到底，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小平同志锐意果决的改革开放！一次大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腾飞保驾护航了30年，也成就了中华复兴！但今天的中国，再一次站在了改革的十字路口！人口红利的衰退、进出口的持续恶化、食品安全的人心惶惶，甚至是边疆稳定也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建国以来内蒙古一直安泰祥和，但今天也有了不和谐声音！
从地方债务清理推向全面改革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经济结构的转型，到税收体系的重构，从土地财政的退出，到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重塑！这一切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的决心是否决绝！再优秀的平衡大师也有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候！
结束语
面对2008年的次贷危机，政府果断的推出经济刺激方案，也确实使中国经济成功的实现了V型反转，其贡献是任何人也不能忘却的！但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巨额地方政府债务随之而来！若要彻底清理地方债务，中央没有坚定的决心和巨大的政治能量是断然不能完成的！本届政府即将谢幕，这个任务可能要留给下届政府了。下届政府若要治之，全面的经济改革是必经之路！ 为什么很多人都把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归结为地方财权过小而事权过大所致，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地方上缺乏有效分权的体制背景下，地方行政成本（浪费钱、糟蹋钱）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更远远超出提供必要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量，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的责任不该完全推到分税制头上。当然，在分税制下，所谓的转移支付，也在浪费钱、糟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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